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六姨太在宁夏的跌宕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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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六姨太在宁夏的跌宕岁月

      袁世凯一生娶一妻九妾，生有17个儿子，15个女儿。其中六姨太叶蓁，十四子袁巨勋（原名袁克捷），孙子袁家震、袁家威（小名袁小五、袁小六）一家4人于1955年由北京迁至宁夏贺兰县，落户于这里的一个新辟移民安置点——贺兰县京星乡三村（现京星农牧场六队）。

      1958年，袁巨勋与其母叶蓁相继去世，葬于此。

      叶氏祖孙三代人的特殊出身和传奇经历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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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蓁，生于清光绪十七年（此据叶氏生前讲她比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小两岁推算），江苏省南京（清朝时的江宁府）钓鱼巷人。      叶蓁幼年家境颇丰，属当时江宁府有钱的大户人家，其父在江宁、镇江、扬州等地置有产业。      叶氏生来美貌聪慧，瓜子脸、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口、莲三寸，高挑身材，尚是少女便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标致体态。      幼时，她习读“四书”“五经”，知书达理并擅长女红。      据袁世凯女儿袁静雪在晚年所作的《回忆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记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派次子袁克文到南京办事。      当时袁克文16岁，未婚。      平日，他好寻欢作乐，抵江宁后，闲暇时到叶家所居的钓鱼巷一带游荡，便结识了少女叶蓁，叶蓁的美貌使他心动。      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两人私自订下了婚约。      在袁克文回天津时，叶蓁给他一张照片留念。      按袁家规矩，儿女远道归来须先向父亲磕头“请安”，袁克文由江宁返津复命，磕头时不慎将叶蓁的相片从袖中失落于地，袁世凯连声问道：“是什么？”      因袁氏家规有：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子女本人不能私定婚姻大事，否则为不孝。      这时，袁克文自然不敢实言相告，便急中生智，说是他在南京给父亲物色了一个漂亮姑娘，现在带回相片来，为的是征求父亲的意见。      袁世凯见到照片上的倩影，连声说：“好！好！”当即安排管家符殿青速带银钱将叶蓁从江宁接来。      叶蓁因与袁克文有过嫁娶之约，一见袁家派人来接，就认为与克文婚事已成，便收抬行装，欣然北上。      可她万没想到，洞房花烛夜那个翩翩少年竟变成一个满脸胡须的老头。      当时的叶蓁仅14岁，袁世凯年已47岁。
      叶蓁婚后与袁世凯共同生活了11年，先后居天津、北京、河南彰德等地。      经历过袁世凯任军机大臣、被贬回乡、复出、任民国总统、复辟帝制称帝、退位至死亡几度重大变故。      叶蓁之后，袁世凯又先后纳了第七、八、九三个姨太太。      期间，袁世凯基本上是由五、六、八、九（因七太太早亡）四个太太轮流伺候，各值一周时间。      叶蓁生有二男三女，其长子袁巨勋排行十四，次子袁克友排行十七，为最小；长女袁福祯排行为九，次女袁奇祯排行十一，三女袁瑞祯排行十二。      民国5年（1916年），袁世凯改民国为帝制改年号洪宪时，口授叶氏为“嫔”。2      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于当年6月6日（农历五月初六）病死于北京中南海。      叶氏送袁的灵柩回河南彰德老家。      袁世凯死后，袁氏家族分了家。      袁的儿子按照遗嘱每人分到现款10000余银圆，各种股票8000余股，加上每人分到的房子20余间，合计可得20余万银圆。女儿每人分现款7000余银圆，其他财产无份。母亲们各随自己的子女度日，不给钱财。      不久，叶氏一家从北京搬到天津。      据袁世凯当年贴身侍卫，后任袁家总管的陶述德记述：袁死后，因叶氏无料理家务能力，加上儿女尚小，叶氏的家产，由袁府总管申明善一手管理。      叶氏曾投资办了一些企业，但因政局变乱收益甚微，加之叶氏家人大手大脚，挥霍无度，所分财产到抗战胜利时已全部花光。      最后申明善向她交了一本空账。叶的长子袁巨勋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娶一北京女招待王氏为妻，生育两子，小名袁小五、袁小六。      叶蓁一直随袁巨勋生活。      次子袁克友曾恋上京剧演员于云鹏之女，因事未成而郁郁不乐致病，后娶一北京女招待。他因病早亡，无子女。      长女袁福祯早亡。      次女袁奇祯，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毕业后嫁天津王家，后又离婚，一直在天津的一所师范院校工作。      三女袁瑞祯大学毕业后，于1949年到了台湾。      叶氏家财挥霍殆尽，只好变卖了天津的房产移居北京。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叶氏家穷困潦倒，每月只有次女奇祯给叶氏30元左右的现金。当时，袁巨勋离婚再未婚配，与两个儿子在北京街头卖冰糖葫芦维持生活。叶蓁
31949年后，叶氏子孙四人的生活依然穷困。
      1955年5月，叶氏一家作为北京移民，第一批来到了属于银川专区的贺兰县京星乡三村。

叶氏一家分到房屋两间（按当时规定3口人以下分配1间，4～6人分配两间，7人以上分配3间），菜刀、案板、锅、碗、瓢、盆、水桶、水缸等生活用具。

      政府每户每月供应块煤180斤，煤油4两；每人每月供应口粮35斤（粗细粮按比例搭配），香油2.5两，菜金1.44元。      这样的供应按当时的生活水平来讲尚可度日。此外，对衣被确有困难者，政府也可提供。      叶氏一家除政府提供的上述物品外，还有次女袁奇祯每月由天津寄来的二三十元现金，生活水平在京星乡所有北京移民中属上等。      叶蓁生在江南富贵人家，嫁与权倾一时的袁世凯，一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到京星后，她仍然保持着足不出户的习惯，不与外界接触，除非邻居有女人来家中，应付几句，一般不与外人闲谈。      对其身世，从不向外吐露。尽管这样，还是有好事者传言出去，常引得人们去看这个“皇帝娘娘”长得怎样。      当时她年过六旬不属于有劳动力的人，所以也没有参加过一天生产劳动。      她脚极小，三寸金莲，走路不稳，家务活都由儿子干。      她只是为儿孙缝补衣物和做鞋等，闲暇时看看书报。      她最大的嗜好是吸纸烟，且烟瘾很大，每月吸烟在30盒以上。      她只吸50支装的“耕牛牌”纸烟。当时一筒0.12元。      袁巨勋，外号“袁大头”，因其长相与袁世凯相似，人们都这样称呼。      袁巨勋爱好皆无，不善交往，不多言语，更谈不上开玩笑了；在干活和休息时别人拿他取笑，说三道四他也沉默对之；只在谈正事时，他才简单地回答几句，之后还是沉默。      他对母亲十分孝顺，叶氏的饮食起居均由他料理。      叶氏能在当时生活困难的条件下活到67岁那么大年纪，与他的悉心照料有直接关系。      叶氏的孙子袁家震、袁家威因年龄小（时年17～20岁之间），比较活泼，但对袁家旧事一无所知。就这样叶氏一家在宁夏度过了两年平静的生活。上世纪中叶的贺兰县农村
4      叶氏家人安定的日子被一场场政治运动打破。      1957年反右斗争时，因京星乡北京移民中各类人员俱有：袁世凯的太太、儿子，日伪少将，国民党军、政、警、宪、特，资本家、小业主等。      这些人文化程度较高，讲怪话提意见的人多，县上就将这里作为运动重点。      运动过后，移民有被杀的，有被关押劳改的，仅被县公安局宣布戴“历史反革命”“坏分子”帽子的就有40余人。      那时袁巨勋因不爱言语，又没有不良行为而未戴帽子，但因其家庭出身，被列入内部掌控的监管对象。      1956年后，逐月降低移民的供应标准，至1958年秋完全取消了供应，加上政治歧视，移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      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对叶氏一家的冲击更大了。    “大锅饭”实行，大人、小孩都要到公共食堂分组就餐，谁都不能例外。这使叶蓁尤感不便。      平日她连门都不愿出，这时要她每天三次到食堂吃饭，她只好扶着墙，扭动着三寸金莲，一步三摇走向食堂。      年已67岁的叶蓁，经历着如此折磨，她也只好忍耐。      可以说，也只有在这个时期，京星乡的老少才能一睹“娘娘”芳容。      袁巨勋饭量大，吃不饱，食堂的饭不能满足消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政治上的压力、劳动上的艰苦、经济上的窘迫、生活上的不足，使这个年仅半百的汉子一下衰老了很多。      1958年11月的一天，袁巨勋同社员一起平田整地，在劳动间歇，他同往常一样，自个一人在另一处休息。      不一会儿大家起来干活，唯独不见袁巨勋来。      这时有人说，算了吧，不要喊啦，一个堂堂的“皇子”落到这一步，实在不易，今天让他多睡一会儿。
      中午收工，仍不见他来，大家就去找他，只见他蜷着身子躺在渠沟里，喊他也不应。

 袁巨勋已死去多时了。

      那年月条件差，京星移民死了的多用苇席一卷，或用两口缸一对把尸体装进去。      袁巨勋是用苇席卷了，草草埋到京星公共坟地的。5      袁巨勋的死对叶蓁打击很大，叶老太太从此就病倒了。      公社化以后原京星乡划归立岗公社曙光大队管理，编作八队。      一天，队长徐勤向大队长高钧报告，叶蓁病倒了，三天没有到食堂吃饭。      高大队长同徐勤一块到她家去。      进门一看，她家的窗玻璃被小孩全给打破了，炕也塌了一半。      叶老太太睡在尚好的半边，炕上铺着稻草，身上盖着露出棉花的破被，大小便就在塌陷了的炕里，屋里又冷又臭。      见此情景，高钧当即叫徐勤将她的孙子从田地里找回来，吩咐他们每天留一人伺候奶奶。      同时责成徐勤将窗户玻璃安上（因人员外流多，空闲房屋的玻璃由生产队拆下统一保管），把炕打好，把屋子弄暖和，并让卫生所医生给她看病；要求公共食堂为她做小锅饭，可不限量。      当时徐勤提出其他都好办，只是不限量吃小锅饭，粮食无法解决。      随后高钧到公社给她批了一些救济粮（粗粮）。      在最后岁月能得到这些关照，她十分感激。      1958年12月31日夜，叶蓁在她儿子死后两个月，走完了她67年的人生旅程。      1959年元旦清晨，袁家震、袁家威来高钧家磕头报丧，说他们的奶奶死了。      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根本买不起棺材，叶的尸体也是用一张苇席卷了，埋在了她儿子袁巨勋的坟旁。
      在叶蓁死后1个月左右，县上银行来人拿着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寄来的信找高钧，信的大意是：“经查你单位叶蓁在民国期间（约在袁世凯死后不久），存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六千元银圆存款，因她女儿袁奇祯要求继承，北京分行不同意。此款应由叶蓁本人领取，请查找本人。”      当时，高钧就如实相告：叶蓁刚刚去世，儿子也死了。她还有两个孙子，生活很困难，能否由孙子领取。      来人说，本人不在了，如何处理他们不好答复，只能由北京分行决定。      那时高钧还出具证明并提出要求，但一直没有得到回音，不知这笔存款如何处理了。      1959年夏初，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发来公函。      上面这样说：经查，原在南京某条街（地址记不清了）上有半条街的房屋，1937年的主人是叶蓁。      这些房屋属叶氏私产，不知怎样处置。日本占领南京后，被日军机关占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按敌伪遗产接收，没查出房子主人是谁，就用作军营。南京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      20世纪50年代南京落实私产政策，查证房屋的主人是叶蓁。于是南京与北京联系，得知叶蓁移居宁夏，便发函通知叶蓁接收。      尔后高钧即回函，证明叶氏本人已死，两个孙子尚在，能否由孙子继承，但仍然没有得到回复。      1959年秋，袁家震、袁家威兄弟在祖母亡后因无依无靠，即双双出走。      据悉，袁家震后来在内蒙古磴口县放羊，袁家威在海拉尔林场当伐木工人。

（责编：糊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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