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本学生，才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一代人命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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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理士多德   

我想起那四个孩子，除了第二类依靠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凭个人之力在现实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其他孩子的命运，仿佛更多受制于一种无形魔力的牵引：

第一个汕头女孩，父母早就给她安排好了出路，念书的唯一目标，就是拿到文凭，获得进入社会的入场券；

第三个惠州男生，也在父母的打点下，一毕业就回家考了公务员，在父母早就买好的房子中结婚生子，无忧无虑；

只有第四个女孩，恰如她在校的沉默一样，毕业以后，在茫茫人海中悄无声息，我听班上的同学说，她做过文员、销售，卖过保险、做过微商，辗转换了好几份工作，也换了好几个城市，没有成家，生活也无安稳可言，在各类被叙述为个体命运的话语中，独自承受生活的考验。

作者 | 黄灯，作家、教师

来源 |《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4期

我的二本学生

作者 | 黄灯

我以教师的身份，在中国高校市场化实践二十年后，以“从教日常”为观照对象，渴望对普通二本院校学生的生存图景，进行个人化的表达和呈现。在这一漫长、复杂、看似平和实则惊心动魄的过程中，我作为高等教育市场化铺开前的最后一批见证者、亲历者，在这一呈现中，因为各类杂糅经验的冲撞，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参差、对照的个人视角。

尽管因为对象的限定，在不少生命故事的展开中，我不得不承认逐渐分化的趋势与命运，已经铁一般地砸中了一个群体，但正是个体丰富的突围，让我意识到教育的功能正是为了反抗这种铁定，并打开、提供新的命运方式。

——黄灯

“ 写作缘起”

2005年，我博士毕业后，入职南方一所极为普通的二本院校——广东F学院，当了一名教师。十四年后，翻看保留的学生名单，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教过的学生达四千五百多名。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借此接触到一个群体，看见一个群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漂浮与命运。

随着十几年和学生大量、琐碎的交往，以及对他们毕业后境况的跟踪，我深刻意识到，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了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在大众化教育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只有少数人能进入光彩夺目的重点大学，更多的则走进数量极为庞大的普通二本院校。

就我所教的几千学生看，他们大多出身平凡，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以及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

务农、养殖、屠宰、流动于建筑工地，或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是他们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和当下学霸们“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鲜明对照。

尽管在高校的金字塔中，他们身处的大学并不起眼，但对于有机会入学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可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寂寥村庄的最亮光芒和希望。来到繁华的都市后，他们对改变命运的高考充满了感激，并对未来小心翼翼、跃跃欲试。

他们进入大学的路径，完全依赖当下高考制度提供的通道。在应试教育的机制里，他们一律经过了紧张的课堂教学、题海战术、千百次考试的淬炼。

在一系列严密的规定动作中，他们被删削掉一部分个性、血性、活力，以标准答案为突破口，从高考中艰难突围，就这样一步步来到大学校园，来到我的课堂，并在不知不觉中养成温良、沉默的性子，以致面目日渐模糊。

作为教师，通过无数的课堂观察和见证，我深感这个群体经过严苛的刷题和排名竞争，加上就业的焦虑和现实生存压力的逼近，业已过早透支了他们生命的能量，削减了青春的锐气，以致呈现出某种漠然的生存状态，其思考力、创造力，已在残酷的考试进阶中悄然磨损而不自知。

他们的去向，更是在严酷的择业竞争中，有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根据我的观察，在中国大学的层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的去向对应着不同的城市。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

一层层、一级级，像磁铁吸附着各自的隐秘方阵，干脆利落，并无多少意外发生。在当下的社会格局中，任何群体若要跨越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和阶层，需经历怎样的内心风暴和艰难险阻，只有当事者知道。

作为二本学生，他们刚踏进校门，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

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毕业以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基层的一些普通单位，毫无意外地从事一些平常的工作。

作为教师，我对世界的安全边界的认定，来源于对学生群体命运的勘测。二本学生作为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是和脚下的大地黏附最紧的生命，是最能倾听到祖国大地呼吸的群体。

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空间、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一代人命运的关键。

多年来，在对学生毕业境况的追踪中，负载在就业层面的个人命运走向到底和大学教育呈现出怎样的关系，是我追问最多的问题，也是本文竭力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

但我知道，我既无法通过穷尽对象的学理式写作获得答案，也无法通过严丝合缝的推理来寻找结论。唯一能够依仗的，不过是十四年从教生涯中对学生群体的持续观察，以及从师生之间的长久联系、观照中所获得的感性认知。

通过打开有限的个体命运，我发现，他们的生命故事竟能验证自己的某种直觉，并通过这种直觉帮我找到一种理解时代的可靠方式。

我知道本文无法提供整体性的观点，不过呈现了“个体见证个体”的生命景象，但我不能否认，正是具体的生存境遇，让我意识到中国普通青年群体在时代的洪流中某种必然的遭遇和突围的可能；我亦不能否认，正是鲜活的个体生命，丰富了我对年轻人的认知和理解，稀释了此前对这个群体常见的曲解和成见。

课间休息和学生在一起，062111班

“ 迎接新生”

2006年6月16日，在原来经济贸易系文秘教研室的基础上，学校决定成立财经传媒系。我当初之所以进入广东F学院，也是因为学校要申报新的专业——汉语言文学。作为第一个中文博士，通过人事处的招聘信息得知，我实际上是以申报新的专业“急需人才”的名义而入职的。

说是财经传媒系，但因为师资的百分之九十以中文背景为主，依托的专业也是汉语言文学，在没有获批新专业以前，实际上就是中文系。

2006年，新成立的财经传媒系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我在给全校学生上公共课的同时，终于拥有了一个在本系上专业课的机会，并且在第一届新招的两个班中，被系部书记安排当062111班的班主任。

2006年9月16日，是新生报到的日子。一早，我就按学校的规定，履行一个班主任的职责，去迎接新来的学生。天气还不错，我穿着军绿色套裙，穿梭在人流中，心里涌动着第一天上课般的激动，对即将到来的新生充满了好奇。

开学第一天，学校的人气极为旺盛，繁忙的接新生车辆来来往往，将来自广东省各个地方的孩子，拉到了学校青年广场上方的空地上，各个系部的迎新桌子一字排开，一张张新鲜、略显紧张的脸庞在桌子周边环绕。

我留意到班上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那天报到的方式完全不同，印象深刻的有几种：

其一，一个女孩的爸爸找我反映，说是看过学生宿舍的情况后，发现没有空调，感觉条件太差，问我能否到校外给孩子租房住。他的妻子，大波浪的卷发，脸化着浓妆，年轻、光鲜也时尚。

她跟随丈夫，一言不发，揉着红通通的眼睛，怎样也擦不净冒出的泪水，仿佛女儿住进没有空调的集体宿舍，即将面临一场地狱般的痛苦。女孩看起来极为单纯，面对父母对我的咨询，眼神闪烁而茫然失措。

其二，一个男孩，眼神坚定，行李简单，很明显没有父母的陪伴。我后来注意到，送他来学校的，是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哥哥，因为长得太像，外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两兄弟。

哥哥看起来受教育水平也不是很高，遇到不清楚的事项，也不问人，而是观察别人怎么做，然后很快就熟门熟路地处理好了诸如缴费、办卡、进宿舍等琐事，一看就在外面闯荡过，颇有社会生活经验。

其三，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孩，陪伴的队伍最为庞大，不但父母来了，爷爷奶奶也来了。奶奶挂着拐棍，看起来有八十多岁，一脸的幸福，感觉孙子能上大学，是一件特别自豪的事情。男孩淡定、从容，知道我是班主任，很大方地和我点头微笑。

其四，一个看起来朴实、懵懂的女孩，眼神里有着不确定的害怕，但又充满了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和我目光相撞时，明显想躲闪，躲闪不过，终于从嘴边挤出了一些不自然的笑容，略黑的脸蛋，倒是显得极为阳光。她的父母从装束一看就是农民，爸爸带着女儿办各种手续，妈妈怯生生地躲在树荫下守着化纤袋包裹的行李。

开学后，我特意到宿舍了解情况。第一个女孩，出生于汕头，家里很有钱。她父亲是汕头一家公司的老板，妈妈的生活非常优裕，保养得极为年轻。女孩很快就适应了集体生活，性格温和，讨人喜欢，与同学相处也融洽愉快，宿舍没有空调，在她眼中根本就不是一件值得担心的事情。

第二个男孩，出生于农村，家里情况不是很好，但男孩性格开朗，长相英俊，不卑不亢，喜欢也擅长与人打交道。适者生存的准则，在他身上获得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生活的历练，让他无师自通地懂得机遇的重要，在班级的首次竞选中，他顺利当上班干部。

有一次我没带饭卡，他看到我，直接将我带到食堂底层，叮嘱打饭的师傅给我来一份最好的菜，根本就没有刷卡收钱。后来才知道，打饭的师傅是他老乡。

这个男孩适应能力强，做事不死板，内心也没有太多的规则约束。毕业时，因为找工作，没有时间好好写论文，指导老师又急又气，但面对他的态度，又不能发作，最后只得想尽各种办法让他通过。

第三个孩子来自惠州一个教师家庭，父母看起来教养不错，得知我是班主任，立即邀请我去惠州玩。孩子入学后，各方面都符合好学生的标准，专业功底也不错，对文学的感悟力显然超出班上别的同学很多。

但更多的孩子则悄无声息，恰如第四个家庭中的女孩，在班上默默无闻，唯恐被别人注意，也不愿和老师多沟通，到毕业时，都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开班会，我拿到了全班的名单，共五十二人，三十八名女生，十四名男生，全部来自广东省。

他们出生的时间大多在1987年左右，也就是说，我当班主任带的第一届学生，是80后。让我奇怪的是，班上男女比例如此失衡，我难以想象，一个五十二人的班级，男生竟然不到三成。

而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情况恰恰相反，同样是中文专业，四十六名同学中，女生十二名，不到三成。和教研室老师聊起，才发现，男女生比例失衡早已成为常态。我后来才明白，作为系部第一届学生，062111班的男生数量，和此后其他班级比起来，已经是非常可观了。

2007年6月，我开始休产假，错过了大二第一学期给他们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课的机会。考虑到此后课程的安排，为了早点了解他们，在系部专业教师匮乏的情况下，在大一第二学期，我主动要求给他们上“外国文学史”。待我2008年2月休完产假，他们已经进入大二第二学期，此后，我再也没有机会给他们上专业课程。

通过给他们上课以及日常的接触，我发现，广东学生相比我熟悉的湖南、湖北的年轻人，更留恋自己的家乡。在班上，我随机做过调查，很少有学生愿意离开广东，到外地念书或工作。

这种执念，和我高中毕业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家乡、离开父母远走高飞，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既让我困惑，也让我着迷。

我突然发现，这种身处异地所带来的文化冲撞、映衬，除了让我更好地看清了自己，本身也极为有趣。

我甚至觉得，如果说，来广东的选择和留广州的决定，让我真正确认了自己湖南人的身份，那么，062111班孩子的存在，则让我在这种奇妙的碰撞中，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内陆人的认同感。自然，“广东学生”这个固定的群体和概念，也伴随我的班主任身份，一步步扎根于我的内心。

从2006年入学算起，我目睹他们踏进校门并度过波澜不惊的大学时光，然后在学校的后山和他们共度毕业聚餐，随后一直关注他们毕业后的漫长岁月。仰仗信息时代的方便，通过QQ和微信群的便捷，我随时都能知道他们的动向。

在虚拟的网络中，有一个小小的空间，依然延续了我作为他们班主任的既定角色。在中国的教育语境中，班主任意味着更多的担当，意味着一份信任的托付。

尽管大学有专职的辅导员，学生学习上的教务管理及生活琐事，几乎不用班主任操心，但对学生而言，班主任始终是他们大学生活中最为亲近和随意的倾诉对象。

在当他们班主任的几年中，除了和学生不定期的交流，我的一个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配合辅导员做一些所谓“后进生”的思想工作。他们逃课，考试不及格，不愿意打扫宿舍卫生，反感被迫去听讲座，不认同学校的诸多评价机制，以一种让辅导员头疼的方式，保留了凝聚于叛逆气质之上的生命力。

如何说服这些孩子面对学校的考核，并让他们顺利获得学位，以应对进入社会后更为死板的基本门槛，成为我最头疼的事情。我不在乎他们是否能够获得优秀宿舍、优秀班级的称号，但每个学生必须获得毕业证和学位证，是我对自己班主任职责的基本要求。

十四年来，我突然发现，正是班主任身份，让我的社会关系中多了一个确定的群体：我的学生。相比公共课上一闪而过的面孔，这五十二个孩子，像是永远守在一个角落，一旦要和母校建立联系，我就成为他们毫不犹豫要找的第一个人。

十四年来，还是因为班主任身份所提供的方便，我目睹了一个群体从学生时代到完全步入真实的社会，并和这个时代产生真实的关联。我目睹了80后一代，在房价飙升最疯狂、社会群体分化最严重的十年，所演绎的形形色色的生活和命运。

我想起给他们上“外国文学史”，讲到狄更斯中期和后期小说的主题，充满了对资本主义和金钱世界的批判；《红与黑》里于连的命运，更是引起他们长久的讨论。

在二栋五楼的教室，曾经回荡着一群大一新生对于连命运教科书般的复述和总结：“于连是同社会奋战的不幸的人。”“于连是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形象，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他最终只能是一个为统治阶级所不容的平民青年。”

我从来没有想到，教科书上的内容，一个遥远时空的故事，竟然会如此贴近他们的感受，并形成对另一个时空的呼应。

他们，如一个个固定的锚点，成为我对国情最方便的观测。

他们，以一个个真实的生命，成为我对时代最真切的感知。

“ 对照记”

从2006年9月16日算起，我已见证062111班整整十二年，班主任的身份，早已成为我丈量自身职业生涯的标尺。2006到2018，恰恰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快、分化最明显的十年，在梳理学生命运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和我大学的同学进行对比。

我得承认，尽管从就业结果而言，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但若从更为细部的肌理进入，诸如培养目标、培养形式、就业观念等维度，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毫无疑问，我的大学时代和学生的大学时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图景，分属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主导的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与资源主导的高等教育，两者差异的原因，显然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市场经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姿势，快速登录中国大学所致。

不能否认，我的大学时光，依旧弥漫着计划经济时期理想主义的余晖，而对062111班及他的同代人而言，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大学时光，则更多充斥着市场经济所致的功利、现实、竞争和机遇。

作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两个阶段的亲历者，联系自己做学生的经验和教学生的过程，我能明显感到中国大学教育目标的变化。

我的大学时代，教育目标指向的是为集体（祖国或社会）培养“人才”，而到我的学生，却变成了培养成为找到工作的就业主体，以温铁军老师的话，就是“把人变成资本化的一个要素”。

伴随培养目标变化的，是身份指认的区别：我的大学时代，哪怕只是一个中专生、专科生，也被视为“天之骄子”，对农村的孩子而言，考上大学常常被视为“跳龙门”，并被国家从人事关系上认定为“干部”；而对062111班的学生而言，进入广东F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精神上的荣耀感。

从进入校门开始，还没来得及感受高中老师曾描绘的美妙大学时光，就被辅导员告知就业的压力，他们毕业时，更多人拿到的只是一份“劳务派遣”。

可以说，刚刚卸下高考的重负，就崩上了找工作的弦，整个大学过程，不过教育产业化后被学校锻造为专业“流水线”上的一个规整产品，并被冠以“人力资源”的工具化表述。

正因为这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无论国家顶尖的北京大学，还是地方上的岳阳大学，在培养学生上，都首先立足将大学生还原到一个完整的人，注重学生的整体素养和长远发展，学生既不会被就业绑架，也不会盲目地受制于一些所谓的就业技能，忽略掉更为重要的专业学习。在具体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上，学生也会拥有充分的自主学习空间，不会延续高中时代的填鸭模式。

以我的经验为例，我之所以在大学毕业三年遭遇国企改革下岗后，能在短短几个月的备考后，通过武汉大学1999年的硕士研究生考试，依赖读书再一次改变个人境遇，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正来源于我大学时代，利用大量的闲暇时间打下的良好专业功底，也和自己没有就业压力，始终怀有从容不迫的心态，坚持个人兴趣密不可分。

而到我062111班的学生，随着就业不确定性的增加，学校为了增加就业的筹码，往往没有经过严密的专业论证，就增设过多工具性的课程。我的学生，拿的是文学学位，专业方向是汉语言文学，除了上中文专业的课，也要上传媒方向、甚至经济类、金融类的课程。

石磊大学毕业时，就因为没有通过教学计划中的“高等数学”考试，推迟一年才拿到学位。因为专业培养涉及的学科门类太多，大部分课程只能蜻蜓点水，没有太多专业含量，学生上课压力极大。就算如此，为了增加就业的筹码，他们不得不涉猎更多的信息，以致修第二学位，成为学生无可逃避的选择。

放眼望去，大学考证成风，学生无所适从，焦虑迷茫，盲目跟风，被各类考试牵引，根本没有条件获得更多闲暇时间，去好好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二本院校的大学氛围，在极其强烈的就业压力下，越来越像职业院校。

与教育目标不同对应的，是就业方式的差异。在前面的分析中，我曾提到，让人欣慰的是，062111班的大部分孩子，通过各种途径大都较好地安顿了自身生活，享受到了时代夹缝中的光芒。

从整体而言，062111班学生的生存状况和我大学毕业的班级，相隔十五年，差异并不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抵达这一结果之前，过程也具有相似性。

对九二中文二班而言，我们获得工作的方式，主要依赖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包分配的政策。在大学尚未并轨之前，因为入读比率极低，这客观上保证了文凭的稀缺性，国家也能从政策上统筹安排大学生的就业去向，个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天然建立了彼此牢固的关联，换言之，国家在包揽大学生就业的同时，实际上通过行政的力量，保证了底层家庭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可能。

我大学的九二中文二班，来自普通农家的占到60%，通过国家分配工作的比例高达97%（只有一个没有接受统一分配），这从整体上保证了班上成员仅仅因为大学教育，就能获得较好的生活保障。我大学毕业后，通过统一分配，和同届的一名男生，进了岳阳市一家大型国企。

当年和我一起分配进厂的四十多名同事，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其中不乏中国纺织大学这样的行业名校。进入大型国企，在当时的语境下，同样意味着获得稳定的生活，尽管工资不高，但能享受到单位提供的住房、医疗、孩子托管和入学等相关待遇，对农家子弟而言，意味着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得以真正改变。

而到062111班，随着教育市场化的推进，他们一入学，就被社会、学校、家庭作为就业的主体对待，“国家”这个宏大的词汇，在他们的生命中，已没有太多具体可感的关联。他们的毕业去向，在“自主择业”的话语中，早已失去了“国家分配”的兜底和庇护，必须依靠自己和家庭的力量去争取。

大学毕业以后面临的生存压力，诸如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都只能在彻底市场化的社会语境中独自承受，个体和国家的粘连度越来越低，学生的去向，越来越受制于个体背后掌握的资源，底层家庭的孩子，在自主择业的鸡血和市场经济的赤裸搏击下，不确定性成为唯一的确定。

对我大学的九二中文二班而言，无论出身如何，只要拥有一个共同的大学文凭，同窗的就业质量相差无几，但对062111班学生而言，个体出路和家庭情况密不可分，学生的命运，某种程度上，甚至由原生家庭决定。

——事实上，学生分化的开始，已说明了问题。在追踪062111班学生去向时，我猛然发现，在迎接新生第一次和他们见面时，凭直觉留下的几种初见印象，竟然从整体上印证了他们毕业的基本流向。

我想起那四个孩子，除了第二类依靠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凭个人之力在现实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其他孩子的命运，仿佛更多受制于一种无形魔力的牵引：

第一个汕头女孩，父母早就给她安排好了出路，念书的唯一目标，就是拿到文凭，获得进入社会的入场券；

第三个惠州男生，也在父母的打点下，一毕业就回家考了公务员，在父母早就买好的房子中结婚生子，无忧无虑；

只有第四个女孩，恰如她在校的沉默一样，毕业以后，在茫茫人海中悄无声息，我听班上的同学说，她做过文员、销售，卖过保险、做过微商，辗转换了好几份工作，也换了好几个城市，没有成家，生活也无安稳可言，在各类被叙述为个体命运的话语中，独自承受生活的考验。

不可忽视的是，我在随后多年范围更大的持续追踪中，发现这样的孩子占比越来越高，他们汇成日渐庞大的队伍，在我心中形成了一个隐匿而突兀的人群。

他们的第一份工作，以及手头拥有的那份根基不稳的合约，最大的意义，除了成为学校统计就业率的数据支撑，根本无法成为他们人生锚定牢固的桩基。漂泊不定，是一个群体的真实生存。

正因为九二中文二班和062111班所依凭的时代差异，他们的就业意识，以及面对现实的态度，也迥然有异。

尽管计划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更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集体主义精神的灌输，在具体的专业教育中，也能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甚至因为毕业包分配的就业保障，客观上也保证了学生就业质量的相对公平。

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正因为有国家的兜底，那一代人的就业观念，体现了对稳定性的强烈渴望和对集体、国家的明显依赖，而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意识，自然缺乏应有的敏感，甚至有一种隐约的排斥，他们的日常状态，和计划经济时代提供的最后稳定构成了一种甜蜜的依附关系。

但到062111班那一批孩子，他们心中早已没有任何国家兜底的概念，从一入校，他们就接受了自主择业的观念，并在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中，通过商业和竞争的通道，完成了自我社会教育。

在多年的从教生涯中，我惊讶地发现，从接手062111班开始，我的学生和我大学的同学相比，确实更认同商业的准则，也更拥有做生意的勇气。

很多时候，我甚至就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客户，我办公室里永远擦不完的皮鞋油，吃不完的茶叶、红枣，还有丝绸被、洗发水，都来自学生的推销，我的日常消费中，一些护肤品、小首饰、正式一点的包，都来自学生的供货。

这种全新的师生关系，完全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在我的大学期间，我不会因为拿纸蛇捉弄老师导致课堂骚乱而羞愧，但难以接受为了获取利润和差价，将商品推销给师长的行为。

这种差异以及面对市场经济的不同态度，毫无疑问，显示了时代在我和学生身上打下的不同烙印。

概而言之，毕业八年后，综观062111班学生的就业情况和生存状貌，可以看出，整体上，对80后一代孩子而言，在房价平稳低廉、经济上行的阶段，他们通过各种努力和尝试，大都能拥有一份让人踏实的工作，并在工作的庇佑下，得以成家立业，实现读书改变命运的古老承诺。

很明显，对那些通过“考公”，得以顺利进入体制的学生而言，这种通道，显示了大学教育最为直接和原初的价值，以及时代给他们提供的公平机会。

对那些顺利进入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学生而言，他们的选择，得益于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学校提供的就业优势。

对那些进入各类企业大显身手的学生而言，广东地区发达的经济环境，毫无疑问给他们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当然，对那些一直坚持梦想，愿意在市场中搏击，敢于自己创业的学生而言，这是他们的自信在时代和自我的认知中最好的证明。

无论如何，062111班的学生，之所以还能够在教育市场化的境况下，获得良好的发展，显示了这一代普通青年曾经拥有的丰富资源和时代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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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理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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