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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2年1月10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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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施明，1946年出生于广州市，1965年高中毕业，做了10年知青，1976年回城当工人，后在公司当工会干部。1984年移民美国，一直生活在洛杉矶。退休前在中文媒体当编辑。
（本文摘自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中信出版社2014年出版。） 文图选自网络，略有删节 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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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拾年丨施明：“历史反革命”母亲去世，我如释重负
原题
冤 孽
作者：施明
我们都太早地消耗了青春、梦幻，因而失去了未来。
我们都太快地摈弃掉过去，因而又失去了历史？
“黑五类”子女，这是某一特定时代给我们的定位。此外，还有几个诨名：狗崽子、混蛋、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等。
其实，我的父母亲不过是寻常百姓，并非大富大贵。新中国成立后，父母亲参加了干部训练班，在文化馆干了几年，后来双双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过不失。
但是，在1956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到1957年的“反右”后期的肃反运动中，母亲不幸被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清洗出教师队伍。
当时我正读小学四年级。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蒙上一层阴影：我妈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她教我们唱《夏令营之歌》，她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她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她的“历史反革命”罪名到底是怎么成立的？1939年，日本侵华，广州沦陷。那时我母亲17岁，随家人逃难到曲江县。为了生活，考入一个官办的青训机构“统计班”，在里面学习文书、译电码的工作。我妈会唱的《热血》、《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等抗日歌曲，就是那个时候学的。当时我父亲还滞留广州。他们原本是邻居，青梅竹马，因战乱而劳燕分飞。母亲在曲江仅待了半年，因相思之苦，只身潜回广州与父亲完婚。从此永远离开了那个青训机构。就是这几个月的经历，给我母亲带来终身遗恨。
我曾看过那份给母亲定案的材料，内容大概还记得：该统计班名为抗日，实则反共。陈某某受训时间虽短，也没有直接的罪行，但该机构背景反动，隶属国民党军统管辖……陈某某认罪态度不好，没有主动交代这段历史，且在审查期间意图自杀，消极对抗……“意图自杀”倒是事实，“消极对抗”实在莫须有。因当时母亲受不了“审查小组”轮番的逼供，曾想一死了之，有一天趁上厕所的机会爬上学校大楼的天台准备跳楼。我永远记得，当日母亲由两个女同事带回家的情形，母亲哭得像个泪人儿。
老照片已斑驳模糊，但母亲的音容在我心中始终清晰。
那段日子里，妈妈白天劳动，晚上写交代材料。天天以泪洗面，原来红润的脸颊变成蜡黄，清秀的眉目蒙上愁云，特别是过去一说话总带着微笑露出一排整齐的皓齿，还有一对深深的梨窝，全消失了……那时母亲才34岁。
母亲被开除教职后，全家七口人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我有一对孪生弟弟，当时才满两岁。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不见了“细弟”。昨晚我还教他唱“月光光，照地堂”呢……母亲含泪告诉我，为了全家好，让一户无子女的农家夫妇把小弟抱走了，甚至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家在何方，也不敢打听。穷人卖儿卖女也有个“卖”字，可“四类分子”的孩子竟一文不值。
没过多久，“三年饥荒”来临了。粮食定量，物价飞涨。当时父亲每月工资七十三元五角，每人平均只有十多元，还买不到一斤鸡肉。母亲饿得面黄肌瘦……
为了填肚子，我们几兄妹要半夜轮流到市场排队买菜。记得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在被窝里睡得正香，感觉有一只手在我脸上轻轻抚摸，摸了很久，我睁开惺忪睡眼，看见母亲站在床边，痛惜地说：“你不是答应去买菜吗，两点了，该去了，不然连菜毛也买不到了……”我无奈地掀开被子，母亲帮我把衣服穿上。我提起一张小板凳，走出家门，赶到市场。市场大门紧闭，门外已有一串人瑟缩地等在那里……
终于等到天亮了，市场的大门开一道小缝，让外面的人一个个钻进去，争先恐后在各个摊位前再排长龙。那时的市场，肉类已经绝迹，每天供应的菜少得可怜，排队的人只能定量买一角多钱的菜，通常是番薯叶、芋夹、南瓜、苏联菠菜等。买到这些，拿回家去，已经功德无量了，母亲会奖赏我两片饼干，然后去上学。我那时13岁，读初一。
那时家门前挂有一块大纸皮，上面有“车、补、改衣服兼织冷衫”几个毛笔字，非常工整秀丽。那是母亲亲手写的。母亲为了帮补家用，替人缝补衣服。有次我放学回家，母亲教我试穿一套刚缝制好的新衣，是邻家孩子春节要穿的新衣，那户人家有港澳关系，洋布料很美，我穿上后母亲端详一番，扯扯衣角，拉拉袖口，觉得手工还可以，就叫我脱下，我一边脱一边冲口而出：“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本来只想卖弄一下在课堂上刚学到的诗句，不想触到母亲的伤心处。当时母亲潸然泪下的样子，现在还历历在目。
那些年，随着“阶级斗争”日益深入人心，母亲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不好过。选民榜上固然没有母亲的名字，街道的群众大会亦不许她参加，连家庭妇女组织的劳动服务站也把她摈弃于外。本来母亲很想加入街道的“车缝小组”，但戴帽的“四类分子”没有这个资格。私人承接车补改衣服被“上纲上线”斥为“搞自发”，被勒令停止，母亲只好在家粘纸盒，而这些发外加工还要以我外祖父的名义才能领到。那些年母亲起早摸黑地劳作，家里任何空间都堆满纸盒，一毫几分地赚点儿血汗钱。
1961年母亲得了宫颈癌，做了切除手术。1962年母亲又患上肝炎，身体十分虚弱。生活贫困可以咬牙挺过去，可是精神劳役的杀伤力比身体的癌更凶残。大概母亲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想争取在有生之年脱掉“四类分子”的帽子，让身边的人不再背黑锅；也许“谬误重复一百次，便成了真理”，她已完全相信自己就是人民的罪人，而自觉接受监督改造，早已习惯那些粗暴的训斥和冷漠的鄙视。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已经很少哭了。
每天早晨天还没亮，妈妈就挣扎着病躯出街扫地，由巷头扫到巷尾。只要监督的人说还有垃圾，又马上重扫。每个星期写一篇思想汇报，每个月底在街坊的评审会上接受群众的检举揭发。有两项罪名强加在她头上是很荒唐的：有个街坊在会上发言：“她替人缝补衣服时，我丈夫的衣服破了叫她补，她要我先洗了再补，真是岂有此理，衣服破了一洗不是更破吗？丈夫做搬运工衣服当然有汗味，她是怕脏怕臭，看不起我们劳动人民！”还有一个干部说：“我看见她儿子倒的垃圾中有几块破瓷片，她是有意用瓷片去扎贫下中农的脚，是阶级报复行为。”每次莫须有的“检举揭发”，母亲都是逆来顺受，接着通宵写检讨，自然是深挖狠批，以表悔改之心。
我们几兄妹升学政审时都被打入另册。我哥和我妹初中毕业都没考上中专，尽管他们都品学兼优。我侥幸考上高中，妈很兴奋，但我读到高二就被列为下乡务农动员对象。那时的我，政治上似懂非懂，青春期的躁动，又使人思想走向极端——“背叛家庭”“划清界限”“走革命化道路”一大堆说教灌满脑子。平时对母亲也不甚尊重，说出一些忤逆的话，还以为大义灭亲。高中毕业我别无选择地报名去了珠江农场。
母亲是1967年3月去世的，死时44岁。从1957年被清洗到1967年整整十年，正是极左路线在全国最盛行的10年。这条路线既然要把一部分人捧上天堂，自然也要把另一部分人打下地狱。
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年，是死神对一个顽强挣扎的生命最沉重的一击。1966年萧瑟的秋天，红卫兵举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两次来抄我们的家。他们把所有的家具、衣物洗劫一空。一对父母亲用了二十几年的枕头，一边绣有“同心”，一边绣有“协力”，是组织这个家庭时母亲用灵巧的双手和热切的心血绣上去的，抄家的人质问“用心何在”，竟用剪刀剪破了这对枕头。还有一张大床，因为太重不好搬，竟用刀在周围乱砍……
抄家过后，专政机构一声令下：所有“四类分子”统统滚出城市！于是将母亲的户口强行迁到一个边远山区。在那里她每天被押解着在荒山上搬石挖渠。三个月后，一天母亲劳累得吐血晕倒在地上，经检查是末期肺癌。父亲带着单位介绍信前往苦苦哀求，才让他把病人带回广州。
这一切，父亲瞒着我没有来信告知。那时我在农场表现很好，是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农场工会的文体委员，也是出墙报、搞“红海洋”的好手。我终于可以从“贱民”晋升为“平民”了。到1967年初，母亲已经病危。我接到家信后，请了15天假，回去看到家徒四壁，母亲已经不能走路，也不能平卧，吃什么吐什么，连说话都无力了。待到我的假期已满，正忐忑不安，母亲把我叫到床前，留给我最后一番话：“孩子，纪律重要，前途重要，你还是准时上路吧……我是什么身份，一切都定局了……你还年轻，自己去闯吧……”
我硬着心肠离开了这个可怜的家，那是1967年2月底。回到农场，我马上投身于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的“革命行动”。我们进驻了场部，把农场党委几个头头儿拉下了马，轮番批斗他们。那阵子沉迷在红旗如海歌如潮的“革命造反”中，狂热无知的人们似乎都失去了自我，完全没有工夫去考虑个人或者家庭，为了捍卫**的“革命路线”，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
一天早晨，有人给我送来一张电报单，上面写着：“母死速回”四个字，我拿着这张纸，长长叹了口气：“她终于死了！”心中竟然异常的冷静，潜意识里还有点儿如释重负的感觉，是替死者？替自己？还是替全家人？我慢慢抬起头看着造反派贴在墙上的大标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没有掉泪。
母亲生我育我，传我学识，给我智慧，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最亲爱的人死了！世上的一切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潮水照样有涨有退，太阳依旧有起有落，人们还是那样天天奔忙着。一晃30多年过去了，我心内的痛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加剧。现在每当看到有人在报上登的讣文，其中“随侍在侧，亲视颔醶，尊礼成服”等字眼，总会咬噬着我的心，大概这就是惩罚吧，因为我不曾尽过孝道，该回馈的时候没有回馈，该恸哭的时候没有恸哭……
是什么使我们泯灭了天生的有缘有故的爱？又是什么使我们衍生出太多无缘无故的恨？是什么使我们对值得怀疑的东西一味地盲从？又是什么使我们对不必怀疑的东西却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我们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