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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阿杨:我当时接到了施暴者的求助....
“ 彩虹暴力终结所刚成立,我就加入了 ”
被问及加入终结所的理由,阿杨说,东亚文化下个人与家庭的羁绊格外深刻和牢固,“我们很大程度上依赖家庭,也期待家庭依赖我们”。华人LGBT群体想在生活中获得 “接纳”,最大的阻力往往来自家人,而家暴就是家庭矛盾升级的结果。“所以LGBT和家庭能处理好关系,是我觉得至关重要、也最感兴趣的议题之一。”
阿杨的另一个动力,是对社工专业本身的追求:“终结所可以给我成长平台,让我提升自己直接服务的能力”。他希望专注于为LGBT人群提供服务,而在国内,这样的机构目前仅有彩虹暴力终结所一家。
阿杨说,做服务给自己带来最重要的改变,确实是专业能力进步。此外他对亲密关系、亲子关系也有了更生动的理解,并且提升了对暴力的自我觉察——“我应该这辈子都不会成为一个施暴者了。”
“ 有一次,我接到了施暴者的求助电话 ”
阿杨沉吟片刻,郑重地答:“其实每一个我接触的案例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或者触动到我。”
随后,他分享了自己第一次接到“施暴者”求助的经历。施暴者求助极其少见,因此也没有完整的服务经验总结,是摸着石头过河。阿杨与这位求助者取得联系之后,首先疏导对方的情绪,给ta同情和理解。然后和ta探讨:ta在什么情况下会怒不可遏,以致诉诸暴力?再帮助ta认识其中利害——暴力行为后果有多严重。之后,阿杨又和ta探讨如何提升对自己情绪的觉察,制定了安全计划。
然而,像当年的阿杨一样,想学习LGBT家暴干预直接服务的年轻人目前依然缺少机会。因为相关机构很少,规模也不大。为了服务者能力提升和更专业的服务质量,现在终结所采用“结对子”的方式:新服务者接案后,为ta匹配一位老社工做支持。阿杨今年也减少了接案量,主要支持新服务者服务。
打同性恋孩子,“情有可原” ?
然而LGBT群体遭遇家暴后,却更难找到正式或非正式的资源去求助。比如家长打孩子,孩子可能逃到亲戚家寻求庇护。但如果知道孩子是因为“出柜”被打,亲戚也许不会收留,甚至把孩子送回去。报警也面临同样困境:“如果孩子因为同性恋被打,会不会有一个警察觉得,家长打ta情有可原?是在‘教育’ta?”
“我还是相信每个人基本的良知”,阿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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