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经济成功是由它的文化产生的吗？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启真馆图书 Author 埃里克·琼斯
按：文化在经济的发展中究竟有着怎样的作用？这是埃里克·琼斯在《文化融合：基于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文化批判》中讨论的主题。
埃里克·琼斯在第一章总结出“文化固定性”和“文化虚无性”两种对立的观点，“文化固定性”的观点是将文化视为首要的解释变量，所有的分析都以文化来解释；“文化虚无性”则将文化视为不存在的或者是不重要，无须关注的。这两种关于文化的态度，作者都进行了否定。并提出了“文化变迁”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文化，不是存不存在重不重要的问题，而是它如何变迁的问题。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观察文化和经济的关系。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书中第二部分以“东亚经验”为例，分析了在带有鲜明的文化烙印的区域，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
社会经济史译丛《文化融合：基于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文化批判》
[英]埃里克·琼斯 著 王志标 译
在过去的40年里，堪称最伟大的经济试验是东亚的崛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验是英国工业革命；第二次是欧洲的工业化；第三次是美国的工业化；现在的第四次则是“东亚奇迹”。可以把东亚的转型视为技术追赶型的，但是其本身是非凡的，因为它规模宏大，速度极快，超乎预期，并且涉及的国家较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们认为，世界其他地区实现增长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东亚则被认为受到了腐朽的或者至少保守的儒家思想的束缚，在过去的2000 多年里儒家思想一直没有与经济增长的系统性关联。对文化背景的轻视不只是西方的偏见；至迟在20世纪60年代，该地区的知识分子也是这样认为的。所发生的巨大变迁相当于一场在文化变革与经济变革方面的试验。它涉及如何根据亚洲价值观解释增长，如何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和急剧增加的收入在过去的40年里，堪称最伟大的经济试验是东亚的崛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验是英国工业革命；第二次是欧洲的工业化；第三次是美国的工业化；现在的第四次则是“东亚奇迹”。可以把东亚的转型视为技术追赶型的，但是其本身是非凡的，因为它规模宏大，速度极快，超乎预期，并且涉及的国家较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们认为，世界其他地区实现增长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东亚则被认为受到了腐朽的或者至少保守的儒家思想的束缚，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儒家思想一直没有与经济增长的系统性关联。对文化背景的轻视不只是西方的偏见；至迟在20世纪60 年代，该地区的知识分子也是这样认为的。所发生的巨大变迁相当于一场在文化变革与经济变革方面的试验。它涉及如何根据亚洲价值观解释增长，如何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和急剧增加的收入距已经产生了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收入不平等。在乡村和城镇的平均收入之比在1985 年是1∶1.8，到了2003 年可能已经扩大到1∶6。
据说，因为想获得成功所带来的压力造成了更多的焦虑症患者。中国只有2000名有资质的精神病医师，相比之下美国每100万人中就有105位精神病医师。自杀是18—34 岁的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每年有超过25万人自杀。在日本，每40户家庭中就有一家有一名孤独症患者；100万人很少走出家门。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在亚洲造成疾病的10个主要原因中有5个都是心理方面的，相比癌症这造成了更大的经济负担；世界卫生组织还预言，抑郁将成为主要的疾病。好像这些都不算什么，但是艾滋病已经袭来；不过，它的真实规模是难以估计的，因为有些数据仍然是缺乏的。
东亚的经济成功是由它的文化产生的吗？亚洲人认为是这样的，西方少数教条的游说团体也赞同他们的观点。亚洲价值观，更准确地说习俗，被用来解释该地区的增长，其中不少解释者宣称，它们在经商方面所提供的方法相比西方受规则束缚的方法更优越。愿意相信本国经济正在下滑的西方评论家首先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吝赞美之词，然后对日本的国际贸易和产业部大加赞扬，最后对海外华商运行的模式极为赞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李光耀和新加坡官员（“新加坡学派”）推动了亚洲价值观阐释，之后亚洲价值观阐释得到了东南亚国家精英人士的追捧。
假定发展中经济体的初期增长率永远不会减弱的作者往往倾向于认为，增长是文化使然。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在很少考虑保护人权或者妇女地位的统治之下，有关社会大都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衰落过程。“我必须坦承，我最初觉得这个理论（亚洲价值观）是吸引人的，因为我是一个印度裔……”法里德· 扎卡里亚（FareedZakaria）评论道，“但是，接着我想知道，如果成为印度人是通向经济成功的一把钥匙，那么怎么解释印度经济自1947 年独立以来的40年里所经历的糟糕表现，或者就此而言，又如何解释几百年来的印度经济呢？有人可能会问中国同样的问题，中国是另一个在几百年里经济表现都不尽如人意的国家，直到20年前才摆脱了困境。”
亚洲价值观的主要论点是，亚洲人，首先中国人，具有能够将他们与欧洲人和美洲人区分开来的信仰和行为。他们可以为社会的利益而工作；他们工作努力；他们是节约的；他们尊重教育。尊敬老年人是儒家思想本身的一个表现，但是可以看到它没有被包括在亚洲价值观的核心中；因为传统似乎阻碍了经济成功，所以它对于保守主义者的吸引力在下降。在新加坡，西方商业法得以采用；为了降低法官受贿的动机，法官得到了较高的薪水。这创造了一种混合模式，它几乎不能被冠以“亚洲”文化。亚洲价值观追求的事实上是一种对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的暗中保护，同时对西方预期的衰落幸灾乐祸。对于雇主和政府而言，努力工作、高储蓄的劳动力所带来的优势是显然的。
这种满足感从来没有为所有见多识广的亚洲政治家所认同。有位政治人物说，中国历史是被误读了的；只有价值观，并没有专门的亚洲价值观。虽然在东亚快速增长的早期阶段集体主义可能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在该地区土生土长的几种哲学中它只是一种选择而已。亚洲价值观论篡改或者掩盖了中国过去的民主元素，尤其与佛教和乡村自治（The Self-governance of Villages）有关的特征。
然而，许多西方支持者被吸引住了，其中包括新援华集团（The New China Lobby）的成员。在滞留中国为本国政府工作期间，新援华集团的成员就已建立了与中国的联系；此后，他们基于私人顾问保持着这些联系。其他支持者的动机是不清楚的。不过，其中有些人追求的是听话的劳动力和不加批评的支持，他们相信东亚政府可以为公司提供这一切。相比之下，另一些人相信，个人权利正在毁灭西方国家的社会凝聚力。
虽然在安然及其他公司的丑闻发生后曾经有过短暂的、让人幸灾乐祸的、再度发生的衰退，但是自亚洲金融危机后很少听说类似的事情。评论者开始指出，远离威权主义能更好地处理事务，至少没有民主国家曾经发生过大饥荒，这个观察可以追溯到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外交政策》2002年11月号实际上在候选对象中把亚洲价值观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最近，彼得· 林德特承担了一项计量经济研究工作，主要是检验李光耀所说的独裁政府是最有效的是否正确。对1960—1998年东亚地区的调查揭示出在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积极而非消极的联系。林德特总结道：“（李光耀的）假设是在把成功的新加坡与任何处于不同政体下增长比较缓慢的地区所进行的自夸式比较后做出的。”
日本著名学者已经放弃了之前对日本奇迹的解释。财政部现在遵从了学术界的看法，指出国际贸易和产业部的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阻碍了纺织业、飞机制造业和化学工业的增长，而那些确实增长的产业之所以成功，完全是因为它们避开了政府干预。这种解释很难为年长的商业人士所接受，他们仍然对自己所认为的日本工业体系表示赞赏，但是同时不得不承认日本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经济低迷的符咒。
难以根除的概念是日本例外主义*（日本人论**），这个概念被用于解释日本的成功。安·瓦斯沃（Ann Waswo）所撰写的一本著作提出了例外主义以及它所体现的优越性假设。她更喜欢基于可观察的趋势和事件而非传说的独特性和持久的文化传统所做出的解释。有趣的是，她指出，日本当权者一再虚构和重塑假定的传统，然而实际准则、价值观和行为一直在不断地自动调整。“日本的今天，”瓦斯沃说，“拥有一种独特的文化，但是这种文化一直并且仍然与其他国家一样不是静止的。”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补充道，他们的系统根本不是完全本土的，日本人吸纳了德国的种族纯洁性理论、欧式的对殖民主义的辩护和从基督教中得出的单一支配性的神（在日本的情况下，就是新复辟的天皇）可以比一群松散的神道教（Shintoism）的神明更好地激励士兵的认识。
如今对日本的理想化不断淡化，而对海外华人企业的钦佩则更为明显。如果把对亚洲经济的贡献加在一起，那么海外华人将形成一个他们自己的大经济体。今天，其中一些较大的企业正开始由从美国商学院回去的年轻一代掌管，他们正引入更正规和更重视自省的管理惯例，但是典型的企业仍然是由创始人创建和控制的家族企业。流动的、具有适应性的企业分布于一系列行业，无论在哪个行业，收购或者创业的诱惑都吸引着老板。
像到处可见的家族企业—全世界最常见的企业类型—一样，海外华人企业是神秘的。不需要盯紧股东或者资本市场。除了那些用心给收税员看的以外，账簿不必无可挑剔。创始人的优势是能够很快调动自己的资本。在那些不能靠法庭公平实施契约，即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较高的地方，独立的市场力量是有用的。对于激励和监督家族劳动力而言，只需要付出较低的成本；所有者分配酬金是相对容易的。亲属某一天会继承企业，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企业资产实际面临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他们中的一些人到头来会争夺属于自己的份额。家族企业不完全是和风细雨，国际经济一体化正迫使它们增强法律要求的透明度。
与供给商、顾客、客户和政府官员打交道的主要方式不是客观的规则，而是一套被称为“关系（guanxi）”的伦理。这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那种确立谁是可信赖的人的需要。个人据以做事的儒家思想的五种伦理关系* 在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重要，提供了一种甄别恶徒的方式。关系代表了对信任问题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虽然如此，它相对于独立的法律仍然是第二优（Second Best）的。
在西方人眼里，伴随个人关系的互惠性礼物赠予是腐败的。中国社会的原子性仍然是非常明显的。家族和小团体相互关照，但是慈善的撒马利亚人* 特征是明显缺失的。然而，谈及慈善的撒马利亚人可能是具有误导性的。西方人的行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受到基督教伦理的指导，但是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由西方漫长的追求个人享乐和个人安全的历史所带来的自信。
作为一位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和中国政府的顾问，邹至庄（Gregory Chow）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体制对经济理论的挑战》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对中国商业惯例的捍卫和对西方商业惯例的批评。邹质疑是否所有的契约都是应该实施的，其言外之意是，关系允许借助于个人网络持续不断地做出“实事求是的”调整，这与美国比较常见的代价高昂的法庭辩论截然相反。（他相当糊涂地把美国当成了西方的代名词。）实际上，在东方企业行为和西方企业行为之间的区别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显著。邹本人引用了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的话来说明，美国式契约只是进一步谈判的起点；也许可以补充一下，乌尔里希·维特（Ulrich Witt）在不久前观察到，许多西方协议事实上是在一次握手的基础上完成的。其区别在于，当非正式协议在西方出现问题时，可以求助于不偏不倚的黑体字法*。
邹断言，非正式个人关系可能—注意是可能—更好地解决契约问题。他没有证明这是真的。他也没有将工具价值或伦理价值纳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中。因此，他确实没有认识到，关系将争端诉诸有关当事人各自的权力地位—也就是说，关系从属于政治而非法律。邹不承认在较长的酝酿期存在的复杂交易量可能受制于这些缺乏效率的安排。在做事情之前建立个人关系具有较高的边际成本。
晚清时期，企业没有使用那时已经变得十分普遍的法庭和习惯法。民国时期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股东大权旁落，最大的公司往往成为个人领地。接着，1937—1945年，企业面临着日本军队及其傀儡政府的威胁，他们的反应是加强早已发明的惯例，以躲避靠不住的政府的干预。在公司生存、家人安全和他们自己性命的保全都面临危险的情况下，如果他们不记账、保守秘密或者做假账，那么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要么面临着因为不合作被日本人处死的威胁，要么因为看起来可能与日本人合作而被国民政府的人谋杀。
秘密商业和关系商业能够适应这些可怕的环境。如果比较同一时期的亚洲人和西方人会发现，亚洲人似乎被灌输了根深蒂固的不同于西方人的价值观。然而，这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明显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并且可能具有误导性。假定在价值观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不变的关系也不正确。具有共同的儒家和道家哲学底蕴的国家已经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速度实现了增长。类似新加坡那种新儒家的价值观与特定阶段的增长有关。当收入较低因而福利几乎不存在时，由推动增长的政策所创造的机会实际上会体现有助于增长的那些特点（或者更恰当地说，体现为反对懒惰和反对浪费的特点）。由增长到价值观的因果关系可能与相反的因果关系一样成立，或者相反的因果关系可能是不成立的。
新加坡学派所罗列的很多价值观，例如勤奋工作、节俭、完善自身教育水平，都是英国在19 世纪工业化时期的特征。至少，这些东西在19世纪就已得到了认可，如果我们提起塞缪尔· 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或者谈到在1870年《基础教育法》* 实施以前工人阶级就已经为子女接受教育支付学费的事实，那么一切就很清楚了。新教伦理正是如此。亚洲人的努力工作、节俭或者爱学习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也并非一直如此，但是在这些品质与早期的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特别的关系。
亚洲价值观支持者更明确地指出，西方不再出现这些特征，但这些特征在东亚是比较显著的。这忽视了环境的动态变化。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曾经对相似的价值观引以为豪，但是评论家不久就开始担心，它们可能因为极为成功的增长而受到削弱。在18世纪，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担忧，如果卫斯理公会教徒发达了，他们会松懈自己的努力，并放弃自我牺牲的价值观，转而追求安逸的生活。在20世纪初，约瑟夫·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相信，资本主义的成功会削弱它赖以建构的道德基础。繁荣的社会不需要
人们像最初创造繁荣的祖先那样辛勤地工作。不管人们是否认为卫斯理和熊彼特的观点具有预言性质，目前出现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情况是富裕、懒惰和犯罪活动令人难堪地纠缠在一起，这即便没有完全印证卫斯理和熊彼特的预言，却也提供了部分支持。至少卫斯理和熊彼特并不认为，价值观是独立于经济阶段的。他们同意新加坡学派的看法，即某些价值观有助于促进增长，但是如果展望未来，一旦它们已经带来了增长，那么这些价值观就会逐渐消失。他们的判断是对因果关系的正确解读：不是文化导致了永久的繁荣，而是增长的收入导致了文化变迁。另一方面，罗伯特· 萨缪尔森（Robert Samuelson）错误地认为：“亚洲的成功至少表明，资本主义有可能具有足够的适应性，能够与不同的文化兼容。”
在亚洲价值观背后较强的假设是，与基督教不同，新儒学（neo-Confucianism）将证明是不会受财富诱惑的。从某个方面来说，一旦查尔斯· 达尔文罢免了万能的上帝（the Almighty），在西方积累阶段产生积极作用的确定性和恐惧就开始烟消云散。在福利国家的安逸生活支持下，西方国家据说开始出现社会功能障碍、机会主义和免费搭车等现象。暂且不管西方这种消极的生活观是否理所当然，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东亚的信仰会对物质繁荣做出迥然不同的反应。
事实上，那里功能障碍的迹象已经变得很明显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新加坡的政治家—还是观点相似的卫斯理和熊彼特？—最早注意到了这一点。新加坡的政治家对于亚洲价值观主题的热情约在1994 年达到顶峰，但是此后不久他们就提出了对“富贵病”的警告，富贵病指的是在安乐环境中成长的年轻人失去了工作伦理。新加坡实际上最不需要担心。我没有感到新加坡学生特别懒惰—恰恰相反，他们大都会上那种极其依赖死记硬背的学校。在来自东亚的学生中，新加坡学生的英语通常是最好的，同时在2004年世界数学和科学联考中新加坡名列榜首。在传播已有知识方面，课堂训练显然是有效的。另一方面，需要企业家精神的独立思维方式和前沿性研究工作可能都要求不要太墨守成规，而新加坡的学校目前确实在引入独立思维方式和前沿性研究成果。
不管财富增长到一定水平以后是否会带来多元政治、人权和其他自由主义（换言之西方的）观念，这些观念进入东亚地区的预期受美国式人权”，但是他似乎相信，经济增长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政治变化。另一个密切的关注者是新闻记者理查德· 休斯（RichardHughes）。他断言，既然不能把宪法像马歇尔计划或者乡绅夫人的礼物一样赠送他人，那么西方式民主就永远也无法在东亚落地生根。但是，他的观察是在若干年前做出的，那时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低。从那时起更富裕的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摆脱了其祖父母那一代人不得不忍受的担惊受怕的经历，敢于宣布他们的个人偏好。
埃里克·琼斯（Eric L. Jones，1936— ），英裔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出生于英国汉普郡，在牛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和经济史博士学位。后来，他长期在澳大利亚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代表作有：《欧洲奇迹》（T h e European Miracle，1981）、《增长再现》（Growth Recurring ，1988）、《文化融合》（Cultures Merging ，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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