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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冷战”留下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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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沈志华
来源 | 察哈尔学会

《冷战启示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导读:二战结束后仅仅两年,美国和苏联这一对昔日的盟友便反目为仇,开始使用除战争外的全部手段进行全面对抗,史称冷战。冷战最终在1991年以苏联解体的方式宣告结束。在冷战过程中,美国采用了什么手段和方式?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过程中,应该吸取哪些教训?在《冷战启示录》首篇《专题报告之总报告:“冷战”留下的历史启示》中,察哈尔学会冲突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沈志华对此进行了分析。

用当年美国政府的话说,冷战就是“使用除直接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反击苏联等国家”的总体政策。

因此可以说,除了从未发生的超级大国之间直接的“热战”,一切形式的对抗——外交战、情报战、心理战、宣传战、经济战、隐蔽战(颠覆、暗杀活动)、代理人战争等,都是冷战的表现形态。

这里主要考察美国对苏联开展心理战(含宣传战)和经济战(就冷战的表现形式而言)的情况,以揭示美国在这两个方面的冷战策略及其效果。 

美国的心理战战略以争夺“思想和情感”为己任,致力于在全球范围遏制共产主义,推广西方制度模式,与苏联在政治、军事、外交、思想和文化领域进行了除直接战争以外的全方位对抗。

美苏双方进入战略核威慑平衡态势后,心理战的作用更为重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成为决定冷战胜负的关键。

因此,有学者很早就提出,冷战本质上就是一场“心理战”。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获胜的一方无疑是美国。

通过无孔不入的宣传,美国不仅把昔日的敌人日本和德国改造成盟友——“值得信任的朋友和世界民主的砥柱”,而且战胜了后来崛起的对手——苏联推广的僵化意识形态和体制模式随国家解体而消亡。

不过,美国可以成功地对苏联及其盟国搞“和平演变”,合理的机制和高明的手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苏联对外宣传僵硬的机制和简单的手段相比,美国的优势非常明显,特别值得注意的有:

(1)完善的决策、监督机制和制度性保障:美国历届政府都成立了专门机构来负责心理战的制定和实施,另有专门委员会来考察、评估、提供政策指南和监督。

(2)官私合作机制的建立和有序运行:美国把心理战作为一场全民行动,有关心理战的每一份总统指令文件都强调要加强与美国社会中私人成分的合作。

(3)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知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一大批美国知名大学的社会科学家被动员加入了心理战,在推动心理战决策的科学性、专业性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4)顶层设计与执行机构的弹性机制:美国开展心理战的一个最大特征是,驻地执行人员有足够的权限和话语权,可以因地制宜,做出灵活反应。

如果说心理战是“争夺人心”的比拼,那么“经济战”就是显示实力的较量。

这里所说的不是狭义的“经济战”,即在战争状态下彻底摧毁对方的极端经济手段(全国动员、全面禁运),也不是一般的“经济摩擦”或“经济纠纷”,而是指美苏冷战对抗中在经济领域采取的强制性和限制性经济措施,或可使用“经济冷战”的概念。

在这方面的较量中,苏联也显得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马歇尔计划”是美国进行经济冷战的开篇之作,其主要目标是实现西欧经济恢复和稳定,以防止“革命”爆发;加强东西欧经济联系,以削弱苏联的实力和势力范围。

如果苏联冷静处置,周密应对,未必就会由此走向与美国和西欧全面对抗的道路。

然而,斯大林由于担心其封闭的经济体系被打破而采取了强硬抵制的方针,不仅迫使东欧各国拒绝接受美国援助,而且还立即组织建立起一个与之针锋相对的集团经济合作机制——“莫洛托夫计划”(后来演变为“经济互助委员会”),其结果是人为地切断了东欧国家与发达的西方之间固有的经济联系,将东欧的经济与苏联捆绑在一起。

由此,苏联不仅在政治上承担了欧洲分裂的责任,而且在经济上背负了沉重的包袱。更重要的是,此后苏联及其卫星国走上了一条全面封闭型的经济发展道路。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断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私人企业与公有企业是相互绝对对立的概念和领域。

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术争论,还在很长时间内误导了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对市场经济、所有制关系的认识,使得苏联及其盟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始终未能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桎梏。

此举不仅与战后逐步出现的经济全球化大趋势背向而驰,还令苏联的经济理论长期滞后,经济政策日益僵化,在实际生活中不能及时了解西方经济发展的动向、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总之,“马歇尔计划”是成功,而苏联的应对是失策的。

与心理战和宣传战不同,影响“经济冷战”的因素是多重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个。

一是美国的盟国很难在贸易管制体系中采取完全合作的态度。

社会主义阵营虽然在经济体系上与西方分为两家,但毕竟是一个很大的独立市场,特别是在西方国家遇到产品积压、生产过剩、财政赤字等经济萧条的情况时,利益驱动就会促使他们与苏东国家做生意,从而突破美国严苛的出口管制政策。

1952年4月,苏联成功地在莫斯科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民间性国际经济会议就是一例。会议云集了东西方各国商界精英,不仅探讨突破政治束缚、开展民间贸易的可能性,还先后签署了大量实质性的贸易协定,对于美国以“巴黎统筹委员会”为核心的贸易管制体系是一次沉重的冲击。

这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大趋势,而经济冷战的效果则是有限的,只要政策灵活,应对得当,可以利用的空间仍然很多。

二是经济冷战的政策受到美苏各自经济状况及其变化的制约。

在冷战过程中,美国对苏经济政策在不同政府时期不断发生改变,其背景就是美苏双方经济实力此起彼伏的发展变化。

如艾森豪威尔总统面对“中苏经济攻势”和政府财政拮据而采取的务实灵活政策,尼克松总统在越南战争和国内通货膨胀等滞涨现象的压力下采取的放松出口管制政策,里根总统在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沼和经济出现衰落迹象的情况下采取的加强经济制裁政策等。

这说明,决定经济冷战成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经济体制和国内经济政策,只要把本国的经济搞好,生产发展了,国际上的经济封锁和贸易管制都是暂时现象,是可以不攻自破的。

目前的中国与当年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当时尚未进入统一的国际体系,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上与美国实质上仍是异质性和替代性的关系,而中国目前在科技、经济、环境等方面已经基本融入了国际体系,尽管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方面与美国存在差异,但并非完全对立的异质性和替代性矛盾。

因此,客观上并不存在重演美苏冷战类型的“新冷战”的条件。

只要中国坚持以改革开放为主导的国家战略,坚持不当头、不争霸、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在解决具体冲突问题时头脑冷静,处置得当,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避免走向新的“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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