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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写作与发表 | 社科院学部委员朱玲的论文写作经验

朱玲 法理杂志 2021-10-27







朱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博士。曾任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IAAE)执行委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现任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理事会委员。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经济研究》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代表著作有《以工代赈与缓解贫困》等。主要研究领域为贫困问题、社会保障和发展政策等。




我今天主要讲如何写文章。首先必须做几点声明:


第一,我认为我说的只是我个人的经验。因为每个人对特定问题的研究,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程式。我们可以想一想唐宋诗词,它们是有格律的。但是不同的诗人写得完全不同。诗人不能都做李白,也不能都学杜甫;即使对同一个主题,比如黄鹤楼,不同的诗人也写出了不同的风采。所以,我说的只是自己的个人经验。


第二,我如今讲的是写这篇文章二十年后的认识,而这篇文章是2000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我会努力去回忆当时是怎么做的,但我也不能做到能回忆起所有细节。此外,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一定是以我今天这样的水平谈当年的写作心得;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当年我用尽了全力。所以当我今天再来谈这个文章的时候,虽然它有很多缺点,但是我不感到羞愧,因为当年,我付出了全部的努力。最后,我研究的对象也在变化,经济学的事实也在变化:当时在土地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有些已经改变了。而且文章的目标人群也变了。


我的讲述大概分为如下几个部分:首先是怎么选题,其次是怎么起动,以及在阐述主题的时候怎么样表达你的观察,怎么陈述事实,怎么分析和解读自己的发现,最后是怎么引申结论。此外,每次做完文章之后写提要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所以我要单独讲怎么写提要。


首先我讲一下选题。我选择的这个主题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我怎么知道它是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在1994年,联合国社会发展大会要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在那之前又有一系列的非政府组织活动。那时我还被邀请去纽约参加联合国的活动,这样我就观察了怎么参与联合国的决策。同时各个组织都把他们的出版物摆在展台上任人自取。就这样我们拿到了很多免费的英文书。紧接着,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第四次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参加了政府代表团,还参加了非政府组织论坛,这样我又收集了一大批资料。所以在我选择这个题目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国际、国内信息,其中既有理论,又有政策,又有调研的信息。此外我还参加了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发展活动。因此我知道,我研究的问题是现实问题。但是,我当时为什么要定“劳动力转移对贫困地区农业妇女的影响”这个题目呢?因为我当时看了很多文献,所以我知道哪些问题是别人做过的,哪些问题是别人未注意到的,哪些现象在国际上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哪些现象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此外,因为我是从1985年就开始做农村调查,所以我会有预先的信息,能把很多选题的因素组合到一起,从而使自己的主题跟已有的不同,这样就更具挑战性。


因为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当时定“劳动力转移对贫困地区农业妇女的影响”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再看了很多文献后,同时基于我对其他学者已有研究的以及未涉及到的问题,以及在国际上普遍的和中国所特有的现象有所了解。此外,由于从1985年开始做农村调查,所以有预先的信息能够把很多选题因素组合到一起,从而使自己的主题跟已有的不同,更具挑战性。在选择这个题目时,先进行精练。之所以确定劳动力转移是因为这是九十年代下半年开始的民工潮,很具有现实意义。而关于贫困问题,是在做博士论文时关注到当时中国农民的收入分配。在进行农地分配调查时,发现存在这样一类贫困户:一户人家人多地少,产出力低,而非农活动在当时又不发达,于是出现了贫困户。由此开始关心农地分配问题。但相较于一般的分配问题,个人更关心在权利上性别不平等现象。在上述背景下,将几个因素组合在一起开始写这篇文章。


在写文章时,心中始终有一个焦点问题。题目中包含自己的焦点问题,会使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立即抓住文章的焦点。焦点问题会决定文献的搜索范围,避免大撒网,而始终保持一个经济学人该有的理性。此外,研究焦点也会决定筛选标准。在做学位论文时,曾阅读东亚国家和地区一系列的农地改革文献,之后又和中央农研室的同行一起去东北做调研,合写了一篇文章并在剑桥经济杂志发表,因此对中国土地分配的规则已有所了解。只是更想把它做出特色。曾经有一个年轻人提出:怎样能够让你做的同类工作每次都不一样?那就是一定要了解自己之前所做的研究内容,以及现在所做研究与之前的不同之处。在写之前那篇文章时,曾看过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此外还阅读过世界银行下一个关于南美、非洲这些国家土地制度的系列。虽看过很多文献,但在对这个问题做精选时,首先考虑的是社会文化的相近性,所以精选东亚地区。因此文献的阅读,有浏览有精读,但必须精读的一定要精读。为什么要精读如此多的法律文献?原因在于标题上所说的平等和不平等,它是一个权利范围的概念,权利被社会、政治、文化所限定,处于经济活动之外。读法律文献时首先关切的是正式的法律规范,所以很认真地阅读了宪法、婚姻法、合同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土地管理法等。此外,对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的工作论文进行了阅读。这些工作论文,虽没有正式发表,但都很鲜活也非常新。另外还读了国际女性经济学协会的出版物,翻译过来叫《女权经济学》(Feminist Economics),里面很多文章是关于印度土地分配中性别不平等问题。另外要注意的是,通常要从国际组织最新的专题报告阅读,例如世界银行、OECD、UNDP以及国际妇女和国际儿童这些国际组织的报告,因为在写这些报告之前他们会邀请特定领域具有世界闻名的专家撰写背景论文(backgroud paper)。专家写支持他们的最现实的问题,又引用经典文献,从果实到根部,这是一种搜寻办法。出于比较的目的,要阅读时代久远的文献。例如在研究健康经济学时,郭孟涛(音)搜索到一篇经典文献——《健康经济学》。在做垃圾和分布处理研究时,小金搜索到1900年的文献。要写工业化初废弃物处理问题,如果用现在欧盟标准和现实对照中国,实为给自己设难题并招致质疑。因此要了解那个时代,搜索文献是非常重要的。


文献阅读并不仅仅在确认题目与刚写作之前,在写作的过程中也要不断地补充新文献。例如在调研之前,虽然一般的专题文献都已看过,但也一定要了解调研地区的简况,本人在此处有过教训。在做劳动力转移对贫困地区妇女的影响这项研究时,虽然读过相关文献并且知道山西的情况,但调查的是河北和湖南,访谈的是留守妇女,并没有在山西做试调查。当时从经费考虑,在别处试调查从地域上会有更多的可比性,但后来集中到(音35:45)山西时却发现山西并没有转移问题。虽然是煤矿产业,但山西的男人不下井,下井的是其他地方例如河南和山东来的人。当时很惊慌,但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只能坚信凭借问卷搜集的信息能够做出有特色的、扎实的文章,这个教训终身难忘。


在阅读文献的时候,首先要把文献和论文的表述勾连起来。在担任教育部学位委员会理论组的组员时,每到春节要看至少六本博士论文,会发现很多学生会把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的事情都写好,但和他自己要表述的事情关系却很远,并没有勾连出来。因此文献一定要把它和论文勾连起来,向读者展示思想从哪儿来,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一步做的研究。头开始的帽段有中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农地的钱归村舍,个人对村舍定义是以使用权归农户为特征,因为这部分在写剑桥经济学那篇文章时就已经调查,所以就不会在这里赘述,把它勾连起来。此外,这个制度内含一个矛盾,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或者刘克祥(音)老师和龙登刚(音)老师所讲的中国1950年前的很多权利,如减免权、地下权、租赁权等各种权利,在使用权上,使用安全是最重要的,它给使用者、投资者一个长期稳定的预期,有了这个预期才不会掠夺土地,这是底线。对土地持续投资需要稳定,但村里的人口是不断变动的。中国改革后的集体所有制产权存在这样一个矛盾:每个集体成员都有权利分这份地,可一旦分完,地在某个人手中,对其他人就是排他的,所以内在矛盾的存在主要看哪一些人会失去土地。在广东调查时发现,失去土地的是女性。当地的村集体把地出租给香港的工厂主盖厂房以收取租金,所以在村子里会进行红利的分配,但在分配时产生了这样的情况:很多老姑娘为了收益留在村子里,招上门女婿,她们的后代可以获得分红,而招进来的女婿或娶进来的媳妇没有,这里就包含社会文化因素。文章最开始,用大概十行字把问题展开,靠的就是文献支持。在进行主体写作时,通过步步递进的方式进行分析,就像爬山一样,专注到一个个台阶。写完一段建立一个台阶,在每一个台阶上,所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就从一个大焦点变成一个小焦点,它是有变化的。此时需要不同的专题文献,所以在研究过程中需要继续读文献,学习和研究始终要互相促进。


文献之后还有讨论,原来的课题组每周二或在开课题会议时会讨论文献。印象很深刻的是金城武,他把他看到的文献分成几个大的题目,然后把不同的文献放到不同题目中,从而组成一个文献链。此外,参加国际会议也会搜集到很多文献,因为别人在进行批评时会给出建议文献。还有一对一的交流,经济所的好处是总知道别人研究的问题,当自己做某一题目时,能够找到特定的人交流文献,这是我把经济所称为精神家园的原因之一。你想说学问,永远有人听。而说学问就是在表述:在表述的过程中,你会整理自己的思想,会发现自己的漏洞,并且也会有听者给你建议,即使他并不从事与你相同的研究,但正如看戏一样,看得多了最终也会听戏。因此在这个表述的过程中,沟通者会进行思想上的碰撞和文献线索方面的交流。


论文主题的构建就是我文章的第一部分:我想研究什么、我研究的对象有何特殊性以及这个对象里包含的研究主题。该研究主题是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对地权稳定的期望和人口变动的调整预期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我不断地追索下一个问题的起点。而下一个问题就是——女性的婚姻状况与失地现象之间的联系,我这一篇论文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个现象。我撰写此篇论文的原因在于这个问题已经被许多妇女活动家在《中国妇女报》和诸多会议上提出过,但是并无多少反响。这一现象使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有意义,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学术意义,还包括其现实意义。事实证明它确实有意义:在论文于《经济研究》上发表之后,我请农研中心的同事给主持过五个一号文件的人称“中国农村改革的参谋长”的杜润生老前辈带去了一份,不到一周杜老就给我致电,强调分地时在文件中从未歧视妇女,这通电话就是立竿见影的反响。因此,你写作时心里一定要坚信自己的文章有意义,缺乏这个自信,你便无法坚持。正如在论文开始时,当我把主题确定以后,突然发现劳动力不转移,但我依然硬着头皮、自信地坚持下去。而我的论文得到的反响,杜老的回应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全国妇联的同志也看到了这个文章,并在后来和我们院一起委托我们经济所做女性性别平等的研究。而在当时妇联和院妇工委就让我负责写一份共1500字的政策建议,连同我所研究的现象一齐呈报全国人大。这份建议恰逢彼时全国人大正在制定《土地承包法》以及进行相关修法,因此,院里也对我授予嘉奖。那时我觉得这个奖励很重,虽然我写作的时候并未想到能得到奖励,但是这份嘉奖证明了我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其次,引言中有一些规定的动作。正如课题组经常对大家说的那样,有些事情是规定动作,是必须做的,而在其他范围内,个人可以尽管发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就像体操表演一样,有规定动作、有自选动作。我特别要说明的是我自己的工作会带来怎样的“增加值”,这个词我是从英国的一个发展研究所那里听来的,这个研究所曾跟我谈合作,我在犹豫时他就说,“难道你怀疑我们不会带来value added吗?”这个英语短语直译过来就是“增加值”。我认为这个词十分精辟,它的意思是,我们从事的某项工作,前人和他人已经做过了许多,那么我们再研究它,我们能够增加什么,从一开始我们就要设定好自己预期的增加值。然后你需要把论文主题分解成由内在逻辑决定的、通过论文后面的主体部分来逐一回答的问题。有许多的文章声称自己具有诸多重大意义,但你会觉得它们是空洞的。而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缺少内在的逻辑。我的文章的内在逻辑就是:在我国各种法律业已保障性别平等的情况下,这种平等在现实的乡村中是否得到了落实。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用了抽样调查、典型调查、案例访谈等等方法,最后发现: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之下,真正的决策权在村庄、村集体。因为《土地管理法》当时说,如果在承包期内个别承包土地需要调整,需要经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同意。那权力在哪儿呢?召集不召集会议?怎么讨论?以什么样的方案来调地?答案是在村社;而村社是怎么样决策,这要取决于整个村社对性别平等的理解。所以我把这件事情每个大的逻辑厘清之后,再用三种统计假设,通过做统计来明确是否能验证妇女的失地现象与村社决策间的联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表述的办法,而我所做的假设实际上也引领了主体后面的几个部分;一个是在乡村不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另一个,如果妇女的地权无保障,那么它跟村社的决策直接相关,而这一部分正是我用统计所表达的;以及,如果没有地的话,这个妇女所在的家庭是不是更容易陷入贫困。此外,因为我要在性别平等的范围内讨论问题,所以我当时访谈和抽样的重点是结过婚的女性。一个家庭里会有男户主或女户主,在村子里,在丧偶这种个别情况下会存在女户主,大多数的家庭则是有夫有妇,而我在做统计的时候,有时要把女户主的家庭剔除,原因是我只有在比较中才能看出性别平等在具体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中的表现。在陈述的过程中,有一些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就是把主体分成几个部分,而每个部分最好是在开始时你就要知道,“在这个部分中我要回答什么问题”或者“是用什么样的办法去做”,到小节结尾的时候再来一个小小的总结。这个关键点是我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在学《资本论》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一节开始马克思会指出他要研究什么问题,比如劳动二重性、商品二重性等等;事后马克思又会做一个小结,指明他得出的结论。我觉得这就像爬山一样,走一节,歇下来看会儿风景,在这段做了一个小结,再走下一节,这既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小节的标题要尽可能地简练,正如我们做大标题一样,它要跟你的总标题呼应;同时小标题要写得简练,不要把一个标题做得像一篇短文一样长,而简练的方法就是去串联关键词。小结的标题尽可能地简练,这既方便读者、也方便自己。


下面就要逐一地描述和分析子问题。因为我做的这是很具体的问题——你要让读者对你观察到的事实能有一个清晰的质量和数量的印象,所以你要用数量去刻划它。我在第一节的时候,讨论农地的承包权,是用法律文献和现实的比照来说的;到了第二节的时候,我就逐一去验证刚才提出的三个假设。首先要知道:决定农地规模的因素是什么。因为在欧洲北美,人家说的“小农”的标准是我们国家的“大农”都不能达到的。巴西一教授告诉我:他家业余时间种种的地有一千公顷。我这个文章最开始是用英文写的,我必须要让人家知道我谈论的是多少地,让别人知道中国农村的农户规模才多大,这样别人才能够理解“如果没有地就影响他生存了”这句话。1986年杜老就已经建立了农村调查系统,所以我知道大概的人均土地是多大。具体到山西这个地方,当时有十个村,我一半都去了,它们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回来在写的时候,我心里也明白,在选择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时,其实是我心里已经知道大概会怎么样。你不能因为有计算机,就把什么样的解释变量都往里扔,那样最后你会被自己的统计结果欺骗。统计和模型的选择一定要反映的是事物本身的内在逻辑关系,而不是些表面的关系。同时,你要用文字来表述。有的作者把表格一甩一大堆以后,文字自走自的、跟表格没关系,让读者自己去看,那你干嘛要把表格放到那儿啊?还有的编辑不希望你有了表格还在文字里头去提及,这也是不行的——不能两张皮,因为表格是支持你对事实的陈述和你的整个陈述的。事实和现象的区别就在于:你看到的是一种现象,但它未必是事实。现象和事实一个是phenomenon,一个是fact。我们想要做的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要陈述的是事实。我在文字和表格的相互支持中专门去解释那些独特的、非常态的、和我的预期不同的现象。如果我在统计时预期的一个结果,结果却不是那么回事,那我就要把原因找出来,去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我举一个例子:跟纯农户相比,非农户和非农兼业户的人均土地面积比较小。我当时把农户分成了三类,给它设定了一些标准,这些标准是我在留学的时候学来的。在德国,会按照你的收入来源的百分比来分类,按照农业收入的百分比分成纯农户、兼业户和非农户,并按照不同的收税标准对纯农户、兼业户和非农户收税。我这样分类有两点理由:一个是事实上存在着这种不同的户;再一个是容易解释它的农地规模到底有什么变化、那些家庭是怎么样。分类以后,结果发现:面积小的农户有的是因为农户劳动力严重过剩,他不得不从事非农户(我们看到的农民工打工很多都是这样,他如果待在家就是贫困户,他出去才能够挣来一份农业之外的收入,这样才能维持他们家庭的现金收入需要和其他的支出);还有一种就是农户主动放弃土地。我和农研中心同行去浙江和江苏做过农村种植大户调查。那里农村的工业化发展很快,很多原来务工的人根本不需要再务农,他们有稳定的非农的工作可以来支持他们的家庭,还有一部分人就变成了种粮大户。所以有些人是主动放弃,有些只留点菜地。而在我调查的山西有一个村子,我清楚的记住它是在定襄,因为那是阎锡山的老家,也是薄一波同志的老家,那个村都在弄小铁炉来锻打法兰盘。在这个村子里,干这个活很艰苦,村子污染也很严重,但是整个东南亚需求的法兰盘竟然几乎都是这个村子提供的。这个活能干到国际知名,那他们从这上面挣的钱就很多了。这个村子就调地了。每家就留五分,半亩的菜地,其他给村子里头统一调了。所以发现这个村统计结果出来也很特殊。在做表格时,如果出现很特别的值,一定要去解释它。解读统计结果的重要性,其实刚才我已经说了,就不重复了。在文章的第三节即在地权保障方面的性别不平等的这部分,我把因为婚嫁而失地的事情用统计表达出来之后,如果你要拿平均值,你永远不能发现无地的人。我写这个文章之前去过两次印度,在印度学了个词叫landless farmers。我没有到村子之前,觉得这个词很矛盾,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耕者有其田”;结果到那里以后,发现他们就是农业工人,就是没有地,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穷人。所以拿平均值会掩盖很多现象。如果你拿平均值算,你找不到失地妇女的。我们的问卷里头恰好有问到了,一发现8.5%的妇女没有地,失地的现象就出来了。我有好多的女性访问、谈话。我原来就是农民,很容易和她们打成一片,就很容易地知道谁离婚了,马上又再婚了。你在村子里发现不了一个离婚的没地的妇女,因为她马上就再婚来给自己寻一条生计,她可能在新嫁入那个家庭里没有她的地,但你在村子里很难发现离婚还单独过的。我只是十年之后再到藏区调查的时候,我才碰到了自己过的离婚妇女。藏区妇女本身她的社会地位甚至就比男性高一些,所以她们可以;但是你在汉地,就没有发现。我对它的解释是我访谈来的,并不是拿这个数据去解释那个数据,因为我做的这个研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有很多现实中的事实,是没有在具体的数字中间表达出来的;但是当你看到这个数据有些奇怪的时候,你会拿你调研的信息去补充说明。再一个,我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赵老师昨天嘱咐我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的——为什么村社分配农地时性别的不平等是发生在分配之后的动态过程中。我跟他说:最早时分地是按人口分的,分配后的调整或者不调,都是在那次分配之后,是人口变化了。


我同他说,在分地开始的时候,是按照人口分的,而分配后发生了调整,是因为在那次分配之后,人口变化了。我想这几句话至少让赵老师知道我回答了他提出来的问题,他还让我同大家说清楚,为什么妇女有没有从村舍获取土地,获得了多大的土地,以及什么时候获得,这些并不取决于她的个人特征,而是取决于村舍的决策。这一决策是由整个法律制度框架背后的执行和落实的组织所做出的——也就是村舍组织做出的。这一段被杜老看到之后,他指出,中央决策层承诺实行长期的家庭承包制对稳定社会、稳定全体农民的土地预期和生产积极性有积极作用。但我认为,在财产分配以男权为中心的乡土社会,如果缺少性别视角,就会造成妇女的地权不安全。因此我就对他解释道,我并没有批判中央文件,我只是认为,一个完善的法律,如果没有考虑到性别视角,也即如果没有考虑到妇女在婚配中的地位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产生歧视。不过杜老认为,不能完全通过无端的分地,让土地碎片化去解决性别平等问题和贫困问题,而是要通过提高农业的生产率,甚至使土地规模扩大来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些不是在农业内部能解决的,而是要通过发展非农产业,促进城市化、工业化,进而使农村中的过剩劳动力——因为中国始终是人多地少——进入城市,进入非农行业,才能解决的。赵老师认为我最后一段不用多说,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逻辑。因为我们研究问题,最后还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这个我刚才已经向大家举例了。


要用调研的记录来支持问题的分析和解释。我刚才说过我文章中的哪些内容是用调研信息来支持的。第一,我们要有调查日志,有些人使用本子写,他们每天调查的时候要做记录;有些人则是用录音。我第一次农村调查之前,用微薄的奖学金买了一个录音设备,但可惜用了一次就没有再用。因为只要我们打开录音设备,或者农民知道我们打开了录音设备,我们之间的谈话就会不自然。而我们需要的恰恰是一个松驰状态下的交流和信息的收集。所以我每次都是手记录的。第二,不管调研后多辛苦,晚上也要把它记下来,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我现在的记录方式是,用手机上语音转文字的功能把我调研的内容转换成文字,再保存下来。这些信很重要,不管我们多疲惫,都应该做这件事情。我就是用这个调研记录的信息来解释为什么有地的妇女比较少地参加家庭经营管理决策。我当时做了回归分析,我预设,有地的人不一定会管种什么、怎么收、卖给谁的问题。因为无业妇女分得的地少,她们反而受到更多关照。她们的丈夫要出去做非农工作,那么家里的农业工作就是她们管的,那几个环节就是她们说了算。另外还有些事情,我们也是在调查中发现的。比如有的家妇女管帐,那么妇女地位就高吗?不一定,她很可能只是个出纳。这个时候你可以继续追问家里的大事谁来决定,比如盖房谁决定,谁来出钱等等。总而言之,所有我在研究中发现的这些在统计数据上和自己预期相反或者有偏差的问题,我都会去寻找调研中的信息,从现实中去解释这些问题。比如我们在考察收入的时候,脑子里都会出现明瑟方程。但交易、年龄等因素在这个方程里都不重要。通过调研我们就会发现,农民只要有力气就得打法兰盘或者拉东西,而农业上他们又是小农,还在使用早先的生产方式,也即,至少这些农民没有那么明显地做和学校里教授的东西有关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要考察他到外面打工的情况,那就大不一样了。


通过统计和解读一步一步回答了文章提出的问题之后,我们就要做结论了。做结论的时候,我发现,虽然法律和经济制度保障农地分配中的性别平等,但是制度细节上的漏洞使离婚妇女缺少地权保障;错过村舍土地调整机会的婚嫁迁移妇女和她的子女占收不定。虽然这种现象还没有对妇女在家庭内部的谈判地位产生影响,但是极有可能使她们的家庭陷入贫穷。这就是我得出的结论,而这个结论的内容大部分都进入了提要。我说完了这些发现之后,还揭示了一下它的政策含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Policy implications,因为我做的是现实问题。我们注意到,当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我们中国一直在转变经济制度,在转变的过程中,个人权利越来越需要界定和保护。原来在集体制改向承包制的时候,我们界定的是农户的权利,但没有界定每一个成员的权利。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曾到农民家去作客,发现德国的法律就界定了个人的权利。如果土地给了家中最大的儿子,那他便有责任供给其他几个姊妹上学。


女孩子上大学的费用由其哥哥出,因而女孩子没有感觉受到歧视。第二点,要强调普法,让女性从孩童阶段就了解自己的权利,因为只有人知道自己权利的时候,才有可能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第三点,只有妇女找到了更能发挥自己潜力的收入来源的时候,她才有更强的谈判地位和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例如,疫情期间我调查过一些北京养老院的护理员,她们都从山西来,有一些就从我调查过的县来,20年过去了,我所看到的劳动力迁移终于发生了。首先,她们的土地会不收租金让亲戚去种;第二,她们在这儿挣的工资是稳定的,而且比丈夫还高,因为她们丈夫到北京来就是做保安,保安工资三千多,她们工资五千。如果家里老人生病或者有危机了,回去的是男子,妇女们要继续拿到这份稳定收入。又如,我在广东调查的时候,我发现基层的干部和老百姓非常聪明,他们把土地分成股权,在一个特定的年份成立股份合作制,如果某家四口人,就平均享有四股,然后将这个土地相当大的一部分出租出去,对于所获收益,一部分是公益的,还有一部分给全村的人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再剩下的钱按股分。有的人家就会给姑娘,给儿媳。这意味着在地权方面的性别不平等没有恶化,反而在改善。但是有些地方的情况没改善,男子可以把地权子子孙孙传下去。所以,我们国家幅员广大,社会文化,经济状况在各地有很大的不同。在当时我发现的这个现象带有普遍性,今天却不一定了,因为事实发生了改变。我说的第三点在当时还没发生,但现在农家女去外面打工,去支持自己的家庭,也支持自己,获得了较大的话语权。


然后就跟大家说一下提炼。提炼的时候一定不要觉得自己认为重要的就都提炼出来。要假设自己的是读者,读者首先要看你的是全篇的焦点问题是什么,焦点问题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然后大家再把每部分的小结与全篇的总结放在一起,以突出研究发现为目标,从外围不断往内部删,最后剩下的那部分一定要强调你的信息基础和独到发现。


最后简单说一下定稿。定稿的时候一定要反复的阅读和修改。首先,不要吝啬已经完成的这些工作,要注意围绕回答文章开始提出问题,避免重复表述。其次,要注意文字的准确和流畅。可以借助词典去找到准确的词,大家平时也可以多读一读优美的中国诗词和优美的散文,他们能用那么精练、那么简短表达那么丰富的内容,多念有好处。但是很多微信上的文章用语太粗糙了,大家不要看烂文章,高雅的汉语和不那么高雅的是有区别的,我们读文献最好读经典文献,细读的时候读经典文献,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最好读优美的篇章,这样会使你自己的文字的表达准确和流畅。再次,注意自己的的数字和文字是不是有失误。我曾将0.2写成2,眼睛会欺骗自己,因为人们会看到自己的想看的东西。另外还要注意参考文献的规范使用,正文中要体现最后的参考文献。


如果投稿了,我也会根据编辑的反馈来修改,但也不全是编辑怎么说我就怎么修。只要不影响我的逻辑表达,编辑提出的建议一般我是照办。曾经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让我改过七次,我每次都照着编辑的要求改了,因为我始终认为公共资源滋养了我们的研究,老百姓养活着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研究变成自娱自乐的活动,我们的研究要发表出来为老百姓服务。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来看我们的文章,因为专业越来越细,但在经济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马拉松跑道上的选手,不可能我们全是冠军,甚至不可能我们都在第一军团,可是如果你要不跑,那就连选手都不是,如果我们拼命的跑,或者有天分还去训练,我们可能跑进第二或者第一军团,一定要让你自己非常之优秀,不管别人下来不下来,你就到第一军团了。科比他已经是世界超一流的选手了,却还在训练,那像我这种人智力平平,只能靠努力。此外,要学会删去那些对于我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例如社交,还有很多的年轻人的娱乐活动。虽然我希望和你们玩到一起,但是我要和你们一块儿去玩,然后我晚上没精力再干活了,会留下许多遗憾。以上就是想告诉大家一定要继续学习、继续钻研,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朱老师利用宝贵的时间给我们大家做了这样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前期我们征求了一些问题要向您请教。


朱老师:我给大家念一下:


第一,遇到学术倦怠期该怎么办?怎么让自己一直充满激情地做科研?


我倦怠的时候,是我羡慕外面的阳光的时候。当阳光灿烂的时候,我就想出去溜达溜达。可是所有的文字必须你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所有的文献你都得自己一篇一篇读下去。我的办法就是自我纪律,即Self discipline,具体怎么办呢,我会去做一个时间表,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枯燥的人生,但是比起康德来讲,我还是有趣多了,我上过青藏高原,下到过新疆那一带低地,也到过死海。关键是你自己觉得你这一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每个人的自我纪律都不一样。机会成本理论告诉我们做了A就不能做B,要想得到这个,就必须得放弃那个。


第二,有时候觉得自己做的研究没什么用,就是为了发表文章而写东西,出现这种自我否定的情绪应该怎样摆脱?


我始终自信我做的事是有意义的,即使当时我并没有想到研究所里来做讲座,我今天做了这个讲座,也是有意义的。


第三、青年人员刚从学校出来,真正进入研究状态需要注意什么?


这个我很难回答,因为我从武汉大学分到经济所的时候,在我上学之前我已经在社会上十年,当过农民,做过工人,干过教师,所以我进入这个所之前已经有社会经验了。建议大家一定要进入集体,自己要去寻找集体,我把经济所作为精神家园,对经济所有高度的认同感,我当工人自学的时候就佩服经济所,就想有朝一日我要能到这样一个机构工作。刚来新环境要开放自己,进入群体,那我们来了不会是单独的。参加研究室的活动,多干活你才能和别人融到一起,我和别人的交流主要就是干活。如果实在不能融入,那你就得想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你。


第四、因为做研究,很难将生活和工作区分开来,怎么协调生活和工作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有趣,而研究又做的很好呢?


经济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我都会写点东西,估计第二天写的就把头一天就取消了,但是始终写写、画画、读读什么的,觉得挺有趣的。


第五、在做研究时,能不能介绍一下怎么从现象和观察中抽象出理论逻辑?


我的建议就是练,多写,除了练没别的方法,说起来我们做的是精神劳动。我并不去标榜我做出了什么理论,但是你所做的逻辑,你所解释的现象,它本身必须是一个理论的解释,对此只能多练,多写。投出来的文章返回来,如果它能够再改,那就要不断修改,如果不能修改,那就放弃重写。


第六、偏理论方向的研究成果是不是出的相对较慢?对于偏理论方向的学者有没有什么研究建议?


首先说快和慢是相对的,有的人他是天才,发文章很快,但是像我这样的平常人呢,我只能学习,然后在每一个专项研究的时候,我会有一个理论框架。先从小的专题做起,一步一步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慢慢做,这样并不慢。第七、围绕同一个主题的交办课题,怎么能让每次都有一些不一样?我认为永远不要用自己的一个写作应付所有,所以可以一次专攻一小块,下次专攻另外一小块,这就不一样了。


主持人:有一个学生问,怎么写开头第一句话?


朱老师:文章的第一句话,有的时候是我最后写上去的。在写作的时候,开始在那个时段的认识和做完整个研究和写作之后的认识会有差别,所以经常我的引言是最后写的,一开始写的那个有很多的不满意。到了写开头时,我会一开始就说清楚我说的这个事如何去定义,不能进行逻辑漂移。以地权为例,文章开头我要说明我所说的地权是使用权,我说的分配是分配的使用权。对于如何开个好头,每个人他都有他的习惯,但是整个文章的大框架一开始肯定要写好,要不然写着写着游移下去最后就无法收拾了。在一个文章的论述中,要始终围绕着焦点去谈,展开了以后,你最后还要收回到你的逻辑线上来。所以刚才跟大家讲我最后修改的时候,改的是文字而不是逻辑。


主持人:还有一个人问是否需要专门抽时间学习实证研究方法?


朱老师:学习,任何时候都是要时间的。杜月笙老前辈曾说“就汤下面”,要注意你的条件和人家写书的时候介绍方法的条件是不是一样,如果不一样,你做哪些变动,你必须要收集的信息是哪些。如果你想做实证研究,看人家是用的什么方法,哪一些你能模仿,哪一些模仿不了,不断地调整,积累经验。做任何事都需要时间,只是你这个安排是不是叫做“抽时间”,取决于你觉得什么最重要。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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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责任编辑 | 关依琳

文字编辑 | 王婧 刘欣 陈舒民

来源 | 本文整理自朱老师讲座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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