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著-08】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报刊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简论

原创 2017-08-15 阮云志 思政云说

【摘要】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是对不特定多数人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报刊则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达至不特定多数人的重要媒介。文章以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报刊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对象，首先阐明了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其次论述了其重要形式——报刊伪装（包括报刊名称、封面图案、出版者和内容伪装），最后论述了其策略问题——刊别、刊期、发行与分众化问题。

【关键词】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报刊；大众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大众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与方法研究”（编号：12A003）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2）23-0007-03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何能由弱而强，从“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可能有人说因为她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时代发展的前进方向。那么广大民众又是如何得知此种“代表”或者说人数有限的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对民众实现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呢？答曰：通过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即“对不特定多数人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1]^(P68)，而报刊则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达至不特定多数人的重要媒介。

一、中共报刊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中共报刊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通过报刊进行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其一，中共的主张和政策等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必须要传达至广大群众。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2][P1318]

其二，报刊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受众范围比通过开会、培训班等形式进行的组织思想政治教育（即对特定多数人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受众范围要远远大得多。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曾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指出，“报纸发出去就可以省得开许多会。我们可以把许多问题拿到报纸上讨论，就等于开会、开训练班了，许多指示信可以用新闻来代替，所以报纸可以当做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3][P112]

其三，报刊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够影响对象的政治思想，而且会组织其政治行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曾将列宁关于“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4][P8]的名言印在毛巾上发给通讯员，使其时刻警醒自己。但是直到1942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通讯社和报纸的宣传应符合党的政策》中在分析此前一段时间各地宣传中发生若干不符合我党政策的事件的原因时指出“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5][P454]1944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指出，“《解放日报》在边区已成为一个组织者。没有《解放日报》，在这样一个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在全中国算是经济文化很落后的地区工作，是很困难的。有一个《解放日报》，就可以组织起整个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还有《边区群众报》，发行更广，看的人更多。”^[3][P111]

2、中共报刊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能性

报刊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重要前提是报刊能够出版、发行，传达至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取得国家政权、在一定时期或一定区域甚至没有取得合法地位的情况下，这如何可能呢？其可能性在于：其一，中共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区域是合法存在的，如在抗战时期和在红色区域；其二，其它情况下，中共可以将报刊伪装成合法形式传播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1944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关于工作方法”中强调要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配合”，“在敌区的宣传工作，亦应采用许多合法形式去进行，利用各种合法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并利用各种合法口号去进行。各种非法宣传也是应该进行的，但应切实考虑其方法。”^[3][P164]

二、中共报刊大众思想政治教育重要形式：报刊伪装

报刊伪装，通常意义上是指通过改变报刊的名称、封面图案、出版者等方法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应付反动当局相对不变的新闻审查制度，此所谓以（己之）万变应（敌之）不变。但是研究中共报刊史发现，还有一种特殊的报刊伪装，即在报刊主办机关撤离所在地后通过维持报刊原貌正常出版，伪装报刊主办机关仍在原地，以期干扰不特定多数敌人的政治判断，从而影响其现实政治行为或政治行为倾向，此所谓以（己之）不变应（敌之）万变，如《红色中华》报在1934年10月出至第240期时红军主力已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但该报仍由只有两三人组成的留守编辑部按原来的版式和期号、以中共中央分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报的名义正常出版至1931年1月21日第264期（其实1935年11月25日在瓦窑堡复刊时期号续接长征开始之前的第240期），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民党军队还以为红军主力仍在苏区”^[6][P89]。下面主要谈一下通常意义上的报刊伪装问题。

1、伪装报刊名称

伪装报刊名称是中共在敌对当局新闻审查时或遭报刊查禁后，通过将具有中共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报刊名称伪装成不具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或与敌对当局政治立场一致的名称，迷惑敌对当局，瞒天过海，目的是使报刊最终传达至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如1927年2月27日创刊的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查封，便通过伪装刊名《繁华世界》、《青白天》、《孙逸仙》继续秘密散发。1927年8月11日在武汉创刊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中央通讯》曾伪装名称为《昭觉禅师传》、《催眠术》等。1927年10月24日在上海创刊的中央机关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曾伪装名称为《少女怀春》、《爱的丛书》、《新时代国语教科书》等。1928年11月20日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1930年8月15日与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主编的《上海报》合并改名为《红旗日报》，后又改名为《红旗周报》）也曾使用过诸如《快乐之神》、《摩登周报》、《红妮姑娘艳史》、《佛学研究》等16种伪装名称。

2、伪装报刊封面图案

报刊伪装名称常常同时也伪装封面图案，以使其封面图案和名称相一致，更具迷惑性。如《红旗》第6期伪装成《快乐之神》的同时，在封面中央印有一左手平举、右手挥举火炬的“快乐之神”的人物形象。

3、伪装报刊出版者

有时候在伪装报刊名称和封面的同时还需要伪装报刊出版者，使报刊从外在形式上更加正规化，从而更有效地迷惑敌对当局。如，《布尔什维克》第2卷第10期在伪装刊名为《新时代国语教科书（第十册）》的同时，伪装出版者为“商务印书馆”；1929年2月16日创刊的中共顺直省委机关秘密刊物《北方红旗》也曾在1932年10月26日出版的第13、14期合刊中伪装出版者为“北平各界救国会”。

诸如此类伪装方法，是中共报刊应对敌对当局如国民党当局报刊查封的常用方法。虽然国民党中宣部对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深以为患，并曾发布过《查毁共党假名刊物》的密令，编制过《中央查禁反动刊物名册》和《共产党反动刊物化名表》，但中共不断地变更伪装的形式和内容，巧妙地与其周旋，使其密令的实施收效甚微。

4、伪装报刊内容

上述伪装能够蒙混过关的前提是敌对当局在新闻审查时只看封面不看内容，但敌对当局并不总是如此，因此有时候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要伪装报刊内容。其基本方式有二：一是在敌对当局出版前新闻审查时将承载非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版本送交敌对当局审查，正式出版时则刊载承载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版本。如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就曾将没有周恩来对皖南事变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版本送审后，正式出版时却刊出了有题词的版本。二是出版的报刊内容中前面部分属于承载非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内容，后面部分属于承载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内容，用前者掩护后者，就是说“前半部或许确实是一本小说，后半部就变为货真价实的革命内容了”。^[7]

三、中共报刊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策略问题：刊别、刊期、发行与分众化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报刊，为了有效利用报刊正刊的办报办刊权利，曾在特定时间（如纪念日）、针对特定人物、事件、运动或敌人错误观点，设置副刊、专刊、专号、特刊之类的刊别；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敌我形势，适时地选择和调整报刊的刊期和发行方式；为了提高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有意创办一些针对特定人群中不特定多数人的报刊，进行分众化（或称窄众化）教育。

1、刊别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经常在特定时间段通过出版副刊、专刊、专号、特刊等刊别的报刊，就特定主题，对不特定多数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主题集中、时效性强等特点，使得其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比平时的正刊更加明显。1919年6月利群书社在汉口创刊的《武汉星期评论》曾出“五一纪念号”增刊和批评梁启超观点的“欢迎梁启超”专号，1920年10月20日在广州创刊的《广东群报》曾出副刊《黎明》，1921年12月10日中共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创刊的《妇女界》曾出版过《平民女校特刊》，1925年9月1日在开封创刊的中共豫陕区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曾出版过“工会运动专号”，1926年2月7日在广州创刊的中共两广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就曾出过“纪念孙中山先生专号”。

2、期刊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在报刊的刊期问题上，不固守条条框框，而是根据政治形势和编辑出版环境的不断变化，适时地调整刊期，以使报刊尽可能地办下去，发挥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1927年创刊的《上海工人》（创刊时原名《新世界》）双日刊次年改为不定期刊，1928年10月22日在上海创刊的《列宁青年》（前身为《无产青年》）半月刊，自第38期始改为旬刊，从第41期始又改为周刊，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共中央级机关报《红色中华》周刊，从1933年2月10日地50期始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机关报后改为三日刊，从第149期始又改为双日刊。

3、发行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区域，根据所办报刊的合法性及其程度，采取不同的发行方式，以使其传播范围最大化。具体发行方式大体有三种，一是公开方式，如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就曾由亚东图书馆印行，一度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公开发行。二是半公开方式，如《共产党》编辑、印刷、作者、发行人都保密，但其“要目广告，公开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8][P76]。三是秘密方式，如1922年1月15日在北京创刊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主要通过各地团组织秘密发行。当然这几种方式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随着敌我形势的变化，进行不断地调整。

4、传播分众化问题

通过报刊进行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对象是不特定多数人，其生存地位、兴趣指向、知识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同一份报刊对于某个具体的特定对象而言，能够为其关注乃至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很是有限。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是使对象同质化，或者说传播分众化，就是使报刊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不特定多数对象属于同一类型的群体。如上海工商友谊会主办、1920年10月10日在上海创刊的《伙友》以店员工人为主要对象，1921年2月13日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广州创刊的《劳动与妇女》以劳工和妇女为主要对象、团中央1923年在上海印行的内部刊物《团镌》以广大团员为主要对象，1924年1月在天津创刊的《妇女日报》、1927年3月8日在武汉创刊的《赤女杂志》等以妇女为主要对象，大革命前后创刊的《中国农民》、《犁头》、《锄头》、《耕牛》、《农友》、《湖北农民》、《山东农民画报》等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士兵的话》、《士兵呼声》、《士兵福音》等兵运报刊以国民党军队下层军官和普通士兵为主要对象，《武大学生》以大中学生为主要对象，《江苏省委通讯》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为主要对象。

【参考文献】

[1] 阮云志.“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提出与研究论纲[J].求实,2009,(4).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

[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8).

[4] 列宁.列宁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

[6] 钱承军.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2).

[7]董婷婷,邢建榕.伪装封面的红色“禁书”[N].中国档案报,2012-04-19-(004).

[8] 秦杰. 1920年的《共产党》月刊[ J].博览群书, 2006( 7).

【责任编辑：阮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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