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重返哈佛：美国教学生涯的最后一幕
世界中的中国文学
重返哈佛是我的幸运，作为一个学者，我这一辈子实在太幸运了。几次绝处逢生，随处碰到热心人和有心人的帮忙，在学界交到这么多肝胆相照的好朋友。去世不久的诗人朋友杨牧有一次开玩笑说：“李欧梵没有一个敌人！”说得有道理。在美国学界“混”了四十年，我仿佛是一个天真的求道者，走了不少歪路，也因此才能走上正途，终于找到了我真正的兴趣——文学。哈佛聘请我担任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个固定而有长俸的中国现代文学教职（tenured professor），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倒不是我的才华和造诣高人一等，真的是靠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否则无法解释。到了八十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学风有很大的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直接促使中美的学术交流，因此带动美国学生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兴趣，这是“天时”；七十年代末我能够在印第安纳大学谋个职位，并积极推动翻译和研究现代文学的计划，都是靠了几个同行好友的帮助，这就是“人和”；我本来是哈佛毕业的，此次被母校召回任教，似乎理所当然，这就是“地利”。当然，事后总有后见之明，当我为自己的前途挣扎的时候，是误打误撞，完全靠自己对于现代文学的一股热情。讽刺的是：当我终于如愿以偿担任这个顶尖位置的时候，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热情早已减低了许多，似乎也没有什么征服学界的雄心大志了。这是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的发现，原因无他，我的兴趣实在太广，不能专心于一件事业、发展一种研究、深入探讨一个大题目。何况我一直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本来就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提倡和推动，全在于当时受到传统汉学压抑后的一股冲劲，要建立现代文学研究在美国学界的合法地位；得到哈佛的永久教职，也算是为中国现代文学争取到“合法性”，因此我的气也消了。以后美国各大学也争相开设现代文学的课程，又从现代文学做“文化研究”的转向，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心不在美国，想回到香港了。
哈佛是我离开美国学界的终点站，理该为我在美国的游学生涯作一个总结，然而我已经写了一本《我的哈佛岁月》，内中对我的求学和教书的经验有详细的叙述，现在不想重复，只能多作反省，再用一种自问自答的方式来重新审视这段经验。
问
你的哈佛身份是有长俸的正教授，不再担心升等的压力。到了这个最高学府和自己事业的高峰，你是不是可以好整以暇，享受你的名声和地位？
李欧梵
我一向对名利漠不关心，何况被哈佛从别校请来的资深教授都是各个领域的名人，和他们相比，我又变成这个“大池塘”里的小鱼，但是已经没有优哉游哉的自由。开始一两年，教学的要求令我喘不过气来。在名校任教是有代价的。
问
什么样的代价？
李欧梵
忙得不可开交。譬如在教课方面，就比芝加哥忙得多，且让我举一个例子：哈佛很重视本科（undergraduate）教育，我到任时文理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设计出来一套新的“基本课程”（Core Program），并鼓励资深教师设计符合要求的新课，于是我花了不少工夫设计了一门“当代视角下的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算是我送给哈佛的见面礼。此课主要是从边缘和多元的角度探讨当代华人文化，内容五花八门，包括各华人地区的文化，也用了一点文化理论。因为本科生必修（从五类基本课中选几门自己喜欢的），所以学生比较多，我的课大约七八十人左右，有时候多达一百人。所有的大班课都必须外加每周一次的小组讨论，每组不超过二十人，由助教带领，助教从本系的博士生中挑选。原来哈佛有一个潜规则：博士生念了两三年之后，必须担任本科生大班课的助教，以赢得助教奖学金。在哈佛做教授，有一个变相的任务就是为博士生找助教的工作。我这门大班课，至少有三四个讨论小组，因此可以雇用三四个助教。我们每周聚会一次，商量如何教学，花了大量的时间。我全情投入，找到各门各类的读物和影碟（包括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以引起学生的兴趣，没想到却为我的助教们提供了博士论文的题材。我的两个高材生伍湘畹（Daisy Ng）和纪一新（Robert Chi）就从中得到启发，探讨当代华人的视觉文化风景。除此之外，还要讲一两门本科生的高班课。我每隔一年教一次中国现代文学史，听的学生大多是三四年级的本科生和硕士生，教了三四次已经感觉闷了——这是我的个性，做一件事总只做一两次，再重复就厌了。我最喜欢教的课，是为博士生开的研讨课，每次开都换一个新题目，与自己的研究结合，也藉此开拓新的题目，真的是“教学相长”。这些课程教起来，压力就够大了。半年期间我开了各式各样的课，但没有一门令自己满意，只有和韩南教授合开的晚清翻译研究，大家细读《茶花女》的篇章，对照法文原文和中文译文，饶有兴味。
[法]小仲马著，郑克鲁译，《茶花女》 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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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你的哈佛博士研究生也与众不同吗？
李欧梵
不见得，和我在其它大学教过的都差不多。哈佛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不知为什么在海外名气这么大，甚至比在美国还大。
问
这就是名牌效应，在海外“哈佛”就靠这块招牌，排名总是第一，“哈佛人”（Harvard Men）变成一个神话，也自以为了不起。
李欧梵
没有这回事，至少在我接触的教授和学生中并没有。我从来没有听到哈佛同事提到“排名”的事，最多也不过说到某校的同行，和某位学者刚出版的新书。
问
那么哈佛的特色是什么？
李欧梵
这就回到学术领域了，我在《我的哈佛岁月》那本书里提到，哈佛的特色就是教学资源雄厚，请到了最著名的学者来任教，各系的名声都名列前茅，但是不一定排名第一[1]。哈佛有一个惯例：自己训练出来的博士生都赶出门外到他校去磨练，请来教书的都是在学界有相当地位的“资深”教授。这个做法的弊病就是哈佛教授的平均年龄比较高，很少有初出道的年轻教授。据闻这个惯例也逐渐被废弃了。我到哈佛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虽不算老，但是年轻时候的冲劲已经消磨殆尽了。在哈佛的那几年，虽然教学和生活都很顺畅，然而心里总觉得我在“守成”——保存过去奋斗的成果——而失去了继续向前冲刺和发展的雄心，因此感到一股莫名的歉疚。罪过（guilt）在我，不在他人。其实哈佛对我优遇有加，处处给我休假的方便，使我得以时常到香港客座，特别是在 2001 年至 2003 年期间，我在哈佛仅教了一个学期，在香港有点乐不思蜀。
问
你在哈佛十年，对哈佛的贡献是什么？
李欧梵
谈不上贡献，只能说尽职——训练出几个好学生，如石静远（Jing Tsu）、陈建华（和我一起来哈佛的）、纪一新、伍湘畹、吴国坤、罗靓、古艾玲（Alison Groppe）等，我没有教给他们什么，都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看到他们个个学而有成，多年来我和他们保持联络，这也是我教学最大的安慰。
1999年 李欧梵于哈佛大学办公室
问
除了教书，还有研究，你的《上海摩登》是在哈佛完成的吗？
李欧梵
二十世纪末完成，也就是在哈佛的第五年。前几年教课和课业的准备工作占了我大半时间，几乎没有剩余的时间做研究。好在我的上海研究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资料，只不过没有下笔。于是我忙完每天的公务后就写自己的书，牺牲晚餐时间，随便买一个比萨或三文治果腹，躲在办公室写到午夜，希望书稿赶在二十世纪告终之前出版。记得最难写的是第一章“重绘上海”，描写的是上海的都市文化风景。因为内容繁杂，所以写来费力，再三修改都不满意，至少修改了十多次才完成。其它各章分析“新感觉派”的几位作家和作品。特别是施蛰存先生，我早已到上海访问他数次，获益极大，他是此书的主要人物；另外一位是张爱玲，反而是在 UCL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哈佛开了关于她的研究课之后，心有所感，临时加进去的。记得在办公室写完书稿的最后一句，已近午夜，我关了门，走路回家，一路上突然感觉很轻松。《上海摩登》如期完工后，我想另辟新的研究园地。我早对晚清文学有兴趣，因此就趁机把我的博士生专题讨论课变成研究晚清翻译文学的试金石，邀请韩南教授参加，他欣然答应。这是美国第一流大学的好处：鼓励教授合作开课，甚至跨越学科。后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想如法炮制，一开始就遇到困难，下一章再叙述。我和韩南教授开晚清的课，就像在芝加哥和余国藩合开《红楼梦》的课一样，可以借机向他请教。因为在这方面韩南是开山祖师，已经发表了几篇关于晚清传教士文学的研究论文。然而晚清文学毕竟是一个冷门的题目，学生对此真正有兴趣的不多，我无法逼迫，于是又开了其它题目的课，例如五四时期的期刊、五四新诗研究、革命小说研究等，都不算成功。只有一个冷门题目：“二张”——张爱玲和张恨水——倒是引起学生的兴趣，特别是从史丹福来哈佛访问的高材生周成荫，她旁听我的这门课，大受启发，就把张恨水的小说作为她的博士论文题目。内中最精彩的一章就是分析张恨水的《平沪通车》，并用“荷里活”电影《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作比较文本，别开生面。她后来变成我的年轻同事，我退休的庆祝会就是她全盘策划的。
我的晚清研究计划，至今也没有完成。本想写一本总览的大书，内容包括晚清的出版业、翻译家和小说家，以及他们的大量作品，当然也会讨论林琴南。然而我发现这个构思太不切实际了，宏观和微观并用，我如何应付得来？于是一拖再拖，以为可以在哈佛退休后用中文写，比较容易，结果几乎一事无成，最终交出来的成果不过是几篇重读林琴南翻译的论文和一两篇初探晚清科幻小说的文稿而已，不胜惭愧[2]。好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王德威写了一本《被压抑的现代性》[3]，把晚清重要文本一网打尽，并提出一个新颖的理论框架；年轻一代的学者如颜健富也在继续开拓晚清的时空想像，卓然有成。
[美]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美]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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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你在哈佛做研究生的时期，找不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知音，甚至连你的指导教授对此也没有太大兴趣，如今哈佛任教中国文学的教授阵容比昔日更强，你应该感觉良好一点？
李欧梵
不错，当今哈佛的中国文学教授的确阵容鼎盛，不仅如此，整个中国研究的教授阵营也大为扩张，有的后起之秀我都不认识了，只听过大名。在文学方面，2004 年我提早退休后，大家合力把王德威从哥伦比亚挖角挖过来，做我的接班人，真是哈佛之福。经过他的努力，哈佛的现代文学才进入鼎盛期，他训练出来的研究生也多了起来。我在此应该感谢他，也要感谢我的哈佛同事，他们个个都是君子，对我诸般礼遇和照顾，令我感激不尽。韩南教授更是我的大恩人，我能够到哈佛来，他是背后的主要推手，然后又得到其它东亚系的同仁支持。我和他合作无间，我的研究生都选他的课，而我更邀请他参加我的晚清文学讨论课，有时候我自己研读某一个文本，或对它的来龙去脉不清楚，都会向他请教。2014 年他逝世后，我曾写英文专文遥祭[4]，他是一位道地道地的君子，个性内向，对我和我的学生特别照顾，我至今感激不尽。在中国文学方面，除了韩南 , 尚有鼎鼎大名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是诗词和诗学理论的著名学者，翻译杜甫和其它诗人的作品无数，也很关心二十世纪作家写的旧体诗，认为其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我十分同意他，文言和白话文的分野不应该是分别古典和现代诗的唯一标准。宇文绝对是一个性情中人，为人豪爽，心胸开阔，喜欢喝酒，颇有诗人之风。其他学者对他的攻击，他也不以为意。在古典小说和通俗文学方面，韩南教授退休后，请到荷兰学者伊维德（Wilt Idema），也是我的旧相识：他初次访问美国的时候，就来印第安纳大学讲学，原想拜见柳无忌教授，却见到了我。恰好我正在教古典小说，所以至今记得他演讲的题目：“狄公案和话本小说”。普林斯顿的李惠仪后来也加入了哈佛古典文学的阵营。前面提到的年轻学者周成荫是成露茜的侄女，我们把她请来教当代电影，还有几位年轻教授如商伟和普鸣（Michael Puett），大家相处甚为和谐。其他各院系（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中国的教授，更是多不胜数，这里不一一点将了。我初到哈佛就任时的系主任是杜维明，名义上是他代表全系请我来的，并为我安排最大的一个办公室。我和维明同在哈佛作研究生的时候已经结为好友了，我回剑桥找到的住屋恰好在他家的对面，我住莱纳街（Leonard Avenue）16 号，他家是 13 号。他时常外出讲学，不在家，他的第二任妻子 Rossane 忙不过来，就把三个孩子送到我家，所以我戏称自己成了杜家保姆。杜维明的名气如日中天，但也招来不少闲言。他是一个很厚道的人，研究儒家，但对其他各种学问——特别是宗教方面的学问—— 都有兴趣，我称他是当代儒学在西方的重要发言人，我也曾受邀参加了他的不少学术活动。我和其它几位较年轻的教授也相处融洽，如商伟（他后来被哥伦比亚请去了）、普鸣（他后来变成哈佛最叫座的教授之一）等人。时常交往的，还有韩国和日本方面的同事，难得的是大家和谐共处，没有爆发“中日战争”（双方教授意见往往相左，时常争吵）。在费正清研究中心，我只与柯文和戈德曼（Merle Goldman）有深交，两位都是提拔我的恩人。其他来来往往的访问学者多如牛毛，大多是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者或观察家（所谓“China-watchers”），我和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
问
总而言之，哈佛的中国研究师资阵容，可谓全美之冠，几乎自成一个世界。人太多了，是否也有弊病？
李欧梵
树大招风，来来往往的访客太多了，连招待都应接不暇，各种学术活动——包括接待派对（reception）——也多如牛毛。熙熙攘攘，每天疲于奔命，哪里有时间读书静思？或者像我学生时代一样，到其他教授的课上旁听？
还有一个现象：我在《我的哈佛岁月》书中说过，哈佛的每一个教授都是“大头”，也各有自己的门生和地盘[5]，系中的事务必须全体教授参加讨论，例如招聘教授，大家都要阅读候选人的著作并参加投票。招收新的研究生的时候，教授也争夺各自学生的奖学金，最终由系委员会决定。果然是教授治校（或治系），一切都很民主，然而我依然不习惯，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地盘”，也不喜欢自立门户，而更喜欢和其它领域合作，并和他系的教授互动。当我受院长之邀担任“族群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Ethnic Studies）主任的时候，就立刻把拉美研究的索摩教授（Doris Sommer）拉了进来，做联合主任。因此从她那里学到关于西班牙语和族群文化的知识和理论，十分难得。我自己在费正清研究中心只手创办的“文化研究工作坊”则完全离开了大部分同事研究的当代中国范围，特别是对所谓的“China-watching”（中国观察，俗称“中国通”）嗤之以鼻。所以我为这个工作坊定下一句口号：“Anything goes except China-watching”（除了“中国通”以外什么都行），请来各个领域的各路人马，当然不乏文化理论的高手，因而受到较保守的学生批评；然而我的业师史华慈时常参加这个工作坊，他虽然已经退休，仍孜孜不倦，每天都到费正清研究中心办公室上班。在他的灵光保护之下，我便更大胆了，甚至把族群委员会有限的拨款也拿来请各地的名教授演讲，例如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红得发紫的印度裔理论家施碧娃（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我虽然不谈当代中国政治，但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和学术却是极度关心，也应该算是美国的华裔学者中最早访问中国大陆并和大陆学者交流合作的学者之一。在哈佛任教期间，我利用该校的资源，先后请来三位顶尖的年轻学者汪晖、王晓明和季进，在哈佛做长期访问。他们三位回国后，各人在不同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季进更成了我的长期合作伙伴，我最近的几本中文学术著作，都是经由他编辑的，我还和他合著了一本对谈录[6]。[美]李欧梵、季进著，《李欧梵季进对话录》 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问
看来你也受到哈佛盛名之累。难道在哈佛当教授，头上就顶着一个光环？在哈佛和在其它大学有何不同？
李欧梵
实质上大同小异，就是忙一点，无形的责任多一点，反而在哈佛做本科生和在其他学校（除了少数常春藤名校）大不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本科生的宿舍教育，和州立大学如印第安纳、UCLA大异其趣。哈佛的本科生全部住校，一年级住在哈佛园，较高班的本科生住在各个不同的宿舍，受到各种照顾。学生每三四人住一个suite（套房），除了三餐之外，还必须参加各类活动，可以说是一个全套的生活教育。教授也受邀和学生共餐，我初到哈佛的时候就感受到这个贵族气氛。可惜我做了教授，不能住在宿舍里和学生共享——其实也有这个机会，不过我没有积极争取，只不过在访问期间暂时住在学生宿舍的客房，目睹学生的生活，真是令我不胜羡慕。然而当我正式上任之后，忙于教学和行政，就没有太多时间去享受大学生的生活了。
名牌大学带来的压力有时是无形的，名誉的背后是期望，它的潜台词是：你是这个学术领域的领袖了，必须有所作为——在校内举办学术活动，发展专业领域。在教学上，每当我走上讲台的时候，就感到不安，怕本科生听得不耐烦，反而上研究生的讨论课时特别开心。有时候我真希望时间倒流，让我回到在哈佛做研究生时优哉游哉的生活。
问
至少你的私人生活比做学生时舒服多了？
李欧梵
可以这么说，然而在另一方面——在感情生活上，遭受了几次打击。到了哈佛买了房子，我和王晓蓝却分居两地，她在康涅狄格州的康涅狄格学院（Connecticut College）舞蹈系任教，感情逐渐疏远，终于在 1998 年底协议离婚。在此之前，我父亲突然于 1995 年初去世，我急着飞返台北奔丧，第一次感受到失去亲人的悲痛，写了几篇纪念父亲的文章[7]，也无济于事。好在有妹妹李美梵和妹夫林光华负起照顾母亲的责任。父亲逝世后，母亲坚持移民美国，因为我授课太忙，所以母亲只好住在华盛顿的美梵家里，每年暑假到我家住两三个月，让我略尽孝道。我又成了单身汉，精神上仍然靠几个朋友和研究生的支持。最后竟然在签订离婚协议后不到两个礼拜，就不支倒地——我的脊椎骨两节之间的筋骨折断（西医学的名词是椎间盘突出）。一天早上起身时感到剧痛，从二楼的卧室爬到一楼，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有些狼狈。那天刚好是礼拜天，哈佛诊所的医生不上班，当时我突然感到自己形单影只，家人都不在身旁，只有一个人应付，这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危机。后来找到专科医生，他说我可以开刀，但不能保证安全，如有意外可能要终身坐轮椅，另一个选择就是自然康复，需要仰卧在硬地板上数个礼拜。我当然选择了后者，他给我开了止痛药，我吃得太多，昏昏沉沉，胡思乱想。我问自己：生命的意义何在？我的事业似乎已经到了尽头，感情方面却是一片空白，心里很空虚，我需要换一个环境，于是就决定在 2004 年 65 岁的时候提早退休。其实我早有这个想法，只不过没有下定决心而已。我立即在系会上提出，系里的同事们看留不住，勉强通过了，又经过仔细考虑和筛选，最后终于决定请王德威担任讲座教授，真是深庆得人——德威不但是极出色的学者，而且绝对是领袖人才。他上任以后，哈佛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才真正进入“黄金时代”。我非常感激他接了我的班，也令我的学术良心稍感安慰。
问
上面讲的，有的在《我的哈佛岁月》中也说过了。还有什么值得回忆和反思的吗？
李欧梵
近来我常做几个恶梦，而且主题相似：在梦中我又回到哈佛去教书了，看到校园的建筑老旧不堪，形同鬼蜮。我原来的办公室也被秘书霸占了，眼看教书的契约告终，前途茫茫，不知怎么办。另一个类似的主题是：我必须教一门自己不喜欢教的课，学生寥寥无几，而我偏偏老是忘记上课。一个学期快过完了（在梦中时间过得飞快），到了最后一堂，我匆匆赶去上课，但又找不到课室，最后找到了，只剩下一两个学生。还有一类的恶梦和开会及演讲有关：我匆匆赶到演讲或开会的地点，却没有人来，或者会开完了要赶回家——梦中的家永远是在普林斯顿或波士顿，飞机却在纽约城中心起飞，惊险万分。我又忘了买飞机票，临时去买，赶上了班机，心中又挂念抵达之后怎么安排交通工具回家，叫不到的士（或没有带足够的钱搭的士）怎么办？有时候家在普林斯顿，坐地铁迷了路，自己开车却又怕警察来抓，因为驾驶执照早已过期……诸如此类的恶梦层出不穷，解释同一个主题的变奏。显然我不知不觉积累了不少焦虑的情绪，至今还无法完全纾解。
问
这些梦太透明了，不需要做心理分析。
李欧梵
不错，我有更直接的解释：从哈佛提前退休使我感到歉疚，觉得对不起系里同事对我的厚待，也因此觉得自己没有尽到教书的责任，抑或是自己教得不好，所以学生都跑光了。在普林斯顿失败的阴影久久不散，令我下意识地感到自己不合格，想要补救已经来不及了。
问
然而你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圈子里享有一定的名声，别人都说你是这个领域的著名学者，在美国爬到顶尖学府的高位，一定不简单。你对这些赞誉怎么回应？
一概置之不理，也不闻不问。我一向认为：名誉和金钱都是“身外之物”，但学问确实是无止境的。做一个学者的目的就是全心全意地做学问，西方人叫做追求真理，而真理永远是无尽的。儒家所谓“传道授业”，似乎为教书订下一条金科玉律，然而我没有什么“道”可以传，只能说自己还修不到那种学问的高度。在美国这三十年教书的经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有幸教了不少第一流的研究生，他们都成了我的朋友。我最感到自豪的就是自始至终没有建立任何“李氏”门派，也从来没有把美国名校的光环强加在自己头上。唯有在批评香港各大学竞相争排名的时候，才会大言不惭地说：我在美国名校教过书，但从来没有人看重排名这回事，更不会计较名次，因为名校都有自己的传统和学风，并以此为荣。我受到陶冶，终身有幸，这是难得的经验。
问
你教过的这六所大学，各自的传统和学风是什么？我试着重新描绘一个系谱：你在美国东部教了三所常春藤大学（达特茅斯、普林斯顿和哈佛），在中西部教了两所，私立和州立大学各一所（芝加哥、印第安纳），西部一所州立大学（UCLA）。私立和州立大学的传统和学风有什么不同？
李欧梵
其实都差不多，差别在于本科生的教育和生活：常春藤私立学校的学费很贵，因为很注重本科生的生活教育，本科生都要住在宿舍，而州立大学的本科生数量很多，因为每一个州的居民都有权接受大学教育，学费也较低。近年来的趋势是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抬头，特别是商学院、法学院和管理学院，因此规模大、资金雄厚的大学较容易发展和出名。但是学风的建立往往不是金钱可以购买的。美国有一种以本科生教育为主的小型大学（liberal arts college），学生人数很少，例如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和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我初任讲师的达特茅斯学院就很像这类小型大学，师生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反而各有自己的学风。州立大学如印第安纳和 UCLA ，本科生很多，老师照顾不了，大班课往往由研究生代理。私立大学如普林斯顿和芝加哥就不同，资历越深、名气越大的教授，越有义务教一门大班课。芝大的本科生人文教育有自己的传统，以阅读经典为基础（所谓“Great Books”），请专人教授。
问
你自己最喜欢哪一所大学？
李欧梵
喜欢和尊重是两回事，从上面的叙述，你可以看出来，我很喜欢印第安纳，因为适逢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救了我，我也从此找到专业上的认同——中国现代文学。我最尊重的大学不是哈佛，而是芝加哥大学，因为我在芝大受到思想上最大的压力和挑战。哈佛几乎自成一个世界，资金雄厚，对教授十分尊重。我初到时，系里同事把最大的一个办公室让给我，校方为我布置新家具，令我受宠若惊。说不定这也是我感到歉疚的原因之一，实在应该在哈佛多教几年。至于 UCLA，我最初只以为是洛杉矶的一小部分，我刚刚成家，原是为了在这个阳光普照的大都市安顿下来，却没有想到适得其反，我恨透了 LA，因此才更珍惜 UCLA。前面说过，我有幸在此教了几位优秀的研究生，他们也都成了我的朋友。
如果把这三十年的教书经验都合在一起，我只能说我太幸运了。当然我换学校的频率也很高，生活因此不够稳定。也有不少人一生只教一所大学，并在那里终老，例如许倬云先生在匹兹堡，我也很羡慕。其实不是我喜欢换学校，而是我拒绝不了各校邀请的盛意，也因为自己的个性喜欢冒险和尝试不同环境，换个新的学校可以汲取新的经验。最终的原因并不在我，而在时势：我出道的时候恰逢美国学界开始开放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现代文学受到重视，如今早已成了显学，大部分的研究生都要研究现代文学。我到了香港以后，反而兴趣减低了，选择了文化研究，不再专教中国现代文学。
问
近年在台湾的一本杂志——《台湾中文学会通讯》中有该会会长傅朗（Nicolai Volland）的一篇文章《“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学会”简介》[8]，在文中傅朗提到 1987 年乐黛云教授带领中国代表团，到美国参加第二次中美比较文学座谈会……
李欧梵
我认识乐黛云，她是北大教授，我早就认识她了。她很了不起，参与创办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八十年代初她第一次访问美国就到印第安纳大学来找我，因此也认识了欧阳桢教授。她真是找对了人，因为欧阳桢本人就是印大比较文学的科班出身，而印大的比较文学系也是全美知名的。我参加这个新成立的学会——英文名称是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ACCL）——纯粹是为了帮忙。中国大陆刚开放，一批非常优秀的大陆留学生来到美国，他们对比较文学都很有兴趣，但有的在美国大学攻读东亚系，研究中国文学，因此很自然地感到有这种“协会”（association）的需要——可以互通讯息，交换研究成果，并互相帮助。主要成员是傅朗文中所提的几位[9]，此外还有张隆溪，他现在已经是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ICLA）的中坚分子和领导人物了。在 ACCL 成立之初，我只是尽量提供资金协助，并希望扩大会员范围——不但包括大陆、港、台三地的学者，而且也欢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参加。傅朗在文中也提到了，希望这一代的学者早已不分国籍、不分彼此了。
问
最近的一次 ACCL 大会在香港召开，就是在中文大学，张历君是本地协办人之一，还请你发表主题演讲[10]。
李欧梵
而且指定我讲关于香港文学的题目。我倒是记得很清楚，看到会场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学者，如今都是名学者了，我心里感到很温暖，毕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然而，如果你现在要我千里迢迢飞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我不会答应，不但因为已经上了年纪，不想长途跋涉，而且对开会实在感到厌倦了。在美国学界刚出道的时候，很喜欢参加学术会议，生怕没有人请我，如今刚好相反，唯恐避之而不及。
问
除了 ACCL ，你当年还参加了很多学术组织？
李欧梵
在美国大学教书，要参加好几个学术组织，这是美国学界的常态，一点也不出奇。我研究生时代就参加了全美“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AAS）， 并且订阅该会的主要刊物——《亚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JAS）。除此之外，有的人还参加专业学科的学会组织，譬如研究历史的人参加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HA）等等。所以 ACCL 的产生自有其制度上的先例，和美国一般学会所不同的是：这个学会是乐黛云和几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大陆研究生发起的。此外还有一个大型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ACLA），我当年没有参加，但参加了美国最大的人文学科学会：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ion, MLA），纯粹是为了凑热闹。学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学术交流，但职业性的学会如 AAS 和 MLA 会员太多，参加一年一度的大会，大多是为了求职，或见朋友。初出道的时候，我对此非常热衷，几乎每年都参加 AAS 的年会，并争取组织专题讨论小组，以便在会上宣读论文，似乎只有如此才能得到同行的公认。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段期间我乐此而不疲，参加无数次会议，因为我要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争取一席地位。
参加学会还不够，而且自己还要组织小型的会议。我第一次带头组织的小型学术会议就是在印第安纳大学，与欧阳桢合作，请到几位美国学界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头”，特别是夏志清教授。会议开得很成功，但内容谈的是什么，我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只记得在会议前一晚，各地学者到齐以后，我特别开了一个酒会，供应各种烈酒，把大家灌醉，气氛立刻融洽了起来。我因此得到一个教训：正式场合的会议只不过是个仪式，而真正促进交流的反而是会议之外的交谈，特别是在“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时候。我认识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大多喜欢饮酒，此中豪杰是刘若愚教授，他和夏先生被称之为“东夏西刘”，我有幸和两位大师结交，深以为荣。刘若愚教授几乎无酒不欢，八十年代初有一天清晨，在北京外文出版社杨宪益夫妇的寓所，我亲眼目睹他们夫妇和刘教授畅饮威士忌。关于学术会议的八卦新闻我还有很多，这是写小说的好材料，英国的学者戴维·洛奇（David Lodge）就写过一本，名叫《小世界》（Small World），书名还有一个副标题：An Academic Romance [11]。好像于梨华也写过一本，名叫《会场现形记》[12]。夏志清、夏济安兄弟的书信集中，描写学术会议的也不少。李欧梵（左）与夏志清
[英] David Lodge, Small World: An Academic Romance, Penguin Books, 1995.
问
夏氏兄弟书信集的后两卷就有不少关于美国汉学界开会的情况，你在封底的赞词中也提到：“五六十年代美国汉学界的各路人马，也纷纷登场。我做研究生时对他们‘高山仰止’，如今读来，不胜感慨”[13]。谈谈夏氏兄弟在美国学界的情况以及你和他们的关系吧。
李欧梵
读完夏氏兄弟的五大卷书信集，特别读到最后的两卷，真是不胜感慨——感慨的是他们那一代的“风流人物”都过去了，而我这一代自叹不如。夏氏兄弟书信集中对于美国的汉学界着墨不少，几乎把那一代的重要人物都点将式地点出来了。各个汉学研究重镇的领军人物都是美国人或欧洲人，但军中的大将很多是华人学者，他们在美国各大学的遭遇不尽相同：有些人备受礼遇，但也有人被视为学院里的二等公民。亚洲研究协会每年召开一次盛大的年会，吸引数千学者。大家住在大酒店，人潮汹涌，熙熙攘攘，如果冷眼旁观，你可以看到有的人自鸣得意，到处向人打招呼，也有的人显得很失落，看起来似乎是来求职的，内中不少是华人。然而夏氏兄弟的书信中并没有提到这种自卑感和心虚，反而处处显露他们兄弟二人的恃才傲物，相互标榜，心中充满了骄傲，毕竟他们和美国汉学界的一般学者不同。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夏济安在美国的地位还是逊于他的弟弟夏志清。《书信集》第五卷中似乎提到：华盛顿大学——也是夏济安在美国的落脚地——有一位著名教授卫德明（Helmut Wilhelm）一晚饮醉酒说：美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只有六个人是第一流，中外各三人，美国学者是他自己、普林斯顿的牟复礼（Fritz Mote）和哈佛的海陶玮；华人学者就是夏氏兄弟，还有一位我不记得了，大概是陈世骧[14]。
问
是否可以再谈谈在美国和夏济安先生的交往？
李欧梵
我在向他们二位致敬的文章中谈过了[15]，现在要补充一点：虽然济安老师在信中说到他在西雅图华大和柏克莱加大受到同事——特别是陈世骧教授——的礼遇和尊重，但其实他的遭遇并不好，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固定的教授职位，只好在陈教授主持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做一个研究员，被迫研究革命文学，刚好和我研究生研究的题目相合。我在哈佛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是萧军，于是我们开始通信，我从济安先生得到的启发很多，也许因为我们的路数本来就很相近。从《书信集》第五卷（1962–1965）读到他研究延安革命小说，他对有的作家（如周立波）评价很高（信件 552）[16]，但就是没有提萧军。他还提到茹志鹃的小说（信件551）[17]，评价不错。夏先生这么早就发现这位作家，真可谓是“慧眼识英雄”。如果他不那么早逝世，可以在柏克莱教现代文学，我们这些人都要飞到西部去向他讨教了。
与两位夏先生最接近的门徒是刘绍铭，不是我。然而不知何故，志清先生对我也特别照顾，甚至有时候我们二人的意见不合——例如对于鲁迅的看法——他也不介意。志清先生后来也“原谅”了普实克教授对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批评。我在哈佛选过普实克的课，也写过专文回忆这位捷克汉学大师[18]，并且认为普氏的观点虽然左倾，但不无可取，而且其在方法上源自捷克的结构主义理论和抒情文学的传统，令我颇为佩服。这一点夏先生不是不知道。其实从二人《书信集》第五卷的记载可以窥测，他们先是批评普氏的政治倾向，但毫无谩骂，济安师批评普氏对鲁迅的观点，也连带批评了五四运动，极有创见（信件578）[19]。后来他们发现普氏还是有学术良心的，因此反感也逐渐减轻许多，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学还负责招待过普实克。这也是我敬仰那一代学者的风范的原因：学术归学术，甚至在学术高峰论剑的时候，也不失风度。因此我编普实克论文集的时候，特别收录了普氏的书评和夏氏的反驳作为附录[20]。此次重读《书信集》第五卷，发现济安师在六十年代初研究延安文学的时候，方法就与众不同，很注重文学技巧和历史文化的关系，所以他所阅读的参考书中竟然有萧莱尔（Mark Schorer）的 Technique as Discovery （《作为发现的技巧》，信件554）[21]，还有卢卡奇的经典 The Historical Novel（《历史小说》，信件579）[22]。以前没有注意，这次重读，吓了我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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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除了开会以外，在美国作为一个学者，学术的要求还有什么？
李欧梵
当然是出版！如今香港的大学要学美国的大学，对出版的要求十分离谱，英文刊物列为头等，本地刊物反而列为下等。我还是比较幸运，美国大学对人文学者的要求是出书——出书比发表论文更重要，现在仿佛倒过来了。我在美国教了三十多年，只出了四本英文书，编了两本，总数实在不算多，每次出书都很顺利。第一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23]，我的老板费正清教授当时大展鸿图，要把他学生的博士论文一本本在哈佛出版，形成一个“系列”，我被选上了。我的第二本书——《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难产，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早已等了我好几年，我还是写不出来，最后出版等于是还债[24]。第三本——《上海摩登》的书稿还没有写完，就被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老板盯上了[25]。每一家大学出版社都请外审，甚至我最近的一本关于香港的“半导游式”的非学术书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世界之间的城市：我的香港》），本是哈佛大学出版社人文部门的总编辑林赛水（Lindsay Waters）约我写的，连书名都是他们定的，但书稿还是需要外审，我根本没有料到（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至今没有中文译本）。至于我的学术论文，大多是学术会议逼出来的。只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书评投稿给 JAS，结果遭到退稿。每一个刚拿到学位的研究生都想尽快出版自己的文章或把论文修改成书，甚至急不可耐，还没有拿到学位，就要发表文章。我当年曾受过高人指导（是哪一位前辈，现在不记得了），他私下对我说：千万不要写书评，因为写书评既浪费你的时间，你自己也得不到好处（因为升等时不算在你的出版书目之内，书评份量被压得很轻），也不要急着和别的学者抬杠笔战，得不偿失。你出版的第一本书，往往打定江山，得到好评，你就靠这本书出名。参加学术会议是你作为学者应尽的责任，不要看得太重，但又非参加不可，因为你要靠这种制度认识同行的学者，打开学术研究的圈子。我一生都牢记这位高人的话语。
[美]李欧梵著，尹慧珉译， 《铁屋中的呐喊》 岳麓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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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你时常到各地和各校演讲，这是否也是作为一个知名学者的必备条件？
李欧梵
才出道的时候，有人请我演讲，我当然觉得是件很光荣的事，但讲多了也就无所谓了，这也是一种服务。到别的大学去做学术报告或演讲，也是一种考验，听众都是同行学者和学生，但公众演讲则是一种服务，内容必须深入浅出，不能当作上课。我老婆说我演讲很有魔力，在台上变成另外一个人，我自己完全感受不到。我特别喜欢演讲后的发问和讨论，这是一种知识的交流，不但可以练习如何应对各种学术上的挑战，更重要的是从别人的问题中汲取新的观点，以补自己之不足，我从这类经验中学到很多东西。学术演讲或报告的好处就在于此：你料不到会在何时何地或何种场合遇到高手，因此我的演讲表面上是独白，其实背后都是在祈求对话。这本回忆录的结构，何尝不是如此？可惜真的对话者难求，有时候我只好独白，或假造质问者，以求不断地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至于内容本身当然没有假造，如果把我的成长和游学生涯写成小说，也不见得精彩，岂能比得上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ister’s Apprenticeship）？还是平铺直叙，直话直说。
香港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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