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声音，最真实的香港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民智国际研究院 Author 隋宏超
过去的六个月里，香港骚乱影响了很多的香港人。但是这些冲突，对像穷人、残疾人、老人还有少数族裔这种沉默着挣扎生存的群体的影响是最为严重的，因为他们的生活变得更艰难了。
（正文约3700字，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香港的局势还在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人们担心这次对峙会以何种方式结束。许多留学生在领事馆的建议下撤离了香港。
清洁工在清扫示威者在湾仔的警察总部前留下的一片狼藉。拍摄：Winson Wong
然而，在混乱之中，仍然有少数学校职工坚持工作。
在人去楼空的港大校园里，园艺工马翰九（Mak Hon Kau）仍然继续着他的工作，在庭院里清扫落叶，养护鲜花。
马翰九是个合同工。在这次长达六个月的骚乱中，数千名和他一样的贫困的香港劳动者都受到了影响。
尽管抗议最初是反对一项引渡法案，但是撤回法案之后，抗议者的要求发生了变化：他们想在高度自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里实现更进一步的民主。
“我确实担心危险，但是我要挣钱，没人会雇我这个年纪的人了，我还有什么选择？”68岁的马翰九说，他现在一个月能挣10000元港币，“我是一个合同工，他们派我去哪儿，我就得去哪儿，不能选的。”
“在香港，生活一直都很困难。我不会什么技术，也没念过书，我还能干什么呢？”
——马翰九，68岁
人们对骚乱的看法有一些分歧。这些分歧分裂了社会，甚至是家庭。
但无可辩驳的是，在一座有五分之一人口，接近137万人月收入仍达不到4000元港币贫困线的城市里，像马翰九这样的香港人生活越来越艰难了。
骚乱让游客避之不及，零售额也开始暴跌，这些都严重打击了香港的经济，这座城市显然已经陷入了衰退。第三季度，香港经济萎缩3.2%，10月份出口下跌9.2%，10月前半月游客数量减少了一半。专家预测今年香港GDP会下降1.4%。
香港低收入区
经济衰退给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群体带来了冲击，这其中包括老人，残疾人，少数族裔和贫困劳动人口。过去他们一直想办法在这个极端不平等的环境里生存下去，而现在，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
餐馆倒闭，活动取消，工地停工，让那些兼职工和低薪工受到了最直接的冲击。不过其他人也不能幸免，因为港铁不断遭到抗议者破坏，所以地铁票价变得更贵了。
偏远的低薪居住区和中心城区之间的通勤又贵又麻烦。很多老年病患安排好预约后，却不敢去医院看病。
“儿子以前是一个帮厨，因为生意不好被开除了。”
——曾经是洗碗工的李女士说
有很多人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够糟了，现在更是雪上加霜。李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李女士今年快70岁了，以前一直是洗碗工，大概20年前，她从广东移居到香港。她和她成年的儿子挤在筲箕湾里的单间公寓里，睡觉的时候两张床头连着头。这里月租是1400元港币，但对李女士来说，腾出这点儿钱已经很困难了。
李女士和他的儿子一起住在这间单间平房里
“我现在不上班了，但是如果有人有活给我做，我肯定立马去干，”她说，“我儿子以前是点心店的帮厨，因为生意不好被开除了。”
李女士靠着存款和政府救济过活。每个月付完房租后，她手头只能剩下900元港币。而在香港，连买个菜都要花上100元港币。
“现在吃的和房租都越来越贵了，”她说。
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萨姆森·谢（Samson Tse）认为，政府关于贫困状况的统计数据并不完整。
“政府对于贫困线的定义其实并不能完整地体现出这些人生活面临的困难和复杂程度，”他认为在现在这种极端时期里，穷人很难生存下去，因为“既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缓解措施。”
离李女士家不远的好运烧腊饭店门口，有十来位老年人排队等着领便当。这家店大概每周给他们发放三次免费的食物。
老人们在好运烧腊饭店前排队领取便当。拍摄：Crystal Tai
70多岁的罗老太提前三个小时就来排队了，就怕领不到便当。这份便当在市面上要卖出28元港币。她还得把这点儿吃的分成上下两顿，才能将就一天。
“这些抗议活动确实影响了我的生活，”罗老太说，她现在已经很难离开她柴湾附近的房子了，“催泪弹弄得我很难受，那些年轻人也经常受伤。”
前筲箕湾区议员陈溢谦（Eugene Chan）说，因为抗议活动扰乱交通，他辖区内的三万多名老年人很难去附近的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Pamela Nethersole Eastern Hospital）就医。
“一眼就能看出这里有多穷，”陈溢谦说，这儿大部分老年人收入比17500元港币的平均收入低，很多人都要靠政府资助的长者医疗券来看付看病钱。
坐落在筲箕湾的明华大厦，很多老年人住在这个住宅区里。拍摄: Crystal Tai
“他们得时刻关注电视上对交通状况的通报，看看路上还有没有巴士车运营，看看医院还能不能做检查”
“穷”和“困”
出行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老年人。
现在港铁停运的越来越早，红磡隧道已经被封锁，公交车也更改了线路，几乎所有人都受到了影响，但是那些低收入者面临的困难最大。
“我住在九龙那里，现在上下班特别不方便。我时薪只有100到150元港币，这才刚刚够午饭钱加上交通费的。”一位30多岁的保安抱怨道。
他最近被保安公司外派到香港大学执勤。虽然他支持这些抗议者，但是他挺担心安全的。“上夜班是最危险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在冲突中受伤。”
尖沙咀附近，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穿过抗议者人群 拍摄: AFP
香港大学学者谢教授说，这些劳动者和清洁工受到的冲击太大了，“他们得从上水这样的穷地方花大功夫到中环来洗盘子，做保洁，当保安。”他还说，这些劳动者必须得好好上班，不然就会被开除。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打七五折的公共交通补助的，这些人必须得先每个月花400元港币以上乘坐公共交通才能得到交通补助。
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这个最多减免300元港币的补助已经远远不够了。
一位在兰桂坊开了间酒吧的尼泊尔老板说，在附近工作的尼泊尔人得从天水围和上水这样的地方到中环上班。
“生意好的时候，他们一晚上能挣350到400元港币，但是因为地铁停运了，巴士也改道了，他们被困在这儿，所以又得花500多元港币“贿赂”那些出租车司机载他们回家。这么算来每天都在亏钱，但是他们又承担不起失业的代价。”
曾在佐敦生活了20多年的尼泊尔裔香港人阿列克斯·古隆（Alex Gurung）说，现在生意机会都没了，很多尼泊尔裔都选择回尼泊尔或者去英国。他也支持这些抗议者，但是他也很担心未来。
“如果情况继续下去，经济崩溃了，香港可能会变得很不安全，更不用说安稳地工作了。”
香港尼泊尔商会主席普拉卡什·潘（Prakash Pun）说，因为抗议活动导致很多工地停工，现在大量建筑工人都失业了。
“我们在鼓励他们去做安保工作。”他说，因为现在抗议越来越混乱，各地安保需求上升了一大截儿。
“我的太太已经在家里工作好几天了，因为满是碎砖块的人行道上没法儿走轮椅。”
——佐敦居民达菲·谭
很多外来移民都希望能到港铁当临时保安。据说这份工作每天收入有1500元港币，但是同时，他们也有暴露在催泪弹之下之类的风险。
对于那些还没有失业的人来说，他们也有要担心的地方。30岁出头的达菲·谭（Duffy Tam）住在佐敦，这里也是受到最近港理工爆发的冲突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
他也支持这些抗议者，即使抗议活动让残疾人受到了影响。
“我的太太在家里工作好几天了。因为满是碎砖块的人行道上没法走轮椅，路也被封锁了，”他说，“在家里工作不是长久之计。”
自食其果
专家称香港的贫困劳动人口，还有那些低技能阶层的人现在更难获得发展机会。
香港理工大学附近的抗议涂鸦 拍摄: AFP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至少没人会担心我。”从13岁起，园艺工马翰九就开始工作了。“香港的生活一直都这么艰难，我不会什么技术，也没念过书，我还能干什么呢？”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首席教授叶金豪认为，政府对有困难的人的帮助还不够。
“你随便到一家餐厅，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现在不想要短期工。”叶金豪认为随着商业规模的减小，“会影响到这些工人的生活轨迹”，“政府说要给导游补助，或者免除一些业务费。但是这些补助是给企业家的，不是给普通工人的。”
他举例说，首富李嘉诚最近向当地企业捐赠了十亿港币，其中三万港币捐给了好几家食品公司，六万港币捐给了一些饮料公司。这也许是“直接高效”解决问题的典范。
上周的区选举中，泛民派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建制派。叶金豪对此持乐观态度，他希望新上任的议员们能够挽救这个边缘化的城市。
“很多人为了多挣点钱，到别的区工作。”他举了一位清洁工为例，他每天早上从上水坐两、三个小时车到中环，就为了每个月能多挣几千块钱。
“在香港，低收入人群没有议价能力，所以如果区议员能给当地创造就业的话，这些人就不用每天奔波了。”
叶金豪指出，现在一些餐馆允许有需要的人在早上借用他们的厨房熬凉茶拿去卖。这不仅能让他们多挣点钱，还能让他们提高归属感，感受自尊。
电车里的老人穿过中环附近抗议的人群 拍摄: AFP
“这是共赢的，所以别跟我说你帮不了他们什么。”叶金豪说。
骚乱已经进行了六个月，现在也没有迹象表明会很快结束。叶金豪和其他很多人认为，香港现在迫切需要解决其社会问题。
“我们不是说革命，而是改进。”叶金豪建议政府和商界能够关注到金融、贸易之外的社会各界的贡献，多同情同情普通香港人。
“不平等是真实存在的，它也的的确确在伤害我们，而且它既没有被广泛承认，也没有被有效解决。总有一天我们要自食其果。”
（文中人物部分为化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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