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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4日北京时间23:00，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AR6）第三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2022：减缓气候变化》。
第三工作组报告
该报告是IPCC第六次评估周期中的第三份工作组报告，较为全面地归纳和总结了第五次评估报告（AR5）发布以来国际科学界在减缓气候变化领域取得的新进展，科学地评估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不同温升水平下的减排路径以及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行动。
全球共有来自65个国家的278位作者参加了该报告的编写，中国有13位专家入选。
报告在编写过程中经过了两轮专家评审和政府评审，以及一次针对决策者摘要（SPM）的政府评审，共收到近6万条政府意见和专家意见。
在今年3月21-4月4日举行的IPCC第56次全会暨第三工作组第14次会议上，来自195个成员国的政府代表和观察员组织代表对SPM进行了逐行审议，最终审议通过的SPM更为科学、客观、平衡地体现了主要评估成果，将为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进一步推动减缓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重要的科学基础。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决策者摘要（SPM） 高度凝练了应对气候变化减缓行动的认识，揭示了要将全球变暖温升水平控制在不超过工业化前2℃以内，实施全行业的温室气体深度减排，特别是能源系统减排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报告同时强调，在可持续发展、公平和消除贫困的背景下设计和实施气候变化减缓行动，更容易被接受、更持久和更有效。
《气候变化2022：减缓气候变化》
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加，但增速放缓
2010-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加，但平均增速已低于上一个十年（2000-2009年）。从历史累积排放量来看，1850-2019年人类活动累积排放二氧化碳中的一多半（58%）是1990年前排放的。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9年降低了5.8%。
自2010年以来，全球所有主要行业的人为温室气体净排放量都有所增加。越来越多的排放可以归因于城市地区。由于国内生产总值（GDP）能源强度和能源碳强度的提高导致的化石燃料和工业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不及全球工业、能源供应、交通运输、农业和建筑活动水平上升导致的排放量的增加。
自AR5以来，低排放技术快速发展且成本逐渐下降，针对减缓问题的政策和法律不断扩充，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气候资金逐步发展，这些都为全球的减排提供了帮助，但在各个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分布仍不均匀。
在第三工作组评估的未来情景中，要将温升水平控制在不超过工业化前2℃以内，全球需在本世纪70年代初达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要将温升控制1.5℃以内，全球需在本世纪50年代初达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并且，在大力推进二氧化碳深度减排外，全球还需大力控制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二、限制全球变暖的系统转型
能源部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需要进行重大转变，包括大幅减少化石燃料的总体使用、使用低排放能源、转向替代能源载体以及提高能源效率和节约能源。继续安装不减排的化石燃料基础设施将阻碍温室气体减排。
工业部门的减排需要在整个价值链中采取协调行动，以促进所有减缓方案，包括需求管理、能源和材料效率、循环材料流，以及生产过程的减缓技术和转型变化。采用低/零温室气体的电力、氢、燃料和碳管理的新生产工艺，将会推动工业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城市和城市地区通过降低能源消耗（如创建紧凑、适合步行的城市）、结合低排放能源的交通电气化、以及利用大自然加大碳吸收和储存，可以显著减少排放。城市实现净零排放的前提是通过供应链在行政边界内外减少排放，这对其他部门也会产生有益的级联效应。
对于建筑部门，几乎在所有的气候条件下，都可以看到零能耗或零碳的建筑，良好的设计和有效的实施减缓干预措施，都有利于建筑物适应未来的气候，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在发展中国家，新建筑物的减缓潜力最大，而在发达国家，改造现有建筑物的减缓潜力最大。
由低排放电力驱动的电动汽车为陆路交通提供了最大的脱碳潜力；可持续的生物燃料可以为陆路运输提供额外的减缓效益；可持续的生物燃料、低排放氢和衍生物（包括合成燃料）可支持减轻海运、航空和重型陆路运输的二氧化碳排放。
可持续地实施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AFOLU）的减缓方案，可以实现大规模减排并强化清除温室气体，但不能完全补偿其他部门延迟的减排。
落实了正确的政策、基础设施和技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到2050年可以使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40-70%。并且，生活方式的改变还可以改善我们的健康和福祉。
三、减缓、适应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
加速和公平的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行动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气候变化行动也可能导致一些权衡取舍，单个方案的权衡可以通过政策设计加以管理。
可持续发展、脆弱性和气候风险之间有很强的联系。有限的经济、社会和体制资源往往导致高度脆弱性和低适应能力，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协调的跨部门政策和规划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作用，避免或减少减缓与适应之间的权衡。
重视公平，以及所有相关行动主体广泛和有意义地参与所有规模的决策，可以建立社会信任，加深和扩大对转型性变革的支持。
四、加强应对
有些减缓方案在近期大规模部署是是可行的，这种可行性因部门和地区，以及实施的能力、速度和规模而异。必须减少或消除阻碍可行性的障碍，以加强大规模部署减缓方案的条件。加强近期行动，可以减少和/或避免控制全球温升带来的长期可行性挑战。
在所有国家，将减缓努力纳入更广泛的发展背景可加快减排的步伐、深度和广度。将发展途径转向可持续性的政策可以扩大现有减缓对策的种类，并能够实现与发展目标的协同作用。
气候治理最有效的方法是将多个政策领域整合起来，帮助实现协同作用和最大限度地减少权衡，并将国家和地方决策水平联系起来。有效和公平的气候治理有赖于与民间社会行为体、政治行为体、企业、青年、劳工、媒体、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合作。
许多监管和经济手段可以支持深度减排，并在扩大规模和更广泛应用的情况下激励创新。促进创新和能力建设的一揽子政策比单个政策更能支持向公平的低排放的未来转变。符合本国国情的全经济一揽子计划能够实现短期经济目标，同时减少排放并将发展路径转向可持续性。
可以追踪的资金流没有达到所有部门和区域实现减缓目标所需的水平。缩小资金差距的挑战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是最大的。政府和国际社会可以通过明确的政策选择和信号来支持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的资金流。加快国际金融合作是实现低温室气体和公正转型的关键推动因素，可以解决在资金获取，以及气候变化影响的成本和脆弱性方面的不平等问题。
国际合作是实现雄心勃勃的减缓气候变化目标的关键推动因素。在次全球和部门级别运作，并有多个行动主体参与的伙伴关系、协议、机构和倡议正在出现，但成效程度参差不齐。
中国气象局作为IPCC的国内牵头组织部门
在IPCC评估报告框架的制定、组织推荐中国优秀科学家以及发挥全国各部门力量参与IPCC评估报告编写、组织对IPCC报告政府评审、组团参加IPCC会议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通过IPCC平台积极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我国科学家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观点。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科学家所参与的很多工作都转为线上，为报告编写付出了比平时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IPCC第56次全会暨第三工作组第14次会议全部以线上会议的形式召开，会议时长由原计划12天延长至15天，平均每天召开9个小时的全会和超过9个小时的接触组会议和小组讨论会议，最后两天连续召开了近40小时，全部会议时长达240多个小时，创下IPCC成立33年来最长会议记录。
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作为中国代表团核心成员全程参加了报告审议，在全面熟悉IPCC评估的科学结论、充分掌握IPCC工作规则和流程的基础上，积极建设性推动报告审议取得进展，为决策者摘要结论的客观、科学、平衡表述和顺利通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报告及图片和数据资料下载
《决策者摘要》（SPM）中的图表及说明
图 SPM.1：1990-2019 年 全球人为温室气体净排放量（GtCO2-eq yr-1）不断上升趋势。上图 a 显示了 1990 年至 2019 年按 GtCO2-eq 报告的各类气体的全球年度净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下图 b 显示了 1990-2019 年期间的全球人为 CO2-FFI、净 CO2-LULUCF、CH4、N2O 和氟化气体排放量，相对于 1990 年的 100 基准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https://www.ipcc.ch/report/ar6/wg3/figures/summary-for-policymakers/figure-spm-1
图：SPM.2：区域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 1850 年至 2019 年基于生产的 CO2 总排放量的区域比例
面板 a 显示了1990-2019年按区域划分的全球净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以 GtCO2-eq yr-1 (GWP100 AR6) 为单位）。百分比值是指每个地区在每个相应时间段内对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贡献。1997 年的单年排放峰值是由于东南亚森林和泥炭火灾事件造成的较高 CO2-LULUCF 排放。
面板 b 显示了 1850 年至 2019 年每个地区的历史累计人为 CO2 净排放量在 GtCO2 中的份额。这包括来自化石燃料燃烧和工业过程的二氧化碳 (CO2-FFI) 和净二氧化碳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林业 (CO2-LULUCF)。其他温室气体排放不包括在内。
面板 c 显示了 2019 年按地区划分的区域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计）的分布。
面板 d 显示了 2019 年按地区划分的人口、人均 GDP、温室气体贡献百分比排放指标、人均温室气体总量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以及基于生产和基于消费的 CO2-FFI 数据，这些数据在本报告中评估截至 2018 年的报告。基于消费的排放是为了产生某个实体（例如，地区）消费的商品和服务而释放到大气中的排放。不包括国际航空和航运的排放。
图 SPM.3：单位成本降低和在一些快速变化的缓解技术中的使用。顶部面板显示了一些快速变化的缓解技术的全球每单位能源成本 (USD/MWh)的成本下降趋势。底部面板显示了每种技术在全球的累计采用情况，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以 GW 为单位，电动汽车以百万辆为单位（millions）。
图 SPM.4：模拟路径（ modelled pathways）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面板 a. 漏斗图像和面板 b、c、d 中的相关条形图）和 2030 年近期政策评估的预计排放结果（面板 b）。
限制在 1.5°C (>50%) 且没有或有限的过冲：将升温限制在 1.5°C 且没有或有限的过冲的途径（C1，表 SPM.1 C1）。所有这些途径都假定在 2020 年之后立即采取行动。
面板 a 显示了 2015-2050 年四种评估的模拟全球路径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面板 b、c 和 d 分别显示了 2030、2050 和 2100 年模拟路径的温室气体排放范围的快照。面板 b 还显示了来自第 4.2 章的 2030 年近期政策评估的预计排放结果（表 4.2 和 4.3；中值和全范围）。
图 SPM.5：说明性减缓排放路径 (IMP) 和净零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排放战略
面板 a 和 b 显示了在模拟的全球路径中全球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发展（上部子面板）以及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净零的相关时间（下部子面板）。面板 c 和 d 分别显示了全球 CH4 和 N2O 排放的发展。面板 e 显示了在 IMP 中达到 CO2 净零排放时 CO2 和非 CO2 排放源单独和汇总的部门贡献。面板 f 显示了不同部门和来源对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 2019 年基线的减排量的贡献。
图 SPM.6：到 2050 年需求方缓解方案的指示性潜力
本图涵盖了 2050 年需求方方案的指示性潜力。需求方缓解应对选择分为三大领域：“社会文化因素”，与个人选择、行为相关；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规范和文化；“基础设施使用”，与支持改变个人选择和行为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设计和使用有关；“终端使用技术采用”是指终端用户对技术的采用。
图 SPM.7：2030 年缓解方案及其成本和潜力估计范围概览。 显示的成本是避免温室气体排放的净生命周期成本。
实线的长度代表一个选项的缓解潜力。误差条显示总缓解潜力的全部估计值范围。成本估算的不确定性来源包括对技术进步速度、区域差异和规模经济等的假设。图中没有显示这些不确定性。
图 SPM.8：部门和系统缓解方案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协同效应和权衡取舍
一些缓解方案可能适用于多个部门或系统。缓解方案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因部门或系统以及实施的背景和规模而异。当存在对稀缺资源的竞争时，实施规模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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