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 | 当决定性瞬间，遇到关键性特征…

如果非得拿“瞬间”说事儿

那么这个“决定性瞬间”

只有在“关键性特征”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关键性特征与决定性瞬间

文 / 康国生    图 / 来自网络

自从布列松的那本图集引入中国，“决定性瞬间”这一促销概念就被摄影圈炒得像个学术课题似的，甚至被不少影友奉为圭臬。后来布列松否认到：“这不是我的，它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无可否认，在机械快门还比较迟缓的时代，拍摄者能定格下一个肉眼难以辨清的“瞬间”，的确可以让照片显得生动，但在数码时代就显得小菜一碟了。理论上，以“决定性”这一前缀来修饰“瞬间”是非常空洞的，因为对于到底什么要素支撑着“决定性”，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其实，布列松的作品可分为两种风格：一种是潜意识驱使下直觉的瞬间，强调画面的形式构成，忽略主题内涵，典型的当属“车站后一人从梯子挑过水面”、“一人绕着户外楼梯骑车”那种范式；另外是观念性较强的社会纪实，也同属于直接摄影，抱持了对现实的评价态度，这才是布列松作品的主要价值所在，例如拍摄于北京“以前皇宫里的太监”等等。

以上两幅图片源于网络。红线印证着某些讲座对“决定性瞬间”美学结构的分析与片面强化

下面三张网络图片也是，把“包子褶”几乎吹捧成了神一样的存在

遗憾的是，人们迷恋布列松，仅仅片面渲染和盲从了前一种的画面形式，却把后一种的核心价值抛到了九霄云外，甚至有人提出了“好包子在于褶”这样的拍摄追求。这种买椟还珠式的西方取经，虽然没少费工，却搞成了“面子工程”，与摄影的宗旨相去甚远。

事实上，西方理论界早有批评，桑塔格就说过：“对于布列松来说，拍照是‘寻找世界的结构——沉醉于形式带来的纯粹快乐’，是揭示‘混乱中有秩序’（谈论世界的完美而不显得谄媚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展示世界的美’这一美的概念太过滥情、太过非历史，根本难以支撑摄影。”（苏珊 · 桑塔格，《论摄影》，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版，第101页）

布列松作品，北京，一个太监，1948年12月

例如以上三幅，布列松的照片核心价值在于，抱持了对现实的评价态度，却被炒作起来的“瞬间”冲淡了

约翰 · 伯格在《保罗 · 斯特兰德》的一篇影评文章里说：斯特兰德有一双能截取精华的利眼，他的照片是如此地深入人心，就好像是一条文化或历史的河流，让我们融入那个主体文化的脉络。他的拍摄方法与布列松正好相反，他的“瞬间”像是一种传记式的历史时刻的记录。“斯特兰德并不是捕捉决定性瞬间，而是企图提升某一个重要时刻，就好像说出故事的重点一样。”

与奥古斯特 · 桑德如出一辙，斯特兰德的不少作品是有求于肖像人摆拍的， 构图上也不符合布列松的美学规范，但是这些非“决定性瞬间”的作品，为何那样地耐人寻味并得到著名评论家的认可呢？

保罗 · 斯特兰德作品，瞎眼的女人，纽约，1916

保罗 · 斯特兰德作品，巴内特先生

保罗 · 斯特兰德作品 ，一个家庭，1953

通俗地说，这是关于照片的“好看”与“耐看”的问题，也是摄影价值的本质问题。所谓的“决定性瞬间”，却缺乏内涵上的“深邃”，而桑德与斯特兰德则恰好相反，罗伯特·弗兰克也以83幅的《美国人》对布列松做了一次深刻的解构。两者的差异，正如王尔德的虚华与巴尔扎克的深刻之间的距离。这也应验了亚里士多德那句名言：“一个无论如何完美的身体，必须有完美的灵魂才算完备。”

由此看来，一定是另有内在的要素在决定着快门释放的意义。例如，夜晚以B门拍摄的星辰弧线，就根本不是瞬间可以解决的问题，但那恰好揭示了天体运行的某种规律。此处已经透出了其中的奥秘：拍摄的核心不在于做样子，而是采聚事物的“本质之光”。

这本质之光，由事物的关键性特征彰显出来，属于事物的灵魂密码，这才是构成好照片的决定性要素。科学上都极其重视对物质理化特性的研究，人文学科也是一样的道理。肖像摄影大师卡什，为了抓住代表丘吉尔公众印象的神情，故意让助手抢过他正在使用的烟斗以惹他生气，就是一个佐证——所谓大师，就是给灵魂塑像的人。难怪有人说艺术分三等，即形式的，思想的与人生的。

卡什作品，丘吉尔

实用影像如此，摄影艺术也如此。

通缉令上的描述，其他应用文的叙述，漫画，雕塑、小说等艺术形式，无不是对于人或事物，在属性、时代、历史或精神特征上的揭示与刻画，发现并抓住它，就是“纲举目张”的成效。

甄别历史上那些影响深刻的照片，其共同特点无不是对“关键性特征”的截取。譬如以刘易斯 · 海因《童工》代表的资本主义初期特征，FSA兰格《流离失所的母亲》流露的大萧条特征，古尔斯基的景观揭示的全球化消费主义特征，焦波《俺爹俺娘》诠释的儒家文化传统特征，王久良《垃圾围城》代框定的环境危机特征，钱海峰《绿皮火车》承载的百姓出行特征，李政德《新国人》揭示的新时代国人精神特征等等。细品起来，每张好照片，都有其不同层面的“关键性特征”在支持着作品的成立，这是仅凭画面构成、黄金分割、光影等浮表美学无法支撑之重。

李振盛的老照片之一  （被批斗者因发型酷似他老人家，而被红卫兵当场治理）

王久良 垃圾围城系列之一

钱海峰 绿皮火车系列之一

焦波《俺爹俺娘》组照之一

李政德《新国人》组照之一 （当代体面人的“假面具”特征隐喻）

张晓武《乡村娱乐》组照之一

李云鸿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求财神》

（其实，同胞们拍摄的具有鲜明历史特征和人文精神特征的好照片实在太多了，绝不是一个舶来的“决定性瞬间”能“摆平”的，但它们的共性却离不开“关键性特征”这一宗旨。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举例了。）

“关键性特征”的截取除了依赖少部分技术因素，重要的在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提炼。人们常说的功夫在摄影之外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拍摄者需要在广泛的学科和漫长的人生体验中不断学习和总结。

无论在生活、生产还是其他社会活动中，个人、团体、种族以及国家，在不同的时段或年代，表现出来的人性特征、精神文化特征和历史特征是有很大差别的，它们在作品中的重要程度也不尽相同。例如，一般人对军队的描述往往着眼于仪仗队的演示美感，但在作家笔下，往往是对战场上尸横遍野的本质揭示。

所以，要善于挖掘埋藏在人性深处和受民族文化长期浸染而形成的那些岩石层级的精神和历史特征。换句话说，某些时尚的风气对人类的影响，像时装潮一样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会烟消云散，这样的人文特征如地表的浮土，易被风雨销蚀，譬如某些搞笑段子描述的现象——无疑，“段子艺术”的生命周期是短暂的。而像莎士比亚《李尔王》《奥赛罗》《麦克白》，国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白鹿原》等小说揭示的人性特征、历史特征和民族精神特征等，则属于深埋于地表之下的岩石级别，其牢固度会与整个民族的寿命一样长。由此不难理解，名著中虚构的人物，本来没有存在过，但他们却如同活在我们身边一样。只有揭示出这样的关键性特征，才能成就作品的永恒。对比小说《金光大道》《海岛女民兵》等“运动性”特征人物的短命，道理不言自明。

对于事件报道，浅表层面的往往拘泥于现场本身是什么；深层次的，更在意借助写实，挖掘出更深层的超越性内涵。典型的如史密斯揭露水俣环境污染的《智子入浴》，那圣母怜子图一样的悲悯，把人性对大自然的贪婪造成的恶果，艺术地浓缩结晶，成为永恒的警示，可谓作品“崇高之美”的要旨所在。事实上，史密斯的《水俣》很多写实性报道的画面污染特征非常明显，而《智子入浴》之所以在全篇中脱颖而出成为代表作，还在于它不单单揭示了环境危机特征——你看那圣母爱子般的抚慰，爱莫能助的神情，痛苦与无奈、惆怅与遗憾，早已刺中了全人类灵魂深处的痛感神经，这是单凭结构美学无法抵达的艺术高地。

史密斯《水俣》之“智子入浴”

关于“艺术中的理想”，法国著名历史、哲学和文艺批评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花了四章的篇幅做了详尽的论述。丹纳认为，重要的特征，代表事物的本质，当艺术家的观念吻合了事物的基本特征并把它们表现出来，也便实现了该作品的创作理想。其中的要点在于：

一.“特征的重要程度”，岩层级别的最佳；

二.“特征的有益程度”，重在那些帮助个体与集体生存和发展的特征；

三.“效果的集中程度”，作品的各部分通力合作，表现特征，避免相互消解。

对于摄影来说，人物的服饰、行为、神情以及各种事物的状态、环境，众多虚实特征交织在一起，能够准确分析提炼和及时捕捉才是硬道理。如果非得拿“瞬间”说事儿，那么这个“决定性瞬间”，只有在“关键性特征”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这是郎静山先生当年拍摄的一张花卉照片，由于不具备任何时代特征，所以……

经典之作，即便因灵感触发，也注定离不开艺术家的日常积淀。一个偶然中透着必然的例子是：一天，柴可夫斯基被现场老泥瓦工哼唱的一首民歌深深打动。交谈中老人吐露：“姥爷，这是我们穷人的歌啊，一年四季忙碌，连黑面包都吃不上，喝点酒消消愁吧，钱从哪里来啊。”随着琴弦的颤动，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诞生了：“这正是我多少年来苦苦寻找的，今天我终于找到了它！” ——她源自劳苦大众的灵魂深处，经艺术的发现与升华，又洒向全人类的精神家园，无疑，这便是艺术的真谛。音乐会上，大文豪托尔斯泰流着热泪感慨到：“从这首乐曲里，我已经接触到忍受苦难的人民的灵魂深处。”

2018.5.22 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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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国生

独立摄影师、摄影评论家

现居沈阳

60后，东北大学工学学士，业余喜欢文学与哲学，着迷于通过摄影来领悟生活。乐于独立骑行。

对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主张在真与善的统一中，抵达“崇高”的审美境界。看重艺术家德与艺的相得益彰，并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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