看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旧事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推翻满清王朝并成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之后，新生的共和国随后却遭遇了“袁世凯挥师围武昌及清帝逊位”、“孙中山南京临时国民政府”、“袁世凯大总统及北京国民政府”、“宋教仁国民党参与组阁及国体政体之争”、“宋教仁遇刺及行宪之路中断”、“孙中山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之变”、“蔡锷护国战争”、“张勋辫子军复辟”、“孙中山广州非常国会之争”、“两次护法战争”、“新旧约法之争”、“南北分裂及北洋军南伐战争”、“直皖及两度直奉军阀混战”、“粤桂战争及陆荣廷旧桂系垮台”、“孙中山第一次北伐战争”、“广州军政府分裂及两次东征陈炯明”、“冯玉祥国民军北京政变”、“滇桂联军及广州商团叛乱”、“广州清党分共”、“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四·一二国共分裂”及“宁汉分裂与合流”等一系列如同走马灯且严重骚扰荼毒华夏的大规模政治军事之变乱。
1912年孙中山仓促发动的“二次讨袁革命”失败后，华兴会创始人、同盟会创建人之一、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宋教仁于同年以同盟会为基础，再聚集了多个小型革命党团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担任代理理事长，与袁世凯大总统紧锣密鼓地磋商国体、政体、国会选举及组阁问题，并在新议会中积极为国民党争取多数议席，名义领导人孙中山则流亡日本继续从事反袁世凯活动。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后，孙中山1914年在日本组建了“中华革命党”继续反袁斗争。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联合数个革命团体在中华革命党基础上组建了新党，复用此前已被北洋政府取缔的“中国国民党”之名。
1920年代初，长期依靠粤滇桂湘等地方军阀势力坚持与北洋国民政府对抗的南方革命政府大元帅孙中山为了迅速扭转军事政治上的劣势，开始与列宁、托洛茨基及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及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频频的密切接触。1922年9月，因陈炯明粤军政变而避居上海的孙中山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年底又开始与苏联及共产国际驻华全权代表越飞进行了多轮谈判磋商，并于1923年1月发布了《孙文、越飞宣言》，双方确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基本政策（后来发布的《宣言》公开文本中似乎并无此项文字，而国共两党日后对三大政策的表述也存在着重要的差距），并就政治、军事、外交、财政及物资（包括帮助国民党改组、军队建设、训练及军官学校创办）等具体援助内容签订了联合宣言及秘密附件（苏联顾问鲍罗廷被聘任为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的“组织教练员”）。
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在广州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为165人，其中共产党代表24人（当时国民党全国党员人数约7.6万人，共产党全国党员人数约500人）；苏联顾问鲍罗廷出席了会议；大会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并在随后举行的一中全会上根据孙中山的“容共”原则选出了包括10名共产党员在内的41人中央执行委员会及8个常设机构，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如后：李大钊、于树德、谭平山、林伯渠、瞿秋白、吴玉章、董必武、毛泽东、张国焘及沈定一；三人中央常务委员会中有共产党员谭平山（其余二人为戴季陶及廖仲恺）。
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常设工作机构负责人名单如后：组织部长谭平山（共产党员，组织部秘书为共产党员杨匏安）、宣传部长戴季陶（后由汪精卫兼，共产党员毛泽东代理）、青年部长邹鲁、工人部长廖仲恺、农民部长林伯渠（共产党员，农民部秘书为共产党员彭湃）、妇女部长曾醒（后为何香凝）及军事部长许崇智，（调查部暂未组建）。
一届一中全会闭幕不到两个月，由国共两共同执掌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苏联的援助下雷厉风行地建成并开始办学，校长为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教育长邓演达，苏联总顾问契列潘洛夫。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共产党员），副主任张申府（共产党员），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共产党员），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共产党员）；军校第一期645名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110名。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轰轰烈烈地拉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幕。
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256人，其中共产党员代表约100人；大会确立了“继续联俄师俄、反对右派活动、党权至上”政治原则，还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并在随后举行的二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了由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第一次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林伯渠（共产党员）、谭平山（共产党员）、杨匏安（共产党员）、陈公博及甘乃光等9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负责人则为谭平山、林伯渠及杨匏安等三位资深共产党员。
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大名鼎鼎的辛亥革命政治家、孙中山政治秘书、总理遗嘱执笔人汪精卫独揽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首席苏联顾问鲍罗廷）主席、军事委员会（顾问为鲍罗廷的副手、亲汪精卫主席的苏联人季山嘉）主席及国民政府主席等党政军三大部门的一把手要职，而中央常委蒋介石仅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兼东征军总指挥等次重要职务；中央组织部、军事部、工会及地方党部等要害部门仍在共产党员、苏联顾问或亲共人士的掌控之中（如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组织部秘书杨匏安、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中央农民部长林伯渠、农民部秘书彭湃、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以及多个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而中央监察委员会当时因被视为“老朽迂腐者”之部门，共产党一直未涉足其中。
由共产党领导主持的工会及农民运动干部培训工作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工会还组建了实力强大的“工人纠察队”武装组织，在此后的“中山舰事件”平息过程中，广州驻军第1军第1师刘峙部与第2师蒋鼎文部在查抄工人纠察队时仅收缴的枪支就超过了4000千枝。
直到同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沪港多地的新闻媒体都视广州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为左倾政治产物，视黄埔军校蒋介石校长为左倾重要领导人，有媒体甚至还还将广州形容为“粉红色广州”。
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总司令下令包围了苏联顾问团驻地，并强烈要求苏联政府立即召回军事总顾问季山嘉等责任人；汪精卫主席则于3月23日深夜率妻仓皇不辞而别疾驰香港再转越南远赴法国“疗养”，群龙无首的国民党不得不提前于5月15日召开了二届二中全会，以图理顺国共关系，稳定政治局面，尽早实施北伐大业。
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共必须提交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及中共党员不得担任政府部长”的《党务整理案》（此决议案获得苏联首席顾问鲍罗廷及共产党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瞿秋白、张国焘及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的同意及批准，后均以“右倾投降”罪名遭党内批判），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籍部长全部去职，由张静江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委员长、谭延闿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担任中央组织代理部长。
为继续保持与苏联、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蒋介石总司令就任新职后除及时与从北方赶回广州的鲍罗廷会晤并向事件期间被临时扣押的苏联顾问当面道歉外，还以“失职”名义忍痛逮捕了平息“中山舰事件”有功的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及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还不动声色地赦免了明显涉嫌兵变的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反而委其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周恩来也只是根据《党务整理案》的相关规定辞了第1军副党代表及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而改任军事委员会特别政治训练班主任，继续为中国共产党积极培训政治工作干部。为稳步维系国共关系，蒋总司令还说服右翼国民党大佬胡汉民等离开广州去外地考察休息。
直到1926年7月9日，广州国民政府终于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政治目标基础上，继续尊奉孙中山“联俄容共”三大政策及原广州革命政府党政军领袖汪精卫“以党治政、以政治军”训示情况下，组建了由年初首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的蒋介石担任总司令、由大量苏联顾问和中共高级干部参与的国民政府北伐军总司令部及基本作战部队第1到第8等八个军，并宣布了全面北伐战争的正式打响。北伐军总司令部及各军军长、苏联顾问及党代表名单如下：
北伐军总司令部组成人员：总司令蒋介石（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总顾问加仑将军（真实名布柳赫尔，国民政府苏联总顾问为鲍罗廷）；参谋总长李济深（1949年在香港脱离国民政府起义），苏联顾问罗加乔夫将军，参谋次长兼代理参谋长白崇禧；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亲共人士，后组建反蒋反独裁的第三党），苏联顾问拉兹贡，副主任郭沫若（共产党员），秘书长许德珩（亲共人士）；前敌总指挥唐生智（1949年脱离国民政府起义）；总司令部后方留守处主任李济深兼，苏联顾问叶弗涅莫夫；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孙炳文（共产党员）。
北伐军各军军长、苏联顾问及党代表组成人员：
第1军军长何应钦，苏联顾问切涅潘洛夫，党代表缪斌（抗战中沦为汉奸）；
第2军军长谭延闿，苏联顾问泽涅克，党代表李富春（共产党员）；
第3军军长朱培德，苏联顾问马采伊利克，党代表朱克靖（共产党员）；
第4军军长李济深兼，苏联顾问格列夫，党代表廖乾吾（共产党员），该军独立团团长为共产党员叶挺；
第5军军长李福林，苏联顾问鲁涅夫，党代表李朗如（1949年脱离国民政府起义）；
第6军军长程潜（1949年脱离国民政府起义），苏联顾问康奇茨，党代表林柏渠（共产党员）；
第7军军长李宗仁（1960年代毅然偕妻由美国回归大陆），苏联顾问马迈耶夫，党代表黄绍竑（1949年脱离国民政府起义）；
第8军军长唐生智，苏联顾问沃伊里奇，党代表刘文岛。
1927年3月下旬，在北伐军东路军攻占了华东的闽浙沪皖苏地区、西路军攻占了华中的湘赣鄂地区后，国民党及北伐军高层开始在“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推进国民革命”政策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分裂，淞沪“四·一二”清党分共事变发生后，在北伐军不同系统部队的支持下随后就形成了蒋介石总司令，中央监察委员会，何应钦部第1军及北伐军湘系桂系谭延闿、程潜、李宗仁及白崇禧各部合组的“南京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和刚由海外归国的汪精卫主席，鲍罗廷及苏联顾问团，宋庆龄，革命政治家孙科、徐谦、何香凝、谭平山及陈友仁，北伐军唐生智、朱培德及张发奎等各部及中国共产党合组的“武汉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中国长江以南半壁河山“一地两制”的独特革命奇观在双方的厉声对骂激情互殴场景中兀然拉开了大幕。
宁汉两方你死我活地对峙对抗到同年7月15日，宁汉分裂后曾经坚决与苏联、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高度保持一致、坚决推行“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分地分浮财、工农当家作主”革命政策的汪精卫主席在秘密会晤了西北军事实力派人物兼居间调停人冯玉祥总司令后，决定实行“驱俄清党分共”（总顾问鲍罗廷及所有顾问被驱逐出境或被礼送出境）并推进“宁汉合流”新政策，始于广州盛于广州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就这样轰轰烈烈地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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