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内涵与治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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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郭树勇 丁伟航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大变局; 东方国家; 国际治理; 文明治理

内容提要

基于国际政治的角度,从1919年至2019的100年里,人类社会经历了四次重大变化。一是爆发了两次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果是世界性殖民体系的崩溃;二是在全球范围内诞生了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性质与地图,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民族主义国家等多种世界性政治力量竞争共存的局面;三是美国与英国实现了所谓的世界性权力转移,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以不断创新的理念与方式建立了所谓近一个世纪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四是两次建立两极格局的努力均告失败,多极化格局从欧洲向全球扩展。这些重大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后果,就是东方国家普遍复兴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国际治理日益成为主导国际政治的方式,文明问题逐渐上升为世界秩序最为迫切的矛盾。 

冷战结束前后,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比如两德统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传统上的国际格局由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变,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世界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然而,又过了30年,人们逐渐意识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不仅仅限于上述国际现象。如果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苏联解体、两德统一和亚太地区的崛起;如果从美国中心主义的角度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美国治下的和平”成功取代“英国治下的和平”,并得以维持半个世纪,登峰造极的美国“单极时刻”已经到来,“历史的终结”或是“文明的冲突”时代正在到来。在国际关系多极化、民主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无论是欧洲中心主义还是美国中心主义,都不能全面地抓住国际政治变迁的本质。认清当前世界变局,需要补充东方国家的视角,站在全人类利益高度加以鸟瞰。从东方国家和全球政治的视角视之,国际政治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着大相异趣的含义。

1东方国家的普遍复兴

在古代历史上,东方国家本来长期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文艺复兴和欧洲崛起之前,中华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莫卧尔王朝等代表了东方国家统治世界的主要政治力量。所谓的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全球化成为欧洲崛起和殖民扩张的重要战略机遇和依托形势,大量的西方贸易国家兴起,欧洲及其北美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近400年里,西方通过殖民压迫、商业战争、不平等条约等方式征服了东方世界的几个帝国,建立了世界性的殖民体系,通过帝国主义、民族压迫、文化侵略等军事政治文化安排使得东方从属于西方、封建主义经济从属于资本主义经济、民族的文化从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讲,1919年至2019的100年里,人类社会经历了四次重大变化。一是爆发了两次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果是世界性殖民体系的崩溃。20世纪初德皇威廉二世受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鼓动,在国际政治上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态度,使德国隐约展现出欧洲未来主宰者的姿态,并在欧洲大陆以外的地方与英国的统治力量进行对抗1。早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德国统治集团便从争取称霸欧洲的“大陆政策”转向夺取全球霸权的“世界政策”,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在中近东,德国修建巴格达铁路的计划,直接触及英国在中东的利益,并威胁英属印度;第二,在非洲,德国想沿赤道两侧进行扩张,从东非到西南非建立一个斜断非洲大陆的“赤道非洲帝国”,与英国的“开罗-开普”计划是尖锐对立的;第三,德国加速扩张海军,挑战英国海上霸权2。作为回应,英国政府摒弃了“光辉孤立”政策,开始打造反德同盟,签订英法俄三国协约3,与此前建立的德奥意三国同盟4形成对抗。其实,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由于世界领土已分割完毕,后期的帝国主义国家想要得到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除了通过战争夺取,别无它途。终于以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刺杀案为直接导火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国家为这次战争准备了几十年,结果是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毁灭,以及英法等国的削弱5。一战的结束,是国际关系百年变迁第一阶段的节点,在这一阶段,欧洲帝国主义以委任统治为标志进一步发展,而与之相伴的,则是去殖民化运动在中东、埃及、中国、印度等地的兴起6。

两次世界大战相隔20年,在此期间国际关系呈现出对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部分欧洲强国仍试图重申自己的传统霸权,希特勒试图确立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这正是这种霸权意志最激烈的体现7;另一方面,第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爆发8,这场危机始于凡尔赛体系下的德国战争赔款问题,历时四年,波及面极广,破坏特别严重,激化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为摆脱这一危机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在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的推动下,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迅速对外侵略扩张,变成了战争策源地,在此过程中相互勾结,结成了法西斯同盟。但由于英、法、美的绥靖政策,法西斯国家侵略扩张的欲望愈益膨胀9。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中战争危机不断加深,日本法西斯在亚洲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哨战。NAZI对波兰的入侵,则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二战的终结不仅是摧毁了法西斯主义,也重创了英、法等殖民帝国,更进一步宣告欧洲世界霸权的结束。战争彻底打破了以维持欧洲均势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代之以雅尔塔体系。这一全球性国际关系体系首要表现为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全球的对抗和争霸,也即两极格局。冷战爆发后,欧洲的进一步衰落标志着世界殖民体系的迅速瓦解10。1945年到7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前殖民地国家均获得独立11。

二是在全球范围内诞生了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性质与地图,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民族主义国家等多种世界性政治力量竞争共存的局面。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世界历史的时代12。国际社会不再是一个唯一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是在最大面积的资本主义国家突破了帝国主义战线,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沉重地打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并提供了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西欧工人运动和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可阻挡地高涨起来13。尽管德国、匈牙利的苏维埃政府14短期内被镇压了,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建立,特别是1919年3月共产国际的成立,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国际关系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在当时的形势下,国际关系出现了新的基本矛盾,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加深了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影响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一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别领导的两种类型民族解放运动的并存和同时发展。虽然,相比之下,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但许多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因而与欧盟国家已经腐朽的资产阶级不同,乃是一个向上发展的革命阶级,在一定时期内,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占有比较优势,能够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然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出现的新事物,为被压迫民族指明了彻底解放的道路。在这方面,中国革命一直走在前面,提供了丰富经验15。

三是美国与英国实现了所谓的世界性权力转移,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以不断创新的理念与方式建立了所谓近一个世纪的“美国治下的和平”。英美关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双边关系极为重要的一次转折,以和平的方式在美洲完成了权力转移16。此前,英帝国凭借17世纪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海军的发展、殖民地的开拓和工业革命的先机,先后击败欧洲各大帝国17,建立起自己的世界霸权18。从19世纪后期起,有能力对英帝国霸权发起挑战的只有两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强国——德国和美国。相同的是,德国和美国都通过发展经济,打造经济上与英国争夺霸权的实力基础;不同的是,德国不愿与英国分享霸权,直接通过武力手段进行挑战,但两次都在世界大战中被英国及其盟国击败,只得放弃争夺霸权的企图。而美国似乎并不急于挑战英国霸权,更愿意经营西半球的“后院”,但在欧洲战火燃起之际,美国又不得不先后两次对英国伸出援手,打败了挑战者德国。这看似与以往大国成长的规则不同19,次强的国家总是会联合起来对抗霸权国,拿破仑战争正是如此。但实际情况是: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实力均已经超过了英国20,美国成为经济上的世界第一强国。更重要的是,英国是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严重受损者,国内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不但资金匮乏问题突出,也使伦敦的国际金融业务向受战争影响较小的美国纽约和瑞士苏黎世市场分流。而美国是战争真正的获益者,国际性资金借贷和资金筹集活动在战争中大规模向纽约市场转移,使之成为最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市场。所以,纽约成为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21。英国打赢了战争,挫败了德国的挑战,却失去了霸权和帝国;美国则在打败德国的同时,从英国手里接过了霸权,后又在冷战中拖垮苏联,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霸权国家22。

四是两次建立两极格局的努力均告失败,多极化格局从欧洲向全球扩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英法为主导建立起战胜国体系形成了国际政治的一极,以战败国和被防范的苏联等国家为国际政治的另外一极,这个短暂的两极格局由于美国与苏联的体系外活动特别是世界性经济危机23的爆发,很快结束了。冷战开始后,美国与苏联各代表两股世界性的政治力量,形成了两大政治力量中心,但是由于核力量的多元化发展、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的不断提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分化等因素,美苏缺乏共同统治世界的力量,不得不各自收缩战线,出现了美苏之间的大量中间地带。1946年8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首次明确提出,“在美苏之间存在着由欧亚非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组成的广阔的中间地带,美国在压服这些国家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1963年至1964年,毛泽东明确了“中间地带有两部分”的观点,指出“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看到了中国与“中间地带”所具有的共同点24。

上述四个方面的重大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后果,就是东方国家的群体性兴起。正是世界大战引起了社会主义革命,解放了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人民,导致了中国、印度、土耳其等东方国家成立了独立的多民族国家,使得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数目由20多个增长到近200个,其中,大多数国家都不是欧洲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斗争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它削弱了帝国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中西方七国的政治力量,鼓舞了大量民族主义国家的政治自信,推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等国家,在东方世界的崛起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虽然不能改变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本质,但是美国毕竟与英国有所不同,美国的崛起变化了欧洲中心主义,将世界政治的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洲,美国不可能总是将欧洲事务作为对外关系的优先地带,由于美国要致力于建立美洲人治下的美洲,因此不可避免地将南美洲和东太平洋等作为战略要地,客观上促进了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上升,有利于太平洋沿岸东方各国的经济发展。两次两极格局化的失败,宣告了以欧洲传统政治思维解决国际秩序问题的困难,预示着国际关系多极化和民主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东方国家的崛起只是时间问题。冷战中后期,中美苏、美欧苏、中美日、美苏法等多种三角关系不断变化,以印度、南斯拉夫、埃及等为代表的不结盟运动蓬勃发展25,东方国家从政治上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2国际治理日益成为主导的国际政治方式

国际治理就是国际关系的多元主体采取合作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国际治理的理想与实践一直存在,但是上升为国际政治的主要方式,还是近来的事情。我们今天讲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其实都是发源于欧美政治,都是在一定的国际社会框架内进行的。运用权力政治的办法,还是国际治理的办法,在西方思想界和政治界内部是有长期分歧的。西方语境中的权力政治,是国家内部以君主为核心的强权统治,加上对外关系中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但是同时,还要遵守均势的原则。西方语境的国际治理,是重视国际组织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在一些非政治领域中发挥一定的作用,重视国际治理是以承认国家特别是国家联盟、霸权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为前提的。权力政治与国际治理对于国际政治的意义,就是国家与社会对于国内政治的意义。权力政治的核心思维是强权统治、非此即彼、零和博弈。国际治理的核心是各种行为体都发挥一定的作用,实行一种集体的安全观、各得其所的发展观以及和平共处的文明观。权力政治是以物质力较量为主要内容、以国际等级社会为社会基础、以统治集团的绝对权威为保障的,而国际治理则是以软实力较量为主要内容、以国际多元平等社会为社会基础、以统治集团的相对权威为保障的。以权力对抗权力是国际政治的传统而比较有效的方式,虽然在古代帝国之间普遍存在,但是在近代的欧洲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以至于带上了欧洲文化的色彩,甚至被认为是现代政治的部分规定性,因此,摩根索、沃尔兹等认为,用非体系性战争来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避免体系性战争,而布尔等人曾经把战争作为国际社会的六种运作机制之一。现在看来,这种认识还停留在欧洲国际社会的经验上,根本上是地方性知识。但是,西方学者长期以来仍然把它作为普世性知识,顽固地坚持权力政治的思维方式。然而,当欧洲国际社会扩展至全球性国际社会的过程中,这种经验与认识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资本和资本主义将战争从地方性战争扩展成世界大战,而人类社会在新的国际政治形式和政治体制机制没有产生之前,是不可能遏制住世界大战爆发的。西方国家幻想“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仅带来了20年的“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20年,又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冷战接近世界大战的边缘。用国际治理而非权力政治的立场与观点对待国际政治,是人类20世纪四次深刻政治反思的后果之一。

(一)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

早在十九世纪,国际社会对于世界大战的战火就保有高度的警惕,为废止战争而做的各种努力可以遵循四个不同的线索去追溯,即主张各国在关系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建立协调欧洲的组织,建议在解决国际争端上应用国际法的仲裁方法,以及创立和平协会号召废止战争,等等26。但是这些为制止战争而做的努力对各国影响并不大。战前国际关系中无政府状态的灾难性后果,导致了战后一个大胆的尝试,即建立国际联盟来捍卫国际和平和正义27。国际政治权力中心已不再单纯地集中于中西欧,而开始向北美转移;当一战进行到第四个年头,各国人民正陷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新诞生的苏维埃俄国亦对旧秩序提出了强烈的挑战。1917年11月8日,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府,公布了一项和平法令,它向一切交战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建议立即进行和平谈判,订立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民主合约28。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国会演讲中针对苏俄的各项和平建议,提出了被称为“世界和平的纲领”的“十四点原则”。这个文件以及同年10月威尔逊的顾问豪斯上校委托李普曼和科布草拟的对“十四点”的注释,集中体现了美国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设想29。

一战的持续性及其残忍性逐渐激起了各国人民以及很多政治家的厌战心理,欧洲长久以来关于废止战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各种构想,开始得到各界的支持。一些支持建立国联构想的政治团体先后成立,例如,1915年英国成立的国际联盟协会(The League of Nations Society),美国成立的强制和平同盟会(League to Enforce Peace)30。国际社会对国际政治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最终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31、废除秘密外交等一系列措施,希望通过前者发挥国际组织作用,制约强权政治的任性;希望通过后者发挥人民对于政府外交的监督,制约专制外交的任性。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全球治理从一战之后就开始了,一些国际人士甚至部分国家都开始认识到,必须以国际治理的方式来处理国际事务、建设世界和平,但是,掌握国际治理话语权和制度权的英法等国,仍然以权力政治的方式运作国际治理,国际联盟等国际组织成为权力政治的工具,国联的真正目的是保证英法帝国主义的霸权,巩固凡尔赛体系,反对战败国方面修改合约的企图。国联最初不准战败国参加,同时还要镇压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32。此外,由于美苏不在国际联盟的框架之内33,国际联盟的制度设计缺乏操作性和有效性,加之英法实施国际治理的决心与自律不足,国际治理发挥的实际作用不大,甚至被讥笑为“空想”。因此,列宁早在1920年就已指出,“……国际联盟只是纸上的同盟,而事实上这是一群互相厮杀、彼此毫不信任的野兽”。在国联成立的11年后,日本无视国联的存在,为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发动“九一八”事变。战争与危机的到来,使得权力政治重新成为主导的国际政治模式。

(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

国际联盟失败了,但是国际治理并没有失败,它的理念及制度成果并没有因为二战的到来而湮灭,反而成为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政治反思的基础。二战之后的国际政治反思内容广泛,消灭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清洗等反人类罪行的土壤,强调人民主权对于政治极权的制约。早在1941年12月4日,苏联同波兰的友好互助宣言中首次指出,“在战争胜利以及适当地惩罚希特勒战犯以后,盟国的任务是保障持久的公正和和平。只有建立一个在联合各民主国家为持久联盟的基础上的新的国际组织,才能达到这一目的”。1942年1月1日,苏、美、中等26国签订了反对法西斯国家侵略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34。建立联合国的第一步,是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同年12月,德黑兰宣言重申应成立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克里米亚会议决定,由苏、美、英、中四国发起邀请“联合国共同宣言”的签字国35。最终在旧金山会议上,以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案36作为基础,制定联合国宪章。

二战后,在国际治理方面加大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力度,通过国际法、国际执法、大国一致原则等做法,改良权力政治的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环境。其中,大国一致原则将制裁侵略的权力集中于安理会,除程序事项以外的一切决议都必须获得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以后才能通过37。这反映了二战结束时的世界政治力量对比,体现了大国的协调与合作,从内部机制上有利于保证集体安全38。虽然美苏两大国常常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见表1-2),使得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行动无法实施,但是,这至少从侧面反映了一种新的政治思维的兴起,这种否决权的实质是国际治理的思维与方式,否决权的存在为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稳定、维护居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起着重要作用,它总比退出联合国等集体安全体系、运用单边主义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要好得多。

(三)对于新式全球性危机的反思

对20世纪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70年代石油危机、90年代全球变暖、21世纪头十年的“9·11”事件、国际金融危机等危机的政治反思,导致国际政治模式有了根本性的转折。

反思古巴导弹危机,使得国际社会意识到建立全球性不扩散核技术机制的极端重要性,并迅速把反对核扩散原则上升为全球集体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完成了国际立法程序,以至于形成了世界性反对核扩散的统一战线。古巴危机过后,虽然东西方对抗这一冷战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但美苏两国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管理它们之间的关系,防止类似危机再度出现39。1963年到1974年,两极格局下两大阵营的共存规则相继确立40。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分别在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开放签字,59个国家签约加入41;1969年11月17日,第一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I)启动,1972年5月结束;1972年5月26日,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II)始于1977年,1979年6月18日在维也纳,卡特与勃列日涅夫签订《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42;1973年7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1975年7月30日至8月1日,欧洲33国及美国、加拿大等国签署《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43,该文件在原则上标志着欧洲有望实现永久和平。尽管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对于危机的反思和治理制度建设是十分重要的,而这种危机治理绝非单边主义行为所能推动,必须多个国家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通过双边或多边努力才能得以实现。

石油危机前后44,超级大国才认识到必须在国际政治中“放权”,因为权力政治所赖于生存的国际等级体系即世界性殖民体系已经瓦解,不能继续支持体系性权力政治,第三世界的崛起和中间地带的崛起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管理的,除非采取权力政治以外的方式方法处理国际政治事务。在一段时间内,联合国的作用提高了,中国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进入了联合国,以贸发会议等形式发挥政治作用。贸发会议原规定每4年召开一次,第一、二届会议主要关注实行国际贸易普惠制的可能性,第三至五届会议分别专门讨论了国际援助、初级产品和石油危机等问题。贸发会议45等历次会议取得了瞩目的成果。比如,1964年第一届会议通过的《最后议定书》,规定了作为发展国际经贸关系和拟定有关政策的15条总则。其中,比较突出的内容有:发达国家应给予所有发展中国家以优惠待遇,而不应要求互惠;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优惠待遇不给予发达国家,等等。1972年,第三届贸发会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决议。这个宪章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上以120票对6票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成为实现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战略目标的纲领性文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开展的斗争中,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46。

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世界资源无限制开发、气候变化,权力政治所依赖的国家利益最大化逻辑也到了尽头,必须共同实现有限度、有节制的国家利益才能保住人类的共同命运。“9·11”事件,使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真正意识到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可怖的、真实的敌人,世界性反恐怖联盟建立起来,中美俄等大国有了新的政治合作基础,这一点使得美国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对俄罗斯复兴与中国崛起的冷战思维和权力政治思维,国际治理因恐怖主义势力将战争危机引到美国本土而在国际安全等方面站稳了脚跟。

2008年前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更是深远的,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召开47,这个会议机制实际上就是国际经济治理的最高会议,由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19个国家和一个国际组织(欧盟)采取协商对话的方式,寻找渡过国际经济危机的出路。由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使用了较为平等的方式进行国际协调,因此,国际治理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的主导方式(欧洲一体化发展到了欧盟的水平,28个成员国实行了越来越趋同的经济、防务和社会政策,区域治理有了欧洲宪法的保障;东盟等其他区域一体化也不断升级,使得区域治理成为国际治理的基础样式)。这显然与20世纪20、30年代处理世界性大萧条形成的局面与结果完全不一样。20世纪国际政治思维是权力政治为主导的方式,最终导致了法西斯势力发动战争;而21世纪主导性国际政治思维则是国际协调与国际治理,遏制了经济危机蔓延和国际分层恶化,保持了世界经济的稳定运行。

总之,国际治理已经在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两个层次上都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成为大国权力政治的重要约束力量,英国动用了强大的国家资源来脱离欧盟和欧洲区域治理体系,到今天也没有完成基本的法律程序和政治程序;美国高举“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48、“让美国继续伟大”49等旗帜,企图退出WTO等国际经济协调机制,但都是欲罢不能,其权力政治的策略处处碰壁,与中国等国的贸易摩擦虚虚实实、难分难解,不得不与中国、欧盟和联合国保持剪不断的联系,不敢放弃其在世界秩序中的基本角色。也就是说,无论是昔日的权力政治“高手”英国,还是今日的“世界警察”美国,都不能任意中断国际治理的进程,今日的国际治理早已不是100年前国际联盟时的国际治理了。即使美国、英国试图退出国际治理的进程,中国、欧盟等国际力量也会迅速恢复当前的态势。

3文明问题上升为世界秩序最为迫切的问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一种变化十分耀眼,就是文明冲突与文化治理已经上升为国际政治的突出矛盾。文化是低级政治的领域,与军事、经济、安全、科技等因素相比,一直处于政治边缘和政治深层,只有当重大国际危机爆发、极端性社会运动出现时,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当我们提出国际政治时,一般指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世界军事的冲突、竞争与合作,很少提及文化上的斗争。即使提起文化对于国际政治的作用,也指它以间接的方式特别是影响领导人观念和思维等方式来影响政治行为。然而,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一世纪,文化开始登上国际政治的舞台中心。

(一)国际文化治理成为国际治理的重要内容

国际治理中的文化治理不是传统的治理领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看重的是国际经济治理。在它们看来,全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一统天下,国际社会的基本底色是从欧洲社会文化中来的,国际政治的主权制度、国际法也大多是西方奠基的,当前的主流秩序认同标准也是西方制订的,因此,它们对于文化的世界统治十分自信,很少普遍地产生文化上的危机感。作为霸权国的英国和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最担心的是挑战自己国际地位的军事强国或新兴经济体的兴起。然而,文化成为国际治理的重要内容,有三个因素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区域治理过程中,文化成为区域一体化的基础要素和主要内容之一。欧盟与东盟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体化进程中,都不约而同地把区域文化规划作为三大任务之一,把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作为支柱性战略50。二是全球治理中出现了所谓的“文明冲突”问题。西方学者提出“文明冲突论”51,其出发点是为了改变战略界对文明在国际政治地位中重视不够的问题,强调文明冲突将是未来国际政治的主题,这不免夸大其词,而且低估了文明间交流、互鉴的可能。然而,“文明冲突论”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明差异影响国际合作的普遍现象和道理。三是大国间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与合作十分激烈。由于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主题,国际间的复合相互依赖不断发展,经济领域的共同脆弱性与文化领域的认同危机日益强化,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都十分注重寻求深度持久复合的国际合作,因此,就把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化人性化多元化意识、发展文化旅游服务业、优化国际形象、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沟通水平作为国家战略行动。

(二)国际意识形态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领域

意识形态是政治在思想领域的重要体现,是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52。意识形态相似与相异的国家无疑会在政治理念上发生冲突与合作。理论界关于意识形态对国家对外行动的影响有着不同的观点。一部分持现实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高准则,不应当把意识形态作为对外行为的依据;另一部分持理想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实现国家利益就包括实现本国意识形态的利益。从过去一百年的国际关系史来看,无论是美英法德等西方大国,还是中苏越等东方国家,都没有完全摆脱这两种观点及其实践活动的困惑。在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了友好互助同盟,建立了经互会、情报局和华约组织,而资本主义国家则建立了多个“民主同盟”、“人权同盟”、北约组织等。冷战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较量。冷战结束后,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较量结束了,但是美国对于意识形态信仰体系不同的国家或国家体系,仍然采取了遏制或竞争的战略,美国仍然对于以中国、古巴、朝鲜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一定程度的压力政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中与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实行一轮又一轮的“颜色革命”。也就是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转型国家均采取了意识形态上的压力政策,直接的政策对抗强度可能有所淡化,但是方式方法与层次维度较冷战时期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意识形态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不仅体现在冷战期间为了维护意识形态的同一性而进行的阵营对抗上,也体现在跨越意识形态分歧进行的战略合作上。强调意识形态合作是文化政治,强调跨越意识形态分歧进行合作也是文化政治,实际上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在过去一百年都被抬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西方国家政界与理论界十分注重所谓的“民主和平论”,反映了它们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的强大需求,这种需求的背后就是西方宣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等。把这种意识形态巧妙地成比例地转化为合理的国家利益和适当的对外行为,是过去一百年国际政治的重要形式,也是政治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强调不以意识形态划线53,要按照是非曲直来明确国家利益和对外行为,主要是希望结束过去的“一边倒”战略,转而扩大与意识形态不同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强国际交往,融入国际社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国际和平发展环境。这本身也说明,维护或改变意识形态对于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是多么重大的一项任务。

(三)终结“文明霸权”成为全球治理领导权的关键

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是世界性权力转移在当代的重要体现,是世纪之交国际政治的关键所在。全球治理领导权从根本上讲,是指一个大国从全人类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等考虑出发,所享有的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履行全球经济治理责任、促进全球文化和合共生,向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理念引领、规则制订与组织协调权。在国际治理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主要内容的新时代,世界性权力转移除了体现为硬实力对比变化之外,还必然体现在全球治理领导权的转移上。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治理的任务加重,形势逼人,然而作为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在全球治理的组织协调方面出现了不平衡、不充分、不主动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在国际金融危机治理方面比较有力,但在国际贸易赤字治理方面比较自私;对于确保核安全、反对恐怖主义以及北美、欧洲、东北亚方面的国际安全比较关心,对于中东、中亚、南亚和非洲等欠发达地区的国际安全治理严重缺乏;对于欧美国家面临的外来文化威胁过于担心,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交流和文化治理赤字关注不够、措施不多。尤其是后者,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的关键问题。美国的全球治理方案,说到底是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基本认识上的: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则是从欧洲发展来的现代性文化;只有在全世界建立稳固的市场经济逻辑,形成了普遍适用的现代文化,才能制订有效的国际经济规则,而有了强大管用的经济规则,就可以建立高效有序的世界秩序;哪里有了问题,就可以根据规则加以治理,美国则依据其强大的政治吸引力、经济军事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担负“世界警察”的角色,发挥世界秩序主导维护者的作用,并由此而享有“霸权红利”。然而,这些逻辑本身与现实政治有很大的差距。虽然美国在军事实力上依旧是超级大国,但是从经济实力上,已经不能保持超然于其他大国之上的优势地位,与中国等新兴国家基本上平分秋色。这样,能不能保持其文化上的霸权就显得尤为重要。维持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国际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能够弥补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霸权体系中的有关弱项,因此,美国学者除了在乐观主义角度提出“历史终结论”为西方文化鼓劲之外,还从悲观主义角度提出“文明冲突论”以增强西方世界的忧患意识,加强其文明内部的团结,甚至在最近几年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防止具有异质文化背景的外来移民进入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的孔子学院活动加以抵制,通过其控制的有影响的媒体对新兴国家或转型国家的治理失误进行“妖魔化”,构建新的“威胁论”。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期待54一种新的全球治理,这种治理必须改变美国治理世界中的不平衡、不主动、不充分、不深入等特点,要树立整体性思维,反对简单地运用问题解决思维,综合性地解决全球发展、全球安全中的根本性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全人类利益和共同命运的高度来透视国际政治,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政治观,进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性发展问题、承认文化差异化与互补性现实。由于全球事务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共同脆弱性和多元化趋势,使得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逻辑必须走出昔日的西方逻辑,一国或几国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霸权文明”55模式不可能像过去“英国治下的和平”那样支撑当代的全球经济治理行动。美苏两国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但同属西方文明框架,昔日两个超级大国一度希望共同统治世界的努力宣告失败,足以说明“霸权文明”的路子走不通,必须走包容文明或者共生文明的新路。中国近年来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坚持包容互鉴的文明交流观,不仅是对过去几百年西方治理世界经验教训总结的结晶,也是对新全球治理的深刻认识,并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智慧得出来的正确结论,能够引领新时代的全球文化治理。反过来讲,如果中国等新兴国家群体不去奉行包容互鉴的文明观,那就走不出美英过去治理世界事务的困境(即企图依靠自身或同盟的力量,用一统天下的秩序观和文化观来治理日益多元和相互依赖的不平衡世界),即使一时经济指标上赶上美英,也不能真正地组织国际事务,团结国际社会。全球治理的老路曾经有用,但现在肯定不能走了,这是美英的无奈。新路尚未完全找到,但是方向是明确的,这赋予了中国等东方新兴大国以机遇。倡导什么样的国际主义,提出什么样的国际治理理念,用什么样的目标争取和凝聚世界民心?赋予世界秩序以何种“定海神针”,是争取全球治理文化领导权之要义,决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未来。

来源 |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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