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关于《九级浪》
的一段回忆
1970年深秋，我因不堪忍受文革苦难，愤然作不平之鸣。近乎本能地发出一声呻吟——这便是文革地下文学手抄本小说《九级浪》。那是一个连梦呓都不得造次的残酷年代。用“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来形容，便是：“时代整个脱节了。”阿依瓦佐夫斯基的海景名画《九级浪》，被我选作书名。覆舟之下，众多溺水者垂死挣扎的形象，直观地表现了毁灭一切的文革海难。为《九级浪》所作的准备，可追溯到一年以前。九大后，为了躲进上山下乡风潮，也是为了附庸青年司马迁游历名山大川的风雅，兼且有意识地效法青年毛泽东搞社会调查，我跑了很多地方，蹲点考察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军营：（囊中仅有一册爱伦堡大型回忆录《人 · 岁月 · 生活》，对他青年时代流落巴黎的浪漫生活钦慕不已。）憬然发现：在震耳欲绝的口号和凯歌声中，人民的生活已不堪闻问了。终于得出“文革糟得很”的结论。文革粉碎了我心中的七宝楼台，永远不能重建。那时候年纪轻，真正是傻大胆儿。明明知遗文字狱遍于全国（动笔前不久，《出身论》作者遇罗克被枪毙了，杀榜贴满京都的大街小巷。制服警察充当文字检察官，正是文革黑暗的社会景观），欲挺身而出，拔笔犯难。我自幼喜读卢骚、狄德罗等人的半文学半哲学作品，后又接触到萨特、加谬等人的著作，不禁跃跃然用生命作为砝码，压在社会这个无比巨大的天平上。那是一种初生牛犊特有的少年豪气：“人生无非是这么回事，岂有不死之人，不灭之魂?……”我深深感到痛苦，那是一种与身处时代格格不入的、众醉我醒的痛苦。尤因本人生性敏感而更甚。我不定期地产生自杀的念头，寝食难安。我只得以饮食男女为庇身之所——美食落肚，情人入怀，如同吸用海洛因一般暂时缓解了满腹忧思，无边愁绪。其时，我白天刻苦攻读马列（《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笔记》……甚至还有艾地著《论马克思主义》），而入夜后则伙同孤朋狗友大干非非之道。
艾地著《论马克思主义》
我闯下的祸事共计9999件。其中之一比小说更离奇：我在打砸抢现场被一名青年警察擒获，同去派出所。途中，双方对谈文史，甚为投机，他竟放我走了。我至今仍然很感激这位极具灵活性的人民警察，刻骨铭心。如果是另外一种常态结局，我的生活就此毁灭也未可知。那时节，正值青年反叛期的男孩子都喜欢干一些坏事，蔚为一时风尚。我曾与许多人争辩过这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我的观点是：既然文革是长达十年之久的海难，那么每个人赖以逃生的方式都无可厚非：也许你们是驾驶快艇逃生的，而我却是抱持粪捅才得以活命的，奈何?哲学的玄想、诗意的升华、宗教的信仰……乃至于“流氓加文盲”的下作，无非是泅渡苦海的一只只救生圈，溺水者爱用哪只便用哪只，悉听尊便。荒诞年代荒诞事，只怕说出来令人都不肯相信了。1969年深秋，中苏边界谈判举行，全国进入一级战备。我在青岛某邮局给远在陕北插队的朋友写信，谈及《九级浪》的构思：只因滞留时间过久，而且喜怒哀乐各种表情挂相，差一点被革命群众当做书写反动标语的阶级敌人举报……那年月，人们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真紧呀。眼见20岁将届，我必须做什么事情来迎接这个大生日。树欲静而风不止，想不做也由不得我了。于是，我挥笔写下小说的开头：“当年，司马丽还没出世的时候……”《九级浪》以第一人称描写原本纯洁的少男少女蹈入罪恶深渊。我采用熟悉而亲切的批判现实主义写法，弃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及样板戏创作原则若敝履。我紧紧握笔，握住这烫手的武器，（田汉《关汉卿》里有句著名台词“笔不就是你的刀么”）落笔如行云流水，一发而不可收。我足不出户，终日与小说中的人物为伍：陆子、司马丽、勇人、冯明、勇珍、伍行浩、伍老头、老畜生……每个人物在生活中都有一大批原型，写来从容自信，毫不费力。数年来目睹社会之怪现象及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融入人物性格及故事情节，奔来笔下。所思、所闻、所见、所为，无不归聚于这部即将出世的小说，被我选作书名。人物、故事逐渐形成。在叙述故事的同时，揭示生活本身的近乎残酷的哲理。女主人公司马丽（以及“我”——陆子）从玉洁冰清而堕入风尘，固然是文革悲剧的一种表现，却又不失为人性解放的一种方式，毕竟，他们与现代迷信做出了彻底的决裂。陆子（“我”）和司马丽是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一对金童玉女，而后则成为一对问题少年。两位主人公都是性格复杂丰富的人物。他们自命不凡，心境孤独，为应付险恶的社会环境，相依为命。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空间相当广阔，形形色色的人物走马灯似地登场表演，卑鄙、无耻、可怜、可笑。这部小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文革海难中的社会生态。“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作家是阶级的代言人。”这是那个时代人们耳熟能详的老八股。然而，我在写《九级浪》时，却清楚地发现此言不差。常常是，耳畔轰响着七嘴八舌的指令，而我则沦为记录员。然左右顾盼，室内却仅我一人……《九级浪》直露地描写了少年人的性启蒙和性苦闷，（而后者则因世道混沌而火上浇油）我以为这便是《九级浪》在当时广受欢迎和招致非议的原因。我是为了刻画人物而写性，性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司马丽的特殊身世……高级民主人士与厨娘的私生女——使性的描写不容回避。就时间而言，这种性描写实际上与西方的性革命暗暗合拍，某些思潮的兴起是不分国界的。我在描写恋爱过程中，插入极有深意的一笔：“我们争论否定之否定定理是否正确，据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我把自己关在斗室中，整整三个月。同时，又最大限度地敞开心胸，动用记忆宝库。灵光频现，佳句迭出。（描写女主人公失去童贞的文句：“一颗非常明亮的流星徐徐划过天角。我懂得，再过片刻，它将贬值为不会发光的普通陨石，降到人间。”众口相诵，广为流传。）到后来由于用脑过度，每日腹泻，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成书后，交给三两知己传阅后便收回原稿。翌年早春，方知手抄副本已如雨后蘑菇，数不胜数了。我因此结识了许多不甘寂寞的同龄人，一本正经地坐下来，漫论国事、文事、私事。（他们后来的命运泰半不妙：死了、疯了、傻了、毁了……遗憾。）再后来风声日紧。据说周恩来说过：“此人还是有才华的，不知能否为社会主义文艺服务。”江青说：“社会上有六本书反对文艺革命。”批林批孔开始后，我和当时的女友（后来反目成仇了）商议再三，决定将《九级浪》的原稿，埋在颐和园玉带桥后一个环湖的孤岛上，待云开日出时，再作道理。我在日记里含糊地记录了此事，原文如下：
“……最后，决定举行一种迷信的除妖仪式：把一束代表各—种病魔及不祥之物的纸片深深藏入土中，使其不见光日。于是，我们驾着一条笨重的小船，荡过两湖之间的门坎似的窄窄的通路，穿越朽烂的木桥，踏上那四面环水的孤岛。她先上去了。按照熟悉的路径攀上顶峰。我跟去后，发觉她竟是沿着陡峭夹壁上砸出的许多坑沿，依次爬上四层楼高的山顶！我畏缩地往后退了几步，终于咬紧牙关上去了，最后也安全地下来。在山顶，我们走过了几个凹得很深的‘回’字形深坑，在最后一个深坑前站下来。边沿上有几块风干了的人粪，坑前有半张1974年2月28日的《参考消息》。很明显，另半张用来揩了屁股，已经被风刮去了……我们轮流用铁铲和手刨开灰色的松软的沙土，清除掉横七竖八的干草和刺手的荆棘，把纸片埋起来……最后用脚踩结实。又是她先下去了。我把空书包掷下，许久才听到令人心惊的落地声。我为有这样勇敢的女伴而骄傲，但也为她这种似乎并无必要的莽撞而担心。”
我们甚至准备了足够的干粮，经久耐用的球鞋；和一把镰刀。（万一需要夜宿，可搭个草棚。）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青春的火焰总在心头熊熊燃烧，而且烛照出冰河解冻、天空放晴的明天……转过年来，张春桥发出“打土围子”的叫嚣，又一次触动了我的心病。那时昆明湖尚未放船，女友自告奋勇游水上岛。她下水了。我凝视着那异常熟悉的头影，怎样在寒冷的泛着微波的水面渐渐远去，化为一个黑斑。最后，她精疲力竭地爬上彼岸。我以为她没有气力了，手和脚不禁冒出汗来，悬心吊胆。她坐在一棵把旁枝蔓叶伸到湖面很远地方的大树下休息了一会儿，做了几节徒手操，然后向着城堡那条狭窄陡直的“胡同”走去。那穿着深黄色游泳衣的匀称的身材，就这样承负着我的痛苦、困惑以及希望消失在视野之中……我至今记得她返还后那副狼狈的样子：所有的筋肉都在颤抖，嘴唇青紫，吐字不清。待到“四人帮”垮台，我独自掘出文稿，它已被雨雪沤烂大部分，只剩残篇了。岁月如烟，匆匆不居。我于1980年代中期作为访问学者飞赴美国，而后植根大洋彼岸，过着稳定的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读书写作，悠闲度日。后半生我不打算做什么事了，只想在纸面上安排小说人物去做。混迹于上了发条一样忙碌的纽约客，手把一卷《史记》或者《后汉书》，别有一番幸福感和优越感。至此，往昔朋友们的祝福（“你将成为第二个毕卡索”）和仇敌们的诅咒（“你将自杀、发疯、入狱——三者必居其一。”）统统落空。《九级浪》似乎是我的宿命，且匡范了我的人生道路。《九级浪》好不好是回事，真不真则是另一回事。在那个谎话、空话、大话、假话充斥的可悲的时代，仅“真实”两字，便难能可贵了。来到海外，见到美国汉学家有关于文革地下文学的论文与专著，而国内也有学人发掘那一段文事，自不免生出许多浩叹。《九级浪》是一场长达百日的青春热病，而后成为我生命的深深烙印，恐至死难以磨灭。我是永远的中文作家。我是永远的单身汉（幸得两名非婚生儿子，他们各有其母）。我是永远的溺水者。我写作的小说《我俩》，第一部《我俩——北京玩主在纽约》（群众出版社），第二部《我俩——一九九三》（河南人民出版社）业已问世。百年之后，我希望归葬北京，以完成千秋万代的不尽长梦。承愿读者诸君助我，寻找一份完整的《九级浪》，深谢厚酬。
杨健专著修订本《1966-1976的地下文学》
毕汝协与“文革”手抄本《九级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