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乡村家族长篇小说的奇与正——《家山》论

Original 何平論評說小 2023-11-24

▲何平

作家作品研究

乡村家族长篇小说的奇与正——《家山》论文/何平

一

2023年4月16日下午，《当代作家评论》主办的“新时代文学：源流、经验与新变”论坛，第二分会场“新时代多元格局下文学发展新经验与新趋势”的主题讨论单元，小说家李洱以艾伟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镜中》为例子，指出当下文学要突破集中写日常经验和传奇故事的惯性，关注中国人灵魂内部的故事和心灵故事。不仅如此，李洱还梳理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条包括史铁生、张承志和韩少功等作家讲述灵魂深处故事的文学史线索。作为回应，小说家艾伟对过于依赖历史事件，以及对史诗和历史迷恋的现象提出反思。有意思的是，李洱的《花腔》和艾伟的《越野赛跑》《风和日丽》等长篇小说和重大历史事件之间都有着隐秘的关联性，而且小说的叙事张力部分地来源于重大历史事件。因此，可否认为他们的反思首先是对自己写作某些部分的反思。

艾伟《镜中》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李洱《花腔》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艾伟《越野赛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艾伟《风和日丽》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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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李洱问题提出的现实标靶，如果确实存在李洱所说的讲述灵魂深处故事的文学史线索，将他说的史铁生、张承志和韩少功等这些小说家还原到他们写作的第一历史现场，是另外一条，被我们肯定，同时也被文学史确认下来的文学史线索。这条线索，由《活着》《白鹿原》《尘埃落定》《长恨歌》《笨花》《圣天门口》《江南三部曲》《兄弟》《受活》《机村史诗》《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一直到最近的《有生》《家山》等等构成一个庞大的小说家族。当然，这个庞大的小说家族也应该包括李洱的《花腔》和艾伟的《越野赛跑》《风和日丽》。这些长篇小说往往有一定历史长度。有的长度达半个世纪，甚至百年以上。不仅是“长”，而且往往都有书写民族秘史的雄心。我理解李洱强调讲述灵魂深处的故事，是一种“矫正”，冀望以心灵史修正长篇小说对大历史的亦步亦趋，也是对长篇小说作为一种个人情感和思想性文体可能的重申。我也曾经对过于依赖历史的长篇小说提出过批评^[1]。但问题是，姑且不论史诗性长篇小说，或者关涉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长篇小说可不可以同时承载个人思想史和心灵史，首先它们作为一个有着文学史传统的庞大小说家族而存在是不是有其合理性？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不仅合理，也许正是这类长篇小说构成了世界文学中独特的中国经验。而且，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讲述国家历史或者民族志，可能在表达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上有无可替代的先天优势。

小说在表达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的优势，甚至被其他学科征用。庄孔韶把人类学家林耀华的《金翼》称为“小说体《金翼》”^[2]。以“一个家族的史记”作为副标题，“小说体《金翼》”，是一部典型的家族小说，但迄今为止很少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纳入到家族小说来讨论^[3]。说到《金翼》，它的写作发生可以给文学带来富有启发的思考。林耀华写作《金翼》，“根据他在家乡福建闽江流域黄村及所在县、乡、镇（今福建省古田县境）的生活经历，以及他本人离开中国前在1936和1937年最后两次田野工作”^[4]。以虚构和想象安身立命的小说，是不是一定需要经历和田野调查，可以提出来讨论。但是，如果预先承认“史”然后“诗”，小说客观存在历史和现实的“本事”，类似的小说“本事考”，是小说家写作，也是研究者进入研究的基本前提。比如《家山》，从我现在接触到的材料和小说的对勘，显然涉及到湖南革命史、溆浦地方志、中国乡绅研究以及国共关系史等等。近年来，不少小说家直接表示他们的某部小说预先进行过史料阅读和田野调查，这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

林耀华著，庄孔韶、方静文译《金翼》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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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家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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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叙事逻辑和路径，说到底无非是向上报本追源和向下开枝散叶两个方向。《家山》曾经有以《家谱》作书名的打算。虽然现在《家谱》易名为《家山》，但小说的诸多人物依然编织出沙湾陈姓盘根错节的家族世系，甚至比陈姓更早的沙湾原住民朱姓也是顺着陈姓一路向上追溯而正本清源的。《家山》正文之前，附主要人物表，其实是沙湾陈姓（包括已经式微的朱姓）的家族简谱。《家山》借放公老儿给桃香“讲古”述陈姓家族字辈：“沙湾陈家自祖公老儿起，分作五房。敬远公是满房头，至今班辈高。放公老儿同修权屋里是四房头的满房，班辈也高。敬远公手上第三回修家谱，派字往上数五代，往下排到三十二代，叫作：福贵昌隆，家声远扬；修齐有本，锡庆延长；怀祖崇善，世代辉煌；威振华汉，烜耀东方。”^[5]《家山》的叙事结构是家族小说正典谱系上的：向上报本追源和向下开枝散叶来蔓延小说的叙事长度和拓殖小说的叙事宽度。某种意义上，《家山》的叙事宽度并非通过空间的腾挪来实现，也并非依小说人物的人生旅行来拓展小说的空间和边界。事实上，家族开枝散叶的极处，不要说重庆、南京、上海和台湾，哪怕是数百里之外的长沙，《家山》只是约略地交代，而非详说。《家山》将小说的地理空间适度地控制在沙湾有限的范围，连齐天界、凉水界和五云寺也只是一两个小说场景。稍微多一点的是县城和竹园。县城，承担了作为沙湾之外的现代想象功能，是革命和现代的演场和秀场。每一次县长的更替，都是一次时代之变。二十二年间，有无数的演场和秀场。《家山》重点写了农民运动高潮中镇压马朝云和朱县长闹剧式的洗脚大会。而竹园，则是扬卿在沙湾办新学之外，以留洋所学的水利知识，修建水库的实验场。顺便提及的是，扬卿是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的人物谱系上的。这个人物谱系，在中国现代，既是现实的，也是小说的。换句话说，《家山》家谱内置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所来之处所往为何，他们的不同道路和命运之“谱”。

二

《家山》定稿近五十四万字，七百页。除去尾声，1927年至1949年，时间跨度二十二年。其中，1927年一年，一百九十五页，占整部小说篇幅的近三分之一。之所以如此费篇幅，是因为小说每述及一家之1927年家事，既要述家之所来，又要写家之基本构成，同时需要旁涉家与族之内外的相关相联。有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正文之前的主要人物表都是以家为自然单位。一家有一家之故事，这些不同的“家事”构成了小说叙事开疆拓土的宽度。仔细研究，《家山》主要人物表，它并不是以一家最年长者标明某某家，包括佑德公和逸公老儿亦如此。作为每一家代表被特别标识出来的，基本上都是沙湾的中坚力量和时代青年。有意味的是，其中的两家，一家是陈有仙家，另一家是刘桃香家。陈有仙即五疤子，小说里是中国乡村典型的游民，虽然他最后改邪归正；刘桃香家，是小说主要人物表唯一以女性为代表的家。《家山》选择的“家长”，不是代际之年“长”，而是一家最有活力，或者小说审美意义最有典型性的人物。

《家山》开篇第一家即是刘桃香家。《家山》写刘桃香家，有两件事从家事扩大到村事和县事。一件事，是写刘桃香有一双尺把长的大脚板。这不但影响到她个人的命运遭际，而且牵连到女儿月桂“足”的问题。“足”小事大，关联的是中国现代性，尤其是乡村女性的现代命运议题。在不缠足成为国家政治正确和民间新世风的时代，月桂作为最后的缠足者成了旧时代的遗物。缠不缠足，在中国现代转型时刻，从家事日常上升到国事政治。月桂这个乡村小儿女以“未竟”之缠足，被县城政治人物临时征用，以至于搅动了一时之地方现代议题，最终也影响到月桂之命运归属。另一件事，则是整部小说第一段写到的：“四跛子的阿娘桃香，沙湾人尊她作乡约老爷，原是她三十岁那年，替村里去县衙门打过官司。沙湾同隔壁舒家坪打架，出了人命案，官司打到县衙门。”《家山》的“打架”，即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经常写到的“械斗”。五四时期许杰的《惨雾》，改革开放时代郑义的《老井》，都写到“械斗”。械斗和冥婚、沉潭、典妻等构成旧中国陈规陋习的文化景观。在现代中国乡土小说，涉及到聚族而居村落的民风民俗民情，满足的是小说家文化根性勘探和国民性批判的诉求。故而，在多数乡土小说，写沉滓泛起的“械斗”是作为文化省思的样本。《家山》的“打架” ，虽然有古可稽考，“老根子其实是世世代代的仇怨。两个村子为争青龙坝的水，打架从明朝打到清朝，从清朝打到民国，已经打了五百多年。”但王跃文并没有在传统 / 现代的新旧对照中简单地站队和判断。《家山》在这里其实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诸多文化批判究竟有多少是尊重乡土中国逻辑的？还是更多地基于作家传统 / 现代二元对立的观念预设？《家山》不作所谓“过度”的文化反思，而是贴着乡村日常生活逻辑写。在《家山》，“打架”只是沙湾人无数日常的一个而已，它和小说家写到的农事、家务、节日以及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是一个量级的。而且，《家山》也不似我们习见的现代中国家族小说村与村、族与族刻意对峙家仇和党争的交缠。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家族小说将家族世系改造成小说的叙事结构，正是因为它自然而然地枝枝蔓蔓出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也正是因为家和家族内部运行的新与旧、亲与疏推动着小说叙事的前进。王跃文的《家山》让中国乡村简单朴素的日常真正成为小说家的“小说日常”。这也许能够理解，《家山》“打架”造成的仇恨和裂隙在《家山》也得以自然的和解和缝合。因此，和大多数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写中国人景观化和奇观化的“活着”相比，王跃文的《家山》写的其实是中国人正常的“生活”。我们讨论的乡村家族小说的奇与正，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写乡村生活的反常和正常。

家族更替的字辈即绵延的时间。《家山》在世的人，辈分最高的是“远”字辈，分别是远逸、远达和远放。“远”字辈以下，有“扬修齐有本”五个字辈。佑德公是“修”字辈，是“扬”字的晚辈，但在沙湾的威望却和高他两辈的逸公老儿齐平。可以这样说，《家山》在家族字辈的高下之外，另外区分出乡村精神和人格辈分的高低。佑德公、逸公老儿、扬卿、有喜和齐峰等不同字辈的人，处在同一个乡村德性和精神的高位上，这个德性和精神高位，可能突破乡村的性别和血缘的家族界限，接纳瑞萍这样闯入的新女性和克文这样的异姓。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家山》基本上不从经济实力上考量个体在乡村的德性和精神位置。《家山》揭示出维系乡村家族使之绵延不绝不仅仅是先天赋予的家族威权，更重要的是个体对群体的贡献以及精神支援，而后者使得传统乡村有可能自然移交到现代乡村。

前面提到的《金翼》，林耀华讨论到乡村内部运行。他认为：“我们的生活可以冷静简练地勾绘出来。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好比一个竹竿构成的保持微妙平衡的网络，用橡皮带紧紧地绑在一起。当太用力地拉动其中一条带子以致断裂时，整个网络就会混乱崩溃。每一根紧紧相连的竹竿就好比生活中与我们相关的一个人，将其中任何一根完全抽离，我们都会混乱、痛苦，直至崩溃，而所有的结点都会暂时松弛。”“如果说命运是我们的关系之网，它施加于我们的牵引，就像皮带之于硬竹竿的牵引，那么其中必然存在着某种平衡。如果网络是为了保持这种平衡，一个点上的拉力必定由另一个点上的紧绷来抵消。”^[6]林耀华举《金翼》里的人物东林的例子说明通过“推向外面的生活”缓解内部的紧张和压力。东林从祖居的黄村出走，到湖口镇寻找新生活的机遇。《家山》也有出走者，比如有喜做上门女婿、四跛子去做生意以及家族年轻世代在外面接受现代教育、参加革命或者服务政府机构，他们几乎都不是因为沙湾内部的压力而被挤出乡村。《家山》提供的是聚族而居的中国村落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借由家族有德性和精神威望的绅士阶层来平衡、缓和和化解内部压力和危机的模型——无论是村落之间械斗致人死命，还是国家力量加诸的征税和抽丁，乃至更剧烈的暴力。年长旧派如佑德公和逸公老儿，年轻留洋返乡如扬卿，都成为重要的斡旋地方政治的平衡力量。

事实上，中国传统村落，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个家族和村落，都有着强大的“在地”自我修复的能力和能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乡村绅士们，他们的威望和威权并不是借助暴力，而是祖上积德的荫袭以及自我德行践行的共同缔造。在《家山》，他们不只是旧有村落和家族秩序的守护者，同时亦是现代生活的想象者和践行者。《家山》之佑德公家，是沙湾的招牌。舒家坪来打架，外面有人肯报信，幸好沙湾立着佑德公的门户。“沙湾的门户，除了佑德公家，逸公老儿家，就算修根家了。”“门户”即“家”。“沙湾只有两家大窨子屋，一家是佑德公的，一家是逸公老儿的。”立门户，在乡村，既来自祖上荫袭，“门前南北八十多里官道上的清水岩板，都是佑德公祖上铺的。”也是一代一代的承与传，所谓的“传家”。“老祖宗三个孙子发脉下来，老大是修根祖上，老二家的子孙做官到湖北去了，老三是逸公老儿和达公老儿祖上。逸公老儿和达公老儿又在太公公手上分脉，算是五服之内的叔伯兄弟。”某种意义上，《家山》写到的招牌、门户和发脉，在中国现代家族小说往往被描述为旧时代的遗物，需要现代来转型，甚至激烈的革命来摧毁和涤新。

《家山》重新检视现代视镜下旧时代的遗物，亦尊重现代进程的成果，包括革命逻辑。也可以说，旧时代的遗物得以进入现代正是现代的结果。《家山》在妇女解放、兴办新学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和革命中毫不犹豫地肯定现代立场。但“旧”如何进入到“新”，《家山》没有选择简单的弃旧图新和新陈代谢。尤其是内源内生的乡村精神，《家山》提供了新旧并轨、守旧图新的解决方案。招牌、门户和发脉，不仅在村落内部发生作用。“佑德公和逸公老儿都没说禁自家的树，也没有人扛着刀斧到他两家的山上去。” 逸公老儿不做官了回到沙湾，村里人总把他当知县敬重。而且，外来的强力和强权也不敢对乡村绅士造次和僭越。从威权序列上看，扬高所代表的基层国家政治，在沙湾是低于乡村绅士。枪兵老爷也晓得佑德公家的门户。就像《家山》写到的，“佑德公是读书人，名望也高。”刘县长到过沙湾，在佑德公家吃过饭。另一任县长李明达也说：“逸公老儿是儒林前辈。”而新派人物扬卿的兴办新学和修水库得到的是佑德公和逸公老儿精神和物质的支持。沙湾的旧绅士他们既持守祖宗之“现款”，同时在一个大变革之现代知变通。在《家山》，宗祠里的新式学校正是新旧共生的文化景观。中国乡村现代化是一个一直延伸到当下的现代议题，包括时下的乡村振兴也在这个议题之上。王跃文也许不是一个乡村建设的实践者，但文学为他想象中国乡村现代化及其出路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乡村德高望重者成为国家上层和基层之间的斡旋者和平衡者。

在这种意义上，《家山》的写作，不仅仅是对审美负责，同时也可能是对乡村未来的规划。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与其将《家山》之沙湾往事视作一种历史考古，不如想象成理想主义者的反思和前瞻。

三

如前所述，现代家族小说是文学史谱系上的一个庞大小说家族。《家山》属于这个庞大的小说家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乡土中国有深广的家族势力，但中国现代文学，以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四世同堂》和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为代表的家族小说却是典型的城市家族小说。虽然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城亦乡，但城乡家族样貌差别还是很大的。乡村家族小说是家族和乡土的合体。这种合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如《科尔沁旗草原》。它从前史到现史的家族史书写和中国当代乡村家族小说有着更多文体亲缘性。再如《红旗谱》，将乡村家族史整编到革命史，提供乡村家族小说的典范。某种意义上，无论是反还是正，中国当代乡村家族小说的起点都可以追溯到《红旗谱》。

巴金《激流三部曲》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老舍《四世同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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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梁斌《红旗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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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山》的发表和出版，往前推三十年。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当代》分两期发表陈忠实的《白鹿原》。随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白鹿原》。再往前推几年，张炜《古船》也是在《当代》发表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代》1986年第5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新世纪以来，代表性的乡村家族小说还有刘醒龙《圣天门口》（《当代》2005年第2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和铁凝《笨花》（《当代》2006年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这些改革开放时代典型的乡村家族小说都和《当代》杂志及人民出版社有关。也许只是偶然，但也可以部分地看出《当代》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中国现实主义版图的审美趣旨和位置。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张炜《古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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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圣天门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铁凝《笨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图片源于网络

进入到1990年代，以《白鹿原》为代表的乡村家族小说迎来一个“奇文郁起”的时代。我曾经观察《白鹿原》家族起源的叙述，也指出其和1980年代寻根文学“述异志”之间的关联性^[7]。1980 年代寻根文学专注文学和地方的关系，但和此前地域风情小说有很大不同，寻根文学之地方，往往历史起源暧昧不明，空间也拓展到边地。本土和域外小说资源的述异与魔幻的合流造就小说的“奇文”风气。这种奇文之风转场到1990年代，成为长篇乡村家族小说叙述现代前史的结构性装置。陈忠实的《白鹿原》，白鹿村的村源故事是宋朝神异的白鹿传说。不仅神异古早，而且神异近事。白嘉轩的命运转机固然是他审时度势，但小说将这种转机的起点锚定在白鹿传说。而铁凝的《笨花》则写到：“笨花人喜欢把笨花村的历史说得古远无边，以证明他们在这块黄土高原上的与众不同。他们尤其热衷于述说自己那捕风捉影的身世，把那些说不清的年代统称为老年间。他们说，老年间他们并不住在笨花，他们的家乡在山西洪洞县。说得再活灵活现些，那是山西洪洞县老鸹窝村大槐树底下。在老家他们的日子过得充实富足，与世无争。后来不知是哪位皇帝心血来潮，命他们到老鸹窝大槐树底下集中，然后又平白无故命他们移民至沃州或平棘，沃州和平棘都是兆州一带的古称。”^[8]

以三十年前这个起点看《家山》，恰恰能够看到《文心雕龙》所揭示的奇与正的辩证和选择。述沙湾的起源，《家山》追求的就是“情深而不诡”“事信而不诞”的“执正以驭奇”。但这种“正”又不是简单地回到《红旗谱》意义上的以阶级分述家族。以阶级分述家族的叙事传统到《白鹿原》被改造成不同家族和不同政治道路的缠绕。在《白鹿原》的叙述中，由古典向现代进化链条上，家族的叛徒不只是文化意义上的叛徒，同时也是有特定政治信仰的革命者，他们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某种意义上，《红旗谱》的分述和《白鹿原》的缠绕，都预设了不同的历史观。回到述沙湾起源，《家山》实践的正是，“我们必须从生活而非神话故事中寻找真相。”^[9]故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乡村家族小说谱系看，《家山》不是家族述异之奇，而是述史之正。如此再看《家山》的村源故事：和《白鹿原》《笨花》不同，沙湾通村都姓陈，姓朱的只有一户人家，单根独苗，喊作达望。朱达望祖上是沙湾旧家。老早以前，沙湾是朱家的村子。有个在沙湾做工的后生家，娶了朱家女儿，慢慢发脉发派。这个后生家姓陈，他是沙湾陈家的祖公老儿明勋公。朱家女儿不育，故有了张家寡妇和陈家后生的结连。她是陈家门上的肖氏太婆。“肖氏太婆到沙湾陈家门上，先是生了个带胎来儿子，也姓了陈。后来，肖氏太婆连生五个儿子。沙湾分作五房，根子就在这里起头。陈家越做越红火，祖公老儿心想：沙湾陈家是发起来了，人家龙潭张家荒凉了。老大长到二十岁，祖公老儿打发他回到龙潭改回张姓，又替他置田置地，又帮他娶妻成家。张家在龙潭也发起来了。四百多年过去，年年清明龙潭张家都来沙湾挂青，根子也在这地方。”“陈家人越来越多，朱家人越来越少。道光皇帝手上起，朱家代代单传。”

《家山》不以阶级分述家族。在沙湾，没落之朱姓和上升之陈姓之间并不构成主题也是结构的阶级对抗。不仅如此，和一般以族史替代家史的家族小说不同，哪怕是小户人家，《家山》都诚实地叙写不同的家史。

比如小说开场第一家桃香家。桃香是打虎匠的女儿，四跛子自家只有三亩水田，种着叔公老儿的十亩田，闲时做些收鸭毛的小生意，也帮人打临工。回叙四跛子相亲娶亲事，再往前回叙四跛子不是跛子，他四岁时候脚板生疮，跛了十几日，跛子的诨名，便永世随着他了。

比如陈劭夫家。清朝手上打长毛，沙湾出了个敬远公，官做到提督。敬远公就是佑德公的太公老儿。沙湾祖先分下来五房，敬远公是满房头的，传到佑德公手上班辈高。齐美长到二十岁还在外读书，佑德公给他起了表字劭夫。贞一十四岁，正在长沙周南女校读书。

比如陈扬卿家。逸公老儿是癸卯科举人，放在河南做知县。养了三儿三女，三个女儿都嫁出去了，三个儿子都在东洋读过书。大儿子扬甫在上海做医生，老二扬屹在国民政府当差，满儿扬卿前年（1925 年）回家侍候爷娘。扬卿除了尽孝便是读书，别的万事不揽。

比如陈有仙家。齐树家祖祖辈辈都是知根，家藏远近几个村的鱼鳞册，官厅收地丁银都得经他家的手。他家不像佑德公和逸公老儿祖上有过功名，但每代都有几个识文断字的人，也被官厅和乡邻们看作绅士人家。

比如陈齐峰家。村长修根是个道士。修根原本养了四个儿子，头三个阴个儿阳个儿得病死了，只剩齐峰这根独苗。齐峰在家私塾读得好好的，看见劭夫到长沙读书去了，死活吵着要去读洋学堂。齐峰去长沙读书已有五六年，头几年放假还回家住上十天半个月，近两年人影子都看不见了。

比如陈扬高家。扬高才二十岁年纪，已是沙湾农会执行委员。去年（1926 年），城里来了几个年轻人，说县里招呼下来，乡村都要成立农会。沙湾是很赶时兴的，宣统元年就办过农会，为头的是扬高的老爹远达。办农会的人，都是拉皇帝下马的人。

如此，《家山》确实让我们看到家族之家的开枝散叶。

四

写现代之乡土中国，文明之现代和革命之现代几乎是所有乡村家族小说的共享母题。现代如何进入并改造地方？像前面提到的《笨花》，写雪花膏、德国洋药、白熊自行车、福音堂、洗礼、西服领带、印着鲜红的花体英文字“Good Morning”的毛巾、日文报纸、夜校、《新民主主义论》、后方医院等等“现代”进入到笨花村。不仅如此，小说写笨花的新式学校：一是被称为“洋学”的新式国民小学，时间节点为“五四”时期，办学资金由地方县署判官司获得；二是传教士在笨花向喜宅子里办的宗教性质的主日学校，时间为1937年之前；三是抗日革命性质的夜校，时间节点为1937年之后。三种学校的筹办都和向文成与甘子明有关，两人为地方乡绅出身，第一次办学可以说两人都是“新青年”，办学的成功得益于向母的二百元大洋资助以及官司后由县署判佟家的罚款五百元；第二次办学是与向文成关系较好的外国传教士出面在向家办主日学校；第三次，向文成和甘子明以及向家的取灯都成了革命者，他们办夜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抗日救国。三种学校都曾吸引较多学生参与，但学校寿命都不长，停办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的入侵。《圣天门口》，文明之现代和中国乡村更早且涉及面更广。除了新式学校，花楼街有了德国人开的医院，梅外婆在里面当过护士。通讯方面，出现专职的邮递员，定期往天门口送信，而且接通了电话。交通方面，西河左岸有了第二辆自行车，是英国制造的自行车。1932年，柳子墨拿着省国民政府的公函将雪家的白雀园选做测候所。1864年，三个法国传教士来到天门口建了一座小教堂，教堂对民众开放，唱诗、福音信息进入乡村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以现代时间编织乡村事，现代时间径直被征用而成为小说时间，或者和村庄甚远的国家事件也被刻意标示出来，似乎不如此，不足以体现村庄和家族在国家和现代的路线图。如果依据《白鹿原》现代时间或历史事件勾勒1907到1927年的村庄简史，大致是这样的：1907年春，县令命查禁犁毁全部烟苗，新县令上任罂粟再未被禁绝；1911年秋武昌起义爆发，巡抚清军被斥退，张总督反正文告二十八条发布，白鹿村实践《乡约》，并未实现思想上的反正，百姓只在头发、服饰等形式上作出了改变；1912 年春，清廷行政机构废除，总督辖省下设县 - 仓 - 保障所，被县府各级官员贪污的印章税导致“交农事件”爆发；1915年冬，县长聘人组织第一届县参议会，议员尚且反感新名词和新潮的言谈举止，乡间缠足传统仍然顽固；1918年秋，白鹿书院关闭，滋水县筹建起第一所新式学校——初级师范学校，学生纷纷进城去新兴的学校，对女孩读书的偏见仍根深蒂固；1920年夏，白鹿镇建成第一所新式学校，由接受新学的鹿兆鹏任校长，鹿兆鹏因抗拒传统婚姻遭棒打；1926年春夏，镇嵩军围西安，进驻白鹿仓征粮，在婚姻自由观上达成共识的鹿兆鹏和黑娃火烧驻军粮台，镇嵩军变本加厉再度征粮；1926年西安解围，镇嵩军撤回，田福贤等安抚受难人民得民心，成立国民党白鹿区分部；1926年秋冬，共产党通过“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革命骨干，革命骨干在各村发动积极分子参加“农习班”，掀起农民风暴，铡死老和尚；1927年初，通过毁祠堂、铡人等暴力行动成立白鹿原农民协会总部，农协查账斗乡约，白鹿原的行政机构瘫痪，为国共合作，农协内部明确游斗规则，内部整顿，国民党任命的原县长和县党书记也被撤职调离；1927年春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组织农协武装，将土匪改建为革命军，农协被叫停，国民党清党，田福贤等官复原职，罪责农协主事诸人，鹿兆鹏出逃，黑娃落草为寇，白嘉轩修复祠堂。

很容易看出来，在《白鹿原》的视野里，乡土中国进入到现代以后，一切村事皆为具体而微的国事。作为一种文学想象，《白鹿原》地方经验是因为被纳入到整个中国现代进程才具有合法性。正因为如此，《白鹿原》的村史自然而然地被解释为一部现代中国史。在这里，现代时间不是简单的时间标记，它整合时事和写作者的叙事立场，使得村庄叙事都必须依靠李洱所说的历史事件。

有意思的是，在《家山》，现代时与事往往是通过寄自外面的家书所标识和叙述的。除了家书，小说出现最多的时间则是类似于小说一开始的“正月初六，天上好大的日头。”因此，要经过细考才能将沙湾的时与事接驳和对应到国家的时与事。还可以注意到的是，《家山》述沙湾事多写婚丧嫁娶生子这些日常，而且往往又集中在年前年后，这是不是意味着王跃文的一种有意选择？是不是可以作一种解释，即现代以来，乡村之变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成为乡村家族小说人物命运翻云覆雨和情节跌宕起伏的动力源。作为一种审美标准，捕捉时代之变是乡村家族小说的一项硬指标和一个传统。和逐“变”构成对照的，观察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刻意守“常”。回避乡村之变，走向抒情性的牧歌书写。

在或常、或变的文学传统面前，《家山》处理的是常与变的文学辩证法。小说之沙湾，无论是正文的 1927-1949年，还是加上尾声的1949-2004年，变是小说无所不在的事实，就像小说借人物齐树之口所言：“福伯爷讲得有道理，祖宗规款不是都破不得。民国十八年起办学堂，就破例用子弟谷资助，我看祖宗蛮喜欢的。”但即便如此，《家山》依然充分释放变之中日日有常的文学能量。沙湾不是化外之地，而是和现代中国休戚与共。顺便提及的是，如果我们也部分认同小说社会分析的功能，《家山》的常与变的文学辩证法也可能发育出中国近现代乡村观察和分析的常与变的辩证法。放在《白鹿原》《笨花》《圣天门口》这个乡村家族谱系上看，《家山》同样在中国现代路线图上，它要讲述的也是现代如何进入乡村，传统乡土中国如何被改写和更新，以及断与续、常与变；也同样要写到新式学校、妇女解放（放足）和乡村农民革命等现代事件。《家山》是小说，但王跃文在小说发表以后在不同场合谈到的是小说地理和他家乡的关系。这意味着《家山》的地方性经验不完全等于乡土中国经验，它交织着地方经验和个人情感。可以进一步讨论乡村家族小说地方性经验问题。我们前面已经说到《家山》虽为小说，但叙事却“事信而不诞”。鲁迅1927年12月7日为湖南籍小说家黎锦明的小说《尘影》的题辞写到：“在我自己，觉得中国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10]《尘影》写的是广东农民运动，但1927年的广东和湖南湖北其实在同一个农民运动的革命场域。这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的1927年正是《家山》小说时间的起点。“正月初六”，公历2月7日。1927年元月4日起至2月5日止，毛泽东回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11]。同年3月，毛泽东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4月，武汉长江书局毛泽东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瞿秋白为《湖南农民革命》的序写到：“‘匪徒，惰农，痞子……’ 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 打得落花流水。”“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12]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将湖南农民运动分为组织时期和革命时期，其中革命时期是指1926年10月到1927年1月。“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13]当代的历史研究者也指出：“湖南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农民运动。1926年底，已有七十多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有组织的农民发展到五十余万人。”^[14]溆浦距毛泽东考察的五县有三四百公里，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指出的：“湖南地主阶级的武装，中路较少，西南两路较多。”^[15]溆浦革命史料《溆水风云》记载：“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共成立了十一个区农协”，“农协会员由一九二六年十月的一千九百六十五人，猛增到二万余人，其中雇农、佃农、半自耕农占百分之八十，受我党直接领导的农民群众达十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16]王跃文写《家山》肯定研究过湖南农民运动和溆浦革命史。小说马宗仁对卖油糍粑的马老三施“剥皮抽筋”酷刑的即“溆浦王”陈老二所为。《溆水风云》记载了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镇压陈老二万人群众大会的经过^[17]。这次群众大会，小说里有具体描述：“农会的青壮男女会员都去城里寺坪开大会！屋里有铳的扛铳，有梭镖的扛梭镖，有马刀的背马刀，没有行头的棍子都要扛一根，豆荚枪都要扛一把！”“扬高领着沙湾人走到寺坪，只看见满坪的人熙熙攘攘，又看见每张嘴巴都在动，却听不清他们在讲什么。”“顿时满场杀声四起，震得耳朵发聋。” 这显然回应了高涨期湖南农民运动的盛况，而与此同时，被镇压的马宗仁横行乡里，被列出十大罪状，也印证了地主武装在湖南的历史事实。

黎锦明《尘影》开明书店192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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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山》人物群像，用力最多的除了桃香和有喜这些底层劳动者，最值得注意的是新旧乡村绅士。既然讨论《家山》地方性经验，就应该参照地方史和一些专门研究。民国绅士是一种广义的地方精英力量。有研究指出：“长沙、衡州、宝庆、永州等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绅士的数量明显要多于湘西、湘南等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18]显然，《家山》之湘西乡绅并不以数量取胜。而从乡绅质量看，“民国后，绅士的地位和作用失去了政权的庇护而没有可持续而可靠的依恃，更多要看他们自身的经济、教育背景，以及与官员的私人关系。”^[19]不仅如此，开明绅士（进步）与劣绅的分野非常明显。”^[20]“对国民党政权而言，土豪劣绅对地方资源的垄断和对国家政权的侵越，无疑有碍于国家政权的扩张。”^[21]以至于“湖南绅士的分化明显，劣绅横行是一个基本特征”^[22]。其实，绅士对国家权力的僭越一直存在。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有专门的章节讨论绅士对特权地位的利用。“出于共同的利益，绅士和官吏之间的串通因彼此经常互访和馈赠而勾结得更紧。”“绅士对政府司法权力的干预也常常是成功的。”^[23]但同时，张仲礼也论及绅士对地方公共事业的支持。《中国绅士研究》附录五从各地地方志摘录88位绅士生平，基本都有兴学、赈灾、减赋、捐款地方工程以及参与地方慈善事业的事迹。其中，也列入了四位湖南绅士。《家山》之乡村绅士数量之多、质量之好，令人印象深刻。如果简单地参照上述研究，可能会判断《家山》有违地方性经验。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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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方性经验而言，我们可以参证另外的材料。《家山》之沙湾属于溆浦。溆浦在沈从文的《沅水上游几个县分》曾经写过：“溆浦地方在湘西文化水准特别高，读书人特别多，不靠洪江的商务，却靠一片田地，一片果园——蔗糖和橘子园的出产，此处便是几个热心地方教育的人。女子教育的基础，是姓向女子作成的（即十年前在共产党中作妇女运动被杀的向 XX，五四时代写工运文章最有声色的蔡和森的夫人）。史学家向达，经济学家武堉干，出版家舒新城，同是溆浦人。”^[24]因此，《家山》之沙湾的新式学校，它可能是整个中国现代进程解释系统的，更是溆浦地方性经验解释系统的。乡村家族小说的所谓地方性经验可能存在可考证的事实性地方性经验和不可考的想象性地方性经验。因此，如果我们将小说地方性经验引向对中国现代史的思考，显然要预先甄别小说之地方性经验的差异性。在思考现代如何进入地方的问题，《家山》的参照系不仅仅是 1990 年代以来的乡村家族小说，也可以是王跃文的湘西前辈小说家沈从文。值得注意的，关于现代和湘西的关联，沈从文基本集中在文明之现代，涉及革命之现代的并不突出。而《家山》则充分意识到文明之现代和革命之现代之于溆浦现代进程的意义。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小说写佑德公和红军首长见面^[25]。“看见桌上摆着一盏他从没见过的灯，灯火罩着个亮亮的罩子。可能就是劭夫讲的洋油灯吧。”不久贞一从长沙也带回洋油灯盏。小说写贞一点燃洋油灯说：“爸爸、妈妈、嫂嫂，你们看着，我要开辟一个时代了！”佑德公用烟斗轻轻压住桐油灯的灯芯。贞一的态度，也是小说的态度是“你终结了一个时代”。等到克文回沙湾小学当老师那年，保里家家户户都用上洋油灯了。“只有祠堂神龛前的长明灯，仍是黑腻腻的桐油灯盏。梆老倌想把那盏桐油灯换成洋油灯，说是夜里祠堂会亮堂些。老人们都摇脑壳，只说祖宗听不得煤油味。” 洋油灯在《家山》不只是一件现代之物，也是现代的线索。小说写红军家属回乡也要特别以洋油灯作为时间的标记：“佑德公立在中堂门口，他讲的话屋里屋外都听见：‘乡亭叔侄，你们总算熬过来了。洋油灯我原先也没见过。走红军那年，我在这间茶堂屋头回看见洋油灯。红军带来的，真是亮啊。你们回家好好过日子，你们过去是要躲起来的红属，现在你们都是抗属。红军现在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都在打日本人。’”

沈从文1934年冬和1937年有过两次回乡。这个时间差不多是上面《家山》反复写到洋油灯的时间。沈从文在《长河》题记写到他回乡的观感：“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点，便见出在变化中的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种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正因为沈从文湘行所见，他要写“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26]而且，沈从文特别提到战争对地方和人的影响：“在战争中一个地方的进步的过程，必然包含若干人情的冲突与人和人关系的重造。”^[27]但这里的战争显然指抗日战争。《家山》和沈从文《边城》《长河》《湘行散记》《湘西》等系列作品契合的，与其说，他们是共享地方和地方性经验，不如说是共享地方性感觉。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家山》“不诞”的不只是史料和田野调查而形成的地方经验，还是进入到类似沈从文回乡所见所闻所感的地方感觉。

林耀华的《金翼》副题是“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这个副题也可以拿过来作为《家山》的副题。既然是“史记”，哪些能够入史？《金翼》的英译原始版1944年出版。查这个时间，是《家山》的第三十七章。1944年抗战胜利的前夕，沙湾是安宁的。这一两年，沙湾发生的大事，一件是克文在村里成立三青团，搞代工队为抗属做事；另一件则是达望的女儿银翠和扬高的儿子修岳有私情，怀孕被人家退亲，最终两个人得以结合。除此之外，就是种阳春、打禾的农事，云枝喜得贵子，瑞萍生了女儿，瓜儿又生了儿子，向亮得了儿子，齐明和来芳拜堂成亲，甚至连四跛子背上生脓包都一一录入。其实，不只是第三十七章，整部《家山》多写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琐细村事家事，国事之于一个普通的中国村落无非是纳税、征丁、兴学、修水库，但是习焉不察，整个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依然通过各种路径接通乡村，引动乡村之变。表面看，乡村是恒常的，今天一如往昔，但每时每刻都暗流涌动。王跃文写沙湾，不是以变代常，而是在恒常中捕捉、抓取乡村细微的脉动。从乡村细微的脉动，去探知脉动之所来的国家以及更大的世界风云变幻。这些外面世界进入沙湾的通道，在《家山》往往是通过走出沙湾到世界去的人们来沟通的，比如佑德公和逸公老儿两家在外做事的儿女们；也可能是沙湾的闯入者们，比如历任县长，比如乐输局等等。佑德公、逸公老儿、扬卿，与历任县长的关系，是乡绅乡贤参与基层政治图谱。故而，《家山》之所呈现既是“家谱”，同时也是某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中国基层乡村的政治圈层。《家山》关心现代的时与事。沙湾的儿女们从沙湾走向更大更远的地方，是为现代。与其说《家山》关心现代，不如说更关心现代如何影响到沙湾。以此观照《家山》，看到的是沙湾儿女的空间挪动，他们“到世界去”，同时又“回故乡”。“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28]“某种向上理想，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似乎还能发芽生根……”^[29]在沙湾，保留有年事较长者，如逸公老儿、佑德公，他们“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而外面世界的归来者，扬卿、齐峰、齐美、贞一和克文等则是沈从文希望的“年青生命”。也正是如此，《家山》之正属于沈从文所说的：“平常故事写出人类最高品德‘这类人的颂歌’”^[3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19ZDA27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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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何平：《从历史拯救小说》，《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第1期。

[2][4]庄孔韶：《前言：〈金翼〉两个版本的差异》，参见林耀华《金翼——一个家族的史记》，庄孔韶、方静文译，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1页。

[3]近年随着非虚构创作和研究成为热点，也许可以解决《金翼》进入文学史的问题。

[5]文中所引，除专门标注出处，均引自《家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不一一注出。

[6][9]林耀华：《金翼——一个家族的史记》，庄孔韶、方静文译，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第3-4页、1页。

[7]何平：《被劫持和征用的地方——近30年文学如何叙述地方》，《上海文学》2010年第1期。

[8]铁凝：《笨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5页。

[10]鲁迅：《〈尘影〉题辞》，参见《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1页。

[11][13][15]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12页、13-14页、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