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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研究 | 略论中国与伊朗历史文化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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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东观察员 
作者 | 冀开运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是东亚的文明古国,伊朗是西亚的文明古国。两国在地区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地位几乎完全相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侯赛因·尼扎姆曾说: “伊朗是中东的中国。正如同远东没有中国便没有政治意义,中东没有伊朗便不会在世界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遥远的古代,中伊两个文明强国通过丝绸之路在文化上相互欣赏、相互影响。在近代,中伊两国都沦为半殖民地。在现代,中伊两国的现代化具有很多共性。这两位亚洲巨人在历史、文化、民族性格具有很多相同、相似的东西。这就是伊朗人民和中国人民如此友好,如此容易理解,如此容易相互尊重的深层原因。



一、中国、伊朗都是历史悠久,一脉相传的国家

中国的历史经历了考古学意义上完整的时代。从旧石器时代开始,经过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中国早期历史从部族时代开始,经过封邦建国时代、诸侯时代,进入统一帝国时代。
 
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关键萌芽时期,秦汉帝国的重要性如波斯帝国对伊朗的重要性一样。 今日伊朗人称中国人为“秦人”,中国的主体民族为汉族,秦汉帝国时形成的华夏文化历经战争和灾难的考验,顽强地生存,历久弥新。“中国”是中华民族大家园的统称,而且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内聚力。中国文化的核心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伊朗的历史也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在伊朗的克尔曼沙赫省发现手斧 (距今13万~20万年前),在锡斯坦一卑路支斯坦省发现砾石砍砸器。伊朗新石器时代始于公元前8000年,结束于公元前3500年(包括铜石并用时代)。其后伊朗历史进入城邦与列国时代。公元前2850年,以乌尔米耶湖为中心产生了阿拉塔王国。公元前17世纪, 胡里人建立了以哈布尔河流域为中心的米坦尼王国。埃兰地区成为伊朗最早出现文明的地方,以苏萨为中心的平原地区是埃兰文化的中心地区。埃兰地区的历史从公元前2700~公元前6世纪中期,公元前2000年代未期,雅利安人进入伊朗,其中最著名的是西伊朗人,他们是米底人、波斯人和安息人的祖先。公元前727年,戴奥凯斯建立米底王国。公元前585年,米底已经成为囊括西亚半壁河山的帝国。它标志着伊朗由城邦小国分立向地域王国和统一帝国的过渡,加速了古代伊朗境内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融合过程,对伊朗民族和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公元前700年,阿契美尼斯以安尚为中心,建立波斯王国。居鲁士二世(公元前559~公元前530年)创建波斯帝国。波斯成为古代伊朗的通用称呼,波斯人成为伊朗的主体民族,波斯文化成为伊朗的主体文化。不管伊朗后来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血雨腥风,以波斯人为载体的波斯文化始终存在,历久弥新。尽管波斯文化后来吸纳了其他民族的文化,但内核文化一脉相传,延续至今。

今天,伊朗和中国民族结构相同,都形成以一个多数民族为主,与其他少数民族共处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二、中伊两国在历史上都是文明中心,其文明光芒辐射周边

 

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是黄河流域的中部,那里是夏、商、周时代青铜器文化的舞台。春秋时期,长江流域的楚国在公元前9世纪接受了北方的方块文字,并将其普及到整个长江流域。方块字在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中显示了强大的沟通同化功能。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在混战中完成局部统一,百家争鸣中形成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核。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六国,中华民族的核心也由此凝成。秦帝国的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以法治国、度、量、衡的统一,国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与波斯帝国有很大相同之处。西汉东汉时,中华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影响到中亚、西亚诸国。大唐帝国时,中华文明波及中南半岛,伸延到朝鲜半岛,伸入中亚大地,辐射到蒙古高原。

 

伊朗文明也同样如此。米底帝国占据西亚半壁河山。阿契美尼德家族建立的波斯帝国,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其疆域西北达巴尔干半岛的多瑙河,西南到非洲的尼罗河,东北自锡尔河以南,东南至印度河流域,面积约500万平方公里。祆教关于智慧和几个世界的观点对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及米利都学派有重要影响,祆教的末世论观念被犹太教、基督教所吸收。波斯人发明的“坎儿井”技术由中亚传人中国新疆,具有波斯风格的挂毯传到阿尔泰山北麓。安息帝国的香料、纺织品出口到罗马帝国,其铁甲骑兵及其所用的运动战、反击战战术也传到罗马帝国。安息帝国的影响曾北达伏尔加河流域。




三、中国、伊朗两国的文化边界都大于国家边界,两国文化边界接壤,所以文化上相互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文化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在吸收周围各民族文化的同时,具备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因为朝鲜和越南在历史上与中国交往密切,中华文化对两国的文字、语言、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制度及民族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则通过主动学习,效法隋唐帝国,进行大化革新,由奴隶制社会过渡为封建社会。日本的文字及文化心理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近现代华人华侨进入东南亚各国,中华文化在今日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有巨大影响。

 

伊朗自古以来是西亚的帝国和强国,是文化和文明的中心。伊朗历史上的帝国及地方王朝,在吸纳周围各民族文化的同时,大力弘扬、发展和传播伊朗文化,因此伊朗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伊朗处于强大帝国时,两河流城、河中地区及印度河流域都属于伊朗,伊朗文化自然在这些地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今日伊朗的国界小于历史上其帝国时代的国界,而伊朗的文化边界远远大于今日国界。今天,除伊朗使用波斯语之外,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仍在使用波斯语。伊朗文化对今天的伊拉克、巴林、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士库曼斯坦都有影响。据2004年10月9日《德黑兰时报》报道,在克什米尔首府举行为期三天的“在伊斯兰传播中波斯语的作用”的专题讨论会,克什米尔大学副校长瓦希德教授认为在伊斯兰教传入克什米尔的过程中,波斯语起关键作用。在克什米尔波斯语和伊斯兰教者密不可分,今天克什米尔的穆斯林甚至非穆斯林都接受了波斯语,波斯语丰富了克什米尔的语言、艺术、文学。伊朗驻印度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贾拉勒·塔姆拉赫说,波斯文学深受印度文学影响,反过来,波斯文化丰富了印度的文化遗产和文化价值观。在克什米尔波斯语处于活跃状态,这是一个无人否认的历史事实。由此可见,伊朗的文化边界已达到南亚次大陆。

 

中国的文化边界西达中亚,伊朗的文化边界东抵中亚,中伊两国的文化边界在中亚接壤。所以中伊两国的文化双向互动影响和交流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波澜壮阔。


四、中伊两国都产生了本土宗教,并接受外来宗教,再传之他方 


中国本土孕育出道教,道教的开山祖是老子李耳,著有《道德经》。后经庄子发扬光大。在百家争鸣之中,《值德经》号称老庄之学。原始道教形成于东汉晚期。魏晋以来,士大夫加入和改造民间道教,经东晋和南北朝,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与修炼方法。

 

祆教的创立者是伊朗人的第一位伟大先知琐罗亚斯德,他于公元前11世纪出生于伊朗东部的锡斯坦。他在《伽泰》(意为“神歌”)中以诗体形式宣扬了祆教的基本教义——善恶二元论,这是祆教最基本、最核心的教义,即在世界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善恶两大本原。随后,善界神主马兹达创造了包括他的6大从神在内的宇宙间的一切善物,马兹达是光明与生命的源泉,是智慧、善良、真诚与创造的象征;恶界之首阿赫里·曼则孕育了宇宙间所有恶的事物,是黑暗和死亡的渊薮,是愚昧、邪恶、虚伪与破坏的代表。善恶两界势不两立,长期斗争,最终善必将胜恶。祆教在创立之后实际上被称为马兹达教,传人中国后被称为拜火教。祆教的经典为《阿维斯陀》,通过祭司以口传方式代代相传。祆教从东伊朗传到西伊朗,米底人和波斯人接受了祆教,并视之为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民族认同的宗教。后来成为阿契美尼德家族建立的波斯帝国的官方宗教。安息帝国时,伊朗东部祆教文化与西部祆教文化进一步结合。萨珊王朝时,祆教升为帝国的国教。国家的文化、教育和司法大权由祭司掌握,祆教祭司阶层与国家行政机构平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阶制和经济制度,祆教祭司成为特权阶层。

 

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后,伊朗开始了缓慢的伊斯兰化过程。在阿拔斯王朝统治的最初100年间(750-847 年),祆教教徒在伊朗国内已成为少数派,伊斯兰教成为波斯人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它全面地改变了伊朗的文化面貌。伊朗人主动以阿拉伯语为语言工具,以伊斯兰教为指导,以波斯文化为基础,弘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主力军。波斯的许多诗人、哲学家和科学家成为伊斯兰文化史上的享有世界声誉的历史伟人。波斯人以自己的文明、勤奋和智慧,理解和完善伊斯兰教,以自己的博大胸怀和雄心壮志传播和推广伊斯兰教。波斯人以波斯语为工具在中亚、南亚及中国境内广泛地传播伊斯兰教。从某种程度上讲,伊斯兰教是由阿拉伯人创立的,但伊斯兰教是由波斯人发扬光大的。

 

而中国除了产生本土宗教道教之外,也接受外来宗教佛教,并把佛教传之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原始佛教来源于印度,佛教进人中国后,开始了本土化过程,即民族化和中国化过程,它对中华的民族心理和文学、艺术、建筑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它并未取代原有的儒学思想,只是补充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与儒家思想融合,产生了朱明理学”。中国化的佛教随后又越出国门,东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对朝鲜民族和大和民族产生了巨大影响。

 


五、中伊两国在军事上被游牧民族征服,但在文化上征服了游牧民族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文明是在中原农耕世界与周边游牧世界的相互交往中形成的。中国早期历史是游牧部落不断改为农耕村落的历史。公元311年,西晋灭亡,东晋建立,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朝代。建立十六国政权的胡人通过通婚混血、移风易俗、思维方式的统一实现汉化,即转变为汉族。北魏历代皇帝推行汉化政策,其中孝文帝的汉化措施有:改变服饰,改说汉语,违者罢官降爵,禁止归葬,改姓氏,建门阀制度,鼓励通婚”。公元916年,契丹国建立,后称辽国,辽国推行汉化政策。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金国从军事上灭亡了北宋,但在文化上向北宋学习。公元1013年,李元昊称帝,立国号为“大夏”史称“西夏”。这是一个半汉化的国家政权。公元1141年最有趣的是宋金议和,宋金以淮河、大散关为界,宋承认金的宗主国地位而称臣,每年输银、绢各25万两、匹。和局已定,金定都今日的北京。金主身穿汉式冕服,亲自祭祀孔子,孔子的第四十九世孙也被封以公爵。政治上宋臣服于金,文化上金归服于汉。蒙古族军队消灭南宋,但蒙元皇帝忽必烈被迫采用一些汉化政策。建立大清帝国的满族人在文化上与心智上实行汉化,在组织上保持本民族的特色,即在保持满族的形式下加快文化精神上汉化。到1911年年底清朝灭亡,满族已成为高度汉化的民族。中国今天的满族已经不懂满语,完全讲起汉语,完全对自己原有的文化很陌生。

 

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往是双向互动的,农耕民族确实也吸纳了游牧民族的一些文化,但因为农耕民族的文化是强势文化,强势文化必然同化弱势文化,所以,游牧民族在军事上大获全胜之后,在文化上则虚心向被征服者学习,最后在文化上成为与被征服者一样的民族。

 

无独有偶,西亚文明古国伊朗也大同小异。伊朗的历史换个角度看也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相互交往的历史。雅利安人进人伊朗,就是属于世界历史上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并由此改变了伊朗的语言、民族和宗教。波斯帝国的建立与存在,生成和培养了具有发达文化底蕴的波斯文明及波斯民族,并在以后的历史风云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在征服伊朗以后,在伊朗希腊化的同时,马其顿人也不得不实行一些波斯化政策。安息帝国由北伊朗部落帕提亚人所建。帕提亚人在保留一些游牧氏族制度残余的同时,接受了波斯帝国的王权观念和行省制。阿拉伯人对古伊朗的征服属于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冲击。倭马亚王朝时,伊朗所有官方文书一律使用阿拉伯语,币制完成阿拉伯化。但同时,阿拉伯语吸收了波斯语的大量词汇,清真寺建筑大量借鉴学习波斯建筑。在伊朗完成伊斯兰化以后,阿拔斯王朝从政治体制到经济制度,从思想文化到日常生活无不受波斯的影响。阿拉伯帝国采纳了萨珊王朝的行省制和税法,波斯头衔、波斯老婆、波斯歌曲、波斯思想在阿拔斯王朝逐渐占了上风。哈里发首先采用波斯式高帽子,其臣民竞相效尤。在阿拔斯王朝后期,伊朗地方王朝兴起,萨法维王朝、萨曼王朝极力赞助和支持波斯文化的复兴,倡导波斯传统,推广达里波斯语。萨曼王朝时产生了“波斯诗歌之义”鲁达基(850~940 年)及伟大诗人菲尔多西(940~1020年)。

 

突厥人是进入伊朗的第三批游牧民族。但突厥人是在接受伊斯兰教和波斯文化之后才登上伊朗历史舞台的。伊朗的第一个突厥人王朝加兹尼王朝(962~1186年)在其首都加兹尼保持和发展波斯文化。第二个突厥人王朝古尔王朝(1150-1206年)把波斯语和波斯文化传到了印度。塞尔柱王朝(1055-1194年)的疆域包括河中地区、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因为塞尔柱人文化落后,他们不得不借助于波斯人进行统治。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两朝首相、波斯人尼札木·莫克尔(1018-1092 年),他不仅在政治上权倾朝野,管理有方,而且在文化上著书立说,名垂青史。其著作《治民要术》在波斯文学史和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四个突厥人王朝是花剌子模王朝(1138~1231年)。花刺子模人也是波斯化和伊斯兰化的突厥人。

 

蒙古人是进入伊朗的第四批游牧民族。旭烈兀以阿塞拜疆为军事、政治中心,以马腊格及大不里士为都建立了蒙古人对伊朗和西亚广大地区的统治。1260~1295年的35年间,伊尔汗国的蒙古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方面仍然以蒙古人的传统为主,对伊斯兰文化和伊朗文化持排斥态度。从1295到1335年的40年间,蒙古人不但实现了伊斯兰化,而且关心波斯文化,促进了伊朗科学与文化的发展。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接受伊斯兰国家传统的土地国有制和军事采邑制度,鼓励蒙古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鼓励农民垦荒,重视水利建设,吸纳伊朗人参与汗国的税务和行政管理,改革赋税征收制度,统一度量衡与货币,完善驿传制度,保护交通安全,采取伊斯兰教教法制度。蒙古人到此主动同化于被征服者的先进宗教与制度文明。

 

1265-1405年帖木儿率领突厥化的蒙古军队再次征服伊朗。他们所到之处,毁灭城市,屠杀居民,抢劫财宝。其所作所为,对伊朗文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值得注意的是帖木儿是高举伊斯兰圣战的旗帜征战的。帖木儿的四子沙哈鲁(1409-1447年)建立哈烈国,统治河中、东伊朗和西阿富汗。沙哈鲁父子热爱波斯文学,是学者和艺术家的保护者。由此说明波斯文化征服了征服者的子孙。

 

在统治伊朗的二百多年间,蒙古人由于人数较少和文化相对落后,基本上已被突厥化、伊斯兰化和波斯化。帖木儿时代的蒙古人,其政治和宗教信仰是蒙古一阿拉伯式的,法律体系是突厥一成吉思汗式的,文化则是突厥一波斯式的。伊朗文化在这一时期劫后余生,但很快发扬光大,硕果累累,仿佛火中凤凰,再生之后,愈加光辉伟大。这一阶段,伊朗出现了享有世界声誉的诗人萨迪和哈菲兹,历史学家拉施特和志费尼,细密画大师毕扎德。

 

萨法维王朝(1502~1722 年)的建立标志着以波斯人、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和库尔德人为主体的伊朗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这一共同体以伊斯兰教什叶派教义为纽带,以融合了各种文化的波斯文化为基础,把各民族联合在伊朗这一统一的民族国家之内。


六、中国、伊朗两国进入近代之后几乎同时沦为半殖民地,两国人民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共同任务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以后历经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仅仅维持了表面上的独立与统一,国家主权支离破碎,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在中国有势力范围,都在中国人民身上敲骨吸髓。中国之所以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首先在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其次在于中国幅员辽阔,任何一个单独的帝国主义难以吞并中国;最后在于帝国主义在压迫和掠夺中国的过程中互相牵制。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的斗争史和屈辱史。

 

1813年10月25日伊俄签订《古利斯坦条约》,标志着伊朗近代史的开端。欧洲列强通过与伊朗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伊朗逐渐丧失了领土主权、司法主权、海关主权及经济主权。伊朗近代的恺加王朝腐朽不堪,不能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伊朗国王在人民心目中已成为出国享乐、卖国求荣、专制残暴的独夫民贼。

 

因为中伊两国人民历史命运相同,所以中伊两国都能理解对方的民族屈辱感及民族自豪感。事实上,伊朗的巴布教徒起义(1848~1852年)和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年)都打击了共同的敌人一一本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殖民主义者。在客观效果上,中伊两国人民在反殖反帝的斗争中相互声援。

 


七、在近代史上,从地缘政治上看,英俄成为中伊人民的共同敌人

 

俄罗斯帝国的领土扩张是沿着周边向四周扩张,不断蚕食别国领士,通过战争和条约侵占中伊两国的大片领土,成为中伊两国人民的凶恶敌人。

 

俄国吞并中亚和西伯利亚以后,在地理上成为中国的邻国。俄国利用清朝的软弱无能和愚昧无知,割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大片领士,是危害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凶恶的敌人。

 

英国是西欧弹丸岛国,通过海洋扩张建立海外庞大的殖民地。英国首先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侵略战争,迫使中国在1842年8月29日签订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1843年签订了《虎门条约》。这成为中华民族奇耻大辱的开端。

 

无独有偶,英俄两国同时也是伊朗近代史上最凶恶的敌人。俄国通过两次伊俄战争,迫使伊朗签订了《古利斯坦条约》和《土库曼恰依条件》,伊朗因此失去高加索地区的属国和领士。1861 年以前,中亚的布哈拉、木鹿等地诸汗仍臣服于伊朗宫廷。但沙皇俄国从1839年起就开始向中亚渗透,先攻占咸海以北、里海以东的地区,后开始进犯东西土耳其斯坦以及阿姆河和锡尔河的河谷地区。1860~1864年,俄国吞并了撒马尔罕; 1865年攫取塔什干; 1866 年夺取布哈拉; 1870 年俄军攻占了布哈拉的其余地方。截至1875年,俄国吞并了历史上曾臣服于伊朗的土耳其斯坦和阿姆河以东地区。

 

英国把印度次大陆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并通过驻印度总督控制阿富汗的对外关系。早在1788年1月18日,英国驻巴士拉领事从赞德王朝国王贾法尔·汗·赞德  (1785~1789年)那里获得一项敕令,根据这项敕令,与伊朗通商的英国公民将得到大力协助和良好的待遇。他们可以免缴关税、过境税及其他捐税,还可自由出入国境,货币流通也不受任何限制。英国人据此垄断了波斯湾及伊朗南部诸港口的贸易,英国势力开始渗透到波斯湾。1801 年,英国与伊朗签署了通商条约。据此条约,两国商人可以在彼此的国土上自由经商,英国和印度商人可侨居伊朗各地,并豁免各种捐税。1819年,伊朗法尔斯省总督哈桑·阿里·米尔扎·法尔曼法尔第与英国舰队司令布鲁斯上校(Captain Bruce) 签署协议,一旦伊朗不能确保波斯湾安全时,将由英国政府担当此任。从此,英军在镇压海湾海盗的过程中名正言顺地进入波斯湾。1820年1月8日,英国外交代表威廉·格兰特·恺尔爵士(Sir William Grant Keir)同波斯湾沿岸地区的11位酋长缔结休战条约,各酋长保证不再从事海上掠夺。巴林岛的酋长也在其中。1851年伊英签订条约,英国和东印度拥有的海军有权稽查伊朗臣民的商船,以制止奴隶的贩运。伊朗保证不准官方船只运载奴隶。从此英国控制了波斯湾。一贯臣服了伊朗中央政府的巴林酋长见风使舵,投靠了大英帝国,在其驻地升起大英帝国的国旗。1861 年5月31日,英国正式将巴林群岛置于自己庇护之下,伊朗永远失了巴林群岛。从此以后,英国从伊朗南方、俄国从北方夹攻伊朗。

 

英国通过印欧电报局、波斯帝国银行、英波石油公司压迫剥削伊朗,俄国通过哥萨克师、波斯信贷银行干涉伊朗内政,吸吮伊朗的血汗。英俄在1907年达成瓜分伊朗的协定。俄军镇压了伊朗的立宪革命。苏军英军南北夹击,迫使礼萨·汗国王逊位。英美勾结颠覆了摩萨台政府。可以说,伊朗近代史是一部伊朗与英俄两大敌人斗争的历史。

 

八、中伊两国的现代化都是“外源型”、“被动型”、“后发型“的现代化,面临着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化关系的重大问题

 

中伊两国的近代史同时包括四个过程。1.自身衰败的过程,指封建王朝腐朽、腐败的过程。2. 半殖民地化的过程,指在强大的外来政治、经济、军事渗透下,中伊两国原有的进程被打断,被逐步纳入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新体系之中,沦为依附性的半殖民地,主权的丧失与变形。但半殖民地过程同时也是外来资本主义因素引入中伊两国,影响中伊两国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的过程。3.革命化过程,指中伊两国内部产生反西方侵略与拯救民族危亡的强烈回应。4.现代化过程,指在世界变革浪潮的推动下,内部民族主义兴起,出现经济增长、制度革新和文化革命,从而引起中伊两国传统农业社会向适应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缓慢转换的过程。

 

因为中伊两国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其现代化无疑属于外源性现代化。中国在19世纪后期,启动现代化进程: 兴办现代工业,建立民主共和体制,废除科举制,实行新学制,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发展铁路、公路、航空等现代交通运输与通信事业,移风易俗。由于新的资本主义因素与商业化的缓慢增长,鸦片战争后不到百年,中国开放105个通商口岸城市(1930年);全国城镇人口从2000万人增至5760万人(1949年), 出现新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伊朗的半殖民地地位激发了伊朗人民自强自立、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富国强兵的现代化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师从西方、赶上西方、战胜西方成为富国强兵的必然选择; 半殖民地地位不仅决定伊朗现代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决定了伊朗现代化发展之初为西方化模式; 半殖民地地位决定了伊朗的现代化是被迫的、被动的、外源型的后发型的现代化。

 

伊朗王储阿拔斯·米尔扎长期充当对俄战争的伊军统帅,军中经常雇用英国军事专家,所以他对欧洲新文明及欧洲军政情况很了解,是伊朗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上层统治者。他以欧洲人为教官改革军队,开办军工厂和呢料制造厂,派伊朗人去英国和俄国学习,首次将铅印技术介绍推广到伊朗。1818 年,他在大不里士建立了一座新的铅字印刷所,1824 年在德黑兰出版了第一套用铅字印刷的书籍。

 

1848年阿米尔·卡比尔出任伊朗首相,开始建立高效、分工明确的官僚机构;取消冗长乏味的官员称呼;严禁官员受贿;设立专门财政机构,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促进伊朗国内贸易发展,鼓励国内工匠仿制国外产品;派遣伊朗学生去欧洲学艺;在伦敦、圣彼得堡和伊斯坦布尔建立公使馆;在欧洲教官的帮助下,按照欧洲模式组建正规部队,聘请欧洲教师来伊教学。

 

1851年德黑兰出版了向民众传递重大新闻的日报——《事件报道》,这家报纸由英国人掌管,1860 年更名为《伊朗国家日报》。1857 年伊朗出现了第一条电报线路。1873年纳赛尔丁国王第一次出访欧洲时购买了一整套印刷厂的设备带回伊朗,伊朗的报刊出版事业开始发展。

 

1875年,伊朗聘请了一名奥地利人做顾问,依照欧洲的新型方式建立了现代伊朗邮政制度。1877 年伊朗从欧洲引进铸币厂的设备,并聘请德国顾问和法国专家管理该厂。1884年伊朗出现了第一条铁路。除了伊朗官办的铸币厂、火药制造厂、枪械制造厂等军用企业之外,一些达官显贵开始兴办民用企业,1880年建立煤气灯制造厂,1899年创建了制糖厂。虽然一些工厂因为外商竞争、资金缺乏、管理无能而倒闭,但伊朗毕竟产生了现代企业。

随着新式技术专科学校的创立,伊朗学生出国留学、伊朗官员出访欧洲以及伊朗商人去欧洲经商,欧洲的科技渐渐传到伊朗,伊朗兴起了学习外语的浪潮,有关几何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医学、军事学等新兴学科的译著纷纷出现。随着外国习俗在伊朗的盛行,一些城市上层人士喜欢穿西服,系领带,吃西餐;烟草、罂票、土豆,非本土的植物和花卉在伊朗推广种植。与此同时,伊朗封建王朝成立内政部、司法部、教育部、邮电部,促进了行政机构的专业化分工,也提倡西方化,司法世俗化。

 

由此可见,伊朗现代化开始于军事现代化。伊朗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为: 开明的上层统治者、出国留洋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伊朗的现代化从物质层面开始,渐渐深入到制度层面及价值观层面。这与中国现代化发生、发展几乎一模一样。

 

结   论

 

我们从中伊两国历史文化的八大共性中可以看出:中国和伊朗这两个伟大的民族,都具有历史的自豪感、历史的自信心。我们两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近代史上的耻辱感,都有在现代化中强国富民的紧迫感,都面临着弘扬传统文化,同时借鉴、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选择性。因此,我们两国完全可以相互理解、互相借鉴、相互支持,共同促进两个文明古国重新崛起,重新强大,重新创造一个和谐的、公平的、正义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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