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丨​孙涛：活着的榜样赵树理为什么惨死？

作者简历

孙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原太原市作家协会主席，太原市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第一至第四届赵树理文学奖评委会委员，被太原市政府授予太原市文化领军人物、优秀作家称号。

原题

赵树理的惨死

作者：孙涛

赵树理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在抗日根据地最早自觉实践《讲话》精神的作家。1943年4月，担任中共北方局调研室调研员的赵树理深入山西左权县，完成了《小二黑结婚》这部小说。同年9月，这部小说正式出版，第一版就印了2万册，在太行山根据地的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接着又印到4万册。山东、淮北、晋绥、冀中根据地也纷纷印刷发行。

很快，这部小说就传到了国统区的陪都重庆。曾亲自采访过赵树理的美国记者贝尔登，在一篇文章中称赞赵树理说：“在解放区，除了毛泽东、朱德，就是赵树理最出名了。”赵树理是从根据地和解放区走出来的作家，不同于那个时代的大作家老舍和巴金。他的主阵地在根据地和解放区。

1946年6月26日至7月5日，在中共建党25周年前后，赵树理的又一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在延安《解放日报》连载。其中6月28日未载，还特别标明“《李有才板话》停刊一日，特启。”连载首日，同时刊发了冯牧的评论《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推荐〈李有才板话〉》。

同年8月26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周扬的文章《论赵树理的创作》，对赵树理和他的创作，高度总结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

在“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将死去的鲁迅作为一根棍子，为什么对赵树理这样活着的“胜利”榜样，却要任其受迫害和被打倒呢？在新世纪一波又一波研究赵树理的热潮中，有学者作了如下分析：“毛泽东……十分明了赵树理的‘落后’之处，所以他对赵树理不置一词，就是因为他明白赵树理要被他扫入历史，只是在当时的形势下需要一个土生土长的、为农民考虑的作家来唤起农民的革命热情，他才听任周扬把赵树理抬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摘自2008年第9期《浙江社会科学》刘旭著《文学史中的赵树理》，转引自山西省作家协会《中国赵树理研究》2011年第3期）

无论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于1959年批判赵树理，还是“文革”开始后，山西省委和其后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大规模地组织文章批判赵树理，他在作品中描写“落后”都是一个核心话题。

早在“文革”之初，对赵树理的批判，就是先由晋东南地委出面，接着由省委决定全面兴起的。当时，赵树理在晋东南地区他的老家沁水县挂职，最早将他推向审判席的，是晋东南地委的领导班子。

1966年7月20日，以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副书记仝云为首的13名地委干部，在地委大楼的三楼楼道里，给赵树理贴出了题为《借下乡体验生活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从赵树理在晋东南地区的所作所为看他的本质》的大字报。

当时，晋东南地委还在严格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做出的决定：“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的“八条规定”。这张长达一万三千多字的大字报，展开了对赵树理的全面揭发批判。7月21日再次以地委书记王尚志、副书记仝云牵头，更大规模地联系了地委常委、晋东南军分区司令员、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地委秘书长等17人，贴出了题名为《赵树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面面观》的三万多字的第二张大字报。（摘自陈为人著《斗争正未有穷期———赵树理悲剧命运的“百慕大”》。见作者所著《山西文坛十张脸谱》一书，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年6 月版）

晋东南地委如此而为，是奉了省委之命？还是他们自觉为之？恐怕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带头批判赵树理的地委书记王尚志，很快在遭遇造反的群众冲击和批斗后，不明不白地悲惨而死。副书记仝云，也成了被批斗的走资派。10年之后，这位仝云成了太原市委的副书记，又在王谦领导的揭批清运动中，被打成了“四人帮伸向太原市的黑手”，备受批斗。制造悲剧者，又陷于别人制造的悲剧中，这已经是那场“文革”中的常态了。

在晋东南地委官方出面批判赵树理之后，1966年8月8日，省委宣传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对赵树理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文艺观点和许多作品，进行了揭露和批判。8月9日《山西日报》第4版刊发长篇消息报道了此事。这个名为座谈会的小型批判会，由宣传部部长卢梦主持。据《山西日报》报道，应邀到会的，有“太原市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解悦、胡春琴、牛发和；太原市工人业余文艺作者张桂根、马晋乾；省城文艺工作者马烽、李太和、王孔文、陈令霏、叶汝莪；省市机关干部蔡肇发、曲润海、李瑞芳、张孔森、武振国、王一民；山西大学教师杨韶华、学生詹进宝等二十余人。”这些人在“文革”运动的强力裹挟下，先做了枪手，在其后的十年中，他们中除个别人有幸平安度过外，大多数人又被“文革”运动裹挟下的其他枪手击中，成了被革命、被专政的对象，也受尽了各种苦难，经历了各种思想的和肉体的炼狱。

受人民爱戴的作家赵树理，就这样被“文革”推上了不归之路。各种各样的批斗会，不知开了多少回，赵树理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最初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后来就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作家”。再往后，因为赵树理年轻时，有过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的经历，头上又被加上了一顶“大叛徒”的帽子。

赵树理被戴上这些帽子，在被批斗中受了不少皮肉之苦，1967年肋骨被打断。到了1969年晋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赵树理被军宣队和工宣队定为斗争对象批斗，强迫这位老人站到三张摞起来的桌子上低头认罪。赵树理强忍屈辱，既不屈服也不认罪，被人推下来，摔碎了髋骨。

1970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对新一年的斗、批、改方向，提出了四个“要”的内容：“要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基层。要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在政治领域中按照党的政策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在经济领域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有步骤地打击资产阶级的腐蚀和破坏。要把教育、科研、文艺、新闻、卫生等方面的革命坚持下去、深入下去，取得新的成果和新的经验。”

2月24日，新华社又发出通稿《清华大学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介绍了清华大学在跨进伟大的七十年代以后，将革命大批判深入发展到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对刘少奇及其在清华大学的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在科技和生产中疯狂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批判，对刘少奇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明及其在文艺领域里的代理人周扬、夏衍、田汉、阳汉笙‘四条汉子’的批判，对学校各学科封、资、修思想体系的批判，以及对哲学、教育、经济、历史等各个领域中修正主义的批判，继续肃清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

当年的两报一刊社论，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而清华大学“文革”的方向，又引领着全国的“文革”。在山西省，这场革命大批判可以联系的对象很多，著名作家赵树理，就成了被省革命委员会选中的活靶子。

到了1970年6月25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向全省下发了一个《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省里组织专门队伍，成立了批判赵树理的写作班子，太原市革命委员会也紧跟不舍，抽调笔杆子，组建起批判赵树理的革命大批判组。

７月24日，《山西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由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写作小组署名的长文，题为《把一贯鼓吹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家赵树理彻底批倒批臭》。第二天又发表了大寨人的署名长文，题为《赵树理是贫下中农的死敌》。

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写作组炮制的《〈三里湾〉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反动》一文，也在８月17日的《山西日报》发表。这次对赵树理的批判，持续了一年之久，《山西日报》是主阵地，辟出专版，设计了通栏大标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把反动作家赵树理彻底批臭”。各地市的报纸，也纷纷组织专稿，加入了这种大批判。仅以省革委发出那个“批赵通知”算起，1970年下半年的《山西日报》上，就发表了76篇批赵文章。

1970年9月17日，省、市革命委员会在太原市湖滨会堂内，召开了批判赵树理大会。赵树理被从关押之地军管专案组（临时设在原省高等法院内）直接押到会场。批判会开始，赵树理被两名工作人员从后台押出来，站到主席台上。此时，坐在第一排的一名军人，起身跳上主席台，一把将赵树理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揪了下来。赵树理一个趔趄，几乎被揪倒。

批判会开始不久，赵树理就手捂胸口，频频向主席台的出口扭头。有工作人员上来，和赵树理说了几句话，转身从后台搬出个木椅子来，放到主席台右侧，让赵树理坐上去。赵树理手捂胸口，跌倒在地上。工作人员又从后台搬出个学生课桌样式的小桌子，放到赵树理面前，赵树理就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抓紧桌子，将上半身伏在了小桌面上。

不一阵子，见赵树理的头趴在桌上晕倒了，工作人员才将他拖回后台。五天后的９月23日，赵树理含冤而死。

1970年９月18日，《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刊出太原市革委会通讯组和本报太原记者组联合写的报道：《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省城召开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大会》。报道写道：

“太原市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组长杨丛林同志，代表市革委会首先在会上讲了话。……他强调指出，我们太原市广大工农兵群众，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头彻底革命精神，把一贯鼓吹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家赵树理批倒批臭。”

“太原重机厂工人赵连贵、阳曲县城晋城驿大队革委会主任杨栓富、南郊道场沟大队贫农社员吴坤驹、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太原某部一等功臣王运、插队知识青年、马头水大队珍珠峁生产队社员张克明、市革命文艺工作者阎雨生等同志，在大会上进行了批判发言。”

“在革命群众发言批判后，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政工组副组长王文章同志代表省革命委员会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批判赵树理是我省政治思想战线上一场重要战斗。我们同赵树理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我们同他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最后，他希望全省各条战线的同志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把彻底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群众运动更加深入地开展下去……”

该日的《山西日报》头版只有两篇文章。在这篇报道下面，是山西日报评论员的文章：《高举革命大批判旗帜，继续深入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文章在指出批赵的种种革命意义后，强调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中指出：‘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把政治思想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争进行到底。’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就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场重要战斗。我们一定要把批判赵树理的这场斗争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下去。”

该文又强调说：“‘批判资产阶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我们发出的战斗号令，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战斗任务。‘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让我们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积极参加这场战斗，把反动作家赵树理彻底批倒批臭！”

1978年10月1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赵树理骨灰安放仪式。周扬主持，刘白羽致悼词。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全国文联副主席巴金等送了花圈。山西省委书记王克文、副省长武光汤，作家马烽、孙谦、刘江、贾克和赵树理的家属一道参加了追悼会。 

选自孙涛著 《虔诚与疯狂》

略有删节，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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