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高考作文最大的问题是不教孩子们说人话，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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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孩子写什么样的作文

我本科在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本科毕业后就开始参加高考阅卷。那时候在历史系，参加的是历史阅卷，后来也参加成人高考、自学考试等卷子的评阅。到了北大以后，我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
北京市语文高考的阅卷在北大。北大中文系是谁管本科生的教学谁来负责高考阅卷，再加上公务员考试、北大自主招生考试等的阅卷工作。我前后干了三十来年，确实也有一点经验，还有一些教训，更多的是有感触和希望。
如何使阅卷更公平，赋与的分值更合理更正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比如现在通行的双评制度，就是一道题最少要两个人来评阅。两个人评阅在多少分值之内算是合理，这个叫做阈值。
但假如一个给的分特别高，一个又给得相当低，那就超出了这个阈值范围。所以阅卷员压力也很大。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反复鼓励阅卷员说，大家要敢打高分，敢打低分，甚至敢打满分。只有这样，才能拉开距离，解决分数趋中的“大肚子”问题，才能让好作文显现出来。
2012年北京高考没有一篇满分作文，那年作文题是关于一个叫老计的铁路巡道工的故事。老计在大山深处他负责的一段铁路上不断地巡察，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我们知道火车一般不鸣笛，火车遇到突发事件，或者经过村庄、道口时才鸣笛，但是火车看到老计时给他鸣笛，表示尊敬，他也向火车敬礼。
材料是一段很煽情的文字，是真人真事。原来想真人真事，考生应该有话说，但孩子们写得惨不忍看。后来我们就下了决心，那年没有给一篇作文满分。不是不想给，是实在找不出一篇作文可以打60分。
没有满分作文，考生、家长、社会、媒体就有意见。我说那好吧，我们就“放下身段”，下到中学去了解情况，看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因此，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我下决心到北京的中学去。
有时候我一个人去，有时候找中学老师，找我们北大的几个年轻老师一起去。到一个中学，请周边的教研员、高三语文教师、同学都来，我们面对老师、面对学生，大家敞开来谈。你来质问我，我来回答你。我们希望孩子写什么样的作文，什么样的作文是好作文。


我现在还在跑招生，也常到全国各地做一些宣传。其实我的年纪真没必要这么干了，就是想宣传一些理念，小了说是北大的招生理念，大了说是这个国家培养人才的理念，如何通过一篇作文体现出来。
我经常跟孩子们说，我们都过了50岁，西北有一句俗话，翻过山坡的驴走下坡路了，这个国家靠我们已经不行了，要靠你们。我说希望在199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或者200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就是现在参加高考的孩子，希望你们在作文里说点人话、说点实话，希望社会上流行的说虚编谎的风气在你们手里把它减弱甚至灭掉。
说虚编谎、虚报浮夸是我们国家当代的恶习，既然是恶习，就很难根除，但我希望在现在的这些孩子把它给根除掉。那么，能否首先从写作文说人话、说实话开始？这是我苦口婆心到处讲的主要原因。
现在中学语文的教与学，最大的问题是忽视基础。过去高考命题的时候，前头还有15分的选择填空，叫作基础知识考题，现在这个没有了。并不是完全没有了，而是散在阅读与其他题型中，给大家感觉是没有了，似乎基础知识不那么重要了。我们总是老往下迁就，迁就所有的孩子都会答，迁就所有的孩子都能答完，迁就让人人满意，结果是人人不满意。
语文能力强的孩子，在高考中是吃亏的。因为数学、物理、化学如果考一道竞赛味儿的题，就能把考生的能力做出区分，但语文没有，语文没有一道题能把学得好和学得不好的孩子区别开来，把读书多会观察会思考的孩子区别出来，很难。
2013年我们设计了两套调查问卷，一套是针对教师的，一套是针对高中生的，出了100道题，教师、学生各50道，内容包括是否重视阅读，哪些课文受欢迎、哪些课文不受欢迎，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如何看待课外补习以及作文的教与学等。我们发现有15%的孩子，我把他们叫作语文的死忠派。100个孩子里面有15个孩子天生喜欢语文，不管老师教得好不好，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他就天生喜欢语文。
我们最对不起的是这批孩子，这帮孩子中学没有教好，到了大学假如他不在中文系，比如他到英语系，他就靠中学学的这一点语文知识打天下，所以导致目前外文书籍的翻译水平极低，尤其哲学书。
我不看翻译的哲学书，因为外国哲学本来就很难读，你再看现在人翻译的东西，更看不懂。最简单的断句标点都没法看，一大段句子就一个标点符号，我们换三四口气，这个句子还没读完，能让你噎住了。至于准确不准确，另当别论了。
我们的孩子在写作当中，不会用词，不会挑选词儿。现在好多人唱高调，对考生作文的要求很高，什么要有思想，要有逻辑，要有创新，等等。这些人压根儿就没看过现在考生写的高考作文，我经常说，能做到文从字顺、说起来是人话，把一件事说清楚，就很可以了。
不必要非拽着讲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你说人话，把你看到的故事说得完整一点，把你的话说通，有一定的连贯性，我们就跪在地上磕头，说：“少爷！谢谢你！你作文写得很好。”

打基础很重要

有一次在我的课上，我看到讲台上有一张纸条——是一个学生写的请假条，把我名字都写错了，“漆永祥”写成了“漆文祥”。我说行吧，漆永祥也没什么名气，没给我改姓，已经很感谢了。
纸条下面写：“我生病了，不能出席今天下午的课。”“出席”两个字是那么地扎眼，似乎在挤眉弄眼地嘲笑我。北大的本科生请假条都不会写，你相信吗？但这就是我们现在学生的现实。高中一点应用文都不教，又少接触社会，一点人情世故也不知晓。
本科生毕业的时候，多数继续读研究生深造了，个别学生要找工作，他说漆老师，能不能给我写封推荐信？我们一般说，你的情况我不是特别清楚，你先写一个底稿，你有什么能力专长，你写个大致，我再给你改。
很多学生不知道什么词形容自己合适，例如有的会说自己“有卓越的科研能力”。我说漆爷都不卓越，你已经卓越了。


我说是不是这样形容：本科生有一定的科研能力，硕士生有较好的科研能力，博士生有较高的科研能力，是不是得有点区别？一个本科生，把好词都用尽了，用人单位会相信么？
现在强调语文素养，还强调美学素养，等等，固然是对的，但对基础知识与能力，重视远远不够。我不会唱高调，只要到了中学，我就反复强调说要打好基础。
我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1996年我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北大中文系曾举行了一次青年教师座谈会，请一些老教授来为我们鼓励打气，我发言时说，我虽然博士毕业，但要给本科生上课，感觉压力很大，我觉得我的水平和能力还很差，还在打基础。当时裘锡圭先生也在场，裘先生接着说：漆永祥说得很对，不要说他，我现在都还在打基础。裘先生已经是全国古文字学界的权威，还如此说，我还不得老老实实地继续打基础么！
我也写过一些小文章，谈到现在语文学界有这个派、那个派。有的注重实用，有的注重文采；有人强调工具性，有人强调人文性。
有人问：漆老师你是什么派？我说我无派无宗，你一定给我定个什么派，我是基础派。打基础、打基础、打基础，重要的话要说三遍。一定要打好字词句的基础。现在孩子不背书，一背点书，就说死记硬背，老师也怕。
我认为除了该背的那些东西，如古诗文，高考、中考要考的东西之外，好的段落你也背，遇到好的词汇好的诗文名句，最好背下来。我记得当年像碧野的《天山景物记》这样优美的课文我都能背下来。
我小学时背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我知道司马迁是从《为人民服务》当中知道的。这些篇目我现在都能背下来，但大学时代就已经不怎么记东西了。
在最好的年龄，有最旺盛的记忆力的时候，多记点背点东西，一辈子都受用无穷。最功利地说，你背一点东西，背点词儿，高考的时候就不至于那么可怜，写出来的句子干枯无味儿。

整本书阅读

我到浙江一所中学做宣传，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我想法很多，可是我写不出来。”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没词儿，我拽不出来词儿。同样一句话，人家写得很好，我写得就很烂。”
我说：“你喜欢看什么书？”他说：“我喜欢读《西游记》。”我说：“《西游记》好啊，你看三打白骨精那回，白骨精三变，第一次美女，第二次老太太，第三次老爷爷。其中每次妖精出来的时候，都有一段话来形容她的长相打扮。如美女怎么月貌花容，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冰肌藏玉骨，衫领露酥胸；老婆婆如何两鬓如冰雪，弱体瘦伶仃，颧骨望上翘，嘴唇往下别；老公公长得白发如彭祖，苍髯赛寿星，耳中鸣玉磬，眼里幌金星；等等。
大家想想，如果妖精长得青面獠牙，指甲都这么长，吐着舌头扑过来，八戒的耙子早就打过去了。因为她是美女，所以他不让打。你再看那座雷音寺，看那道通天河、那座火焰山，都有好词来形容，你看不看这些？”
学生回答说：“我不看这个。”我说：“你看什么？”他说：“我赶紧翻翻翻，把书翻过去，看妖精被打死了没有。”我说：“我送你五个字：读书不得法。你平常不记，考试的时候哪里有词可用？你记一点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些词，将来写美女，写老人，写山水，写建筑，写山川，你用不完的词。”其实如果照我的办法读一部《西游记》，你就把所需要的词汇基本上都解决了。
现在北京在提倡“整本书阅读”，有些不了解中学情况的人就讽刺嘲笑说，书本来就是整本阅读的，这还用得着提倡么？多此一举。
在前面提到的调查问卷中，我们有一道题问孩子们，你从高一到高三读完过几部长篇小说？一部？三部？五部？五部以上？结果是近一半孩子没有读完过一部长篇小说，这还是北京的孩子，我们去的还是北京中上水平的学校。
各位想想，一个孩子在高中三年中没有读完过一部长篇小说，他怎么能写好作文？难道还不应该提倡整本书阅读吗？现在的问题是，孩子的时间被各种功课与活动，切割得七零八落，根本就没有阅读的时间。
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情况，经常有家长说：“我孩子没有时间看书，看书耽误时间，耽误刷题。”也就是说宁肯一遍遍地刷题，也不愿让孩子读书。可是，你没有一定的阅读量，怎么写作文？


现在中学老师讲巴金、老舍、沈从文、茅盾，四个作家各讲一篇，老师就讲这四个人的写作特点与语言风格等。无论你怎么讲，老师都累得不行，学生照样不懂。我说如果把这四位作家的作品一人看完一部，你不用讲，孩子就清清楚楚。只讲几个片断，让孩子要明白每个作家的语言风格等，谁也做不到啊。
《红楼梦》怎么读？现在出了不少指导阅读的书，但似乎都没能切实解决问题。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教。比如我说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林黛玉进贾府，贾母问她读了什么书，她说读了点四书五经。贾宝玉也问，妹妹读什么书？她说我胡乱读来着。王熙凤进来，一阵寒暄，说了一大堆，读了什么书、吃的什么药……黛玉没有回答。
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为什么林黛玉对老太太和贾宝玉说的是两种话？哪个是真的？为什么王熙凤问的话她没有回答？如果反过来说——老太太问她读的是什么书，她说我胡乱读来着；宝玉问你读了什么书，说我读了点四书五经——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这么一说，他马上明白了：哦，不能反过来说，那样贾母和宝玉都会讨厌她的。所以我们说曹雪芹真是伟大，描写这样的情境，细致入微，写尽了人情世故，古人评价他“曲尽人情”，那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前面说了，现在我们需要给中学生打下坚实的字词句的基础，一切都从这里开始。比如现在我们考试考一个反义词，孩子很清楚。同义词、近义词的辨析，他们毫无能力。书面语言、书信语和口语，更是区别不了。
如问一个小朋友：小朋友你多大了？问老大爷也这样：老大爷你多大了？他不知道这个语气的变化，更不知道应该换个词来问老人，比如“老大爷您高寿”，因为他没学过也没用过这些礼貌用语。所以，字词句的基础孩子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提倡整本书阅读，目的是为了形成读书的气氛，到了那时自然不用提倡，孩子们也会大量地读书，这个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说人话、说实话、说真话

现在作文是问题最多的。所以我到处讲：要说人话、说实话、说真话。现在有的中学甚至明确给孩子们讲，不能写自己，所以每个孩子写的都是遥远的唐代的故事，跟自己没关系。
高考作文中常见的有“四大金刚”、“四大护法”，从初一写到高三就这四个人：莎士比亚、王昭君、拿破仑、孙中山，古今中外四个人，写议论文也是，写记叙文也是，无论写什么他用的例子都是这四个人。动不动王昭君就出塞了，孙中山就去革命了，就这几个人。
北京的孩子更牛，作文里常见的是捉蛐蛐、捉蝈蝈，从初一到高三捉了六年的蝈蝈。写议论文，我从捉蝈蝈捉出了道理；写记叙文，我从捉蝈蝈捉到了快乐。你把他初三写的作文和高三写的作文拿出来一看，没有太大的区别，句子没有加长，词汇没有丰富。现在孩子的写作套路僵化到什么程度？你要是参加高考语文的作文部分阅卷，就明白我所言不虚了。
北京这些年还好点。我们在中学反复提倡，让孩子们大胆地写自己。从2015年开始，北京高考把作文拆成一大一小，大作文也是两个题目任选其一，一个记叙文，一个议论文。
现在孩子不敢写记叙文，他们认为这个题目只能写议论文。我说所有题目都可以写记叙文，也可以写议论文，但多数孩子不敢写，一到高三就全写议论文，所以我称之为“一花独放，百花齐萎”。
关于微写作，第一年考下来我写了篇文章，我说微写作让我们看到了久违了的渺茫的希望，写得很好。当年出了三个题，三选一：一个是给你的师弟师妹谈谈你语文学习的体会。一个是说现在每年高考家长都送考，开着车送到中学门口，结果堵车了，你认为家长应不应该到学校送考？作一个评论。
这个是议论的，前面是记叙的。还有一个是抒情的：写一段话纪念自己的18岁。结果写下来，我发现有的孩子写得特别棒。我们在试评时，发现一个孩子写了一首小诗——《奠十八岁》。他说：
“十八岁是一场苦难/太多的欢笑/伴着泪水涟涟十八岁是一次灾难/灵感迫切地迸发/却炸得我躯体皮开肉绽我小心地将你度完/从此你我都平安/犹如葬花将你掩埋/千万别再来找我”
我们就这篇微写作展开讨论，最后决定给他打满分。因为他说的是真实的心境，也许这孩子失恋了，也许家里老人过世了。我们认为，“纪念自己的18岁”并非就应该个个青春亮丽，人人幸福快乐，当一个18岁的孩子遇到重大打击，或者正在煎熬中耐受着18岁的时光，那他为什么不能表达自己对18岁所历之事的憎恶或不满呢？
我们天天提倡要孩子们说真话，考生终于说了真话，我们怎么能否定孩子的勇气与诚实呢？他有这么一种心情，他发泄出来了，写出来自己当时情境下的当下感触，这和我们提倡的写自己、写生活，说实话、说人话的理念是相符的，这样的孩子将来走向社会，就会踏踏实实工作，一心一意做事，就会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还有一个孩子，他写语文体会的学习，写得跟唱歌一样。他说：
“语文就像是一首歌，语文就像是一首诗，是一股从山间流出的淙淙清泉，它滋润着我们的心田，给我们以快乐与愉悦。语文伴随着我长大，是我生活中的好朋友，我欢乐时它和我分享，我失意时它给我勇气。我喜欢语文，它充实了我的学习，装点了我的生活，给了我无限的期望，我会永远热爱语文。”
这也是一篇引起广泛争议的微写作，因为文句优美，如行云流水，而且该考生又写一笔秀美的书法，获得了不少阅卷老师的青睐，同意给高分甚至有主张给满分者不在少数。但我们认为这篇小文最大的硬伤是文不对题，没有回答“学习语文的体会”，所有句子都“似曾相识”，作者只是一味地无心无肺地如黄鹂婉转，虽悦耳动听，却不知所云。换个说法，如果把此文中的“语文”换成“音乐”、“数学”、“物理”与“化学”，然后诵读，竟然也文从字顺，可吟可歌。因此，这是一篇华而不实、大而无当、文不切题的“颂歌”，只能给它3分！
因此，重字词，打基础，说实话，写自己，写生活，杜绝虚假，减少套作，应该是中学永远都紧抓不放的根本。

让孩子放开写

我刚才说的北京这个微写作为什么突然一下写好了？后来我们就分析。我说现在中学生有两个拐杖：一个是老师这儿一个拐杖撑着，一个是父母这里的拐杖。两个拐杖架在孩子胳肢窝下，孩子是脚离地在空中被架着走的，他不沾地，撑着走。我说你们把他放下。老师和家长会说，“放下就倒了”。
我们再说你放下，还是“放下就倒了”。实际上你放下，放下他就自己会走了。这个微写作就是孩子放开了，不就10分嘛。他豁出来写，豁出来写什么都不顾，反而写得很好。没有拐杖撑着，他反而不怕了，不担心了，没有压力了。
有的孩子写语文学习的体会，编的三字经特别棒，他是这样写的——
“三字经，师兄传。话不多，要记住。学语文，重基础。抓字词，是关键。明字形，析意思。字与字，拼成词。词和词，造成句。话说明，靠句子。文显明，靠内容。多读书，多看报。莫封闭，莫冷默（寞）。闻大事，看新闻。品社会，感人生。学语文，还需记。继传桶（统），呈未来。会对联，赏古诗。懂实词，知虚词。语文简，多生活。从生活，学语文。”
这篇微写作获得了阅卷老师的广泛赞誉，考生用“三字经”谈自己学习语文的体验，由浅入深，层层推进，全面周到，不说大话，简明易懂，朗朗上口，虽然有两个错别字，但阅卷老师一致认为应是满10分的作文。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鼓励或放纵考生写错别字，该考生将两个常见常用字写错，是非常不应该的。
还有写纪念自己的18岁，有个孩子就写：
“我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望着对街的商铺，张大爷的两条狗已经老得不成样子；洗衣店老板的姑娘上初中了，长得没小时候好看；湘菜馆来来回回开张关张好几次；画材店的老板娘生孩子了。仔细想想，时间过去好几年了，我也十八岁了，在感叹身边事物不断变化的同时，我也对未来充满希望，希望我的十八岁像早晨的阳光一样明媚灿烂。”
这篇小作品在试评中也引起了争议，有阅卷员认为写得不好，不知道考生在说些什么，都与他本人的18岁毫无关联。但我们认为作者寥寥几笔，几个平平常常的看点，几件不经意的小事，几个类似蒙太奇的镜头，就将自己的18岁折射出来，从容和缓，辣手老到，岁月无痕，青春易逝。假以时日，再经锤炼，该考生必是讲故事的写作高手。这样的作品，正是我们久寻不见的满分作文。   现在动不动就讲语文素养，语文素养是什么东西？《汉书·李寻传》说“马不伏历，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马不在晚上给槽上添夜草让它吃饱，白天就不可能驮着东西走很快很远的路；国家不在平常就重视培养人才，这个国家就发展不起来。
素养，就是日积月累的修养，是最根本最平常但也最靠谱最见功力的基本能力与习惯。所以语文难就难在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养成的东西，得有一段时间的培植。
现在讲什么语文的建构和运用，思维的发展提升，审美的鉴赏和创造，文化的理解和传承，这些讲得都很对，但相对都很虚，没地方去抓。我觉得就是从最简单的字词句入手。
我在中学反复讲，老师一定要坚持叫学生背，多背点。同义词、近义词多复习一点。从写短句，写段开始，慢慢再凑成篇。写贴近的生活，写他自己，这样慢慢慢慢练，慢慢培养孩子的兴趣和写作热情。这不是急能解决的问题。
基础打好了，一切都好了；书读得多了，鉴别能力自然就出来了。所以我经常讲，还是打基础。字词句写好了，作文就能写好；作文能写好，书读多一点，个人的鉴赏能力、思辨能力也都上来了。
现在讲批判性思维，不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吗？我也讲，写作也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是什么呢？炫技拽词是写不好作文的。
作者漆永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高考评卷语文科目原负责人。本文为漆永祥教授在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讲座上所做的精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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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柏，字雪木，号太白山人，陕西眉县人。生于明崇祯三年（公元1628年），“生而赤面伟躯，器宇异常儿。”[1]岁一入小学，就常吐奇语，令师生惊叹。17岁时，偶读朱子小学，见古人嘉行嘉言，便焚去案头科举时文，受塾师怒斥而不顾，发誓要学古人。后来又屡次避乡试，漫游山野。后因母逼责，应试受博士弟子员。母逝后，他守墓三年，后只身入太白山中，发愤读书，成为关中大儒，与李二曲、李因笃并称“关中三李”。李柏饱经艰难，曾避兵移家入太白山，生计颇为艰难，但他安贫乐道，不为五斗米折腰。48岁时曾举贡太学，但旋即谢去。51岁时曾至周至访晤李中孚（二曲），切磋学艺。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李柏61岁，应好友之邀游南岳，漫游江、汉、洞庭湖、衡山等地，归后有《湘中草》诗集问世。南游归家后，正逢西岐大旱，李柏举家迁至陕西洋县等地，又有《汉南草》问世。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李柏自洋县携家北返，寓居樊川。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李柏卒于眉县故居。李柏生前有诗文集《槲叶集》问世，“其文率出自胸臆，不蹈袭前人；诗则自成一家”[2]是其思想情感的结晶。综观李柏的一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是儒家的隐者。所谓“儒家的隐者”是指信奉儒家学说，但又由于诸多原因，不出仁，不参与社会政治活动，隐以求志、坚定儒道的士人。一般学术界认为，儒家学说是人世的，汲汲于治国平天下的，这是对的。但不要忘了从孔子起就有了隐逸思想，如他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如他还有想“居九夷”（《论语·子罕》）想法，这都是一种隐者的“避世”思想。这种思想影响了他的弟子，出现了像原宪这样不追求官职，安贫乐道的隐者。原宪忠实地实践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和“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法问》）的思想，在孔子卒后三十七岁时就“亡在草泽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儒家的隐者之所以走避世之路，主要是在因时的思想指导下，根据社会政治的清明与否，治世还是乱世，以及自己的理想是否有实现的可能，自己的人格是否得到尊重来作出选择的。李柏就是如此，他自己曾说：“柏也，山林而儒服者。”这就是说他是一个隐匿山林的儒者。二从以严格的学术角度来看，李柏的思想似乎是丰富多样而又杂乱无章，多是灵感式的诗文，随感式的札记，包括题叙、书信和格言，没有构思精致、严谨充实的论文。他没有开门授徒，也没有留下师生切磋学问、阐发思想的材料，这一定程度影响了他在当时和后来的社会影响。然而，只要我们深入其思想深处，会发现他的思想还是有线索可寻的，可以整理出一个头绪来。概括地说，李柏作为儒家的隐者，还是对儒家学说及其各种变化了的新形态，如理学——心学、关学以及一些基本观点都有自己独特的体悟与阐发，特别是对儒家隐逸思想作了许多发展，它实际上是吸收佛道思想的结果。从总体上看，李柏思想是以儒为本，兼取佛（禅）道，有揉合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倾向。这里我得再说明一点，前面我说“儒家的隐者”是说明儒家内部有一个趋向于避世的隐者传统，这表现在思想上就是儒家隐逸思想。笔者是这样想的，儒家的隐者在“隐”（不仕、避世）上与佛、道是一样的，但儒家的隐者却笃信儒家的基本思想，如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等，他们避世而不出世，不为官而作民，但也不抛弃家庭亲情和尘世的友情。这一传统最远可追到伯夷、叔齐、许由、巢父，春秋战国以后，特别是道教的确立，佛教的传入，儒家的隐逸思想从道佛中获得了许多启发和发展。汉代以后，儒学主流虽说取得了独尊地位，然而一则社会历史周期的动荡使儒士们遭遇困窘，二则儒学的独尊使士人都钻研儒学，可并不是每个儒生都得到重用的，于是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不得时用，怀才不遇，于是只好走隐逸之路。这其中也有个别人是试图走终南捷径的，但主体上还是安贫乐道，清高自守，往往成为地方贤达、乡间名士，成为正统儒学的朴素的花边。在腐败的时代往往还透露出一丝真实人性的亮色。作为儒家的隐者，李柏对儒家隐逸思想的诸多方面都有进一步的发展。选择隐居道路的原因  儒家士人选择隐遁避世之路，大都有客观的原因，往往是社会变革、动荡之际，政治黑暗，士人分化，思想混乱，一部分儒家学者看到圣贤之道不可能行于世，便为了守道而退隐。李柏生当明末，亲眼看到明王朝走向灭亡，却又无可奈何。他曾多次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首先，明末多盗，是因为“近世嘉庆天启以来，笃实君子在野，虚文小人满朝延，上欺其君，下虐其民，民不堪命，聚而为盗，盗满天下由盗满朝延也”[3]。其次，明代实行八股取士，培养出来的都是只知背诵时文，头脑僵化，无见解、无真才实学的“白面书生”，国家依赖这要样的人必然会落得个大厦倾颓的结局。李柏在河南看到李自成大乱后留下的千里无人烟的凄凉情景，但他把这一罪责归结到统治者，“明季文臣不能无罪矣！”正是对社会政治的观感，他既不愿参与社会活动，又极端反感举业。进入清朝，满人入主中原，强烈的正统观念和夏夷意识使他像许多前朝遗民一样，不愿与满清王朝合作，便走上了放浪山水，隐居求志的道路。对此，后人曾寄予深切的同情。赵舒翘曾说：“雪木先生生当明季，抱草莽孤愤无所发抒，遂放浪山水间，其志亦大可悲矣”[4]。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李柏还从历史上寻找理论依据。在《岁寒斋记》中，他说：“《易》曰履霜坚冰至，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皆圣人教天下以善处岁寒之道也。……伯夷遇岁寒于周者，庞德公、管幼安遇岁寒于汉魏之际者也，陶渊明遇岁寒于晋宋者也，……”。我们完全可以再补充一句：“李雪木遇岁寒于明清之际。”选择隐居道路的原则  李柏选取隐居之路的指导思想是“六则”：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都出自《论语》，应该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自然也应是儒家思想。李柏对这六句话多有阐发，他在《语录》中有一则，说此六则“何等决绝，何等勇断，认为当时士人“因循荏苒，以为通达权变，故终身不济事。”[5]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六则箴》，认为六则的大义是“因乎时者也”，“时者无可无不可也，可以行则行，可以仕则仕，可以卷怀则卷而怀之。”并举历史上帝尧、许由、诸葛亮来说明知时的重要。关于知时，孟子曾经说孔子是“圣之时者”，还说：“士穷不失义，大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利天下”（《孟子·尽心上》）。穷达知时应该是原始儒家一个重要观点，这已为新发现的郭店楚简所证明。楚简儒家文献中有一篇《穷达以时》，这里的“时”就是指时遇、时世之意。或穷或达取决于“时”，君子应知时。在知时的基础上，才能作出选择。选择无非是廊庙或山林。在《驳王维与魏居士书》中李柏引用严子陵的话：“士故有志，去山林，去廊庙，因乎时也。时可利见，辞烟霞而依日月；时可潜隐，弃轩冕而友鹿豕。”因时而异，作出选择。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宇宙事业有两，曰山林，曰廊庙。廊非吾事也”[6]，于是就走入山林。隐者之志趣  走山林之路，也得有坚定之意志、高尚之情趣，不然可能如唐朝卢藏用，把隐居作为追求高官厚禄的“终南捷径”，留下笑柄。李柏少有隐志，后来终生不仕，坚定不移，他曾经把隐志比如钢铁，“时不可为则存铁心，养铁膝，蓄铁胆，坚铁骨，以铁老汉可也，慎无捷径于终南”[7]。在《后题牵饮上流图》中他说：“士固有志，志在丘壑，无论生帝代即生皇代亦隐也。”他特别推崇陶渊明的人品诗品，许多诗文抒发这种思想情绪，原因便在于陶渊明的志向很坚定。陶渊明生为晋人，志在为晋，耻食宋禄。李柏认为既然走了隐者之路，就要有隐者高尚的情趣，这就是要追求一种淡泊、清白、高洁的逸情高韵。他写《淡园记》阐发“淡”之大义：“子思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厌’。诸葛孔明：‘淡泊足以明志’。邵康节曰：‘元酒味方淡’。庄子曰：‘虚静怡淡’，又曰：‘游心于淡’。”他例举了历史上辞富贵高位隐居求淡的人，说明“淡则心逸而日休，不淡则心劳日拙，是以学道君子为此而不为彼。”在《仲贞张公淡园跋》一文中他还把“淡”看成一种至德之境：“淡之风清，淡之韵高，淡之用简，淡之致闲，淡之清静，淡之气穆，淡之思定，淡之操严，淡之行廉，淡之量弘；弘则不忮，廉则不贪，严则不滥，定则不扰，穆则不浮，静则不躁，闲则不劳，简则不烦，高则不俗，清则不污。……淡之德至矣。”与“淡”相近的是“清”。李柏多处歌颂隐者之“清”，还把清看成“圣人之道”。在《花之圣人》中他通过梅花、菊花、莲花、牡丹花的生性及古圣贤逸爱各有所衷情进行比较，最后说“梅，花之圣人也”。因为“天下之名园胜圃，万花烂漫，逞艳斗媚，一旦时移运去，夏日烈斯凋残矣，秋风起斯摇落矣。惟梅也，万国飞霜而独傲霜，四海雨雪而独凌雪。”他把伯夷与梅相比，孟子曾说伯夷为“圣之清者”，那么，“梅之清，夷之清也”，“天下皆冬而梅无冬，与天下皆周而夷无周，同一清也。清之圣，圣人之道也。”李柏隐于山林后最爱太白山的雪和月，他写了许多诗文，抒发其高洁清白的情趣。如《太白山雪月》云：“我爱月下雪，我爱雪上月。月光荡雪花，乾坤胥白彻。高士怀素心，宁与雪月别。一滴饮贪泉，雪残月亦缺。”在《太白山月歌》中描写冬天入太白山，见到的是白雪、白月、白鹤、白石，特别是太白山月在昏晓及春夏秋冬的不同美景，最后把雪月之清白洁净与历史上古圣先贤的事迹结合起来，如见山月思渭川，姜太公钓于渭滨，后辅周八百年；见山月思首阳，伯夷叔齐“清风吹动蕨薇香”等等。李白托物寓志，借景抒情，表达自己的志趣，对此后人表示了赞叹：“先生抱不可一世之概，志洁行芳，皎然绝俗”[8]。孔颜之乐  隐居不仕，必然要守贫贱，受磨难。然而儒家之隐者大都安贫乐道，以贫贱为乐，自苦中寻乐，真乐在其中。李柏终生不仕，无奉无禄，又加之天灾人祸，生计一向十分艰难。他在穷愁潦倒之时，但在心灵上与孔颜沟通，始终保持乐观精神。在《万味珍馐解》中，他写道全家人曾经“绝麦”、“绝盐”，每天只喝两餐玉米粥，但他以孔子绝粮于陈蔡、孟子绝粮于邹薛，子思居卫三旬九餐，陶潜归里叩门乞食为例，说明“大圣大贤犹有此厄”，自己的饥饿算什么呢？他在《山房咏怀》中写道：“贫贱休嗟隐者骨，山家富贵世无知；茹毛口御三皇膳，结草身安帝王居。……客来如论玄薰事，笑指飞鸿过太虚。”在《可以集叙》中写道：“贫贱之乐，孔颜之乐”，并举古人为例：古人有七日不火者，有三旬九餐者，有併日而炊者，有食木子像栗者，有采蕨茹芝者，有屑榆者，有咬菜根者，有一食常坐者，有餐氈齿雪十九年者。这些人都“主于中不动于外，抱节仗义不忘沟壑者之所乐。”他自己“母寡兄幼，兵盗赋役旁舞，萧条四壁，饥寒四十余年”，但“自信性能安贫且好读书，好与客谈山林，好看剑，好吟诗作文，好蒲团静坐，好临水把钩，故终日罗勒有余而尚未有戚戚不足之意。”李柏主体思想是儒家的，特别是对儒家隐逸思想多有发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佛禅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李柏隐退山林，自有众多的禅林、道庵，有浓厚的宗教氛围。他从历史上的高僧高道那里汲取智慧的思想，使他的思想呈现儒释道糅合的驳杂色彩，并有鲜明的三教合一的倾向。与李柏交往的禅师主要是憨休禅师。当时憨休住在敦煌寺院，二人之间多有往来，李柏留下了许多文字，如《憨休和尚语录叙》、《送憨休禅师敲空遗响集叙》等著名诗文，反映了他吸收佛（禅）思想的痕迹。李柏对憨休颇为崇敬，认为其乃“所谓英雄回首而逃禅者”。他与憨休不仅谈佛、谈禅，还谈儒学，“溯源象山，派分东越”，还谈经济、谈文章，这样自然会萌芽儒佛结合的思绪。他对憨休《敲空遗响》一文甚为欣赏，并循着憨休“空”的思路阐发三教合一的思想：“三教圣人，皆以空为把柄者。是故孔子曰：‘空空如也，空无知也。’老子曰：‘空无所空，空无物也。’佛曰：‘万法归空，空无法也。’”“空”实际上乃三教圣人所教人的无穷大道，它无形无相，长住不坏，圣人的传教，是以空敲空，空生响，空无尽，响亦无尽，空无坏，响亦无坏。因此，“三教圣人把柄在空”，“空之义大矣哉？”在《重修大兴善寺大佛殿碑记》中李柏更明确地表示三教归一的看法：“天有三光，治有三统，教有三种。”他在与憨休禅师讨论这个问题时，憨休举例说，孔子曰欲无言，佛曰无一字。既曰无言复删修六经，不知其几千万言也，其几千万言不过言其无言而已。既曰无一字，可为说经八万四千，其说经八万四千不过说其不一字而已。儒曰爱人，佛曰慈悲；儒曰万物一体，佛曰昆虫草木皆有佛性；儒曰戒慎惧，毋自欺，佛曰念起即觉，以智慧剑斩断葛藤；儒曰不勉而中，不思二得，佛曰出有入无，法轮常转，自在无边等等，这些实质上是一致的，故说“教有三种，道归一致”。李柏对老庄也甚为喜好，对道学有自己深刻的体悟。他评价韩信，认为韩信的被杀，罪在不读《老子》。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而韩信功成名遂而身不退，违反了天之道，并以张良与老子相提并论，认为张良深谙老子之道，老子被孔子视为龙，张良也有龙之德。什么是龙之德？李柏在《答焦卧云亢龙说》中作了回答，因为《易》乾卦有亢龙之论，所谓亢龙即知进不知退，汉代霍光就是如此，而周公则知进知退，为有龙德之人。所谓龙德就是“因时变化”，“潜见跃飞无所不可”，“学者贵乎知时，知时则知龙德矣，则知《易》矣。”可见，李柏论儒者隐逸时的知时之论，其实是吸取道家和《周易》的结果。李柏深受庄子思想浸润，如“齐生死，忘人我，泯得失，一寤寐”[9]，就深得庄学之旨。他屡次阐发庄子“有用无用”之论，如说“君子处世露才不如敛才，有用不如无用，故瞽者鲜坑长平之土，而躄者不焚赤壁之火”[10]。在《柴关》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认为“桂以香伐，桐以声斩，……麝以脐灾，猩以血擒，自古然矣。”李柏还有许多诗表达庄周梦蝶，人生如梦如幻的思想。《游郡东湖序》便是这样一篇洋洋洒洒，堪与《庄子》媲美的美文，情与景融，现实与梦幻不分，千万年与今日同一，我与蜂鸟混然同在梦中游，我化蜂鸟，蜂鸟亦化我，我梦蜂鸟，蜂鸟亦梦我，“往古今来，世界皆梦幻也”。《梦》一诗还写道：“把梦思量梦更长，觉为蝴蝶梦为庄，因缘说破真堪笈，悔在邯郸做一场。”尽管李柏思想中有浓郁的佛道色彩，但总体上他还是一个隐退山林的儒生，他是以儒为本，兼取佛道的，这一点应清楚。但是，在李柏当时和身后，是有人对他的行为和思想进行指责的，但真正理解他的人还是多数。钱仪吉说：“吾眉乾隆间县志称李雪木先生奇服诡行，任情放诞……不肯随俗俯仰，宜人以为怪诞，然其皎然自立，志在圣贤，则人罕有识者。”[11]高熙亭在《重刻<槲叶集>叙》中评述李柏：“始则见朱子小学而燔时文，即则学业文章诚足羽翼六经，发蒙振聩。……而世之论者若谓其不专习程朱之书，刻程朱之集，袭程朱之语录，而为书攻其称异于程朱者，以张吾道之门户，遂不许为名儒而屏之关学之外，盖有不可解者矣。”[12]沈杏卿《重刻<槲叶集>序》中说李柏“平生手不释卷，于书无所不读，贯穿百家而惟守关闽之学为宗旨。”[13]近世贺瑞麟在《创修李雪木先生祠堂记》中也写道：“吾秦当国初，多硕儒鸿才，博学高士。周至李二曲先生，富平李天生先生，及眉县李雪木先生，并称为关中三李。云二曲理学，天生文学，雪木则高隐。成就虽各不同，要其根本之地，未尝不一。……且先生（李柏）修德立言，亦自有其理学，亦自有其文学，与二曲、天生性情气谊深相契合者也。”[14]余堃在《学宪余公履邑候》中说：“故儒雪木李先生，亮节清风，征车不就……《槲叶集》逸情高韵，托旨深远，不谓永嘉之开，复闻正始之音，关中元气醇厚，代有绝学，典型不坠，端在斯人。”[15]萧柳庵在《<槲叶集>叙》中曾引李柏自己在明亡之际，尝步观九原，顾墟墓累累，叹曰：“百年或化为荒烟蔓草，学者当为身后计。欲为身后计，当别有正学。”[16]这“正学”就是先生追慕终生的圣贤之道。由以上看来，李柏总体上还是个儒者，只不过生不逢时，故知时而退，又始终生活在乡间山林，在社会地层，与许多平民百姓一样，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但他又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有思想有激情，上观千古，慕古圣先贤的佳言佳行；中述关闽，发展理学、心学；下顾及后世，将丰富的思想、高尚的德操、清白的志趣、高洁的人格留给后人；旁及佛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有一定的地位；他以隐为名，然而在理学、文学上也有建树，有成就，成为关中三李之一。总之，作为一位带有强烈诗人风格的思想家，李柏在明清之际的关中乃至全国都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关中、陕南的士风、学风，他的思想及情操至今仍有着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