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丨师为公：最后的造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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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丨师为公：最后的造型艺术

Original 师为公新三界 2021-04-25

作者档案

作者大学毕业照
师为公，男，江苏徐州铜山人，1948年生。1966年高中毕业，因文革滞留学校一年多，后返乡做农民，劳动7～8年，1976年到铜山县化肥厂做合同工一年多。1977年参加高考，初试败北；1978年再战，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毕业后分配到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现为苏州科技大学）任教。长期从事古代汉语与文化的教学、研究，先后出版《汉语与汉文化》《趣味语文》《中庸深解》等专著。2012年退休。

原题

最后的造型艺术

作者：师为公

我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

本人世居江苏徐州铜山县，在刘集乡车村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表现出了对绘画艺术的天分，除了叔父从徐州一中回家过寒假常绘画的影响之外，我班的“大头”绘画突出，并对我发生了影响。“大头”绘画的天才表现为画“洋画”，常临摹得惟妙惟肖，我尝试着画“洋画”，也可达到或超过其临摹水平。

“大头”为邻村滕庄的滕尚杰，因头大而得“大头”外号，我们小学同学六年，前五年我们在滕庄小学，交往一般，到六年级时经常一起中午不回家，在学校吃自带的干粮，交往陡然加深，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他引导我画“洋画”。同时，他还知道徐州的周习君画像馆，并带我去参观，自此我才知道可以用碳粉将人物照片画得惟妙惟肖。

周习君画像馆在徐州市淮海路东侧上坡的位置，属于所谓“东关”；我虽常去外祖父所在的“西关”，对位于“东关”的周习君画像馆一无所知，而大头的姐姐在“东关”居住，故对此地熟悉。

自从知道了画像馆之后，地处“东关”的此地也成了我去外祖父家时的常到之处，除了“朝圣”般参观一楼的画像样品，还常爬上楼窥看工匠作画，虽常吃闭门羹而不倦，在挨饿的1960年常饥肠辘辘而对此不弃不离。

周习君画像馆朝上是有名的“国际照相馆”，一次学校组织去徐州参观时，“大头”与我及程广勤三人还在“国际照相馆”合影一次。由于这个原因，我对画像由充满好奇到羡慕倾倒，由热心画“洋画”，再到朦胧地选择此种职业。小学毕业升初中时的作文题《我的志向》，因当时并无其他爱好，我就选择了“画家”作为我的志向。

画“洋画”的短暂经历以及周习君画像馆的影响，对我升初中时的作文题有些个人体会，充满幻想，对考试成绩肯定有所帮助，使我得以顺利升入我乡的柳新初级中学；“大头”因与我不同乡，而其所在的刘集初中因属新办，招收人数少而名落孙山。

进入初级中学后，我的绘画天分持续“发酵”，一年级时进入了黄金时代。当时教我们的美术老师赵林干先生是美术专门学校毕业的，非常专业、敬业。

升入初级中学的时候，我的身体状况极差，由于不会服药，当时流行性的疟疾对我造成了长久性伤害，整年发疟疾，没有食欲，每天计划供应的饭菜都吃不完。所以，一年级时我的学习成绩一塌糊涂，数学一窍不通，俄语、语文勉强跟上，而唯独美术课一枝独秀。

赵林干先生是我美术课目的启蒙老师，南方人，他非常干净整洁，气宇轩昂，常穿西服马甲，有些“洋气”。赵林干先生首先带领我们开始用铅笔作画，也就是打素描功底，从几何图形起步。

我的其它课程常遭受老师批评和白眼，因为我上课常打瞌睡，有时影响其他同学，教我们语文的袁永福老师直接斥责我为“淹死鬼”，也就是民间常说的被淹的人在别人搭救时会拼命抓住别人，有时会导致救人者搭上性命，民间谓之“临死拉一个垫底的”。而唯独我美术课的成绩让老师骄傲，因为赵林干先生课前的例行公事，是向全班同学展示上堂课的优秀作品，每班选一位，我班每次都是我，他会慢条斯理地说“这是你们班的师为公同学画的”，然后依次介绍其他班的一幅作品，有唐沟的李纯才、崔道岭等人的。赵林干先生展示画作的语言也就成了我班同学的口头禅，同学们常模仿逗笑。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我是1960年升入初一，正逢“三年灾害”高峰期，原来初一上学期的计划供应被取消，改为回家自带干粮。在食堂垮台后，农民只能靠集体分配的可怜口粮糊口，可集体早已掏空，社员进入饥饿状态，老弱病残者大面积浮肿病，正如古诗所言：“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与此相关，人的道德伦理全面陷落，街市上直接出现“chua街”者，也就是公然抢掠，我的一10多岁的小学同学公然出现在“chua街”者的行列中。

我的曾祖母是在1960年我上小学六年级时饿死的，她晚年眼睛瞎掉了，去世前的某一天，要求见我，她抚摸着我的头，搂着我撕心裂肺地大哭。我也忍不住一起痛哭流泪，预感到不久的永别。这次一老一少的诀别仪式，使我对接下几天曾祖母的被活活饿死反而十分平静。

由于大炼钢铁砍伐树木，曾祖母去世后没有木材做棺木，就用当时大队干部盗掘祖宗坟墓的棺材板分解后的材料，打一个薄皮匣子草草下葬。大炼钢铁开始用完了所有农村树木，后来就盗挖古坟的棺木，我高祖父母的棺木被盗掘后，棺木五个面的木材被取用，只留下棺材底部。

老林上，有由我上溯的第九代祖宗的祖茔，由于第八代祖上在清朝道光年间到京城为官而得以厚葬，当时大队干部费力打开棺木后，把棺木中的水一点点舀出来倒在我上小学的路上寻宝，我目睹了张世明等大队干部的全部操作过程，据说只得到一件玉器。

我的临村同学姜启玉的父亲，曾因打掉一只耕牛的角被送入县公安局拘留，公安局释放他时他恳请留在拘留所，哭诉说“回去就得饿死”，后不得已被村干部领回家，很快被饿死。1958年大跃进导致粮食失收，很多山芋、胡萝卜掩埋在地里，但第二年却成了救命的宝贝。1959年人们不得不捡拾充饥，我在放学回家后，常去挖坏山芋。奇怪的是经过冬天的山芋在春耕翻出来后，多能干燥变白，虽发霉，但由于饥不择食，霉变山芋经过浸泡后仍可食用。当然，那时农村也普遍流行痢疾、疟疾、寄生虫三大传染病，与食物不洁有关。

同时，正如赵本夫小说所说，荒年时，地里会莫名其妙地生出许多野菜供人充饥，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牵牛花，其根叶均可食用，因此除捡拾烂山芋外，就是收拾牵牛花根。这也应了“老天有眼”“天无绝人之路”的古训，那几年河塘里的鱼虾也出奇地增多，夏日常“翻坑”，也就是鱼儿因拥挤、缺氧而跳跃，引人去捕捉食用。呜呼！冥冥中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之手颤巍巍地、默默地怜恤着天下生灵。

除了农民的破产和死亡之外，对工人阶级来说，则是物价飞涨，有钱无市，故而流传“七级工、八级工，不如社员一沟葱”的牢骚怨愤，而工业则经历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过山车，工厂倒闭、工人下放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下的特殊景观。我的叔父是徐州化工厂的优秀职工，获奖无数，但在动员下放的过程中为了积极，报名下放，于1962年前后回家。

对于知识分子阶层同样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我的六年级班主任李怀军老师与另一位张道群老师在我们将毕业前夕，突然失踪，流落到社会，加入了“盲流”大军。“盲流”当然以农村青壮年为主，但也有少数工人及知识分子，当时流行的民谣是“东海边，生活孬，青年小伙子向西跑。”

我对“盲流”印象深刻，因为我村在1959年走失近10 位青壮年劳动力，我的母亲也曾计划与他们一同逃荒，后在徐州被我的外祖父母拦下来，否则，我将成为“孤儿”。我村另外出逃成功的近10位青壮年劳动力，开始在兰州做工糊口避免了死亡命运，后来又被迫西行，流落到新疆阿克苏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其中数人后来冒险逃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的干叔朱玉顺夜行晓宿，用胶靴装上水，带些干粮，历尽艰辛走到乌鲁木齐，然后坐车回家，返乡时人已骨瘦如柴。还有数人老死他乡或退休返乡，至今尚存者数人。

初一上下学期处于“三年灾害”中期，物质极度匮乏，中学教师也处于半饥饿状态，当时柳新初级中学发生了一大一小两件事，皆与饥饿相关。其一是校长史文忠为改善学校伙食，指使体育教师李德新老师射杀了窑厂的一口猪，社会影响较大，校长史文忠曾在大会上公开道歉。小事则是，赵林干先生帮厨时偷留一小块油炸馒头，真相不明，但尽人皆知。

接着1961年出现了教育大跃进后的萎缩，一方面撤销学校，同时用裁减教员的“下放”事件减轻负担。美术不是主科，故赵林干先生被赶回老家，作为其得意门生，我也不知道他何时离校，未能送别，从此音讯全无。主科老师也难以幸免，慈祥美丽的数学张老师含泪离校，惨不忍睹，让我伤心很久。

1961年的一年级下半学期，赵林干先生回家后，美术课改由校长办公室的钟国玉兼任，她是一位小巧玲珑的南国佳丽，擅长国画，故一开始就教我们画花草虫鱼。我也依葫芦画瓢地画国画，而且同样得优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不仅指导我们画国画，而且帮助我改作业，用红笔在作业上勾出我画中叶片不充分的地方。

钟国玉先生大概教了我们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突然在某一天自杀了，这样年轻美丽的弱者为什么走向绝路，当时并不清楚。若干年后，有人说她与同在校长办公室的冯秘书关系暧昧，可能怀孕了。这些仅是流言，真相也许成谜。

钟国玉先生去世后，我的美术梦想也同时破灭，接着升入初二，美术课改由其它老师随意应付，让我的天分无处施展，只得兴趣转移。美术梦破灭后，我班的单运文同学突然对美术感兴趣，他将在家中临摹的“洋画”“年画”在班级展示，但我不为所动，心想那是我的小学时期的水平。

1960年前后，继容国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后，庄则栋再次获乒乓球世界冠军，全社会当时流行打乒乓球，我突然来劲，课间休息也不放过，当时的班主任武世俊老师常跟踪我，担心我执迷不悟。我开始打乒乓球是横握拍，打得如鱼得水，扣杀时力大无穷，常令对手无力还击。后来有一天被上一级的乒乓球冠军秦吉海发现，他吃惊地说“他居然是横握拍”。

我误解了他的言论，误以为横握拍是错误的，遂改为直握拍，一开始就很不习惯，水平徘徊不前。这件事说明人生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如果我坚持横握拍，可能在打乒乓球上异军突起，成为职业选手。因此，在美术梦破灭后，我的体育梦也瞬间破灭，这些也许是宿命吧！

在我的美术梦、体育梦破灭后，进入初三，面临着升高中的巨大压力。因为在当时，高中的录取率极低，甚至低于升大学，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处于班级的底层，面临着生死抉择。

也许应了兵法上“置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的名言，我对农村的饥馑、贫穷、制度性灾难刻骨铭心，遂有不堪回首的忧患意识，有心杀出一条生路，那就是升学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为此我决心破釜沉舟，改弦更张，从初一的数学开始从头学起，由稀里糊涂到逐渐清醒。

应该感谢当时的教导主任史先美老师，他不仅极端敬业，而且有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是我一生中最为感念的老师之一。史先美老师教政治，当时的教材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他不仅仪容伟岸，整齐大方，冬天常围一条板板整整的长围巾，而且授课一丝不苟，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让我听的如醉如痴。他对我们这些学习成绩差而且“出身不好”的同学绝无歧视，常对我恩爱有加。

史先美与当时的欧儒顺校长、王怡轩副校长、习春洽主任等老师具有民国风范，皆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让学生感到如沐春风。班主任张尚津老师为了提高我的成绩，将我调到第一排，并与一位成绩较好的女同学戚秀娥同桌，我的数学等作业错误，常常直接参考戚秀娥同学的作业重做或修改。

初三上学期的政治老师蔡老师常用“不经一番寒窗苦，哪有腊梅放清香”劝学，对我也有所触动，至今难忘。为了彻底改变后进状态，我暗下决心，抓紧一切时间补课，连课间十分钟也不放过。同时，戒除一切影响学习的习惯，如不再与原来的好友拾景友等同学玩乐，极少离开教室；拒绝娱乐活动，连在当时难得一见的校园放电影也忍着，坚决不去观看。经过一个学期的发奋图强，学习成绩逐渐改观，由成绩垫底渐入中流。

还应该感谢初三的数学老师马登明、杨国清二位，他们的认真敬业对我的帮助极大，这当然也是那个时代的教师集体精神。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初三下学期，我的成绩已由班级垫底跃升到上游，下半学期重新分班，对优秀生进行重点培养时，我已经顺利进入重点班，而原来帮助带领我的同桌戚秀娥同学反而落选。当然我也付出了损害身心健康的代价，得了当时常见的严重神经官能症。

1963年我得以脱颖而出，成为全班中升入高中的“三人行”之一，还有一位蒋玉忠同学考入运河师范，也就是说，我班最后仅有四个人得以升学。我顺利进入高中，还要感谢我的郑集中学校长孙长胜，他是被称为全国十大县之一的铜山县县委委员，16级干部，当时新生录取时，有人反映出身不好的学生比例问题，校长孙长胜一言九鼎，鼓励大胆录取。这一情况也是文革中“打倒走资派”时批判他的罪状之一，同时当时党中央刘邓主政，他作报告常引用少奇、小平同志的指示，使他的“走资派”风格显著。

进入高中后我继续受到“三年灾害”与严重神经官能症的双重困扰，整日萎靡不振，半死不活，而且“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偏遇顶头风”，我同时不明就里地患有恐惧症，丧魂落魄。

1963年，当时徐州地区遭受特大洪水袭扰，淫雨霏霏，三个月不止，农田大多浸在水里。我村百姓大多逃荒到河南西部灵宝一带，我的二叔父及年迈的祖父母也加入逃荒大军，当时称为“爬火车”外流，因为一般是到小火车站等货运车停靠时趁机上车，任凭火车拉到外地。

我祖父子贞先生民国时是地方名流，他与族兄弟静一爷爷曾被誉为“徐州西北二大贤”，这也是文革浩劫中批判他们时才知晓的。我祖父恪守儒道，讲究人格和节操，抗战中毅然抛家弃子，参加徐州会战，亲自聆听了李宗仁的动员报告，并在当时属于三厅的共产党人郭影秋带领下奔赴台儿庄战区参加学生宣传队，一去数月。徐州沦陷返乡后，暗中从事地下工作，当时我乡柳新区的国民党地下区长孙敬斋是他的好友，区公章就是祖父所刻，并藏在我们家中。

后来祖父遭到了伪军的通缉，逃离家乡而去亲戚家中躲藏，后经出家做和尚的二曾祖父出面斡旋，用庙里田产的数担小麦作赔偿，祖父才得以返家。这时他又利用二曾祖父庙宇的闲置房屋，创办小学，除传授知识外，还教授他在会战中学会的抗战歌曲，在他去世的葬礼期间，我村的王维新表老爷还激情演唱他教授的抗战歌曲，旋律我们极不熟悉，可能是非“亲共”的头号抗战题材作曲家黄自的作品。

这个小学使周围几村的失学儿童得以入学，维持到解放，培养了一批人才。更难能可贵的是祖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使抗战后的小学成为公办学堂，争得四个教师指标，他自己分文不取，留作聘请教师之用。解放后小学并入冯庄小学，他还回家教三年民校，为扫除文盲服务。

祖父耿介傲岸，晚年向我讲的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他常说“咱不巴结当官的”，有一次用事例告诉我说：“县长到我们家，也是喝豆水子（豆浆）吃山芋。”这当然是民国故事。到21世纪前后，大陆重新肯定国民党的抗战功勋，台儿庄大捷的电影轰动一时，县政协托人带口信，让他去介绍战事的相关细节，他拒绝前往，连静一爷爷也表示不能理解，向我发牢骚表示不满。

我也觉得蹊跷，心里想，祖父解放后一直受管制，属于“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阶级敌人，受尽人间白眼和屈辱，邓小平时期虽然摘帽，但也缺乏展现自已正面形象的材料，“政协有请”不是一次难得的洗刷耻辱的机会吗？于是亲自向祖父询问他的想法，他斩钉截铁地大声说：“咱不要那个名！”掷地有声，我一时被震撼得怔楞住，无言以对。他的回答与我的不理解充分显示了祖孙二人的人格“代沟”，既让我自惭形秽，又对他陡然肃然起敬。

每念及此，耳畔常响起赵本山小品中的范伟名句：人与人的差别，咋就那么大呢？祖父平日的床头书是老子《道德经》、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他的潇洒来自老子的“自然无为”“大音希声”，正如《菜根谭》所说：“风来修竹，风过竹不留声；雁过寒潭，雁去潭不存影。故君子事来则心始贤，事去则心即空。”

仔细想来，祖父散淡、清高的魏晋风度，也正是造成他本人及整个家庭解放后“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灾难的根源，因为土改第一次划成分时，我家划为中农，文革结束后我还看到过当时发的证件。后来有一个“地主补课”运动，因我村无“地主”，缺乏瓜分财产的对象，而起初划为中农时，主持土改的乡文书孙广达恰恰是祖父的学生，“地主补课”运动中中他已升到区里，无暇顾及，又被少数人说他当初主持有“包庇”其老师的嫌疑，遂补划我家为“地主”成分。

从另一方面说，由于解放前夕，曾祖父患半身不遂，不能劳动，祖父又从事教育，两位姑奶奶、两位姑姑即将出嫁，父亲上中学，两位叔父刚上小学龄，我是婴儿。由于家中没有劳动力，而常年雇佣两位邻居做长工，具备“地主”剥削的典型特点，也是重要原因。

此事后来祖父时常说起，他之所以没有为自己申辩，因为觉得无所谓，当时家中有11口人，仅30亩地，仅被分出南屋三间草房，损失不大，故没有上心。而且在1962年前，也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十余年尚属平安无事，因为没有后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无休止的批斗会。

高一时，徐州大水摧毁了农民的信心，人民处于“来年衣食将何如”恐惧心理阴影之下。像我祖父这样的曾经体面人物，都不顾年迈，被迫逃荒或乞讨度日，1963-1964年的饥饿程度可以想见。我母亲当时经四舅介绍，去他一位在省地质队的朋友家做家政保姆，避免逃荒。

我当时在学校每日靠半斤多玉米粒度日，四肢无力，骨瘦如柴，本家老爷见我常常指斥我说“别上学了，还有人样吗？”当时刘集乡一位朱姓同学就饿得受不了辍学了。我当时饿到曾失去饥饿感的程度，中午放学常常懒得去食堂取饭盒，处于半昏迷状态；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可谓雪上加霜。高中一年级就是在这种疾病兼饥饿的双重苦难中度过的。

郑集中学是我县的第一名校，座落在郑集镇南原国军“忠烈祠”处，该镇曾为一度设立的“铜北县”政府所在地，解放前国民政府县长耿继勋为该乡丁古道村人，他被称为抗战与反共都十分坚定的人，淮海战役结束后未去台湾，在大陆被处决，其弟耿继武去台，曾任台湾国防部要职。我们上学时“忠烈祠”做学生宿舍用，我也居住过，此处有“谨恭”的说法。“谨恭”是一个方言词，指常有灵异事件，让人恐惧害怕。

由于教务主任陆保伦满腹经纶，又是郭沫若的铁杆粉丝，他曾去信恳请郭老题写校名，后来得到郭老墨宝，用在我们的校徽上的是“铜山县郑集中学”，礼堂则是“郑中礼堂”四字，皆郭老所赐，为学校增色不少。该校汇聚了全县的知识精英，并得力于当时“支援苏北”的教育运动，因为西式学堂是清末民初由沪宁一带开始发展的，54时期江北尚无西式学堂，我的外祖父当时是在南京上的中学。所以，解放前后苏北严重缺乏合格师资。

后来的扬茂祖校长介绍，文革前后全校71位教师中，53位是江南人。如教过我们的：语文老师吴君如，上海人；物理老师潘明德，上海嘉定人；数学老师丁栋梁，无锡人；扬茂祖教务主任，江阴人；外语老师曾慎荣、会计赖全遂、总务主任张达、体育教师曾伟良与季翼，南京人；语文老师郑念甲，南京六合人；美术老师邵玉田从南京下放而来，他与物理老师汤寿颐，淮阴人。

我们刚入学时，得知学校中的众多人物不同凡响：名气最大的非总务主任张达莫属，已经进入了大辞典。他原籍可能在苏中，他的妻子有大家闺秀的风范，端庄美丽，尽心竭力照顾张主任父女。他们的女儿天真无邪，活泼、美丽、大方，童音嘹亮，像伊甸园的天使、敦煌的飞天一样在校园飞来飞去，偌大的校园似乎不够她施展拳脚，窒息了她的童心和想象力，故而到处奔走，寻寻觅觅，似乎稍不留神就会凌空奔月而去，害得她母亲就像跟屁虫一样紧随其后保驾。在我们这些蓬头垢面、服饰邋遢、多数不刷牙、不洗后脖子的北方小侉子面前，张主任之女恍若天仙，炫人心目，给人如入童话世界得见白雪公主的幻觉。

张达的名字的确可以在大词典中找到，他曾经制造过震惊全军的大事件，后来我查看到辞典的介绍，说他在解放战争中任某野战军学生营的教导员，参加过莱芜战役等著名战事，立有功勋。解放后土改时他家的土地被分，仅留下边远的贫瘠地块，父亲因之抑郁去世，他回家后曾带兵迫使村干部到他父亲坟前跪拜谢罪，这就成了反攻倒算的罪恶，被作为典型开除军职，以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重演，史称“张达事件”。

当年张达辗转流落到我们中学，继续管理学生。文革后落实政策，据说张达的许多原部下都身居要职，这也正常，他所带的学生营，当然不同于“土八路”为主体的普通队伍，人人皆有“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故而文革后，能不仅为他恢复了军籍，并提升了他的军职，提高了他的退休待遇，并安排他回南京养老定居。但十分可惜，因长期患有肝病，不久去世。

其次是教我们三年俄语的曾慎荣老师，他形象酷似周恩来，普通话极为标准，因他原为省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据说因为一次将“宋庆龄”播成“宋美龄”而遭灾，被下放到我校。曾老师英语极好，因我校不开英语改教俄语，文革后回南京白下区中学任英语教师，1984年前后我与同学还去他家看望过他。

会计赖全遂名不副实，虽姓“赖”而体型极胖，他的名气源于他曾任上海汇丰银行会计，其为人温文尔雅，颇有绅士风度；他全校工资最高，英语极好，后曾到我们母校柳新中学教英语，我还为他在北京买过英语教材，退休后回南京养老。

另一位年轻的音乐教师张孝莲老师也颇有名，除他的音乐天才外，却因其祖父为徐州的头号资本家张大烈，民间称暴发户常说“发的像张大烈似的”。在出身决定一切的阶级斗争为纲时期，“成分高”也成了一个人的身份证，“张大烈的孙女”成了她的标签。由于资本家不属于阶级敌人，不是专政的对象，并无其他雅号。

在农村，地、富子女常被称为“羔子”，书面语有“狗崽子”的说法，我在童年时，常被异姓村干部骂为“地主羔子”，我村是祖先买下来的村子，原名“前祁楼”，后改名我们的姓加“楼”为名，族人较多，对我无以上蔑称。文革中，临村冯庄的表叔任大英已经人到中年，仍被人蔑称为“地主羔子”，他忍无可忍而回敬一句“贫下中农羔子”，因此经受了一周有余的大喇叭广播的批斗。

另一位名气最大的是美术老师邵玉田，学生们都说他为画家，说他有“画家证”。当时我们对“画家证”也不甚了了，今日想来，画家也不是美术界的身分等级，只是像美术家一样超越画匠、民间艺人，有自主创作能力的美术从业人员，如艺术家一样的通称而已。当然，也许可能就是美术协会会员一类的证件，我随他学画两年多也未看到。

高一时我是在疾病兼饥寒交迫的多重挤压中度过的，对美术老师邵玉田不曾留意，高一结束前，某一日无意走到美术老师邵玉田的美工室，猝然看到琳琅满目的美术作品，并被他的美术作品震惊得目瞪口呆，他用铅笔将动物标本画得惟妙惟肖，生动而传神，由于明暗对比强烈，充满立体感，好像动物会从纸上跳出来一样真切。

我从未见过如此纤毫逼真的画作，不曾想到铅笔画竟然有如此的富有魔力的表现力，与我小学、初中期间倾慕的周习君画像馆不可同日而语，这才对画家与画匠的区别有所体会。我虽然初中学过素描，但以临摹为主，而这样的写生画从未涉足，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震惊之余，我心中久违三年多的美术梦猝然被唤醒，蠢蠢欲动。也许是我的教育世家的遗传基因影响，祖父、高祖父均曾从事私塾教育，祖父的文言文文章曾让我大开眼界，所以我高一偏重文科，语文成绩优秀，数理化较差。美术梦猝然被唤醒后，重新燃起了小学结束时“我的志向”的人生课题。但从初三后就不设美术课了，对我与邵老师而言，教、学双方都只能是分外的事，所谓“业余”。

后来有一天，我大胆向美术老师邵玉田提出学画的请求，他欣然应允，入门条件是先画几张画让他看看，是否“孺子可教也”，再作决定。适值高一暑假，我回家后用临摹的手法，画了十几张村边树木的写生画，居然得到邵玉田老师的认可。但他强调指出风景画无固定形态，不利于培养理性认识，应该选择规则性的物件如器皿类锻炼能力。

被接收为其入门弟子后，他对我上的第一课是：西式美术的基础在素描，这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为水彩、油画、雕塑之母。因此让我从头开始，按部就班地学习素描。并告诉我说，你画的风景写生，皆是具有不稳定性的事物，素描必须从形态固定的几何图形起步，以此训练习画者的观察能力和表现能力。他同时告诉我当年暑假中，经他培养的1964年毕业生刘苏文同学考取了南京艺术学院图案系，同时也在统招时被徐州医学院录取。

刘苏文同学提前考试后，我曾向他询问过，他说，在投考美院时，看到其他同学的优异表现，而自己缺乏他们那样的童子功底蕴，有些自卑，认为自己没有希望考上。可能缘于此，他在开学初权衡后，放弃了美术理想，选择了在家门口学医。邵玉田老师告诉我刘苏文同学的事，一方面对刘苏文同学的选择有些遗憾，同时也是为了坚定我的志向，希望类似遗憾不再重复，我就成了邵老师在郑集中学的第二位入门弟子。

后来得知，邵玉田老师就是南艺的高材生，极具艺术天分，创造力旺盛。据蒋玉忠同学说，邵玉田老师由于自己天分极高而心高气盛，在1957年的“阳谋”事件中，属于大学期间被错划的学生“右派”，未及毕业而是肄业，后曾一度在省级大剧团做过美工设计，在美女如云的粉丝追捧中他心如止水，熟视无睹，一心要成为东方的达芬奇。

邵玉田老师在南京的最后职业是在《江苏青年》杂志社任美编，而心高气盛以及东方的达芬奇梦想为他带来了“右派”灾难后，又在大跃进后遗症的“下放”浪潮中发配到苏北。他先在我县铜山师范任教，1962年前后铜山师范解散，遂到我县的第一学府郑集中学任教。

邵玉田老师接收我后，赋予我两项特权，首先带我拜见图书馆的金老师，参观美术书籍专柜，叮嘱金老师特许我可以入馆挑选此柜的专业书籍。第二，他将美工室的钥匙给我一把，让我课后或周日去画画。每当我周日独自置身此艺术殿堂绘画时，沐浴在邵老师的艺术样品中，常忘记了饥饿，一呆半天或一整天。

美工室是由一个大教室隔出来的一间，另两间是理化及音乐、美术课的教研室，房梁下隔一道泥抹的篱笆墙而已。后来邵老师有心培养几位初中的优秀生，让他们自由入室绘画，于是让我在绘画后，把钥匙置于门框上，俗称“门上槛子”。

初识之后还有一事让我震惊，当时流行“学习王杰烈士”，其名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无人不知。而学习王杰烈士的宣传画，发行量最大的是上海哈琼文的作品。一次我们谈起此画，邵玉田老师漫不经心地说：哈琼文我认识。此又让我陡生敬意，我们所在的苏北一隅，天高皇帝远，京沪对我们而言俨然属于天国，可望而不可即。而邵老师竟然与“高处不胜寒”的天国人脉相通、艺术精神相连，咫尺天涯，大大开拓了我的眼界。我心中暗自忖度：邵老师的画家名分绝非浪得虚名，背后的故事深不可测。

从高二开始，他就对我实行了严格的基础训练，第一阶段是从画几何图形起，由简入繁，正方体、长方体、球体、三角体先选简单组合，待合格后进行复杂组合，循序渐进。如果师生同在美工室，他就一点点具体指导，首先从透视学检查构图的得失，常用虚线指出构图上的错误，特别是几何体的空间相互位置问题。

这时我才知道有所谓的“视平线”、透视学的延伸线等概念，由国画的平面思维进入西画的立体思维。其次是明暗对比、线条运用、甚至持铅笔的动作等，他都一一指点，不厌其烦。一般情况下，周日往往我自己构图绘画，第二天老师回来指导批改画作，单是几何图形我大概花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几何图形素描过关后，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盆罐罐的陶瓷器皿组合，大概经过半个学期左右的训练学习，程序同上。第三阶段是石膏像写生，我们美工室有大卫、伏尔泰等常见而著名的石膏像，我又轮番写生，画了又画，这属于第三期训练。第四期是以水彩为主的色彩训练，这一阶段主要是阅读和临摹，我临摹了英国画家的一些作品，老师认为水彩画英国的最好。

接下来进入最后的创作阶段，因为当时报考美院需要交一幅素描和一副素描淡彩的创作画获得初选的资格，而提前考试的内容也是这两项。最后的创作阶段，我的学习受到了影响，因为已经到1965年，当时徐州地区搞“社教”，邵老师被抽去搞一个大型的“阶级斗争”美展，搞了几个月。

后来该项美展在我校礼堂展出，我参观后心中受到极大震动，因为内容丰富，色彩绚丽，创作精美，其中介绍抗战时期的“闫窝惨案”等作品以连环画的形式展现，又使我对美术“创作”的社会功能获得极大的提升。同时，许多作品我一看就知是出自邵老师的笔下，又让我产生无穷的自豪感，且深感荣幸。

美展结束后我向老师交作业，他又向我介绍了美展的过程，当时聚集了全县的美术精英，他重点介绍了三堡陶瓷厂的王德庆，说他本是南京广告公司的画家，天分极好，我猜想王德庆可能与邵老师同属下放苏北的原南京美术天才，故而同病相怜。

随着美展的到来，学校的“社教”也开始了，一时间风声鹤唳，不断有新的“阶级敌人”被揪出批斗，邵老师的“右派”身份属于所谓的“死老虎”，当时并未波及，然而由于无休止的学习、斗争运动，我的学习也就不是很完整，也就是说最后的“创作”阶段，我的学习时间不够，能力未能像素描一样进步明显。但他让我读王朝闻的美学理论，强调“创作”的关键是“多样统一”原理，也就是说画作的内容统一到主题上来。

邵老师除了推崇王朝闻的美学理念，还盛赞达芬奇的人物画“蒙娜丽莎”。这一段时间我还读了许多透视学、解剖学的美术书籍，知道原先不熟悉的人体的肌肉、骨骼名称，如面部的颞肌、眼轮匝肌、口轮匝肌等。为了弥补“创作”阶段的缺课和练习不足的问题，曾希望补课，邵老师说可以在报考之前突击一下，他坚持强调素面的基本功。

在我学习美术的全过程中，不能不介绍师母谢云芝老师，她是我乡东固城村人，是邵老师在铜山师范教书时的学生，他们的结合属于“师生恋”，因此感情极好。师母铜山师范毕业后在沿湖农场王店小学教书，离我们学校有一二十里路，每逢周末，或是邵老师去师母小学，或是师母来我校相聚。很多时候，周末我在画画，他们夫妻二人在美工室唱歌，夫唱妇随，充满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

我父亲在我一岁多时因为解放战争中“三丁抽一”的兵役制而辍学去了国军部队，解放后下落不明，而我母亲在我中学时期又经常在徐州城里舅父家中带孩子、做“家政”而不在家，使我的学生时代严重缺乏父母的家庭之爱，可谓半个孤儿。所以，每逢师母谢云芝老师与邵老师在美工室唱歌时，常让我有偎依在父母身边的感受，无比温暖。

有一次傍晚，晚霞的光辉洒在校门口新翻修的“叠路”上，“叠路”也是方言词，单说是指徐丰公路，属于一级干道，由公路向下链接乡社的称为“小公路”或“小叠路”，因为皆是从路两侧开沟挖土堆叠而成。我从郑集街上回来时，由于小叠路中间的翻土未被压实，不能骑车，我目睹邵老师推着自行车送师母谢云芝老师回沿湖小学，走过这一段。邵老师不时回头与师母说话，师母则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我在路的另一侧未能打招呼，但我脑海中留下了永恒的美好记忆。每念及此，常想到“夕阳西下几时回”的美丽诗句，浮现出师傅与师母霞光中美丽动人的身影。

在这一漫长的学画过程中，邵老师还介绍了他的长子山农，我不理解此名称的含义，邵老师特别强调说：“山农、山农，铜山农民。”在当时农民社会地位最为底下的时候，邵老师为长子的命名深有涵义，一方面属于对苏北的地域认同，另一方面是对全社会普遍感受到的地位最为低贱的“农民”身份的认同。

当时，政治权力虽然把农民抛入底层，但表面上又推崇“工农”的政治地位，还提倡知识青年下乡，推出邢燕子、董加耕、侯隽、方玉等作为青年人的学习榜样。那时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写诗赞扬董加耕，其中两句是：加耕异流俗，意气干青云。这样看来，“山农”名称同时也表邵明了老师欲摆脱“右派”帽子的影响而向主流意识靠拢的决心。

老师不但完全免费教授我这样的在校弟子，而且大爱无疆，到处播撒美学种子，因师母在沿湖的缘故，而就地培养了当地的两位弟子：王瑞振、张承福。两位有一次到郑集中学，邵老师从食堂买回来饭菜请他们吃饭，我帮助老师把饭菜端回宿舍让三位用餐的，玉田师招呼我一起吃饭，我则因已经吃过而未陪同。

后来，王瑞振在文革中曾到徐州市工艺美术社从事临摹古本绘画，供出口使用，我和柳新的董玉夫先生曾两次去看他，第一次在庆云桥下一中前面福水井一带，还认识了一中美术老师俞剑的前妻。第二次在东关济众桥附近，他说负责人是上海的专家，擅长裱画，他趁机虚心学习，并掌握了这门技术。那天其他人员下班，我们一起聊了很久，他还指着墙上刚装裱的任伯年的大幅梅花作品说，这幅画的价值是1000元，当时我们感到已属“天价”，很值钱了，一千块接近大学本科生近两年的工资。

张承福凭借邵老师的教育而具有一技之长，后来被郑集八一农机厂招工成了工人，因此，二人皆因这一缘分而改变了人生轨迹，跳出了“农门”。王瑞振在文革结束后，曾参加了教育局为邵老师平反昭雪的大会；张承福后来参加铜山化肥厂的1967年会战，我当时在厂干合同工，半年里经常见面。

1965年下半年，文革悄然而至，随着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的外围运动，文化艺术领域首先遭难。我与邵老师仍在幻想明年高考前美术的提前招生，并抓紧时间准备。邵老师在1966年春天告诉我说，他可以给南艺的朋友写信，让他们多加关照，这让我吃下了定心丸。

然而在不久后的报考中，却遇到了麻烦，我首先向陆保伦主任提出了报名的要求，但他表现出不屑，也未获得肯定或直接否定的答复。有一次我当面询问陆保伦主任，但他仍未置可否。另一位新来的扬茂祖主任，我对他敬而远之，不敢直接询问。我把这一情况向同学们讲述，李光好同学说，考上考不上都应该让我报名试试。我向邵老师汇报了报名的遭遇，他神情沮丧，有些失望，但告诫我坚持学习。

几十年过后，我的一位姨父告诉我说，当时他参加了地区的招生工作，当时的文件规定，凡是家庭中直系亲属有杀、关、管人员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当时他怕我受打击，未敢将这一信息向我透露。

其实，在1965年的高考中，我已经隐约预感到不妙，因为当年我校当年最优秀的几位毕业生，如韩广斌、杜庆超等皆因地主出身名落孙山，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因此，伴随着“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的愈绷愈紧，1966年音、体、美提前招生不让我报名，可能当年还伴有更苛刻的报名规定，画出了红线，陆保伦主任不让报名应在情理之中，而他又不好对我明说，正所谓有“难言之隐”而已。

这样一来，我的美术梦再次破灭，后来来自柳新乡蒋楼复读的往届生付化香同学报考美术，也请邵老师指导，一次我看到邵老师向他讲述一幅创作作品的得失，邵老师有些神情烦躁，缺乏对我的爱心和认真。我当时只能一门心思准备文化课的考试，并填报了志愿表，我的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第二是重庆大学，向下是中山、北大等，把北大后置，因为觉得反正没有希望，应景而已。当年音、体、美提前招生已经结束，而统招在7月份，然而5曰16日中央16条文件传达，大学停止招生一年，文革正式开始。

停止高考的目的是让大中学生参加516通知发布的“文化大革命”，参加斗、批、改，而在北京首先从“破四旧”发难，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道、全聚德烤鸭店的牌子被砸烂、古典戏剧的服饰道具被烧毁。接着郭沫若为了紧跟毛主席，发表了表示文化忏悔的讲话，说他的书误导青年人，应该都烧掉等，将这股邪火引入了“焚书坑儒”的不归路。

我校是本县的最高学府，又是郭老题写校名的学校，故我们高三的毕业生积极响应，觉得应该好好表现自己，明年大学恢复招生时会对自己有利。我们这一届两个班，我们先清理并烧掉了图书馆的部分书籍，在操场高呼口号，焚烧所谓“有毒”的书籍、字画、文物等，还到郑集镇上抄家，凡是古书一律焚烧，包括郑集医院名医郑小川的《本草纲目》。

接着又带着干粮兵分两路，向前推进：二班的张传礼等人带人向东南我们家乡柳新推进，沿途摧毁公路东侧可见的墓碑、神道、雕塑，我村前边祖先坟茔的石碑、神道雕刻被他们所毁；我班则沿徐丰公路西侧奔向刘集乡“破四旧”。

印象最深的是是在刘集镇上抄家，因为最高指示说过，历史上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未有文化，当我们这些红卫兵群体冲进地主家庭强行收缴文物古籍时，未有遭到阻拦，顺利聚拢了一大推古书等“四旧”，并在街心当众高呼口号，点火焚书。有一位农村青年人趁乱从火堆中抽出一本书拔腿就跑，我班的许德亮等壮汉奋起直追，抓回该青年人游街示众，把书从新投入火堆，将焚书推向高潮。事后得知，该青年人火中所取之书为四大名著中之一的一本《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本是我高中暑假期间百读不厌的书籍，祖父有大量的书籍文物等“四旧”物件，但只拿出《三国演义》《康熙字典》《白乐天诗集》等让我看。刘集焚书及《三国演义》事件使我担心家中的文物命运，但又不敢采取对抗措施，刘集青年人游街示众的灾难性后果我无法承受，故而掩耳盗铃、不闻不问。

事后得知，祖父为了防止几代人的收藏被抄家毁掉，只将祖先画像、家谱两件文物转交给贫下中农出身的本家以香老太爷保管，其余书籍忍痛自我了断，让祖母以之烧火做饭，一周的时间才焚烧干净。而我仍然保存着《清宫秘史》《饮冰室文集》等数部古籍，最后经再三权衡，而也在万般无奈中自行烧毁了，因当时住房被生产队占用，只得借住邻居家的锅屋暂栖身，无处可藏。

红卫兵大串联初期，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不能出门，只得在家看出身清白的同学带来的传单等材料。后来批“资反路线”，我们也可以参加串联并被允许加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狂欢中，叫做“团结大多数”“坚持大方向”。

我第一次开革委会的介绍信准备串联时，当时的副主任权勤龄同学极不情愿，而在我的名字后面特意写上“地主”二字，说明被称为“资反路线”的“阶级斗争为纲”阴霾毒害之深。开好后，我将介绍信拿给滕绍銮、蒋广玉两位同学看，蒋广玉同学是年龄较大的往届生，他说“这不行，有此二字无法出门”。略加考虑后，他说把它涂掉，并用一滴黑墨水滴在“地主”二字上。王蒙《半生多事》自传中说：“在农村沾了地主富农的帽子，顿时一片漆黑。”我介绍信中的墨丁恰恰是“漆黑”的最形象说明。

后来我利用这一带污点的介绍信从郑州入京广线进京，与滕绍銮同学一道住在宣武区南新华街小学，并在等待几天后，作为宣武区的标兵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1966年11月11日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狂欢，所谓“标兵”就是在第一排维持秩序的学生，前面还有解放军错落保护。

傍晚时分，毛主席与其它中央领导人乘敞篷车从西向东迤逦而至，从远处看，毛的关公赤面孔十分明显，印象深刻，但在进入天安门广场时他突然转头向北面天安门城楼挥手，只见其侧面。而随后的刘少奇则正面对我们挥手，冥冥之中也许具有几分说不清的因缘，与我后来的人生道路相关。

“一月风暴”后，随着各级领导成了斗争的对象，原来在称为“资反路线”期间的受害者获得了暂时喘息的机会，其中“抢烧档案”和“为牛鬼蛇神平反”成了标志性事件。红卫兵中的“造反派”抢烧档案，保皇派保护档案，我校也发生这一冲突，结果造反派突然袭击，抢烧了学校档案，其中有旧档，也有“社教”期间的新档，我参加了这一行动。

这也是运动初期“破四旧”发生的抄家恶性事件的延伸，初期许多老师的个人日记被炒，隐私曝光，有的因此成了后补的“牛鬼蛇神”。有的年轻教师的隐私如“师生恋”等怕被别人偷看，用汉语拼音记录，我班拼音较好的接隆泉等同学被叫去翻译。现在看来，未婚老师的“师生恋”极正常，而在当时“师生恋”则属于大逆不道，致使一些教师遭殃。

文革初，我校由社教队执行“资反路线”，当时抓出的牛鬼蛇神多由社教队组织批斗和定案，具体做法是先暗中搜集和整理材料，事前组织好批斗会议，待批斗当天突然将被批斗者揪上来，对被批斗者而言是突然袭击；对其他群众则是杀一儆百，逼迫其检查交代思想或行为的隐私。社教队在我校组织的最后一次批斗会是揪斗张达主任的，会前一两天风云突变，工作组的做法被否定，而使张主任免於被揪斗。

而社教队“资反路线”被批判后，社教队自身成了批判对象，灰溜溜地检查挨斗。而“资反路线”期间大抓牛鬼蛇神被视为“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错误路线，接着就否定了社教队的后期工作，于是不久，就有“为牛鬼蛇神平反”的举措。

我参加了“为牛鬼蛇神平反”的具体工作，因为出身不好，我对所谓的“牛鬼蛇神”有天然的同情心，又不能挑头，该事项由初中的赵作仁同学主持，我做具体工作。我们先后与徐州地区“社教”的总领导冯克玉、刘平、罗运来三位大人物打交道，分别完成了李祥泰、郑念甲、倪贵知等多位老师的平反公告。

这一过程也鼓舞了邵玉田老师，徐新民老师回忆，当年邵老师去县政府大院，徐老师问他来干什么？邵老师说“我来革命！”革什么命呢？后来在一次小型的批斗孙长胜校长的会议上，胡长举老师发言说，孙校长曾为我校的除邵玉田老师之外的“右派”摘帽，唯独保留了邵老师的“右派”帽子，认为孙长胜有失公允。当时邵老师坐在我旁边，遂情绪激愤，指责其不人道的行为，我才知道邵老师的特殊处境及其与孙校长的历史恩怨。

平心而论，这事也不全是孙校长的个人问题，当时流行的是按比例做事，可能邵老师的“右派”言行较为严重，孙校长投鼠忌器，爱莫能助。另外，“右派”不同于直接受管制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摘帽与否群众并不清楚，我们当时只知道邵老师与教我们化学的李玉尧、教物理的潘明德都是“右派”，不明白三人的有冕、无冕细节差别。

后来，按照造反派的要求，邵老师画了孙校长的漫画连环画，其中一幅批评孙校长不重视政治学习的漫画，有将“毛选学习计划”置入垃圾纸篓的一页，反而成了后来批斗和整肃邵老师的罪证之一，说成他个人的反毛泽东思想行为。另外，当时的大字报专栏仿照报纸刊头，画毛主席的头像，也多由邵老师完成，据说后来也成了邵老师的罪证，一位周姓老师坚持认为他画的毛主席的头像，形似彭真。因彭与毛皆败顶，相似度较高，这是1970年代初“清理阶级队伍”期间邵老师的罪证之一。

1967年曾有过短暂的“复课闹革命”阶段，但随后则陷入更大的混乱中。对我留下深刻而长久记忆的美工室被砸烂，成了一个造反司令部，室内邵老师的作品、书籍、教具等皆不知所终，也是文革浩劫毁灭“真、善、美”的铁证。与美工室相关的物品我最后保留了两件，一本是美工室未被砸烂时向邵老师借阅的书籍《近代美术史潮论》，日本学者的著作，书上有老师的签名和购书记录，后被朋友徐勇借去，应该还在他那里，他现在已成为著名画家，擅长画竹。另一件是邵老师用过的米尺，是我后来在的美工室被砸烂后捡来的，伴随我整个文革十年，我常用它外出画画用。

还有一件物品短暂在我家停留，那就是画架，该物品我未用过，美工室被砸烂后，占据其中的彭同学热爱画画，曾使用过。很长一段时间后，该画架被他弃置不用，我想留作纪念，偷偷带回了家，后来在“公物还家”的活动中，彭同学举报我拿走了画架，黄明印主任向我询问，我承认了并还了回去。

开始我带画架找到邵老师，想把它直接交给他，他当时正与“走资派”孙校长及李祥泰、郑念甲等“牛鬼蛇神”们一起擦宿舍玻璃，他对我的到来及送还的画架漫不经心，因为处于监督状态，喜怒不形于色了。他让我还给总务处，所以我直接交到了总务处黄明印主任处。

当时全国基本分为保皇、造反两大派，保皇派施虐的对象主要是下层“阶级敌人”，而对当权派有同情心；造反派施虐的对象主要是当权派，而对“阶级敌人”具有同情心。考其原因，保皇、造反两大派的分裂源于刘邓主政时的派“工作组”，即所谓的“资反路线”。

保皇派对批判“资反路线”时期平反的老师不予认同，加大了对李祥泰、郑念甲二位老师的批斗力度，有一日晚上，高二的几位男同学用当时突然流行的坐喷气式手法将二位先生押解着在校园游街，并不时拳打脚踢，并强迫李祥泰、郑念甲二位高呼“我是牛鬼蛇神”，场面十分恐怖。造反派则加大了对“走资派”的施虐，曾出现过对孙校长及其夫人乔福霞的毒打事件，导致孙校长一度外逃。

我本人由于出身不好，对文革比较迟钝，开始留在保皇派阵营中，后来批“资反路线”而同情“阶级敌人”又转入造反派。但我对“武斗”持坚决反对态度，曾因我班造反派头目批斗会上打孙校长耳光而会后与其争执，他会后说我是“感情问题”，因为孙校长在录取我们时讲过话，承担过责任。

随着武斗升级和文革失控，演变为保皇、造反两大派的武力冲突，我班的造反派有一次曾在宿舍遭到保皇派的包围，我们造反派在宿舍内准备好棍棒等凶器堵住门，准备厮杀，保皇则在外聚众准备冲入。由于李保田老师的竭力阻挠、劝说，加上他是校长秘书，与保皇派有感情联系，武斗被制止。再后来，由于随着军队支左的介入，两派命运时有起伏，胜负可谓是平分秋色。

文革浩劫中邵老师的美工室被洗劫，许多绘画精品不知所终，文艺成了所谓的“重灾区”。但造神运动中，为了打倒刘少奇的政治需要，故意歪曲贬低刘在安源煤矿的成绩，出现了刘春华《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我校也在校门口建主席台，临摹了这副油画，邵老师的“右派”身份、我的出身不好，当然不可能与事，而是由高一与我同桌的彭香合同学完成的，他在文革中专门刻制造反报，热爱美术，后因此进入部队。

文革失控导致1967年未能恢复高考，继续停课，并伴随着工人运动而形成全社会的大动乱。工人运动形成全社会主体力量后，红卫兵运动反而处于低潮，到1968年我们农村中学的学生主要精力转入了回家参加农业劳动了，小部分同学仍坚持住校活动，留下尾声。而到1969年前后，城市中学生上山下乡，农村中学生返乡，大学红卫兵分配工作，整个红卫兵运动烟消云散，但造成的心灵创伤则长久存在。

返乡后，邵老师教给我的美术技能也使我受益，1971年前后批林批孔，大队抽我画过批孔的漫画，也就是放大报刊上的作品，本人也未有能力创作。大队干部看我画得好，让我画主席像，我色彩学习阶段较短，无把握，遂回校找邵老师求教，他告诉我说，油画色彩问题简单，只要素描基本功扎实，按水彩画技法调色，一学就会。

我吃了定心丸，先通过李凡龙同学向在上海交大读书并留校的校友蒋连棣去信，让他帮我代买油彩，他寒假返乡时送来我家，并住一个晚上。我开始用画布在家画了一幅小型的主席像，具体做法是按临摹水彩画的经验调色，用周习君画像馆画照片的“九宫格”方式在画布上用炭笔打轮廓，然后设色，结果第一次用油彩就画出了感觉满意的小幅的主席像，后送给了蒋连棣同学。有此初试，我才敢接受大队的画像任务，不仅顺利完成，且意外获得干群的普遍首肯，哇声一片。我们大队去乡里开大会常常抬着我画的主席像参加，风光一时。

大概一年之后，乡里一个巡回展览来我们大队，首席讲解员是一位姓马的美女知青，对我画的主席像极力赞扬，想与我见面，住在我村的表姑奶奶彭长美也是讲解员，遂让我去参观并与马美女见面。我见到马美女时十分吃惊，惊为“天女下凡”，但也不敢正视，只是说一阵子话，这皆因“出身不好”而自惭形秽，更不敢多看她几眼，这就如《诗经》所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但此事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常想起苏轼“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的诗句。

1970年前后的冬天，高一年级的孔宪文、田厚军找我，说黄集镇酱菜厂筑了一个主席画像台子，该厂厂长与田厚军同村，揽下了这一活计，先找到小孔，小孔是邵老师的第三位弟子，跟邵老师学画近一年左右。我们三人商量后，大胆接下这个活，但水泥墙壁仍然潮湿，不能设色，孔宪文又去徐州向高人请教。

当时徐州市有一位叫王飞的画家，据柳新邮局辛老伯说，他也是“右派”，故而爬高上低，夏顶烈日，冬迎寒风，许多街头广告、宣传巨幅作品出自他手，他在市中心中山路与淮海路的交叉口东南侧画作巨幅宣传画时，我常去观摩。孔宪文专门赴徐州学习打听后回来说，可以用鲜猪血涂墙除湿，于是如法炮制来除湿。

开工前，为了慎重起见，我与田厚军、孔宪文三人还专门去了一趟沿湖农场，向邵老师当面求教，并有意请他出来共同完成此事。

邵老师长于创作，临摹当然不在话下，只是小菜一碟。文革前，邵老师临摹了一幅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是在美工室隔壁教研室完成的，我常去参观学习，邵老师特意告诉我说，此画已经改过，原画中有高岗的形象，高岗出事后删掉了，此事我们半信半疑，因为我们没有看过原件。文革中间，此画又进行了删改，去掉了刘少奇，这时我才相信邵老师所言不虚，这也是“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极左时代病灶，历史也可以任意纂改，这与当时鲁迅与肖伯纳的合影中删掉林语堂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互为证据。

邵老师画作《开国大典》时，引来师生们的观看热潮，纷纷点赞，从开始作画到完成，我全程观摩，邵老师自己也比较满意，其间有“庖丁解牛”的踌躇满志心态。

我们三人蹅（读杈）雪跋泥步行二十余里，找到师母所在的沿湖农场王店小学，只见邵老师一副身心憔悴的样子，原来师母刚生下小女儿，正在坐月子，头上系着一条毛巾，那是农村妇女坐月子的普遍做法，目的是减轻头痛和避免伤风。邵老师忙里忙外，照顾全家老少，十分辛劳。在这样忙乱的情况下，邵老师还专门骑车到厂部买来猪肉，让我们三位饿狼一般的弟子提前过年，饱餐一顿。

自从人民公社化后，农民一般只能在春节吃上一顿肉或饺子，故在邵老师王店小学家中的一顿饭终生难忘！当时师母也不顾自己体弱，帮忙做饭。邵老师由于需要伺候师母和照顾一群孩子，不能参与我们的项目，只是嘱咐我们认真、大胆去画。

我们三人虽然未能请出邵老师出来带领我们，但由于我有大队画主席像的经验，心里有底，完成并不困难，而且与当时社会上的同类作品相比还略胜一筹，这就是邵老师所强调的素描基本功的作用。当年我们画完后下了一场大雪，而我们画的也是毛主席在雪地里穿着呢子大衣微笑的那副照片，相得益彰。完成后，我们又去了一次邵老师家里，请他来帮助审查和修改画作。

这一次邵老师不辞劳苦，风尘仆仆骑行三十里路，来到酱菜厂，与我们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然后不顾体弱，爬上高架修改主席面部，但是由于墙体潮湿，无法施笔覆盖油彩，只得草草收场，也就是说邵老师对这次临摹没有任何艺术责任。当时邵老师没有吃晚饭，连忙赶回沿湖农场王店小学家中。这就是我与孔宪文、田厚军三人同邵老师的最亲密接触，也就是黄集酱菜厂促成的师徒两次会聚。

后来，春天时画作剥落变色，黄集酱菜厂的徐会计有一次坐车见到我祖父，还让我去改画，但此事政治责任重大，而孔宪文、田厚军也未来找我，故未敢贸然前去。这件事加深了与孔宪文、田厚军的友谊，后来孔宪文搞了几年油漆工，赚了不少钱，有一次在徐州百货大楼见面聊天，他询问我的情况，我告诉他说“我勉强能活”，他大为惊讶地说：“勉强能活”怎么行，俨然有大款气度。他做油漆工在当时不仅解决了温饱，还是改革前的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孔宪文后来集中专攻书法，成了小有名气的书画家。田厚军参军升官，后来在西安退休。

“清理阶级队伍”实为文革浩劫中最为惨烈的一页，我在本乡经历了这一运动过程。在开始动员的一周左右时间里，我乡竟有7位“四类分子”自杀，柳新五队的孟姓地主首开先河，接着如瘟疫一般很快扩散全乡。后来又用办“学习班”的方式非法羁押、毒打所谓的“阶级敌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逼供信”。

我乡最令人发指的暴行是在新桥大队举行的批判会，当场将黑章村的一位被批斗者打死，他的罪恶只是在解放前的造币厂工作过；其余被批斗者皆遍体鳞伤，我村与祖父齐名的“二大贤”之一的静一族祖父，因在民国时医院任职而受审查，此次被打得四肢骨折，面部带血，我亲眼目睹其惨状，当时家人连夜将其送往医院，谎称摔伤，否则医院不予收治。我乡医院最受人欢迎的名医唐大夫，因解放前在部队任职而备受凌辱，还要白天黑夜地接诊病人，让人心疼；其兄在县门诊部任职，因不堪凌辱而自杀。

看管学习班的人员称为“人保队”，多由无知暴民或地痞组成，铜山方言称此类暴徒为“七叶子”，并常说缺心少肺的此类人“叶叶气气”；邳县方言称为“六叶子”，认为此类人比正常人的心肺缺少一叶。当然，与北京大兴、湖南湘潭集体屠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罪恶相比，苏北人的局部死伤，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

我县最早自杀的画家是夹河乡沙塘村的张成勋，他艺术天分极高，因“右派”被遣送回原籍，他是我二舅妈的族兄弟，故而知其名。他曾作为流浪艺术家走乡串户为人画像，曾为族祖父静一夫妇画像，十分令人满意，他选择村前的陇海铁路卧轨而死。

作为我县最高学府的郑集中学，不仅不能幸免，同样死伤惨重。“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对文革初期社教队“为牛鬼蛇神平反”的成果不予理睬，而且借助这些人物线索穷追猛打，深挖细找，叠床架屋，深文周纳。李祥泰、郑念甲等“牛鬼蛇神”们已成“死老虎”，后干脆发配到采石场劳改；新清理审查的对象队伍庞大，巨大的灾难直接导致我的高一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吴君如割腕自杀，他本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转业军人，后经过抢救捡回一条命；年轻的任化三老师劳改时触电身亡，邵玉田老师则在“清理阶级队伍”结束后因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叠加在“右派”之上，因多重原因悄然消失，后又被发现。

“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曾慎荣与邵玉田老师均被打入另册，二人承担了我校食堂每周去徐州酱菜厂采购的任务。我校在我县最高学府的地位，食堂品味较高，不在乡镇采购酱菜，酱油、醋等调味品全部自行到徐州府直接拉回。我校离城50里地，曾慎荣与邵玉田老师必须早出晚归，往返百里。我村毗邻徐丰公路，是学校拉酱菜平板车的必经之地，早晚在公路两侧干农活时常可看到两位老师的身影。我曾与曾慎荣公路上打过招呼，询问他的情况，他也不肯明说，可能有难言之隐。

天可怜见，我与邵玉田老师也只有一次文革劳改期间的师徒交流。当时恰逢收工，邵老师的平板车来到身边，我毅然帮他拉车，我本意想让老师坐在车上，但环顾车上满满当当的坛坛罐罐，只得放弃，而让老师随行稍息。邵老师分文未取教我两年美术，我无以为报，心中常怅然有愧，上天给了我一次报恩的机会，亦可稍慰我心。

由于天色已晚，我帮老师拉车5里走到桃园桥，遂不敢继续前进，因为我有恐惧症，村西公路原为我族另一支的坟茔地，解放前修路时绕开了，大跃进时期公路改弯取直，遂平掉了这片坟茔。但这段公路常常闹鬼，方言中人称“谨恭”，平坟时我上小学，下午路过时只见数股巨型龙卷风冲天而起，惊心动魄。

徐州地区战国时为西楚，又是“尊天明鬼”商代贵族遗民的宋国封地，鬼神文化底蕴深厚，认为旋风为鬼魂所致。我当时并未有意识到这是文革劳改期间我们师徒交流的最后机会，桃园桥拉车之旅竟成了永别。大概过半年左右，就听到老师自杀的噩耗，让人锥心！

那是一天下午劳动时，我的一位名后坤的族叔父向我们绘声绘色地讲述郑集中学一位老师自杀前后的动静：这位老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只发给25元生活费，老婆不堪屈辱而与之离婚，他借助帮学校拉酱油的机会去了河南洛阳，在诗圣杜甫墓上用数丈红绸子将自己吊在古树上自杀。他在自杀前喝了酒、吃了点菜，用火将自己的各种身份证件烧毁，但在灰烬中残留了工会会员证的零星地址，被公安机关认定，最后由郑集中学派人处理了后事。

族叔父还讲到，事后郑集中学对他进行了鞭尸式批判，一是邵老师出发前将学校的车辆、货物、帮人代买的咸菜集中寄存在汽车站，并且将公私账目开列清单，这是证明自身清白的“罪恶行径”；其次用红绸在杜墓上吊死是心存不满，属于对抗文革、自绝于人民、对抗“清队”运动等等。我听后，心中黯然神伤，伤心地说：那是我的老师！后坤族叔父看我伤心的样子，遂吟哦道：一个徒儿半个子！

经过多年的走访探寻，可以大致描摹事件的经过：时间定格在1971年11月某日，那是一个特殊的日期，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日子，此前我曾从广播中听到对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介绍，说该书不同于传统诗学“抑李扬杜”的观念，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显而易见，这是揣摩毛主席“崇拜三李”的意识，紧跟领袖的趋炎附势之作，人人心知肚明。同时，这与其本人在成都“杜甫草堂”等地的题诗、题辞崇拜“诗圣”的内容形成了鲜明对比，给人以人格分裂的鲜明印象。

郭沫若是我们学校的知音，因为他为我校题写校徽、礼堂而结缘。文革后，部分学者认为郭沫若文革中丢失了传统的文人节操——士节，理应备受后人轻蔑。虽然郭沫若违心撰写、逢迎圣上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成了他最大的学术败笔，但也只如曹宝麟教授《咏黄山松》诗句所说的“逢迎半面恭”，而骨子里自己也是极为不屑的。而这一学术败笔却与我校邵玉田老师的自杀选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人无限感慨！

最后从蒋玉忠同学那里得知，师母与师父离婚的传言属于误传，她的再嫁是在老师自杀之后。当时师母每周给邵老师5元钱生活费，上世纪70年代初猪肉7角4分钱一斤，5元钱够用，然而老师有时周末还买一块肉回家，说明他的节俭及顾家。而且邵老师去世后，学校通知她取邵老师遗物时才得知丈夫自杀的消息，她在学校时还能强忍着悲痛。但返回途中走到郑集河大堤时，也许是由于“仰视白云天茫茫”的压抑，加上俯察郑集河连接微山湖的流水而感到自身的渺小与无助，还有不久前妹夫的自杀而使姐妹二人同时陷入“死了丈夫塌了天”的绝望叠加在一起，故在大堤上长时间放声大哭起来，见者无不动容。

邵老师在自杀前烧毁一切可以证明身份的材料，除了避免被鞭尸的考虑外，同样有不再为家人添堵、招惹麻烦的良苦用心，这是深层次的大爱。其次，邵老师身材单薄，学生时代罹患过肺结核，故而手无缚鸡之力，只能秉笔绘画，因此，繁重的体罚式劳改，使其身心健康严重受损，就如往返百里拉酱菜车，已经使其精疲力竭，难以承受。因此，也有如临深渊，长痛不如短痛的选择因素在内。

邵老师的自杀震惊了杜墓附近的百姓，遂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从其焚烧物的余烬中找到了其身世的蛛丝马迹，告知学校，学校派赵山阶、殷延柏两位老师去处理后事。邵老师焚烧物灰烬中的蛛丝马迹也是天意，上帝不肯埋没他用生命创作的造型艺术，故而留下其个人信息。事后，不知是那位老师的主意，竟然将邵老师遗体卖给了河南医学院，不知其所终，然而却成就了他了无牵挂的初衷。

两位处理后事的老师却把邵老师喝酒后的酒瓶、上吊用的红绸布带回学校，作为鞭尸的证据，然而恰合天意，使其悲壮的造型艺术不胫而走，流布全县，成了永恒的艺术品。在浩劫中自杀与被迫害而死的方式花样翻新，而邵老师的佳作则独具匠心，堪称文革中唯一的、绝妙的不可或缺的妙品佳作，也是批判文革浩劫的重磅炸弹。

几十年后，邵老师的师恩及其最后的造型艺术，仍然使弟子萦怀，故写以下诗句以示祭奠和表达感恩与景仰之情。

《七律》

不辞亲故辞桑梓，

千里悲秋赴洛阳。

浑抛画工凉薄命，

独偎诗圣热衷肠。

痴情《梁祝》终私恨，

忠愤《离骚》奠“国殇”。

绝笔造型惊禹甸，

残红赤练映霞光。

在我的人生志向的初选中，三位美术恩师一位下放，两位自杀，使我成了美术事业的弃儿，无依无靠。然而邵老师的艺术教育仍使我受益若干年，在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的业余时间，我有时为集体搞展览，如绘制大队配合运动的漫画、主席像，乡里的养鱼副业图片，也常帮助私人画结婚的床板、山水条幅等，这就是我的美术梦的余绪。在为同学吴连升布置新房时，还侥幸治愈了我的恐惧症。

本地区的传统神职人员按男女分为神汉子、神嬷嬷（读马），而以后者为多，学名“女巫”，故《汉书郊祀志》曰：“在男曰觋，在女曰巫”。神嬷嬷为人治病称为“下神”，“下神”也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属于使动用法，即请神人下凡为人诊病的意思，故《汉书郊祀志》有“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的说法。

一般的神嬷嬷下神常焚香或香烟，沟通神仙；如小孩受到惊吓，还要“叫魂”。而同学吴连升的三婶母比较特殊，不需焚香，直接见人说病，指出病因后即可慢慢痊愈。一天晚饭后，他带我到三婶母家，三婶母凝视我片刻说：你是在一个三岔路口受到的惊吓，已经丧失了一魂三魄。她还强调说：除非是你……说也奇怪，不久我的恐惧症逐步减轻，数年后痊愈。

三婶母所说的三岔口受惊，可能是初二时的一天下午放学路上，我在冯楼村后的一个三岔口上突然发病，浑身流虚汗，肚子难受，躺在地上翻滚，无力爬起来。大约难受十来分钟，始得以平复，慢慢起来回家。而人有三魂七魄，我的魂魄可谓损失惨重，可见恐惧症的严重程度。而她后面强调的内容，使我半信半疑地思考到，好像我还有其他的使命等待我去完成，不会被恐惧症摧垮。

在与三婶母接触的几天时间里，我感觉她与常人不同的地方是目光游移，如隔一层雾。这使我想到古人所说的“尸”，尸的肉体属于本人，但精神活动、言语功能属于鬼神。

我还经历过两次类似事件，一是在我学前五六岁时，本族一位未出阁的姑奶奶晚上突然摔倒，家人将其扶起后，她则以其死去的母亲的精神活动、言语功能讲话，这就是“鬼魂附体”，半个村的人都围了上来，我也混入人群中。最为人称奇的是，她完全熟练地以其母亲的身份与周围的人对话，简直匪夷所思。其中一位长辈询问她，她的大女婿以及我族的两位国军军人解放后“下落不明”，是否已经到了台湾？她说三位均已安全抵台。

这是1950年代的事情，我当时亲耳所闻，因为三人中有我父亲，故印象深刻，但也只能做参考。到了1979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我父亲及其族叔父二人均返乡探亲，而那位姑老爷则在台湾病逝，这就验证了鬼魂附体时，其所言不谬。

文革后期，我族一位孤寡老妇人，官称为“三老太太”，临死前得到我母亲的悉心照料，死后有一次在邻居走娘家的一位女子身上附体，点名让我母亲与她见面，邻人叫我母亲去，我正好在家，但我患有恐惧症，不敢跟随前去。我母亲回来后说了一件无法理解的事，那就是“三老太太”向她抱怨，说她的女儿一次给她烧纸钱时，跑错了坟头。

以上诸事件皆我亲历，虽不能用现代科学解释，但可以作为未来科学研究探索的信息，可能涉及更深层的宇宙奥秘、生命密码、天地之道。所以，民间至今对鬼神持“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的矛盾态度，前一句要求人们尊重事实并给神秘文化留下生存和研究的空间，符合圣人“君子於其所不知，盖厥如也”的谨慎态度；后一句要求人们不要陷入“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泥淖，被左道旁门所左右。

在接下来的数年中，我也有过遛乡画像的实践及卖画的经历，皆以失败告终。也曾毛遂自荐到工艺美术社去画出口的仿古绘画商品，也未获认可。1975年，大舅托人让我到徐州地区航道段打工，也就是修护大运河的坡堤，俗称“护坡”。参加“护坡”工程队的劳动，没有告诉生产队，属于私自外流打工，所以两年多时间里我不敢回家，有时爬到高山上眺望老家，耳边遂想起古诗：“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磊磊。欲归家无路，欲渡河无船。心事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护坡”两年的时间里，我的口粮当然捞不到，可以理解为不劳者不得食；而且连家中老母亲的口粮也被生产队扣留，她每日参加劳动，扣发她的口粮纯属于株连无辜，其间临村滕绍銮同学给她送去一口袋小麦，弥足珍贵。“护坡”工程每月可净得30元，属于小工；技工也谓之“大工”，可收获45元。

1976年在北洞山“护坡”时，常去化肥厂同学王洪才那里聊天，他的宿舍与张书记毗邻，遂以我的绘画特长向张书记推荐，请他将我留在厂里打工。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或许是机缘巧合、命运转机，化肥厂正准备从所在地龙庄村招收30位合同工。张书记将这一信息告诉我的同学，但我不是本村人，我的地主家庭出身也不符合招工条件，我对此也不抱希望。但天随人愿，我的二姨夫恰好在本村所在的茅村乡任“副书记”，王洪才同学就带我直接找到村里负责招工的陈广治大队会计，以我二姨夫的名义请他考虑我的招工可能性。

化肥厂与焦化厂都在龙庄，他们村的人大都被招工，名额不是问题，但我的可怕出身加上户口不在本村，陈会计也拿不定主意，就与我一同到乡里找到二姨夫刘运堂，得到他的支持和保举后，也就顺利地进入了化肥厂原料车间当上了合同工。

当上合同工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我的命运，我原来参加“护坡”工程还可净收入30元，而我进厂工资也是30元，还要交生产队15元以得到集体承认我入厂的合法性，另外15元只能勉强糊口，我不能全部到食堂买饭吃，经常利用车间为合同工热饭的火炉自做饭菜。但是我具有了合法的地位后，可以自由回家。

在厂期间我还有一半时间脱产搞宣传展览，其中一起搞展览的徐勇成了我的好友。我还利用徐勇负责制作发放工作证的机会，帮我搞了一个，因为我们合同工不属于正式编制，不发工作证。所以我有时利用这一“非法”证件去徐州参加各种美术展览，也可以人五人六地显摆、乐滋滋地精神胜利，体会一下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招摇过市的感觉。

以上只是过渡性的，真正的人生转机出现在1977年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以前在文革中“推荐与选拔”工农兵大学生时，有一次柳新小学的张校长负责报名，我曾冒险一试，结果可想而知，不能报名。现在邓小平主持的改革，没有了报名限制，我就在工厂所在的茅村乡报了名，并参加了初试。

也许是上帝有灵，初试在茅村中学，那次的数学考卷我只做了半面，不知反面还有题目，故而这半面全部答对，而且反覆检查了三四遍，到临交卷时才发现后面还有，已经来不及了，故而初试失败，监考老师大呼可惜，但也感谢他未能预先提醒我，这让我想起鬼使神差、造化作弄人的说法。

当时心中懊丧，也只好认命，老老实实地做工，而与我同时参加考试的应届青年刘洪好友，却顺利考入南师大，他后来改名刘宏一，现为深圳大学党委书记。

不久后，在地区教育局工作的徐新民老师委托尚鹤松同学到厂找我，让我准备参加下一次高考。我仍然半信半疑，只是观望，后来正式通知下发后，我遂请假到母校参加复习考试，数月后在郑集小学的考场参加了考试。1977年高考时，除少量同学进入南大等外地高校，大多被录取在教育学院，我班参考者全部录取。

1978年高考成绩发布后，我以五门功课平均85分以上的成绩名列前茅，数学得了90多分，初中参加阅卷的武世俊老师事前就告诉得了高分。填报高考志愿时，徐新民老师托人转告我，拣最好的学校大胆填报，此事与化肥厂的同事魏道新前辈交流时，他犹豫一会说：最好的？难道可以填报南开、复旦吗？然而我却填报了北京大学，被顺利录取到中文系读书。

我与谢冕先生的合影

北大读书期间，我常去王力先生家请教，他是上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院四导师的得意门生，他家里客厅悬挂着梁启超书写的对联。他只给我们做过几次讲座，没有直接为我们授课，直接授课的是其弟子唐作藩、郭锡良等，由于我与王先生的特殊亲近，并直接请他教授格律诗的写作，因此我们可以算作清华国学四导师的再传或三传弟子。

王光美陪同赵元任造访北大时与我班同学的合影。前排依次是周祖谟、周培源、王力、岑麒祥、吕叔湘、赵元任、张龙翔（校长）、韩天石（书记）、朱德熙；王光美在赵元任与张龙翔之间后排的位置，我在最后排陆俭明先生上面只露半面

1980年代初，四导师中唯一尚在的赵元任先师造访北大时，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陪同，我班同学得以与王光美直接对话，并合影留念；这与我1966年与刘少奇的面对面的经历血脉相通，堪称因缘际会。

我的外语课是俄语，与邓小平的次子邓质方同班，外交部调来的张旭老师还让他用“我爱父亲”俄语造句。77、78两届大学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也是中国之命运的转折亲历者、参与者、主导者。然而，人们不能忘记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惨死、下及邵玉田老师最后的行为艺术，应该懂得感恩，珍惜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应倒退。

我与南京政治学院满天澄及其同事与林庚先生的合影

我属于世代书香的读书人家庭。道咸年间，我的上溯第九代祖先之弟，因培养出一位大学士外孙蒋兆鲲，曾获圣旨嘉奖表彰；第八代祖先在京城任职，为其画像题辞的文化人顾彭龄诗句中有“胸次展经卷”的诗句。我祖父常说，我的高祖父教过书，他又办学教书，我北大毕业后也在大学任教，我们是隔代一位教师的家族。

所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之道似乎是我的家族使命，我的“画家”梦破灭也是命运使然。但是邵玉田老师的美术教育，却是我人生转折的契机，终生难忘。我退休后在儿子家时，常去上海玉田路上的家乐福超市购物，走在玉田路、玉田支路上，老师的音容笑貌挥之不去，故撰写这篇回忆录以表相思纪念之情。

2018年5月3日，北京大学120年校庆期间，专门组织77、78两届毕业生聚会，事后我写了一首诗记其事：

卅六华年似浪萍，

心猿意马觅前程。

蓦然回首寻来路，

两语三言话“未名”。

徐州老乡北大门前合影，其中有仇正伟、林金荣、赵后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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