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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丨主宰了我们生活八年之久的军代表

​马昌海 新三界 2021-04-24
原题
 主宰了我们生活
八年之久的军代表
 


作者:马昌海


 
军代表成为生活中主宰的历史背景
 
这段回忆的历史背景,要从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地位和人民解放军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这两个方面来分析。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体现在延安的两次讲话中。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中说:“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毛泽东在演讲中说了许多讽刺知识分子的话,从讲话的风格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分子没有好感。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了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到了《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虽然肯定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但他的结论是:“今后政府应有计划在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与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这个态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以后曲折经历的思想背景。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四十七条中说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意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也就是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只是一个施行时间早晚和以什么方式来完成的问题,改造是必然的。概括地说,思想改造的最后目的,就是要统一思想,使思想一元化,使个性丧失,使任何属于个人生活的东西都纳入集体,思想改造运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知识分子不能有独立性,不能有私人生活的空间。

1951年10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次会议以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进入了一个高潮。

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通知中说:“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

因此,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同年12月9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思想改造是知识分子对人民祖国的责任》:“这是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和平改造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必须经过一番痛苦才能放下包袱而感到轻松愉快。思想改造自然是长期的,这是说,从一个阶级的观念形态的转变,不是几次会议,一个运动所能全部解决的,必须经过长期斗争的磨练,像毛主席教育我们要经常扫地,经常洗脸一样。”

这是1949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清理,为随后到来的1952年的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1951~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目标,就是要彻底摧毁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正义感和独立精神,使之产生一种原罪感和负罪感,感到自己的出身、教养、经历、社会关系和世界观……无一不是有罪的。群众运动的本质就是简单粗暴狂热,最后为求得累累战果而深挖猛打。这样的歪风邪气一旦占了上风,整人就成为一种必然。在运动中普遍采用侮辱人格的手段。以激烈粗暴的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政治清算(包括清组织)的思想改造运动,使知识分子产生自卑、自贱,掺和着无奈、恐惧和愤慨,疏离了建国初与执政党的亲和关系。

对这场运动,画家叶浅予后来有一句话说到了要害:“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

195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中规定: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教师,在做了必要的检讨以后迅速过关;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百分之十三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于过关;只有百分之二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做适当处理(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这种预先设定敌我百分率的做法,是绝大多数冤案产生的根源。

惊心动魄的反右派斗争之后,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归于毁灭。毛泽东1957年11月7日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时说:“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是1956年,我看是在1957年。1956年改变了所有制,这是比较容易的。1957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在此袒露心迹,把反右派斗争看得比改变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更为艰巨、也更为重要……

知识分子在此后果然成了惊弓之鸟,噤若寒蝉。于是便有了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1964年的“四清”运动和而后的十年“文革”。反右派运动重新确定了知识分子的贱民身份,是对中国知识阶层的整体政治迫害。所以1962年,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举行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使与会者非常激动。但由于毛泽东对此事没有表态,“脱帽加冕”便难以成为现实。

在知识分子地位下降的同时,是军人地位的高升。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继任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上台伊始,林彪便积极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60年,林彪掀起了把解放军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运动。自1963年3月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后,对雷锋及后来的欧阳海、谢臣、王杰、刘英俊等模范人物“高、大、全”式的宣传,使人民解放军的声望如日中天,军队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愈发显得重要……在毛泽东看来,人民解放军不仅做到了“又红又专”,而且其“成功”的政治工作经验完全可以推广运用到全国各行各业……


“文革”爆发后,由于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受到冲击,各行各业的日常工作陷于停滞瘫痪,毛泽东只好派军队介入和接管,称之为“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先后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有280多万人。“三支两军”在全局上对稳定局势有一定的作用,但在某些方面和某些阶段却又激化了矛盾,加剧了冲突,败坏了社会风气。同时,整个所谓的“支左”也使军队深陷政治漩涡,严重地损害了军队自身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建设和军队的发展。

于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军代表就主宰了我们的生活长达八年。
 
劣迹斑斑不得人心的军管组
 
我最早接触到的军代表,是1967~1968年派驻北京各中学的军训团。当时每个班级都有一名现役军人当排长。我们班的王排长是北京军区空军部队的,山西人,参加过援越抗美战争。那时与军代表接触不多,还没有多大的矛盾冲突。

后来我在锡林郭勒草原下乡插队,因靠近中蒙边界的“反修”前线,战备的气氛很浓,再加上挖“新内人党”运动和在牧区重新划分阶级等严重错误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动荡,1969年12月19日,中央决定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内蒙古军区因此降为二级军区,作为地方军区划归北京军区指挥。派到锡林郭勒盟的是北京军区65军第195师所部。军管对稳定当地的混乱局势起了很大作用,但这些野战军军人自恃“军管”的特殊地位,趾高气扬,继续推行极“左”的一套,干了不少错事甚至坏事,不得人心。

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城市知识青年,满怀真诚的理想,天真地在社会上历练,城府不深者就会吃亏。西乌旗哈拉图公社一个多才多艺的北京知青舒小明,凭着“关心国家大事”的满腔热情,向军管组直言不讳地提了几个比较尖锐的问题,结果被西乌旗军管组说成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就是知青给军管出难题”。本来内蒙古歌舞团和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都曾想招收这个才艺出众的知青,但屡次都被军管组硬卡着不放。

派驻我们公社的军管组组长是年轻的“王班长”带着3个战士。相当于营级的公社书记在他们面前都俯首帖耳、唯唯诺诺。这几个战士中陈姓军代表和张国保是石家庄和太原68届老高一的学生,还有一个66届老初三的王姓农村兵,都是我们知青的同龄人,只不过是他们当了兵,我们来插队了,结果处境竟然是天壤之别。

协助军代表工作的一个知青,大概是为了讨好军代表,把我的一本文革期间编选的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万岁》送给陈姓军代表看,结果有去无回。我曾向军代表表示过有机会想去大学深造的愿望,军代表们都默不作声。只有那个王姓农村兵表示不解:我要是有你这么高的文化早就心满意足了,你这么有知识,还想上大学?我和他都是66届老初三的学生,连高中都没上过,谈何知识水平?后来这些执行军管任务的战士在一夜之间突然秘密撤走,我那本来就虚无缥缈的希望也就必然落了空。

公社军管组组长“王班长”曾多次奸污女知青。面对家长的申诉控告,为了包庇部下,其上司、掌管数个公社军管组的杨排长,竟然在知青家长面前拔出手枪,将办公室桌上的玻璃板拍碎,大喊大叫,保证他的下属没有问题。以此来威胁和震慑。但这个小“班长”最终还是被五花大绑送交了军法审判。

1970年的夏天,我去锡林郭勒盟首府锡林浩特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三千人讲用大会”,一个知青代表在闲聊时说,有人在锡林浩特市照相馆门前看到一排老鹰(座山雕)皮在晾晒,听说是65军耿副军长送来请照相馆用化学药剂做熟化处理的,大概是想制作一件轻柔的皮衣。我们不禁咂舌:这得用多少老鹰皮才能做成一件衣服?也太奢侈了吧。

驻西乌旗的军管组组长周秀峰,本是65军的一个团政治处主任。1970年他拿着一个提包来西乌旗上任,同为县团级的原旗委书记和旗长在他面前都是服服帖帖的。而1973年撤离的时候,已经被提升为师政委的周某却是带着三辆卡车的木材和各种物资满载而归。

原西乌旗军管组的余副组长因为在西乌旗受惠数年,作威作福,自我感觉良好,后来转业时竟然要求回西乌旗工作!结果今非昔比,西乌旗坚决不要,有人甚至还扬言要打他。余副组长闻讯只得匆忙逃离。
 
极左与不学无术造成很大危害
 
没有想到,1972年离开草原转到纺织工业部“五・七”干校,千里迢迢来到小小的湖北安陆县,又遇到了军代表!

大多数军代表虽不是坏人,但他们自认为来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极“左”面目和不学无术,却给人们的工作与生活都造成很大的危害。

海军派驻纺织工业部的军代表叫毛洪祥,这个毛代表的最可恶之处,就是1969年部署下放“五·七”干校时,下令原纺织部机关及纺织科学研究院和纺织设计院的职工一律将户口迁出北京,同时交出原来在北京的住房,彻底扫地出门。这样,就给日后这些干部调回北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当时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部门,在部署干部下放劳动时,都没有迁户口及交出住房。只有纺织部等部门做得最绝。

毛代表曾多次到安陆“五·七”棉纺厂视察。一次在干校农场看到正在给窗户安装铁栏杆,不禁勃然大怒:你们这是在防备贫下中农吗?结果铁栏杆停止安装,为日后附近的农民入窗盗窃提供了方便,农具和储藏用品经常被洗劫一空。农场因此不得不每天夜晚安排数人值班巡逻,与偷盗的农民发生打斗的事情时有所闻。

针织工场的建筑设计方案是两层楼,由八根粗大的立柱贯通上下,一层是编织和漂染车间,其产品可用电梯送到二层的成衣车间加工。结果,厂房一层建筑刚刚完工,正准备盖第二层时,毛代表来了。一看到厂房一层屋顶上耸立的八根方柱,毛代表就厉声斥责: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搞什么“高、大、洋、全”?结果工程被迫停止,成衣车间的设计施工方案也被取消。编织和漂染车间正式投产多年后,车间房顶那八根大方柱还一直孤零零地高耸在那里,成为“五·七”棉纺厂一道奇特的景观。忘了是哪年才截断去除的。

编织和漂染车间位于“五·七”棉纺厂的东北角。成衣车间的设计施工被迫取消以后,厂里只得另选地段,隔着巨大的棉纺织主厂房,在厂里的东南角兴建了新的成衣车间。原来的设计方案是楼上楼下,电梯输送。现在却要专门雇佣几个农民工,每天将编织和漂染车间的产品推到成衣车间加工。

早在1969年6月建厂之初,武汉驻军8228部队就向“五·七”棉纺厂派驻了五人军宣队,队长臧福义参加了厂筹备处领导小组。1971年6月,“五·七”棉纺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军代表王德全为革委会排名第一的副主任。

根据纺织设备的运转周期,要定期进行“平车”(把机器拆开修整、替换磨损的零件后,重新组装),分“小平车”和“大平车”:半年一“小平”,三年一“大平”。因此,每天都有一些机器设备处于“平车”的状态。“大平车”时连地脚螺丝都敲掉了,要重新用水泥封固。一次“大平车”往往需要7—10天才能做完。所以,“平车”肯定会影响到产量,但这是必须做的事情。

一个军代表某日忽发奇想,给工程师出身的原北京干部、织布车间副主任叶学良打电话:能不能想个法子,使得织布机在“平车”的同时继续织布,不影响生产(也就是把织布机拆了,同时还能让它继续运转织布)?叶学良连声答应,说我们一定想方设法。放下电话,有人看见其嘴角露出了一丝不为人所觉察的轻蔑。

王代表大概是政工干部,喜欢作报告,针对厂里和青工中的问题,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两个多小时,大话、套话连篇,令人厌烦。他还多次带人趁工人们上班无人时搜查青工宿舍,看看有没有“黄色”“反动”书籍和电炉子等其它违禁品,因此不得人心。

在1974年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人匿名贴了大字报,说他喜欢深入单身青年女工宿舍找人谈心,还动手动脚的。结果把他搞得灰溜溜的,后来就调回部队了。

尽管群众意见很多,但军代表的家属都在厂里安排了工作,还分配了住房。这些军代表大概是1975年撤离的,从此成了那个荒唐年代里的一段回忆。
 
原载电刊《昨天》165期,有删节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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