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一文详解印度工业化战略的背景、目标、策略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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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Radhika Rao及其研究小组
编译 | 王若桐 孔凌霄
审核 | 施兰茶
编辑 | 江怡 陈安澜
导言
2022年8月15日，在印度独立75周年之际，莫迪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到2047年将印度建成发达国家。毫无疑问，要实现这一目标印度必须实现工业化。本文系新加坡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拉奥带领其研究小组于2021年3月围绕印度工业化政策做出的深度分析解读，具有极高参考价值。近年来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紊乱，为印度发展制造业带来战略机遇。与此同时，印国内由于供应链脆弱、就业需求激增，也对工业化产生巨大需求。2020年疫情暴发后，莫迪政府提出的“自立印度”计划目标强化国内制造业基础，并在全球供应链中抢占关键位置。为实现上述目标，文章指出，在增强制造业基础方面，印应聚焦主要进口产品、低附加值产品、对进口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尤其应重点推进电子行业；在深化全球供应链参与方面，印度应提高总体参与度和前向联系度。针对莫迪政府退出RCEP谈判的举措，文章批评称这或对印度实际收入产生不利影响。文章最后强调，若莫迪政府的财政激励措施的早期收益能成为吸引投资和提高生产率的催化剂进而形成良性周期，其制造业发展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按当年价美元分析显示，2004至2018年，发展中国家占跨国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显著上升，而美国、英国、欧盟成员国等西方国家的份额则有所下滑。这并不令人意外，考虑到成本、效率、竞争力等方面，亚洲已成为全球制造业产品的主要外包生产地，尤其是中国、越南、东盟和印度。
2020年5月，印度宣布推出名为“自立印度”（Atmanirbhar Bharat）的产业推动计划，旨在升级莫迪政府2014年启动的“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 MII）”计划，并推动印制造业复兴。莫迪政府将“自立印度”塑造为确保印度“自给自足”的举措，是呼应“为本土产业发声”和“为全球市场制造”的呼声，而非“关上对世界开放的大门”。
2014年启动的“印度制造”倡议，原计划到2025年将印制造业的GDP占比提高至25%，以此为印经济注入“发展乘数效应”。然而，其进展则喜忧参半：印度经济增速从2015-16财年的两位数增长回落至过去四年的5%，而印制造业份额自2014年以来却保持稳定，在17-18%一线徘徊。此外，以名义价值计算，印制造业出口几乎鲜有增长。就积极方面而言，莫迪政府高度重视监管改革，包括引入统一的间接税制（即商品服务税，GST）、放宽外国直接投资（FDI）门槛、优化关税征收类目。然而，就消极方面而言，由于目标行业分散、定向激励措施（尤其是与销售相关的激励）缺乏、全球供应链或贸易市场份额萎缩、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停滞等缺陷，印度改革的收益却被严重抵消分散。
一、印度国内和全球的催化因素分析
印度价值链重组的背后存在多种拉动和推动因素。在全球范围内，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暴露出现有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而疫情又进一步放大这种脆弱性。企业在采购商品和寻找供应商时，空前重视供应链韧性和可靠性，这实际上为新供应商入场、扩大供应网络带来重大机遇，也为印度加入全球价值链，并吸引部分产能提供天赐良机。
同时，印度大量进口中间品和原材料，暴露出其难以摆脱对进口生产材料的严重依赖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内供应链脆弱性等问题。例如，印度制药行业2020年一季度遭遇断供，当时自华进口因新冠疫情爆发而中断，导致药物中间体进口出现延迟。行业数据显示，印度制药行业产量位居全球第三，但如果其制药关键成分供应中断，就恐蒙受巨大损失。
与此同时，印度国内也有多种推动因素。例如，莫迪政府希望利用印度相对亚太地区大多数生产密集型国家相对较低的基本工资（见图表，则已得到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调查确认），促使制造业成为推动印度经济增长的主力部门。
另一个关键国内考量因素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印度约有5亿劳动力，其中超过半数为农村工人。在未来十年中，印度将增加约1.25亿劳动适龄人口，是全球劳动力净增长规模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为吸收这些劳动力，需求和供应两侧都需要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供给侧，印度应注重提升劳动力技能和提高生产力。近年来，印度生产力增长有所放缓，同时印度劳动力具备的技能与雇主所需的技能之间依旧无法充分匹配。印政府已采取行动弥补这一短板，但各界仍在呼吁增加对小学至高等教育的投资。
在需求侧，印度则需要创造可匹配劳动力增长步伐的工作岗位。根据印度央行（RBI）工作文件（见图表），总体看，农业是雇佣农村劳动人口比例最高的产业部门，但农业具有“负弹性”的特征，这意味着农业部门发展并不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导致农业劳动力常常从农业转向其他产业部门，以寻找高效益和高报酬的工作。相比之下，公用事业、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则表现出明显的“正弹性”特征。就业方面的考虑是莫迪政府近期大力吸引本土和海外企业发展制造业的重要原因。
二、莫迪政府“自立印度”推动框架已提上日程
莫迪政府“自立印度（Atmanirbhar Bharat）”推动框架已提上日程，其中包括两个基本优先事项：
一是加强国内制造业基础。为此，莫迪政府拟鼓励本土化生产，重新聚焦本土价值链，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实施进口替代措施，并更加突出重点行业，提供税收和财政激励，以及实施结构性改革和监管改革。
二是趁全球贸易重构，努力使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更大作用。根据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印度仍有很大提高空间。诚然，与2002至2007年相比，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内向型贸易政策林立，使全球化背景略显黯淡。这意味着，印度想要在整体缩小的全球市场总盘子中占据优势将越来越难。
三、加强印度国内的制造业基础
通过制造业本土化和国内供应链多元，加强印度国内制造业基础，莫迪政府应聚焦以下重点领域：
1.莫迪政府应该推动替代主要进口产品：虽然莫迪政府很难替代约占其进口篮子一半的原油、黄金、金属，但却可以重点关注电子产品、化学药剂产品、机械资本品等占印进口篮子三分之一的产品，并推动进口替代。
2.莫迪政府应该推动替代低附加值产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家具、玩具、纺织品、服装、塑料、鞋类等。由于这些低附加值产品海外制造成本更低，且往往更快换新上市，使印度的进口需求居高不下。
3.莫迪政府应推动替代原材料和中间品高度依赖进口的产品：包括太阳能电池及面板、特种钢、药物及其中间体、汽车零部件等。
印度可通过进口替代部分推动制造业本土化，在形成成熟国内产能之前通过临时性的产业政策实施帮扶。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在关税、非关税壁垒、出口相关措施的影响下，印度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比例持续下降（见下左图）。在此期间，按加工阶段划分的加权平均实际关税（见下右图）也有所下降，但中间产品和消费品的关税仍然维持较高水平，但其绝对下降幅度也超过大多数域内国家。
最近莫迪政府上调对金属、消费电子产品、耐用消费品投入品、皮革以及塑料等产品的进口关税，以压缩进口规模，并刺激国内产品实现替代。长期实施进口替代的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做法存在明显陷阱——更高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可能会直接压低进口，但并不一定会转化为更高的产出或实质性提高生产力，同时也会损害出口竞争力，尤其是基于进口产品的“再出口”。除此之外，印度追求“竞争优势”还需确保融资和政策资源聚焦关键部门，而不是向多个部门分散投资。
四、财政激励措施
2015年，莫迪政府推出“印度商品出口计划”（MEIS）促进出口，但其收益有限，推动其考虑采取更具针对性的专门措施。与“印度制造（MII）”相比，莫迪政府推出“自立印度”（Atmanirbhar Bharat）时，也于2020年3月推出对选定部门实施补贴的“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获取PLI激励的资格取决于是否超过增量投资的最低门槛和制成品销售额，例如超过2019-20财年基准量的销售增速未来五年每年要达到4%至6%。目前，这些激励措施已在手机、消费电子零件、原料药等产业出现。同时，印度国内外企业均有机会获取此激励。
受到产业界积极反响鼓舞，莫迪政府2020年11月宣布将PLI计划扩大至其他十大产业，包括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纺织、食品、特种钢、电信和网络产品等，且未来5年拟批准1.45万亿卢比支出，约占2020-21财年GDP的0.8%。将这1.5万亿卢比（见上表）和早先宣布的5130亿卢比相加，累计支出有望达到2万亿卢比（270亿美元）。然而，印度仍需在多个方向努力，包括解决单一产业支持力度较小的问题、仅以2021年为基准年的增量计算问题、扶植政策的清晰度不高等问题。
除电子产品外，制药行业是另一重点领域。按产量计算印度制药业位居全球第3，而按产值计算则排名全球第14。印度制药业围绕药物研发、制造和其他相关产业已形成产业生态。在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印度制药业显出不俗实力——印度拥有全球最大疫苗制造商“印度血清研究所”，而该机构与阿斯利康（AstraZeneca）合作，成为全球新冠疫苗的主要制造商之一。尽管印度享有这些优势，但其仍高度依赖进口，尤其是原料药等关键材料。除了促进原料药本土生产外，莫迪政府最近批准一项新PLI计划，在截至2029年3月的9年内支出1500亿卢比（合21亿美元），面向药物研发、生物制药、复杂仿制药、专利药、基因治疗药物追加投入，并覆盖更多原料药、再利用药物的研发和生产。
五、产业结构改革和监管体系改革
2017年推出商品和服务税改革优化税收结构和征税可预测性后，莫迪政府2021年9月19日大幅下调印企业税率，使之更接近其他亚洲国家。具体看，面向印度制造新企业征收的税率从30%降至22%（不包括附加费），而不寻求任何特殊税收优惠或豁免则面临25%的公司税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东盟国家也采取类似的方法吸引投资者，例如泰国、印度尼西亚也宣布降低税收以吸引外资。
简化和现代化劳动法也是莫迪政府的施政重点。莫迪政府拟将40多部法律合并归纳为工资、劳资关系、社会保障、工作条件四套法典，同时将近1500项法条简化至500条以下。例如，2019年8月印度颁布《工资法典》，2020年年中发布细则草案，旨在整合涵盖工资、薪酬的四项即有法律。为与时俱进，该法典覆盖范围拟扩大至零工、居家工人、自由职业者等。
考虑到6300万家企业中仅五分之一注册“统一间接税制度”（the unified indirect tax system），提高政策变革覆盖面将是一项重要的立法行动，凸显出占据主导地位的小微企业正面临繁重的监管负担。由于劳工属于印度中央和地方双方共管的事项，央地立法机构需要密切协同，这不仅要求劳工管理在程序上要实现邦内标准化，而且还要求各邦鼓励企业扩大规模，并审查、削减相关用工管理的流程，以优化国内外投资者所处的营商环境。与此同时，改善土地征用制度等优化利用生产要素的改革也将大幅改善印度营商环境，并降低生产成本。
六、电子行业是莫迪政府推进的重点领域
印度很早就认识到，电子制造业对市场消费和产业战略布局都意义重大，是无法忽略的关键部门。1970-2000年间，印度电子制造业其实已走过多轮兴衰周期。一开始，印度国营企业主导发展计算机硬件，这也吸引了一些私营部门和外国参与者。随后，印度电子制造业的焦点转向软件开发，这一时期软件技术园区大批出现，不少印度软件公司也获得卫星连接。近年来，以大型跨国公司、私营企业为代表的电子巨头也进军电信设备，工业电子设备硬件，消费电子产品等细分领域。
近年来，印度电子产业各个子领域都发展迅速。在2015-16至2019-20财年的5年中，印度手机和LED产量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33%和26%。直到最近，印度电子行业大多数零部件仍需要进口，而组装和销售的最后环节则在印度国内完成，这导致其附加值增长受限。因此，印度需要吸引制造业产能，大力发展包括半导体元件、集成电路、印刷电路板等在内的本土制造能力。
电子产品是印度最大逆差来源。电子产品进口额度从2014-15财年的310亿美元增至2018-19财年前的480亿美元，随后略微下降至410亿美元，其价格规模仅次于石油。具体看，虽然由于国内手机组装和零部件制造业发展，印度国内电信设备短缺有所缓和，但随着印本土制造商扩大电子元件和组件进口，这类产品的进口需求迅速扩大。与此相应，电子元件进口从2014-15财年的370亿美元增至2018-19财年的570亿美元。印度对印刷电路板等关键组件的进口依赖度极高，进口来源括中国、中国台湾、韩国、日本。过去两年内，印度电子产品出口表现良好，平均增速达33%，而此前增速仅为个位数，但名义上出口仍在100-110亿美元一线徘徊。
印度已采取措施鼓励本土生产，并吸引全球知名跨国企业入场。100%的外国直接投资现已被允许进入电子和硬件生产领域，及电子系统设计与制造（ESDM）领域。2019年，印度推出“国家电子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Electronics），以沿着整个价值链扩大产能，并探索类似5G、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时代前沿技术。
手机零配件及相关硬件产业是印度“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roduction-linked incentive，PLI）最早聚焦的重点行业之一。根据该计划提出申请的22家企业中，16家符合条件，其中既有Lava、Bhagwati等印度本土企业吗，也又三星、富士康鸿海、纬创、昌硕等海外企业。值得注意的是，富士康鸿海、纬创、和硕都是苹果代工厂。据印官方统计，苹果、三星合计占全球手机销售收入近60%，而PLI计划有望大幅提高两家公司在印生产能力。
作为2020年11月PLI扩大计划的一部分，通讯设备和网络产品制造是另一个重点领域。印政府拟面向该领域投入1220亿卢比（17亿美元），而这些激励措施有望带动2万亿卢比投资。该计划还将向IT硬件制造领域拓展，目标是使印度形成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一体机、服务器产能。未来四年，印度政府拟面向该行业支出740亿印度卢比（10亿美元）。根据印度手机和电子协会（India Cellular & Electronics Association）数据，印度三分之二通讯设备和网络产品需从中国进口，因此印从业者对PLI等激励计划极其渴望。
七、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除了促进本土制造业发展，印度制造业政策的另一个重点是融入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通过生产细化，并在地理上分散分布，以最大化利用不同国家的生产优势，获取最高效率。然而，美中经贸摩擦，以及最近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使印获得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机遇窗口。
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表明，一个经济体对外贸易联系可分为：
一是后向联系，即外国附加值在该国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例如，X国将Y国的投入用于国内生产。换言之，这反映上游环节，衡量该国出口中来自外国的投入或增值；二是前向联系，即中间品出口后加工再出口到第三国所体现的国内增值，即X国为Y国的出口提供投入。换言之，这反映下游环节，衡量其他国家出口的国内投入或增值。这些指数可表示为占总出口的比例，如下图所示。
在过去十年中，由于贸易自由化势头强劲，同时数次监管政策改革卓有成效，印度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有所上升。然而，与区域内其他相似经济体比较，印度在总体参与度和提高前向联系方面仍有提高空间。最近一期《世界发展报告》强调有助于提高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四个结构性因素：一是要素禀赋（例如低技能劳动力、外国资本）；二是市场规模；三是地理位置；四是制度质量。显然，适当的政策变化可以放大上述优势。若印度制造业促进政策能辅以更有利的关税/非关税体制、更容易获得的生产要素、更高生产率，印度就能更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
从细分领域看，印度拥有大把机会:
一是汽车子零部件、化工、制药等在印度本土产业基础坚实，并得到全球认可的行业；二是电子、机械、设备、食品加工等，印度政府重点推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行业。印官方发布的2020-21财年经济调查强调，包括电信、加工设备、电气机械等的“网络产品”颇具潜力。除满足国内需求之外，还必须形成足够规模，并与全球资本、技术建立联系，以通过出口扩大印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三是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珠宝等传统行业，而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规模，以更好占领其他制造业强国出让的市场份额。例如，过去三年中，在鞋类、陶瓷、服装、皮革、家具等行业中，中国的全球市场份额分别下降了2.0-7.5%。
八、发展本土制造业优于加入RCEP等多贸易协定
在扩大制造业参与的同时，印度拒绝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争议随之而来。目前，RCEP的贸易影响主要集中在那些目前并未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的国家间，例如中日、日韩。印度重返谈判桌的大门已经敞开，但考虑到印度与RCEP成员国，特别是对华贸易已非常不平衡，莫迪政府对此依然表态谨慎。先前贸易协定带来的利益有限，以及莫迪政府正在本土制造业发展，都使印度短期内不愿加入多边贸易协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若印度加入RCEP，其实际收入将增加1.1%，若不加入，实际收入将略微下降0.1%。
九、经济影响和结论
若印度形成更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更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印度就又可能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一扫过去几年经济增速放缓至6%以下的颓势。目前，印度财政激励措施将分散在未来四到五年中，并推出针对各个部门的定制政策。然而，形成这些政策的基础是，投入的财政资金能成为吸引私营部门投资、提高效率、提高生产率的催化剂，进而促成良性增长周期。
印度过去没有利用卢比贬值获得竞争优势，未来也不太可能。相反，在强劲的投资组合和资本流入背景下，卢比面临显著升值压力，这要求印央行保持其干预能力，以防止货币出现强烈单边波动。按照实际有效汇率（REER），卢比以2004-05年为基准计算被高估，但以2015-16年指数显示，卢比接近中性。在对外部门，进口可能会受币值下降的直接影响，特别是莫迪政府最近调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部门。然而，对贸易失衡的实质性影响程度将取决于进口缩减的程度与新本土或外国公司业务的进口强度。从印度整体收支平衡的角度看，压缩经常账户赤字将降低印度对外资流入的依赖，同时吸引更多非债务外国直接投资，改善整体融资结构。
本文编译自星展银行（DBS）官网2021年3月5日文章，原标题为：Understanding India: Manufacturing push – a reset，原文链接为：https://www.dbs.id/id/corporate/aics/templatedata/article/generic/data/en/GR/032021/210305_insights_india.xml#
本期编辑：江怡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