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青 | 前东方主义的中国想象

编者按：本文为CCSA“Talk to the Author”栏目第四期为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与比较文学系博达伟（David Porter）教授所著《十八世纪英国的中国风》（The Chinese Tas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一书所组织的书评之一。作者王冬青，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英美文学系副教授。本期另一篇书评请见：

前东方主义的中国想象

王冬青

    十八世纪是中国介入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的萌芽期。乾隆朝的中国开始卷入欧洲主导的全球市场，茶叶、丝绸和瓷器等经东印度公司和散商销往欧洲各国。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派响应明清来华的耶稣会士对中国政教制度的赞美，将中国奉为开明君主制的模范。部分中国文学作品，如清代小说《好逑传》和元杂剧《赵氏孤儿》，也被译介到欧洲，并引起了伏尔泰和歌德等的兴趣。可以说，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是全球现代性的一个“症候”，参与塑造了从全球市场到“世界文学”等一系列早期全球化带来的机制和观念。中国热这一“跨文化”现象的背后是资本和知识的流通。

    David Porter 教授的著作The Chinese Tas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探讨中国商品以及中国元素如何被英国公众所接受，并形成一种独特审美趣味的。Porter 认为，中国商品并不仅仅是英国有闲阶级消费玩赏的对象，而是介入了十八世纪英国审美意识、文化认同、性别观念和消费习惯的结构性变迁。换言之，中国作为一个外在的“他者”进入并改造了英国的自我意识。Porter 以William Chambers, William Hogarth, Horace Walpole和Thomas Percy为例，分别探讨了中国热在异域想象、性别身份、民族主义和早期汉学的形成中扮演的角色。讲求自然天成的园林和不遵循透视法的水墨画挑战了欧洲传统的审美规范，特别是新古典主义的统治。中国瓷器上所绘图案以女子闺阁生活为主，收藏者也多为上流社会女性（如Queen Mary），并融入了日常家居陈设。这样的趣味无疑将中国女性化了，变成了取悦欧洲的玩物，但Porter 指出，女性对中国物品的消费同时也凸显了英国女性的审美主体地位，这挑战了当时男性主导的审美意识，引致批评家如Horgath对中国风格的批评。Porter 继而分析道，中国器皿上所绘的仕女图甚至指涉着一个为闺中密友间暧昧情谊而设的乌托邦空间，从而给十八世纪欧洲女性同性恋文化增添了一抹异国情调。

    在对英国早期汉学家Thomas Percy思想的探讨中，Porter 指出，Percy对中国文学和文化（如《好逑传》、《赵氏孤儿》、中国诗歌、孔子思想及中国谚语）的整理、译介和评述与他发掘英国民歌传统并重构英国诗歌史的努力之间存在着某种呼应关系。在建构英国民族文学传统和英国性(Englishness)的过程中，中国文学既是榜样，也是潜在的对手。Percy对勘中英文学传统的工作，既是一种早期比较文学的尝试，也刺激了其对本民族文学传统的认同和捍卫。这里，世界文学不完全是对民族文学的超克，相反催生出了民族文学的意识。

    Porter 对十八世纪中国热的阐释是把物质和消费文化放在观念史变迁中来探讨，呈现了早期全球化中美学、性别、民族等诸多力量互动的社会生态。整体而言，这本著作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细致地分析了现代东方学/汉学兴起之前英国想象中国的方式。这里的现代东方学，指的是Said论述的以帝国主义为依托的社会机构所生产的关于东方的知识体系。Porter在本书序论中强调，十八世纪不同于十九世纪的殖民时代，英帝国还未能控制中国，且在商贸上还依赖中国，因此在分析这一时期英国的中国观时，不能简单套用后继的帝国话语。这一“断代”观是值得重视的。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前，除了商贸和零星的旅行家，英国尚未切实“抵达”他们想象中的中国。事实上，本书重点讨论的四位英国作者中，除William Chambers曾短暂造访过清帝国边缘的广州外，其他三位毕生都未踏足过中国，对中国的认识止于围绕着文本和商品的想象。因此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往往是混杂和暧昧的，艳羡中透出焦虑。中国时而是欲望的对象，时而代表一种别样的审美趣味，但总体而言是一个未经“政治化”的他者，没有对成长中的欧洲中心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构成威胁。英国对中国的审视尚是康德式的，是保持距离的凝视，而非黑格尔式的占有、改造、甚至摧毁。这一时期英国关于中国的言说更像是在喃喃自语，而不是为了“教化”一个远方的异族。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时期的中国想象是困难的；如果将之理解为Raymond Williams所说的“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那么这一“结构”尚是松散的、异质的，难以命名的。而随着十八世纪末“文明”观念在欧洲的兴起，中国的种种异质性开始被统合到“文明”的对立面，而这一论述也融入了帝国话语和实践。鸦片战争后，英帝国对中国由“想象”变为“占有”，同时也不再满足于消费中国商品，而是开始向中国“馈赠”鸦片、科技、“法治”、“公理”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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