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从“清流党”走出的洋务运动领袖
提起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或“晚清中兴”，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两位领袖级大人物——李鸿章和张之洞。但鲜为人知的是，有“洋务运动中流砥柱之誉称”的张之洞在“清流党”初兴伊始，还是“清流党”的四大“中流砥柱“之一。要说清楚这种巨大的变化，还得先扼要介绍一下曾经将大清朝廷搅得乱哄哄的晚清“清流党”。
晚清的“清流党”其实也不是一个政党或成员固定的团体，只是由一批“志同道合”的朝廷谏官、言官及社会名流共同形成的一种特殊言论潮流。“清流党人”多担任虚职，不参与行政、经济、外交、军事与商务方面的具体事务，对外部世界及现代科学技术也一无所知，而习惯于借儒学、礼教和祖制占据道德制高点，频频大发口炮，随意批评弹劾军政大员，普遍盲目好战。
时人就用一头牛来来比拟清末的整个“清流党”方阵，指同治帝师李鸿藻大学士、光绪帝师翁同龢大学士为青牛（谐音“清流”）的牛头，掌控方向；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之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巴，宝廷为青牛之牛鞭，王懿荣为青牛的肚囊（其余不重要的牛皮与牛毛还有很多），而淮军名将张树声之子张华奎，因只是三甲同进士出身，压根就没有入翰林院的资格，因此被晚清民史学家李慈铭讥为“牛毛上之跳蚤”。
“张佩纶、张之洞”这二张就是中坚骨干，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可见其战斗力非常生猛。张佩纶，河北丰润人，用其后来岳父李鸿章的话来说，张佩纶年轻时以笔作剑，横扫天下，犹如“太阿出匣，光芒逼人”；张之洞，河北南皮人，号香涛，功高德巍后，人称张香帅。他在“清流”活动中上奏进谏的“搏击”力与张佩纶并驾齐驱，所谓言论风采，倾动朝野，一纸纠弹，百僚震恐。因此有讨厌此二人的说：“南皮、丰润两竖，以朋党要结，报复恩怨。”
但是这位以谏诤、直言谠论为业的“清流”牛角在光绪七年（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后，迅速投入到洋务派中，到他担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重臣后，又华丽转身成了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堪与比肩李鸿章的洋务派领袖级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道路巨变令时人瞠目结舌，还有人讥其为“巧宦”。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故称“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祖籍直隶南皮，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咸丰二年（1852年）16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27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同治二年（1863年），他如愿以偿，得中第三名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被授予七品衔编修，正式步入仕途，成为官僚阶层中的一员。同治三年（1864年）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及军机大臣等要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同治五年（1866年），张之洞大考获二等后，先后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及四川学政等主管教育的官职。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大力整顿学风，建立经心书院，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颇得众望。他任四川学政时，与四川总督吴棠一起在成都建立了尊经书院，延请名儒，分科讲授，仿照阮元的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的例规，手订条教，并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以教导士子应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以及修养品德等。
张之洞与“清流党”分道扬镳后，成了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深知教育为富国之本的他在教育方面孜孜不倦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先后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及广州广雅书院等多所学堂。
张大帅虽未留洋镀金深造过，但他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却非同一般，他认识到发展教育在于普及国民教育，而普及教育的基础又必须从小学普及起。而普及小学则需要大量合格的教员，这是发展小学的先决条件。他查阅了各国中小学教员都来自于师范学堂，故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至为重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除选派两院学生赴日本专学师范外，张之洞又在武昌创办了湖北师范学堂，专门培养中小学教师。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出任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又奏请设立了三江师范学堂，选派科举出身的中学教习50人，负责讲授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及体操各科。中日教习也能相互学习，更可以解决中小学堂的师资问题。在张之洞的倡导下，湖北的师范教育行政体系取得较大的发展，为推动湖北近代教育起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为湖北的发展造就了大量人才。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之所以发端于武汉，与张之洞当年在湖北及武汉积极推行现代教育应该存在着极为重要的良性关系。
在创建与发展中国现代工业方面，张大帅也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竭力倡议并亲自主持了京汉铁路南段线路的工程建设，创办了汉阳铁厂（因缺乏专业科学知识，又难脱官员的独断专行陋习，因购错冶炼设备而多花了大佬银子，多走了很多冤枉路）、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笔者今年初还在重庆参观了抗战期间內迁到重庆并改名“第一兵工厂”的湖北枪炮厂，由该厂研发制造的汉阳造步枪在抗战期间还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武器之一）等。八国联军入境讨伐义和团，大沽口炮台失守京津告急后，张之洞联手两江总督刘坤一及两广总督李鸿章除了以“勤王京畿圣旨有伪”名义抗旨外，还秘密与驻上海的各国领事议订了“东南互保”协议以保东南地区的安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他以顾命重臣晋为太子太保，次年病卒于北京，获谥文襄公。留有《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被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张大帅一生廉洁奉公，平日出手大方但自己却身无长物，他首次出任山西巡抚就严厉打击鸦片商贩及地方贪官污吏。他也支持康有为及谭嗣同的“戊戌维新变法”，被慈禧太后所杀“六君子”中的杨锐还是他的得意门生，被捕后他也专电老佛爷营救但被拒绝；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监国后欲杀害洋务运动重臣袁世凯，他立即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载沣碍于其影响只好改安排袁世凯回河南老家医治“足疾”。但却因受现代政治文化知识缺乏的局限，张大帅在政治上却坚定不移地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借自己的富国强兵改革来延续大清帝国的寿命。
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游历到北京后曾对人说：“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孙中山先生则如是评价张之洞：“他是不言革命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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