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丨冯骥才：一个8岁的死刑陪绑者

  作家简历

冯骥才，1942年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宁波慈溪县，当代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民间艺术工作者，画家。早年在天津从事绘画工作，后专职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化研究。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是“文革”后崛起的“伤痕文学”代表作家，1985年后以“文化反思小说”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

原题

1968年，

一个8岁的死刑陪绑者

作者：冯骥才 

1968年，8岁，女，Y省G市学龄前儿童
愈揪不出爸爸愈冒火——公安局确定反动标语是一米二左右孩子写的——糖果、看电影、割掉爸爸的鼻子喂老虎——我被押到刑场面对一杆枪——“别怕，孩子，他们在逗你玩儿呢”！——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

“文革“”時期紅衛兵的口號，“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圖片：《人民畫報》1967年）

你要求亲身经历文革的人自己口述，我想转述一个故事给你。这是当事人亲口讲给我的。我一直打算把它写成小说，可是谈了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些篇章后，觉得这故事放在你的书中更合适，我想你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深刻的典型，更能揭示“文革”的残酷性。

这故事的主人是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怎么，你不信？对，八岁；不是十八岁。她面对一口枪时，并无绝望心理，相反认为好玩。你别急，我说这故事马上讲给你，而且完全如实地讲，不加一点虚构的渲染。我知道你要求一种事件本身的彻底真实。

那是（一九）七九年，云南边境的战火未熄，我去前线采访。由北京飞到昆明后，忽然感到胸闷，喘不过气。有人说这是高原反应，往南下地势低就会好些，我便一天也没在昆明停留，拉上两个从北京来的画家搭伴，乘车经K市到达G市。据说由G市再往南必须翻山越岭，必须搭军车。天色已晚，不容易找到车搭，便在G市过夜。G市已经很有些前线气氛了。街上有许多军人；不少装满军用物资的大卡车，蒙着大网，插满松枝做防空伪装，停在道边；人们谈话也大多是战争内容。我们跑了几家旅店都因客满而碰壁。经市委安排，我们住进市委的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饭时，服务员是个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少女。她好勤快，可给我们上菜时一看我就笑。她长得漂亮，一笑更漂亮。但这不是城市常见的那种艳丽的、时髦的漂亮，而是像云南山水，清亮照人，一无修饰。我真很少看到这样一双透亮的眼睛，她撩起眼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钢琴的高音区敲一下琴键。随便一笑，都是把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觉送给你。可她不像一般云南姑娘那么矮小，例像北方乡间的女孩子，红扑扑脸蛋；端起菜碟来，那胳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头都是圆圆的。她的漂亮是溶在一种淳厚的气质里。我问她：“你为什么总笑我？”她说：“你个子太高嘛！”又一笑。她说得直了了。

也许我见到城里的姑娘都太会说话，会装腔作势和绕弯弯儿，一遇到这种纯朴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乡野看到树林、草原、飞鸟、自在流倘的河水那样，一片自然，令人欢愉。我同行那两位画家比我对美更敏感；画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俩向她提出，晚上她下班后，请她到我们房间，为她画像。她表情似乎有些为难，可是当两位画家告诉她，我是个作家时，她专意看我一眼，这回没笑，竟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晚上，她来了。刚刚下班，白布围裙还没解下，进屋时使围裙擦着刚洗过而湿淋淋的一双白手，这滚圆的小手给凉水刺激得通红。两位画家请她坐下，支起画板，这时她略略有些拘束。一位画家说：

“老马，你跟她聊聊天，她就会放松了。”

我笑着对她说：“你不怕作家吗？”

不料她挺郑重其事地说：“我正在找一位作家，写写我。”

我大笑起来，说：“你一个小姑娘有什么好写？写你哭鼻子吗？”

更不料，她那明亮的眼睛一下于暗下来，好像乌云的阴影顷刻笼罩水面，居然一种忧虑的、愁惨的、苦涩的情绪灌满了她的眼眶。这决不是一个纯真的少女应有的神情，倒像一个饱经苦难的人才有的目光。她自言自语地说：“你不写，将来我练习，自己写！”

我怔住，难道这姑娘真有什么非凡的经历？我点点头说：“好，你说，我给你写。”就在说这话时，我要命也想不到，她竟然说出了下面一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她说：

“我当了十年反革命，去年才平反！我父亲是市委的中层干部，我家住在市委宿舍大院。‘文革’开始时，我六岁，那时什么也不懂，记的事也都模模糊糊，有的事还记错了。比如我记得一次有一群人闯进我家翻东西，打了我一个大耳光，很疼。后来爸爸说，没人打我，那是打爸爸的。大概我记得的只是一种感觉。打爸爸就像打我，很疼很疼的感觉。爸爸在‘文革’前是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文革开始时挨批，靠边站了。后来造反分两派，爸爸参加了一派，偏偏‘支左’的军队介入，支持另一派，爸爸就倒霉了。可爸爸这派大多是市委的中层干部们，组织性强，‘文革’初大小都被冲击过，更不敢做半点打砸抢那类过火的事情，对立面抓不住把柄，很难把爸爸这派搞垮。但一次两派大联合谈判时，爸爸这派头头没注意，把一本《红旗》杂志坐在屁股下边。对立面有个精明的人上来一下抽出《红旗》杂志，里边有毛主席的照片。那时的杂志几乎全有毛主席像，这么一下就被对方揪出来。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军宣队立即宣布爸爸这派是反动组织，这派马上垮了。开始揪坏人，凡是过去有点问题的都给打成阶级报复分子、黑帮分子、反革命分子。可他们拿爸爸没法子，爸爸没有短儿。他以前当干部处处长时，总得罪过人，有人恨他，恨不得这下把他整下去。派出不少人内查外调，愈查不出问题火愈大。爸爸本来是不抽烟的，那时却天天抽许多烟。一天抽烟睡着了，把棉褥烧个大窟窿，多亏妈妈一盆水泼上去。真烧起来就会被人家说成放火搞破坏或企图畏罪自杀。压力真是压足了。我妈的心脏不好，整天闹心跳。不知哪天要出什么大祸，可没料到一天出了一件意外的事，目标全集中到我身上。

“这天，我们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写着‘打倒毛主席’五个字。公安局来查，根据现场情况确定，是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写的。他们根据三条：一是反标的位置离地一米，比成年人蹲着写高，又比成年人站着写矮，正好是小孩站着写高矮正得劲的高度；二是字迹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笔迹；三是成年人写这种反标不会写‘打倒毛主席’，应该写成‘打倒毛泽东’。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总共十一人，当时排排队，确定四个重点，都是父母有问题的。只有父母有问题，孩子才可能写这种反标。这时，爸爸对立面那派插手了这件事，说是协助公安系统破获这超重大反革命案件，内定重点是我。说我爸爸反动，又狡猾，对‘文化大革命’怀恨在心，教唆我写的，当然，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是想搞爸爸。当时我八岁。

“他们把我弄去，开始是拿糖哄我承认。从小我爸爸就绝对不准我说瞎话的，也许由于这严格的家庭教育，救了爸爸他自己，我说不是我。他们便送我小人书，画片，还要带我去看电影，我还说不是我。他们就冒火了，那群大人围着我一个小姑娘拍桌子打板凳吓唬我，说我再不承认就去打我爸爸，还说他们要使什么法子打——说用钢笔扎爸爸的眼睛；说用绳子勒住爸爸脖子不叫他吃东西，活活饿死；还说用刀一块块割掉爸爸的肉，手指头、耳朵、鼻子、舌头，一样样带着血扔进公园的笼子里喂老虎。说着真拿起一把刀，装作马上就要去的样子。我吓得哭呀，求叫，怕呀，叫呀，可是还是没说瞎话。我那时才八岁呀，很容易受骗，很容易被吓得上当，为什么始终咬住没胡说，自己也弄不明白。现在想起来真后怕，万一上了他们圈套，一句话，爸爸早给枪毙了。那我也活不到今天，等长大懂事，自己也会悔恨自己而自杀了。

“那段时间，他们为了给我增加压力，把我当作反革命，当作真正的囚犯关起来，不准我和爸爸妈妈见面，倒是很少打我，但常饿我。每天提审一次，随后他们好像没招儿了，就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斗，也挂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上‘叉’。那天给我的印象很乱；围了许多人喊口号。我一眼在人群里看见妈妈，她睁大眼睛全是泪水，头发很乱，我大叫一声：‘妈——’就昏倒了。后来放出来，妈妈说，那天她并不在场，倒是通知她必须去参加我的批斗会，可是她心脏病突然发作，没去。

“一天，我不想说那一天是几月几日。我家永远记得那日子，我一说，我现在立即就会……就会……好，我就说这天的事吧！

“这天，他们说今天要枪毙我。我不懂什么叫枪毙，问他们，他们说，就像电影里打敌人那样，开枪打死你。我哭了，我说我再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吗？他们说，永远也见不到，而且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你。我说，不是我写的，我想见爸爸妈妈。

“我给他们带到刑场，一片大开洼地，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后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给绑着，没捆我，可我吓呆了。对面一排人拿枪对着我们，其中一杆枪对着我的脸，我忽然看见不远一群人中有爸爸！后来才知道他们在逼爸爸，叫他承认是他叫我写的反标。我放声大叫爸爸，要跑过去。这时管执行的人大减一声：‘放！’

“‘砰！’地枪响。我旁边那排犯人突然像柜子一样‘哐当’全栽倒。一个脑袋打飞了，像个大血蛋飞得老远。我吓得原地没动，以为自己死了。眨眨眼，动动嘴，好像全没知觉了。只见爸爸张着大嘴朝我跑来，扑向我，一下把我紧紧抱住。我说：‘我死了吗？’爸爸说：‘没有，孩子，你别怕，他们这是逗你玩呢，这些人都是假死！’我听了，噗地笑了，脑袋扎在爸爸怀里。我真的以为这一切一切，都是哄我玩呢！

“以后，我被放回家。回到温暖的家就以为那一切全过去了。照旧跑出去找小朋友们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我，有的还朝我扔石子儿。一次，一个过去跟我要好的小朋友骂我：‘打倒小反革命！’气得我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讲理，要他向我道歉。他妈妈出来也骂我：‘干什么，你还想翻案？’从这句话起，我好像一下子大了，也垮了，这‘小反革命’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在我身上背了十年！上小学困难，升中学也困难，红小兵和红卫兵组织都不要我。我就像在那些机关单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不敢多言多语，不敢和同学们说笑和玩，碰到不讲理的事也不敢争一句。天天下课，扫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这样做来换取同学们的好感，哪怕是一个亲切的眼神儿也好。可八年里我没有一个知心的同学，好像我身上有可怕的传染病菌，人人都避着我。上中学时我换了一个较远的学校，以为别人不知道我过去那事，好受一些。可一次下乡劳动，指导员派我去拉粪车。所有同学都不去，只派了我一个人去。我很奇怪，没等我问，指导员说：‘粪虽臭，但灵魂里的粪更臭，什么时候你不觉得粪臭了，你的灵魂就彻底被改造好了！’我才知道，背上那石头仍旧牢牢存在，一辈子也卸不下来。当夜，我跑出来，撒开腿在野地里跑了两天两夜。后来爸爸在一条大河边找到了我，我正想死。爸爸为了找我，跑了两天，鞋子都跑破了。我朝爸爸叫着，‘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活着，天天都是在陪绑呀！’

“从那时我退了学。在家帮妈妈做家务事，除去买菜买东西，很少出门，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我开除了，生活还有什么意思？我恨我年轻，前边的日子太长，没有头儿，整天闷闷的，直到粉碎‘四人帮’，爸爸单位清理文革问题时，发现一份有关我的材料，才说给我平反落实。可这时我才十九岁，又没有工作、工资、住房和查抄物资的问题，落实能落实什么呢？政治从来不对人的心灵负责。管落实的那人还不错，很同情我的遭遇，后来他想到一个安慰我的办法，也是他仅仅能做到的事情。他说，你年纪不小，不能总呆在家，应该有个工作，就到市委招待所食堂当个服务员吧。我心想，守在家，妈妈心里总有个负担，就来了。到今天，才来三个月。三个月里，我干的活比谁都多。别人以为我这是出自对落实政策的感激，才拼命干活；其实不然，干起活才能不想事呀，可有时忽然觉得自己像当年在学校打扫教室时那样，总有种负罪心理纠缠着我，摆脱不开，干着活就想到劳改，很不是滋味。这心理你们是很难理解的。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这头不好扬起来呀！”

姑娘讲到这里，喉咙好像叫什么东西卡住。但她眼里并无泪水，脸上也没有任何激烈的神情，平静得有如阴云密布的天空。隐隐的像要打起响雷，但我明白，她不会再有倾盆大雨、雷电交加的宣泄。年纪轻轻，却早把生活中最难承受的东西都消化过了。

我扭头忽然发现，我那同伴两位画家听得睁圆眼睛，张大嘴，无话可讲。画板上的纸，白白的，没有一笔，正如我当时的心境，一片空白，一片可怕的空白。

真正的残暴，是针对无辜。

（本文摘自冯骥才著《一百个人的十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本书通过描写100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的心灵历程，真实再现了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真相。）

延伸阅读

文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联络老编

给老编续杯绿茶

就摁下二维码打赏吧

昨天的记忆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童年回忆  文革经历  上山下乡当兵岁月  青工光阴  高考之路校园回望  浪漫故事  菁英人物职业生涯  学术履迹  追念师长……新三届人一路走来的光阴故事40后、50后、60后的关注热点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