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真相 · 财道传习社
“我宁愿模糊地正确,而不愿精确地错误。”——这边厢,巴菲特2019年股东大会的几十条金句流传正欢;那边厢,康美药业的299亿元现金“不好意思手滑了”地凭空消失。都是股市,做人的差距咋那么大呢?关于商誉这口锅,看看巴菲特怎么说
相比于天外飞瓜的康美巨额现金迷案,A股越来越严重的商誉减值问题倒是颇有某种系统性崩溃的可能性。
根据上月底披露完成的上市公司2018年年报,2018年871家上市公司共计提商誉减值金额高达1658.6亿元,是A股商誉减值史上最高的年份,是2017年的4.5倍、2016年的14.5倍。
坦率说,这个时间点也没什么特殊的,无外乎是2015年中牛市高潮时期“市值管理”的后遗症集中爆发而已,三年下来,该犯病了。
但是,商誉真的那么不堪吗?
我们不妨从巴菲特在1980年代写给股东的信中,寻找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和答案。
巴菲特在这个时期的几封信中重点讨论了商誉问题,这是在当时的美国杠杆收购潮勃发的大背景下做出的反应。
众所周知,巴菲特一向不喜欢追逐资本市场的热点。那段时间的美国杠杆收购潮在促成很多重大公司重组的同时,也催生了垃圾债泡沫及随后的违约潮和1800多家储贷机构的倒闭。
巴菲特极其高明地将商誉分为“会计商誉”和“经济商誉”,而后者很轻而易举地就与我们通用的经济学常识与应用场景建立了一致性认知。
作为“收购成本超出所得资产净值的部分”而产生的会计商誉,在巴菲特眼中是非常荒谬而可笑的存在,“如果过于兴奋的管理人员以荒谬的价格收购了一家企业,我们就能注意到前面描绘的相同的会计细节。
因为这种荒谬的价格去不了别处,所以最终只能反映在商誉账户中。
考虑到创造这个账户的管理纪律之匮乏,因此在这种条件下这个账户最好标成‘No-will(对应商誉的英文Goodwill)’。
无论用什么名词,40年的惯例有目共睹,而且大大资本化的肾上腺素仍然作为一项‘资产’留在账簿中,就好像收购很明智一样。”
但真正能给企业带来长期价值增长的经济商誉,却是巴菲特孜孜以求寻找的资本市场上的明珠——“如果我们能够希望公司在有形资产净值基础上以大大超过市场的回报率产生利润,那么在逻辑上这些公司比其有形资产净值值钱得多。这种超额回报的资本化价值就是经济商誉。”
从这个视角而言,巴菲特所指的经济商誉和我在财务真相第二弹中写过的“商誉就是大侠的牛逼程度”(点击回顾阅读)大体上是一个意思。
从会计商誉和经济商誉二者结合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不妨将A股上市公司一半的会计商誉直接做减值处理,或许更符合估值逻辑(如果在期初就这样做,如今整个市场就不会面临如此巨大的危机了)。
在过去数十年间,大量的市场实证研究表明,完全的并购失败或没有任何效果的并购占所有并购活动的比例高达42-56%。
麦肯锡曾以1986年的财务资料为分析依据,研究了1972~1983年间英美两国最大工业企业进行的116并购活动,结果显示只有235的并购是成功的,而失败率高达61%,另有16%收益不明显。
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更是作过一个著名的长期统计,对1956年至1986年美国企业成长失败率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并购企业的失败率高达53.4%至74%。
对于合格的投资者和公司决策者而言,摆脱会计迷思是一项必备的基本功。
巴菲特和芒格无数次引用凯恩斯的这句名言来自省——“我宁愿模糊地正确,而不愿精确地错误”。
在每年写给投资人的信中都要无情而刻薄地嘲笑GAAP的巴菲特更是对大家千叮咛万嘱咐,“经理们和所有者们要记住,会计仅仅有助于业务思考,而永远不能取代业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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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宁愿模糊地正确,而不愿精确地错误。”——这边厢,巴菲特2019年股东大会的几十条金句流传正欢;那边厢,康美药业的299亿元现金“不好意思手滑了”地凭空消失。都是股市,做人的差距咋那么大呢?关于商誉这口锅,看看巴菲特怎么说
相比于天外飞瓜的康美巨额现金迷案,A股越来越严重的商誉减值问题倒是颇有某种系统性崩溃的可能性。
根据上月底披露完成的上市公司2018年年报,2018年871家上市公司共计提商誉减值金额高达1658.6亿元,是A股商誉减值史上最高的年份,是2017年的4.5倍、2016年的14.5倍。
坦率说,这个时间点也没什么特殊的,无外乎是2015年中牛市高潮时期“市值管理”的后遗症集中爆发而已,三年下来,该犯病了。
但是,商誉真的那么不堪吗?
我们不妨从巴菲特在1980年代写给股东的信中,寻找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和答案。
巴菲特在这个时期的几封信中重点讨论了商誉问题,这是在当时的美国杠杆收购潮勃发的大背景下做出的反应。
众所周知,巴菲特一向不喜欢追逐资本市场的热点。那段时间的美国杠杆收购潮在促成很多重大公司重组的同时,也催生了垃圾债泡沫及随后的违约潮和1800多家储贷机构的倒闭。
巴菲特极其高明地将商誉分为“会计商誉”和“经济商誉”,而后者很轻而易举地就与我们通用的经济学常识与应用场景建立了一致性认知。
作为“收购成本超出所得资产净值的部分”而产生的会计商誉,在巴菲特眼中是非常荒谬而可笑的存在,“如果过于兴奋的管理人员以荒谬的价格收购了一家企业,我们就能注意到前面描绘的相同的会计细节。
因为这种荒谬的价格去不了别处,所以最终只能反映在商誉账户中。
考虑到创造这个账户的管理纪律之匮乏,因此在这种条件下这个账户最好标成‘No-will(对应商誉的英文Goodwill)’。
无论用什么名词,40年的惯例有目共睹,而且大大资本化的肾上腺素仍然作为一项‘资产’留在账簿中,就好像收购很明智一样。”
但真正能给企业带来长期价值增长的经济商誉,却是巴菲特孜孜以求寻找的资本市场上的明珠——“如果我们能够希望公司在有形资产净值基础上以大大超过市场的回报率产生利润,那么在逻辑上这些公司比其有形资产净值值钱得多。这种超额回报的资本化价值就是经济商誉。”
在过去数十年间,大量的市场实证研究表明,完全的并购失败或没有任何效果的并购占所有并购活动的比例高达42-56%。
麦肯锡曾以1986年的财务资料为分析依据,研究了1972~1983年间英美两国最大工业企业进行的116并购活动,结果显示只有235的并购是成功的,而失败率高达61%,另有16%收益不明显。
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更是作过一个著名的长期统计,对1956年至1986年美国企业成长失败率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并购企业的失败率高达53.4%至74%。
对于合格的投资者和公司决策者而言,摆脱会计迷思是一项必备的基本功。
巴菲特和芒格无数次引用凯恩斯的这句名言来自省——“我宁愿模糊地正确,而不愿精确地错误”。
在每年写给投资人的信中都要无情而刻薄地嘲笑GAAP的巴菲特更是对大家千叮咛万嘱咐,“经理们和所有者们要记住,会计仅仅有助于业务思考,而永远不能取代业务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