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屠凯《舆图换稿：明清之际的中国法哲学》推介（周五赠书福利）

《舆图换稿：明清之际的中国法哲学》

屠凯 著

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

法学新古典主义是一种对传统法哲学予以创造性转化的方法。它试图赋予古典法思想以现代的分析的形式，促使他们以新型且系统的表述，为今天的人们提供实践理据。

《舆图换稿：明清之际的中国法哲学》运用法学新古典主义方法，通过对李贽、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十个人物思想的个案研究，展现了明清之际中国法哲学的面貌。

屠凯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法政哲学研究所执行所长，法学博士；兼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等。先后在《中外法学》《法商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代表著作有《日就月将：十五至十六世纪的中国法哲学》《舆图换稿：明清之际的中国法哲学》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法哲学、宪法学、党内法规等。

《舆图换稿》这部小书是我在2017年初完成的《日就月将》的姊妹篇。前者和后者都坚持使用了法学新古典主义的方法，两书所讨论的人物则散落于从明初到清明之际的三个世纪。

除了篇幅相当的考虑，《舆图换稿》独立成书，也是为了突出晚明的特殊。随着隆庆开关、俺答封贡等事件陆续展开，中国获得一段经济生活比较富足，教育学术比较活跃的宝贵历史周期。利玛窦等传教士梯航万里溟渤，来华后和士大夫有广泛接触交流，东方古典思想吸收到了新的内容。

如果秉持一种比较均衡的世界历史观念，甚至可以说，这一契机才是现代学术的实质开端。

包括理论法学在内的现代汉语学术使用白话文，大量继受源自西方（以及日本）的概念，在语汇、题材和体裁上都和明清时代迥异。现代中国的实定法也深受法律移植和全球化的影响，直接源自古代律例的内容可谓凤毛麟角。

如果在且仅在“实定法相关概念”的层面理解法学知识，那么一点也不值得奇怪，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法学理论已经和中国古代学术脱节。而关注中国古代律例、法思想的研究，所得成果尽管琳琅满目、极尽璀璨，似乎也只能作为博物馆中的藏品，起到鼓舞民族情感的作用，对于当代法律实践没有太多直接帮助。

但是，我们所倚靠的这一学术传统及其文化传统，并非只有四百年来日趋西化的一面。中国社会对于“是非对错”本有丰富而精湛的思考，见于古代学者的作品，也浸染着现代汉语的日常表述，对现代学术和实定法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仍有持续的影响和塑造。

这正是我们学术传统及其文化传统本土、东方的一面。阳与阴的两面，可比喻为这个传统的继父和生母，他们一个刚健进取，一个深厚宽容。失去了其中任何一个，我们将成为漂泊无根的养子，亦或固执己见的骄儿。失去了其中任何一面，我们就只是学术和文化意义上的“半人”。

所谓“半人”不仅可能是发生学上的，也可能是类型学上的。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在很多时候也许只是一个纯粹的学理问题。但如果进入到“法哲学”的论域，一个社会没有关于是非对错，没有关于判断、实践、权力、合作，如此种种基本问题的系统认识，这个社会在国际治理中就只能咿呀学语，在世界历史上当然也远未成熟。认定我们的学术传统及其文化传统始终缺乏法哲学层面的追索和建构，几乎相当于从病理上开出了他是个“侏儒”的医学报告。或者说，认定他是个基因和智慧意义上的“半人”。除非器官移植，她已无法救疗。除非接受辅导，他将不明事理。

《舆图换稿》和《日就月将》这两本小书最根本的出发点，也许就是对这两类“半人”观念深致不满吧。作为个人，我们希望自己兼具理智和情感，成熟而自主；学术传统，也同样应当完整而独立。

造成第一种“半人”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书面汉语的古今变化。

但是，语汇的替换即便再广泛，也不能抹杀现代概念和构造之的古代语素存在联系。正如“概念”和“念”的联系。——这种联系正是在晚明时期东西方的相遇中开始形成的。——将现代学术汉语认定为同现代学术通用的欧洲语言只存在发音、符号上的差异，而意义和语法完全一致，岂非奇谈怪论？难道真的可以避免“念”之本土意蕴的直观影响，而必须通过某个英文单词，才能理解“概念”的概念？

退一步说，即便真是这样，如果使用学术英语分析拉丁文作品是正当的，那么使用现代汉语分析古代作品就更具有正当性。为什么不可以反过来说古代的“念”，通常不是“概念”“理念”，而思维的初步内容（“念头”）？

而造成第二种“半人”观的原因，则是学术写作体裁的变化。

古代学术作品多是语录或者注疏，本身的确没有呈现出“系统”的形态。如果从形式的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不存在“法哲学”，那也未尝不可。但仅仅是改变了古代作品的形态，将作者在不同文本中关于同一问题的论述聚集、排列，使他的思考在当代读者面前清晰展现，并不会故意曲解或者任意增加古典思想的内容。此时，研究者和读者不过是处于原作者的对话者、受教者的位置，和他当时的言说对象并无不同。

其实，我们的这种工作，很像犍陀罗地区的古代工匠在制作希腊化的雕像。悉达多王子像奥林匹克英雄般雄姿挺拔，但没人不认识他就是东方的佛陀。

赋予古典思想以现代的分析的形式，即法学新古典主义，是我目前寻找到的，使我们脱离“半人”观念和状态的一种方法。这一方法受到中国哲学史学科冯友兰所创立的范式的启发颇大，也可以在西方法哲学家那里找到直接对应的表述。

此外，对我来说，梁思成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也深具教益。将《营造法式》用中英文现代建筑语汇、图画解析出来，当然不是要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依样画葫芦地重做一个古代作品。用一位前人的话说，我们是要“尊重历史、尊重环境，为今人服务，为先贤增辉”，是要以民族文化提澌精神、开阔胸怀，投身于新的创作。

我是从2012年回清华大学任教之初开始探索使用法学新古典主义方法分析古代作者和作品的。《戴东原的法哲学》是第一篇习作，后分别以繁体字和简体字刊发于《2013年世界华人法哲学大会文集》和《清华法律评论》。但“戴震”一文受到我从本科时代就感兴趣的“清代思想史”研究范式影响还有些重，虽然对“絜矩之道”尝试进行了现代阐发，但当时方法论层次的思考尚未深入，将来也可能会重做。2015年开始，庶务大幅度减少，对教学规律也逐渐掌握，自信不会在课堂上误人子弟以自误，才终于可以集中时间和精力投入写作。

这四五年来的工作是十分艰辛的。为了贯彻“分析”方法，必须阅读数千万字的一手文献，完成百余万字的笔记，彻夜不眠成了经常的事。有些人物和我自己心性契合，就比较容易理解。但也有一些人物会描述独特的精神体验，处事也显得狂傲狷介，对他们的思想也要用现代话语负责任地予以转述，更需要加倍的努力。

此外，对有些人物最终可以心领神会，但实在不能用现代话语清晰准确地诂译。有些人物提供的语言材料实在太少，不能适用法学新古典主义方法。对他们虽然也花费了很多时间研究，但最终没能写成文章。而且，即便就已经完成的任务来说，相对于我们浩瀚的学术传统而言，也不过是孤帆片片，不知何时才能凭之直抵涯涘。

当然，这四五年来的工作也是极其愉快的。这些人物绝大多数都是优入圣域的贤哲，和他们的持续对话，往往能帮助我化解工作和生活中的苦闷和烦恼，有时领略智慧的奥妙，偶尔窥见生命的意义。零散篇章的发表，特别是第一部小书《日就月将》的出版，使我收获到来自许许多多师长和学生的鼓励、建议乃至批评。感谢他们让我体会并且相信，“朋友”这一“伦”，这一把个体牵入“人类”“人性”“人生”之网的线索重要而牢固。他们在学问上的帮助已经凝结成与本书同在的一个个脚注。而他们在学问外的帮助，我将永铭心间。

在写作《日就月将》的时候，我最常听的是汤显祖的《牡丹亭·蝶恋花》。他自述说：

“忙处抛人闲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玉茗堂前朝复暮，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

我从没有“俊得江山助”那样的幸运和自信，但同样真实经历过“消磨肠断句”的日日夜夜。而越临近本书写作过程的结尾，我听《桃花扇·哀江南》就越多。除了想方设法贴近本书中主要人物的心绪，也因为受到孔尚任真挚话语的打动。

——“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

四百年来，虽然经过帝王将相，水患兵燹，欧风美雨，反反复复的摧折、吞噬、轻视，但是，这残山旧境只要经过精心整理，仍将是我们梦寐难忘的青山胜景。四百年过去了，但是，我执拗地不信这，舆图换稿！

2019年5月20日于清华园缉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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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 | 王婧 刘欣 陈舒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