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友”郭长茂，我的岳父大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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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父郭长茂，虽算得上是资深票友，与文化、文艺交割较深，与戏剧曲艺结缘良久。但是，他的文化程度并不太高，只是在民国年间上过几天私塾，仅能认识一些常用汉字而已。但他一生追求自己的信仰，刻苦用功，又喜欢看书，尤其是古典故事和民俗风情的书，还有一些民间乐器知识和剧本。由于看书太多，用眼过度，导致他的眼睛，高度的近视，看书时眼睛基本上贴在书页上，一个字一个字移动，生怕漏掉什么。

吹拉弹唱，是岳父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业余生活的全部。花鼓戏汉剧一听就会，而且马上就能边唱边用乐器伴奏。天门是文化之乡，特别是在乡村，到处都可听到民间小调，但没有人系统整理出来。岳父却收集了不少，并将许多天门民间传唱的小曲加工整理、谱曲，刊登在五十年代的《天门民歌集》中，方便流传。最典型的代表作是天门民歌《小女婿》，当时在配合政府宣传提倡新婚姻法中起到积极作用。还与其它老艺人一起，收集整理的大量民歌为繁荣地方文艺工作作出了贡献。

一九五七年前后，政府开始重视宣传舆论工作，提倡文艺创新，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急需专业人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社会上招收一些有文艺特长的民间艺人充实文艺队伍，当时最先开始招收的是新成立的天门县文艺工作队，简称“文工队”，后来改为曲艺团。由于岳父郭长茂先生吹拉弹唱都有两刷子，而且为人厚道，作为民间艺人，有幸被招进去了，一下子由业余“票友”变成了正式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主要负责乐器和作曲方面的工作。有了正式的职业，也有了基本工资，从此放弃了，几乎从业一生而又逐步衰退的打线职业。

解放前，人们普遍对演艺行当这个职业都不看太好，戏称“王八戏子吹鼓手”。但是，作为业余的戏曲票友，自娱自乐，还是大有市场的，成为人们的主要精神生活。新中国成立以后，改变了观念，宣传党的主张，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统称为文艺工作者，很多人还是很羡慕这个职业的。

其实那时候搞文艺工作的人工资也很低，不像现在的大腕。没有什么特殊待遇，除了练功，到处下乡巡廻演出，服装道具自己用板车拖，设备自己扛。伙食也一样，全凭计划供应。表面光鲜，其实也很艰苦。

天门县曾有众多的文艺团体，如县级的汉剧团、花鼓剧团、杂技团、曲艺团和少年京剧团，以及一些乡镇业余剧团等等。这些文艺团体为党，为政府的形象宣传，也为天门文化繁荣立下汗马功劳，功不可没。

但是，有时候，一个职业，一个行当，如同冬夜的夜壶一样，需要时，救急实用，不需要时，束之高阁，弃为弊帚。

自从当上文艺工作者，随之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也从未停息过。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紧随政治，服务政治。正当天门文艺繁荣的鼎盛时期，文化革命的爆发，如同一场大火，把文艺团体烧得四分五裂，把老一批文艺工作者当成“牛鬼蛇神”和 “封资修的代理人”，一律打入冷宫。有的派到工厂当工人，有的去当了商店营业员，也有的女孩子们分到了医院，当起了护士。但更多的非科班出生的，成份不好的，从社会上招聘的民间艺人，甚至是年老体弱的，连同他们的家属，统统遣送到农村，与当地农民一样，同等待遇。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勤劳辛苦了一辈子的郭长茂老岳父，此时，成了在城里“吃闲饭”的累赘。当时的他，已快六十岁了，眼晴高度近视，并患有高血压病，已近退休年龄，却难逃恶运，同其它老艺人一样，一辆板车，拖上全部家当，连同做家务而一字不识的妻子被迫赶往横林农村，当上了农民，过着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

工资不再有了，凭工分吃饭吧。从来没做过农活的老人，甚至平时连碗都不曾洗过的文艺工作者，将面临怎样的困难？这是1970年春未开始发生的事情。在往后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脸朝黄土背朝天，为了生计，为了活命，苟延残喘，在农村艰难的顽强的生存着。

直到1973年3月，才落实政策返回城关，发点生活费用，60多岁的人了，算是退休吧。

这样坎坷的经历，人生的磨难，虽然没有压垮岳父岳母生活的勇气。但却在思想上埋下了一个难以抹去的阴影，并痛下决心：决不能让下辈的亲生骨肉沾文艺的边。包括他们的女儿和外孙女。绝不能让自己的子孙重蹈覆撤，因文艺而受苦受累，受折磨，受凌辱。

我第一次见到岳父岳母的时候，正是他们经历了农村的艰难困苦的岁月以后，给我的印象是老态龙钟，满脸沧桑的样子，也就六十几岁吧，与我们现在天天跳广场舞的六十多岁的大爷大妈，无法比较，这就是几年下乡“接受教育”的结果。给他们的人生，留下的深深的烙印。

从乡下又回到城关，几经折腾，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但是，墙上依旧是挂着的二胡、唢呐和几根箫笛，看着这些乐器，我一直在心里惦记着，让我做着美梦: “等今后有了孩子，一定让家爹好好培养，起码学一手好乐器”。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是几年过去了，他们的外孙女也有5岁了。上世纪八十年初，国门打开，十二寸的三洋牌黑的电视机，三洋牌双卡磁带录音机开始进入家庭，人们知道了流行音乐，会唱流行歌曲，知道了港台的名星。也开始出现大腕，出现了追星族。我也赶时髦，省吃俭用赞钱，花了差不多半年的工资给女儿买了一台国产电子琴，希望能实现梦想。

我们每天去上班以后，就能听到从我家屋子里传出来的电子琴声。这就是岳父在家里弹琴，而且很有节奏感，到底懂乐器的啊，一通百通。可是当我下班后，回到家里，提出请爷爷教教女儿弹琴的要求后，岳父却以对电子琴不熟为由推托了。我说，那就教她拉二胡可以吧，可岳父却说：她还小，等长大后再说吧。

等到再次回到岳父家去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二胡没有了，其他乐器也没有了踪影。听说唢呐砸了，二胡都送给别人了。后来岳父说，学这些东西没用，玩物丧志。可是在此之前，每当他们的女儿过完探亲假，返汉之前，岳父一定会用二胡拉几遍《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曲子，以此对他们女儿的送别。毕竟父女母女之间一年只有一次相聚的机会。每听一次多愁善感的离别曲，他们的女儿就多一次惆怅，多一份牵挂。并影响着他们多愁善感的女儿后半生的生活。

现在，二胡没有了，这样的离别的曲调还能听到吗？我后悔不该对岳父提出要他教外孙女学乐器的要求，竟然让他如此伤感。对乐器钟爱一生，视为生命，以致要与二胡或者说是与任何乐器彻底决绝的地步，他是怎样的纠结，怎样的不舍，又是怎样的不忍？民国时期，当他只是一个玩票的票友的时候，业余生活，全部沉浸在他的西皮二黄之中，充实着他的精神生活，自得其乐，其乐融融。可当他成为一个专职的文艺工作者以后，却给他带来的是痛苦的改造，肉体的摧残，精神的折磨，人格的屈辱，尊严的丧失。也正是因为他担心着自己的血脉骨肉，怕因此而受到与他相同的命运折磨、摧残，才毅然决然的与之决裂，这是怎样的一种恨心呀？这也正是对自己骨肉子孙的一种大爱呀！可是，岳父母的遭遇，也深深的影响着他的女儿，他们饱受的苦难，总让她的女儿提心掉胆，忧心忡忡，以致将身体拖垮，早早的告别了我们。

就这样，民国最晚、新中国最早的一代“票友”--岳父郭长茂先生，以他坎坷的遭遇，悲剧的人生，完成了他的票友使命。从此与挚爱一生，视为至爱的戏剧艺术毅然绝交。后来过着以棋交友，以棋为伍的晚年生活，虽是后话，但却悲壮，哀婉，不堪回首……

【注】封面图来自网络，与本文内容无关。

【本期责任编辑：路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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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留言精选

网友张明：

读《票友岳父大人》感言：天门票友郭长茂一生坎坷，穷困潦倒是他老人家一生的写照。伴他一生的是地方戏曲与音乐，悠扬的二胡声如泣如诉，悠远的锁呐声，弥漫在古城上空久久不散。对儿孙辈的馈赠，唯有琴声在陋室萦绕。那种状态下，祖孙三代人并不需要＂语言＂这个人类最伟大的交流载体……老票友郭长茂带着无限的遗憾去了天国，也同时带走了一个天门民间艺术毕生的梦想和追求。在家乡那方土地，郭长茂一类的票友，今后不会再有！谨以此感言，怀念天门一代忠实本份的老票友。

网友遐龄：

小小：看了你的文章，勾起了我的一些陈年往事。我是土生土长的岳口人，但我跟天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父亲的单位是县人民银行，本群霜叶秋峦大哥是他郎的徒弟。地址就在鸿渐关，是我儿时经常会玩耍的地界儿。家里的大哥在县公安局，是个老刑警，那时候叫侦察股的侦察员，白衣蓝裤还多出一条红筋。屁股后面用红绸包裹一支手枪，枪套拴在右侧。唯一的娘舅在县食品公司卖肉杀猪，一角钱一斤的筒子骨不知道吃了多少。重点要说的是我小姑父，家住南门靠东湖的一边街上，旁边有一巷子，是个溜坡，出去便是东湖，正对着县人民医院。我姑爹的工作正是你非常熟悉、念念不忘的搓线，你说的很详细，不用赘述。我最喜欢的是把那两只鞋板一样的东西套在手上，这东西底部呈黑色，油光闪亮的，有点象剃头的烫刀布，大概是刷过生漆的原因吧，耐用！天长日久，我搓线的技术也有一些了，但我只喜欢搓那吊着的小铜球，那铜球大概有十多个，被我轮流的搓得飞转，更伴有那翁翁之声非常悦耳好玩，来回腾挪，更要身手矫健才行。其它工序我没兴趣，这里也不谈了。我大概也能勉强算半个城关人，连小姐夫都是地道的天门人，说起天门人天门人，总觉得有些别扭，好象岳口不是天门县……

谈佛祖山问题

网友白鹿伯：

在官员看来。佛教吧，其人和事都是数百年、千年、几千年人们编出来的，我们只不过编晚了一些年。希望大家一起和我们编下去。《西游记》编了几百年，主要编了4个人;我们编它100年，主要编1个人，一定会成功的。

又有人问我，杜撰出的故事有人信吗？这就需要广泛性，组该所有人都参与，那有自己骗自已而不信的？说到这，我反问了一句，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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