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锁上唯一那扇逃生的门！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照样愚蠢和邪恶，跟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发现的并没有两样。

——伏尔泰

最近两天没有写原创文章。不是没得写，恰恰是因为可写的太多，反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写。至于可以推荐的文章，基本上也很难再找得出来。如果我们现在尝试翻一番朋友圈的话就会发现，除了少数自媒体人冒死写一些闪烁其词的时评外，真的很难再找出什么有营养的文章。当语言失去了交流的功能，当文字不再闪烁智慧的光辉，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清净”。嘴巴，似乎正在成为最无关紧要的器官。当然，它还可以用来吃饭。

如果不是因为有读者提醒说赞赏下面的“悄悄话”功能被取消了，我还以为又是后台出了什么问题。虽然“悄悄话”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但当它悄悄消失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点点伤感。因为，能说话的机会终归又少了一点。既然不让“悄悄的说”，那就索性不说了吧。反正一切都已经在悄悄的改变。就像春天花会开，冬天雪会下。你留不住四季，也阻挡不了时代。

无言吗？看你说的，我们其实一直就是无言的。

讲一个我小时候亲身经历的故事吧。

八十年代末，我正好上初中。我家住在北京的西城区和海淀区交界的地方。103路无轨电车从我家楼下驶过。终点就是北京火车站。向南不远就是那个经常接待各国元首外宾的神秘所在。因为住的是最高的五楼，所以经常可以远远看到整齐的车队从十字路口呼啸而过。每到那时，除了疾驰的车队以外，其他车辆和行人都攒在路口目不转睛的等候。空气也仿佛变成了固体。人们面前被架起一条无形的警告线，没有谁敢越过雷池一步。所有人只能站在线后探头探脑的张望，像极了一群伸长脖子的鹅。当车队的尾灯从视野中彻底消失，各个方向上的人们仿佛被解了定身法，喧闹的声音又响起来了，一切都恢复到之前的样子。没有人会感到有什么不妥。

那一年冬天，我因为手臂骨折在家休养。北京的冬天，太阳总是早早的就下班。才不到6点，屋里就几乎全黑了。这时候，我突然听到楼道里传来很大的喧闹声。披上衣服打开门，看到楼梯拐弯处有人在大声争吵。两个穿着杂色棉袄的女人跪在地上。手脚都很粗大，看样子像是农村人。在她们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穿着工作服，戴蓝色套袖的粗壮女人。她一手叉腰，一手里拿着个棕黄色的售票夹指点着跪在地上的两个女人，满脸杀气的斥责：“跑？还敢跑？你能跑到哪去？你俩今天谁都走不了！”而两个女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恳求：“我们真的不是想跑，我们真的是没有钱”“已经来了好几天了，现在饭都没钱吃了，实在走不动了，求求你放了我们吧……”

从她们的言语中可以大体知道事情的原委。这两个乡下女人来北京找工作。人生地不熟的，工作没找到还花光了身上的钱。又冷又饿走不动路，就打算用一种不太体面的方式坐公交车投奔老乡。我们俗称“蹭车”。那时候的城区公交车，5分钱可以坐六站地。1角钱可以跑很远的地方。两个人的票钱充其量也就是2角钱。可恰恰这2角钱，对于连饭都没钱吃的人来说，无异于一笔巨款。而那个手拿售票夹的女人就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估计乡下女人的窘迫，一早就没有逃出售票员的火眼金睛。管你有钱没钱，坐车就得买票，这就是铁规矩。估计是因为正值上下班高峰期，两名乡下女子觉得趁着人流混下车就能一跑了之。但没想到售票员的态度竟然如此坚决，在后面紧追不舍。两人慌不择路的躲进我们楼的单元，却没想到被售票员堵了个正着。

三人的吵闹很快引来了不少邻居的围观。小小的楼道里挤满了人。售票员一看人多，腰杆子越发的硬了起来。拿手里的票夹抵在乡下女人的鼻尖上：“没钱？那就跟我去车队，把你交给派出所抓起来，看你老不老实！”听说要被抓走，两个乡下女人立刻着了慌，一边放声大哭一边不停的用力磕头乞求放过。说实话，那时候的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磕那么响的头。那个冬天的水泥地啊，是真的硬。年长一些的乡下女人的鼻子碰到地上，立刻飙出血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幕。一个跪着的女人，手上脸上全是血，一只手半伸出去，想要抓住那个站着的人却又不敢抓。只能在半空中摇啊摇的。后来，有人找来了居委会的人，好歹把两个女人劝了起来。我被挤在围观的人群后面，只听到那个高大的售票员一直骂，两个乡下女人在不停哭，然后乱哄哄的一路下楼去了。

这件事过去已经很多年了。我时常会想，人，为什么会失去起码的怜悯、同情，变成一具只会奉命行事的机器？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一个人能以履行职责、执行命令的名义对别人威言恐吓甚至施以暴力。究竟是在怎么样的心理驱使下，能在地震来临的时候，锁死唯一的逃生通道！

记得曾经看过罗翔的一段视频，探讨了人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为避免饿死，吃大熊猫犯不犯法。结论是，熊猫虽然是国宝，但“人是无价之宝”。在所有选项中，人命始终是第一位的。所以，售票员出于履行职责检查车票是天经地义，但当她发现逃票者确实陷入困境却依然不依不饶，就会变成“施害者”。而当这一角色渗入人性本能的时候，就会使人陷入“去自我化”，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情感，没有人性，只会机械的执行命令的生物工具。甚至成为“权力的帮凶”。恰如《电醒全世界的人》一书中的总结：“大多数的人只是遵命而为。只要他们相信命令来自一个合法的权威，就不在乎做什么，也不再受道德的约束……那些只是做着分内事，从未质疑自我角色的普通人，可能会在可怕的毁灭性活动中充当帮凶”。

电影《朗读者（The Reader）》中有一幕曾触动了很多人的反思。女主角汉娜的工作是看守囚犯。为了防止囚犯逃跑，她与其他看守一起将囚犯们锁在留宿的教堂中。一天夜晚，教堂因遭轰炸发生大火。面对着300多人濒死前的哭嚎和求救，汉娜和看守们不为所动。在战后接受审判时，法官问她为什么不打开大门放囚犯们一条生路。汉娜的回答是：“我不能这么做，我们是看守，我们的工作是押送犯人，我们不能让她们逃走”“我们不能让她们逃跑，不能，我们得负责”。自始至终，汉娜都不认为自己做的事有什么错，也不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有什么亏欠。哪怕让她每个月从数十名囚犯中挑出10个人去送死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是她的工作，她要给新来的囚犯腾地方，要不然集中营会人满为患。而在法庭上，汉娜还会气势十足的反问法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这个世界上，比灾难更可怕的，是以“照章办事”的名义放大灾难！

汉娜确实并没有直接杀死、烧死某个囚犯。她只是服从命令“照章办事”没有开门而已。她固执地认为，所有的罪责都应该由发布命令的那个人承担。正是因为这种责任转移，替代了本应由个人承担的道德责任。而自己的行为必须要配得上这身纳粹制服。正是高度的去自我化让一个普通女人变成十恶不赦的纳粹恶魔。英国作家斯诺曾经说：“回首思考漫长而灰暗的人类历史时，你会发现，以服从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远多于以反抗为名的罪行”。

索尔仁尼琴曾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他在《活着，并且不撒谎》一文中写道：我们一直被教导要活得顺从，你想要好好活着就要听话。个人无法逃脱他的时代和社会。每天的生活都在考验一个人的良知。他们想把我们怎么样？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吗？……任何一个胆小到不敢捍卫自己灵魂的人，就不配说自己有“进步的”观点，就不配自称为学者、艺术家、将军、或者其他尊称。他只能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听话的人，我是一个懦夫。只要能够吃饱穿暖，让我说什么做什么都可以。”

我在前文中曾写过，当你把冷漠当作冷静，麻木当作智慧，忍让当作优雅，吃亏当作福利，荒唐当作进步，任何人也无法把你解救出来。你固然会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而世界其实另有规则。

今天的文章就写到这里，用一点时间和朋友们聊两句心里话吧。曾不止一个人问我究竟还能写多久。我也常常这样问自己。我当然知道写一些“风花雪月”甚至“热血爽文”更合时宜也更安全。但有些事情总还是要有人做的。并且，注定了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由别人帮你做。人既然选择了方向，就要对结果负责。无论是好是坏。

但不管对未来是否抱有希望，我们都应该保持良知的星火不至于熄灭。哪怕暂时没有能力推动改变。最起码不要把“大家都这么认为”，“谁都是这么过来的”，“这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当作天经地义的正确，更不要把服从当作自己的“第二天性”。

尤其是，不要锁上唯一那扇逃生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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