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广东那几年的“反地方主义”运动

在1949年后的诸多政 治运动中，或许是地域偏远的原因，发生于1950年代初的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后来却变成了一段长期沉淀极深的历史。鲜为人知的是，广东省及其辖下的海南行政区还应该是1949年后全国“反地方主义”运动搞得最轰轰烈烈的特殊地区。欲知发生于广东的“反地方主义”的来龙去脉，就不能不追溯到曾经活跃于广东及海南岛的两支中共地方武装——“两广纵队”与“琼崖纵队”的建立、发展及其最后的归宿上。

两广纵队的前身是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于1943年12月改编而成的东江纵队。东江纵队成立时下辖第二、三、五大队和惠阳大队、宝支大队及港九大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林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1944年9月，东江纵队进行整编，所属部队编成第一至三支队和第一至三独立大队，还有一个北上抗日先遣队。以后又陆续成立了第四至七支队和北江支队、西江支队。到抗战胜利时，东江纵队所部已发展到9个支队、4个独立大队，共11000余人。

琼崖纵队则是中共早期在海南岛组建的一支游击队，是1927年9月在海南岛农民起义队伍基础上组建的。抗日战争爆发后，琼崖特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政府当局经过一年多的谈判，达成了团结抗日协议，并于1938年12月5日在琼山县云龙圩将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以下简称独立队)，冯白驹担任队长。改编时约300人，编为3个中队。不久后中共琼崖特委将已发展到1000余人马的独立队改称独立总队，由冯白驹任总队长兼政治委员，庄田任副总队长，李振亚任参谋长，王业喜任政治部主任，下编3个大队。1944年秋，独立总队又改编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至抗战胜利，琼崖纵队已发展到了7000多人。

然而，两广纵队作为一支特富广东特色的地方部队在1950年初广东军区整编中却被撤销了番号，所属部队改编为珠江、东江、北江、台山和西江等军分区下辖的独立团和广东省公安部队（琼崖纵队也被改编为海南军分区辖下的独立团及公安部队）。

广东地方部队之所以被裁撤，最主要原因他们对革命老大哥、来自东北的“四野”态度疑似不够热情缺乏尊重，1949年10月居然还发生了两广纵队为争抢接受国军第154师部队投降而误袭四野“塔山英雄团”事件。事后地方部队虽做了诚恳的道歉，但依然引起南下大军对他们的更大不满。此事件导致两广纵队在不到半年后即被裁撤，且种下了“四野”及南下干部团队憎恨广东地方党政军干部的祸根——亦即一年多之后的“反地方主义”运动。

原本就对以两广纵队干部为基础的“华南分局”心存芥蒂的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与广东方面的矛盾加剧。以林彪为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由中南局土改委员会出面），在对广东土改的评价上，一直就与华南分局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不久，时任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的李雪峰，公开对广东的土改工作表示了不满意，多次在局机关报《长江日报》上发文批评广东土改运动中发动群众不足，对贫下中农阶层的诉求不够重视，对具有华侨身份的地主富农甚至反革命分子过于偏袒，土改政策过右，是一种“和平土改”。

然而，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华南分局却一再不同意中南局的上述批评，仍我行我素。在这种情况下，1951年 4月中南局开始大动“手术”，将河南南阳地委书记赵紫阳调到广东，任命为华南分局办公厅秘书长，不久即升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1951 年 12 月 25 日，又调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陶铸担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到任后不久就接替了原由分局第三书记方方主管的广东土改运动。他与赵紫阳紧密合作，从牢牢抓住广东土改领导大权为突破口，全面夺取了广东的党政大权。

至此，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广东党组织严重不纯，要反对地方主义”之类的口号。在陶与赵主持下，广东先后实施了36次大规模的“土改整队”及“整肃”行动。到1952年5月，广东全省共处理犯“地方主义”错误的领导干部6515人。其间，改组后的华南分局还提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方针。于是，各级党委都要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当第一把手。任命四野第十五兵团副政委欧阳文、第四十三军政委张池明分别担任粤东区和粤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第四十四军政委谭甫仁、第四十五军政委谢明分别担任东江和珠江地委第一书记，其他各地、县，原则上均由南下干部担任第一书记；还先后调入了数万名大军及南下干部。作为广东地方干部的老领导方方，一直不同意“广东干部队伍不纯”的估计，挺身保护广东干部。这样，陶、赵便开始提出广东地方主义问题，并最终得到中南局和毛泽东的肯定。

1952年6月，毛 泽东在中南海亲自主持会议，在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及陶铸在场的情况下，毛当面批评了方方：“广东搞地方主义”，并强调指出：“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他还对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

毛 泽东对所谓“广东地方主义”的指责依据是：首先，反对中南局提出的“依靠大军、南下干部”，在干部任命中，偏重本地干部。其次，提倡广东特殊性（广东系全国最大的侨乡及城镇民族工商业集聚地，笔者注），搞“和平土改”。最后拉帮结派，“组织反党小集团”。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毛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叶剑英抓总（实际上让叶不要管陶）。叶剑英只好当场检讨了自己的“广东特殊论”（叶、方及冯等人回到广州后又在华南分局批判会上做了深刻检查）。不久，涉嫌“地方主义”错误的广东地方干部古大存（东江纵队老领导，1966年含恨离世，后平被平反昭血）及冯白驹（琼崖纵队老领导）等人均受到了严厉的组织处理。

“文革”结束后，中央纠正了当年对“广东地方主义”所做的负面结论，同时也对当年所有的涉案人员陆续进行了平反（重要涉案者方方的夫人苏惠女士自1989年即开始坚持不懈地为其亡夫不断申诉，要求平反昭血，1994年终于如愿以偿）；时任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南方日报》首任社长的曾彦修先生雨过天晴之后来还创作了记述“反广东地方主义”历史的回忆录。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