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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杂院旧事:小小砖瓦厂,阶级敌人多

老马杂谈 老马杂谈 2022-01-23


1970年底,家庭出身存在问题的笔者,以“社会青年”身份与十多位社会青年(也包括三位年龄较大的“无业人员”)被区政府分配到了根据“备战备荒”最新政策正在筹建的小砖瓦厂。


我们提着行李来到正在荒野上紧锣密鼓建设的砖瓦厂,发现工地上已有一百余位1969届男女初中毕业生已经先我们在那里工作了,也有三十余位“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女参与其中。所有的干部职工都居住在红砖砌筑、内外墙壁均不抹灰粉刷、黄土地面、芦席红瓦盖顶的简易宿舍中。


住下之后,因为与我们同去的新职工中也有与前批中学生非常熟悉的人,因此我们很快就大致了解到了砖瓦厂职工的基本情况,用一句当时颇为流行的阶级分析话语“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来形容,估计过来之人就不难理解具体情况了,笔者与几位新同事兼新朋友也都不约而同、习惯性地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小小砖瓦厂的阶级斗争之水深不可测啊。


包括我们新职工在内的130余青年职工中绝大多数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也有数位在学校期间被批斗或被拘留过的“问题学生”,其中还有十余位父母正在“五·七干校”进行审查和改组世界观的市级革命干部子女;中年职工的身份与阶级情况就格外复杂了,有从区房产公司、区建筑公司及区公安分局分配或发配来的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及公安干警。“分配干部”来厂后继续在筹建指挥部(后改为厂革委会)下辖的政工组、生产组及木工房、材料组及仓库、后勤组及食堂)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筹建指挥部一副指挥还是原省公安厅犯错误而调离公安系统的科长)。

来砖瓦厂的“发配干部”则多为因涉嫌“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或其他反动行为被区市级机关审查后清退的干部,还有“砸烂旧公检法”后被解放军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清退出的公安干警;“发配干部”完全享受工人待遇,必须与我们一起顶烈日冒严寒挖土、拖板车、搬砖、运泥、拖砂、背水泥。


“发配干部”中还有两位外表儒雅,文质彬彬的亲兄弟,一位来自区政府,一位来自区公安分局,平时只是埋头干活,少言寡语,俩兄弟也极少交谈。工间休息时,坐在土堆上的他们偶尔也与旁边的小青年简单聊上几句,话题多半是气象、地理或数理化之类,从不谈及个人经历,更不会涉及政治与时局问题。也有几位性格比较活跃的“发配干部”在与我们这些青年职工交谈中,有时在介绍了一些数理化或科技知识后,还会婉转地提醒我们应该利用业余时间抓紧自修自学,不要天天打牌、下棋和打打闹闹,文化知识以后一定会有用的。青年职工大多也知道这些“发配干部”基本上都属于“阶级敌人”,但歧视或排斥他们的情况却基本没有发生过。


“发配干部”的身份情况也会随着阶级斗争形势而发生变化,如最初担任区绿化队书记的“筹建指挥部”赵姓主任是一位为人极忠厚且口吃严重的新四军老干部,我们进厂几个月后他就突然被调走了,后来我们才获悉他被原单位调回去接受“五一六”清查,后因实在难以承受严厉的审查而“畏罪潜逃”至省城西南远郊深的山中,最后被人发现饿毙在一块西瓜地中。

1971年上半年,在“深挖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更激越战鼓声的鼓舞下,小小砖瓦厂到处刷上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深挖五一六反革命组织”及“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醒目革命标语;厂革委会政工还在组晚间召开全厂动员大会,严肃揭批“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很快又成立由四五个青年男女积极分子组成、由厂政工组直接指导的“专案组”。不久后,一个隐藏极深的新“阶级敌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原区建筑公司的中年女工顾某就被“专案组”成功挖了出来,并将“案犯”及时关进“学习班”进行突击审查。


对这位“阿姨级”的原建筑队职工顾某突然变成了“反革命”集团骨干,砖瓦厂的青年职工大多都感到纳闷与费解。大家平时都与她很熟悉,而顾某平时待人也很热情,建砖窑期间,她与小青年合伙抬土抬砖走跳板上窑顶时,她总是会让小青年走正在耗力小许多的前面;平时她也压根不谈政治,性格大大咧咧,发恼骚发脾气都很少。尽管如此,在当时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小青年们还是不敢公开同情她。她随即就“销声匿迹”了。后来才有知情者透露,她被全天候监禁在政工组后面的一间窗户封闭的小黑屋中,由几位“青年积极分子”昼夜敦促她交代个人及其组织的犯罪行为,其间“专案组”男女革命战士还对她实施了严厉的“专政措施”。几个“青年积极分子”后来在青年职工中都变得名声狼藉,甚至还遭到一些好斗青年同事的公开讥讽与羞辱。


小小砖瓦厂从基建阶段开始,除了被挖出的正式“阶级敌人”外,还挖出了多个“准阶级敌人”,其中有因“违规谈恋爱”被送去“劳动教养”的男轻年职工及女青年职工;有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大会批斗的中年“无业人员”男职工;也有因“疑似生活作风问题”被送去劳教的青年职工;当然还包括笔者这个因“殴打贫下中农”(实属砖瓦厂附近乡村的一个“村霸”)险些被送劳教后被改判“记大过处分”的青年职工及其同伙。


1971年底左右,国家又挖出了更大的“阶级敌人”—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连续好几个晚上,全体职工又在寒气瑟瑟的食堂中斗志昂扬地参加狠揭猛批大会,“抓革命,促生产”,形势继续一片大好,还不是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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