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王世浩，1966年在北京高中毕业，1966年~1968年文革期间在校逗留，1968年~1973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0团5营9连（八五二农场五分场九队）务农。
原题
少年的困惑
十四岁那年，我升入初中二年级。同样的，我也长大一岁，身高长到167厘米，可是粮食定量却沒有长，还是27.5斤，依然是食不果腹、充其量就是个半饥半飽。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用现在的眼光看來，一个初中的少年，一个月竟然能吃近30斤粮食，这简直有点不可思议。这些粮食定量，放在现在，差不多够三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了。
然而，我们这些中学生正处在成长发育期，当时又适逢自然灾害，各种生活物资都极度匮乏，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沒有。因此这些定量如果不控制，满打满算夠他们吃十天的。所以每个家庭精打细算、计划安排就成了头等大事，否则寅吃卯粮也就見怪不怪了。
在那个年代，好像沒有吃饱的时候，只有吃撑的感觉，所谓吃撑就是喝稀饭，但是沒一会儿就饥饿难耐了。
“双包学生“
在我的记忆当中，班上有个姓魏的同学，每天上学都背两个书包。一个书包里装文具书本，另一个包里装的是在家煮熟的红薯。那时的红薯也是凭粮票按一定比例折算供应的，他带的红薯其实是中午饭，但是每下一节课总要拿出两个吃。尽管我们议论和笑话他，但是看着他吃得津津有味，还不时的发出“叭嗒”声，我们也不免眼馋和咽口水。
毕竟我们和他一样，也是粮食不夠吃。别看他个子只有160厘米左右，可是饭量之大在班里是出了名的，因此同学们冊封给他一个英文名字“David”(大卫—大胃)。他对此绰号非但不介意，反而还流露出沾沾自喜的神态。并且还向全班同学提出挑战，在那个年代谁肯拿出粮食來做这种事？
终于有了挑战赛的机会。秋收时节，我们学校组织同学们到郊区农村劳动，一天傍晚收工以后，我们班在晒场上吃晚饭，晚饭吃的是窝头和小米粥。只見“David”右手托举着一大海碗小米粥，左手五个手指伸展开，一个手指套一个窝头，中间还放一个，公开叫号：“敢应战的站过來！”
看他那架式，全班同学都不在话下。这时只見“Fe”(铁的化学元素符号，是同学的绰号)走过去，端起一海碗粥，伸展开他那像蒲扇一样的大手，往笼屉里一插，一个手指插一个窝头，中间还夹一个。
这时就听小磊说：“Fe恐怕夠呛，David大早起扒开眼睛就能吃八两，中午吃一斤六两，晚上还吃一斤四两，一天吃三斤八两，这场比赛肯定是David胜。”
村里的老乡们也不回家吃饭，围成一圈看热闹。最后结果“David”吃七个窝头一海碗粥，稳占鳌头。我们这些眼大肚子小的人，个个瞠目结舌，”Fe”也只能甘拜下风。
“David”能吃不是浪得虚名，干起活來也是一把好手，尽管个子不高，但却“力大如牛”。一麻袋红薯，至少200斤，不需要别人帮忙，自己就能扛起来，从來沒听他说过累。
“David”之所以有条件吃这么多，是因为他家有农村的亲戚，自留地里种的玉米、红薯等经常往他家里送，同学们都很羡慕他。
禍从口出
我们的体育课几乎全部安排在上午或是下午的最后一节课，而这个时间段也正是我们最饿的节骨眼，本来就沒吃太饱，到了这个钟点早已是饥肠辘辘。正如陈毅元帅在他的《赣南游击词》中描述的“天将午，饥肠响如鼓”。同学们个个无精打彩、萎靡不振。
这天的体育课是双杠动作，老师首先讲了要领，做完示范动作以后，让我们每个人轮流在双杠上照样做一遍。班里大部分同学基本上都通过了，只剩下三个人不合格，老师要求他们每个人再做一次。
其中一个同学个子太矮，上杠吃力，另外一个胆子太小，老师刚把他扶上双杠，就已惊愕失色、浑身发抖。还有一个同学就是不肯做。老师问他：“就剩你一个人沒做了，你为什么不做”？他说：“老师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力问题，我沒有力气做。”
他刚说完，全班同学捧腹大笑，因为“技术”这个词我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搞不清他是从哪学來的。突然老师大声说道：“都不要笑了”，老师走到那个同学面前厉声训斥：“你的思想很成问题，你说这话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是谁教你这么说的？明天早晨叫你家长到学校來”。同学们都对老师的勃然大怒感到大惑不解，顿时都“傻了眼”，体育馆内悄然无声，真不明白老师为什么会发这么大脾气。
第二天教导主任到我们班來，给我们进行形势教育，告诉我们，目前的粮食紧张只是暂时现象，希望同学们能正确对待，克服困难，好好学习，不要发牢骚，讲怪话。
不过自此以后，体育课大多是自由活动，一些同学坐在墙根底下，晒太阳、聊天，一些同学下围棋、打乒乓球，还有的同学回教室写作业。
如愿以偿
进入初中二年级，距离初中毕业也就不远了。寒假里，和我住一个院子里的同学小康，在一起写作业、聊天。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他妈妈临终前在他脚上咬了一口，至今脚上还留有疤痕。这大概是妈妈对儿子最后的爱，也是让儿子永远不要忘记妈妈。
小康自幼就很懂事，爸爸每天上班，就他自己在家。做饭、洗衣、整理家务什么都会干。他自己每天煮玉米面粥喝，省下粮食给他爸爸吃。他说：“我爸上班很累、很不容易，他要吃饱才行。”真令人感动，他就像个小大人一样。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天上午，我和他两人在宿舍院子里玩，不知不觉走到职工食堂后门口，门口放了一个大竹筐，里边有一些烂菜叶子，小康走过去，用手把那些菜叶子拨开，底下露出一些帶鱼的鱼头和鱼尾，他找一片大的白菜叶，把一些鱼头和鱼尾放在上面。我问他要这干什么？他说:“回去洗洗干净，放点油、盐、醋等蒸一下，挺好吃的。”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心里说这也能吃？回到他家，只見他手脚麻利，片刻功夫，就上锅蒸上了，过一会香味居然飘了满屋，然后他又煮了些玉米面粥。我说：“你真棒，简直像一个厨师。”他说：“我就是想当厨师，初中毕业我不考高中，报技校，当厨师以后老做好吃的给我爸爸吃！”他动情地说，我认真地听。
一年后我们初中毕业了，我考上高中，他上了技校厨师专业。又过了三年我高中毕业，他技校毕业。文革两年后我去兵团，他到火车站送我，他胖得让我几乎认不出了！到1973年我从生产建设兵团回来，他已经是一家酒店的经理了。
“屡战屡败”
由于营养不良，很多人身体浮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领导决定给干部发营养券，凭一张券可以领一块黄豆面的发糕。
那个券印制得很简单，一条大约两厘米宽的白纸条，上面印的三角形的图案，那时是铁笔刻的腊纸，印好的图案就像圆珠笔画的一样。干部们领到营养券以后舍不得吃，都给了自已的子女了，他们拿着营养券到食堂去领发糕吃，这就留下了可乘之机。
这些孩子们用圆珠笔画了很多营养券，模仿得特别像，不仔细看根本辨不出真假。然后趁晚上食堂灯光昏暗时，去领黄豆面发糕。每天晚饭時，总有一群孩子，每人手中拿着一块黄豆面发糕，围坐在食堂的餐桌旁，边吃、边聊、边笑。
可是好景不长，只过了三四天食堂管理员就发现了端倪，营养券停止使用，后来就再也不发了。
这件事过后，食堂十分警觉，凡是小孩打饭，炊事员都特别仔细地查看饭票，唯恐有假。但是这帮孩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发现食堂的搪瓷饭盆是平底的，便在盆底抹上米湯，打饭时把饭盆往收饭票的盘里一放，盆底就能沾上几张饭票，又可以多吃一点。
然而，这雕虫小技还是沒能逃过食堂管理员的“火眼金睛”，他做了很多木盒，木盒上面开个长条孔，收了饭票直接塞进去，这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仔细想想也是，小毛孩子怎么能斗过老头子呢？
难忘春游
这是我上中学以后的第一次春游，也可以说是我今生今世最难忘的一次春游。
这次春游并不是因为去什么特别好玩的公园，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关键是每位同学自行解决中午吃饭的问题，这在当时來讲绝对是个大难题。那年代几乎每顿饭都吃稀饭，春游又不能带稀饭。带干粮就要解决粮票问题，可是每人定量就那么多，从哪儿找粮票呢？
好在一星期后才去春游，所以从现在起每天省二两就够了。开头两天还行，省了四两，到第三天饿得受不了了，不但沒省还把前天省的吃了二两。当时下决心明天一定要省二两，还好当天沒有体育课，省了二两，就这样折腾，最后到春游那天就省下四两。
在那时四两粮票根本就无济于事。如果吃稀饭，四两肯定能把肚子撑饱，但是四两在外边小店里也就是买两个火烧，三口两口吃到肚里就如同掉到无底洞一样。同学们饿得一点游玩的兴趣皆无，只是坐在一起聊天下棋。
半个窝头
我背上书包，从楼上下來，推着自行车准备上学。这时只見妹妹背着书包，哭哭啼啼地往回走。我问她：“你哭什么，怎么不去上学呢？”她抽泣着说：“我的窝头刚吃了一半，让人给抢走了”。我说：“你别哭了。在这等着，回家再给你拿一个。”
我跑到楼上拿來一个窝头，让她坐在自行车上，我骑车带她去学校，她在后座上吃完那个窝头。她说，抢她半个窝头的人是一个老头子，头发很长，穿的衣服很脏、很破，像是一个叫花子(乞丐)。 路上我对她说：“以后在家里吃完再去上学”。
在那个年代，小孩手里拿着吃的食品被抢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些成年人手里食品也有被抢的情况发生。尽管只是半个窝头，充其量也就一两粮票的事，可是在那时候多少也能充点饥。吃的东西被抢是小事，关键是把小孩吓得够呛。
自从那次半个窝头被抢以后，妹妹不敢自己去学校了。沒办法我只好每天早起半小时，在家吃完早饭后，用自行车带她去学校，然后我再去上学。
“奔向农村”
那次下乡劳动，给同学们很大的启发。我们干的活是刨红薯。傍晚收工后，有好多人带着锄头和麻袋到地里拣红薯，你还别说，真能拣到不少。自从发现这个秘密，几个要好同学相约，星期六下午放学后骑自行车，去附近郊区农村拣红薯。
不知道是我们沒找到窍门和沒有工具，还是农民们收得太干净了，或许是这块地已经被人拣过了，总之我只拣到几个，所获不多。
天快黑了，我们也饿了，于是找一些树技和野草，向其他拣红薯的人借來火柴，点火烤红薯。尽管烤得半生不熟，但是我们几个人吃得还是很起劲，如同享受珍殽美味。
别瞧拣红薯又累又饿，而且收获也不大，但是我们却很高兴，它给我们带來无限的愉悦。我们用土把火埋起来，然后骑上自行车唱着《打靶归來》，就像是度过一次愉快的“郊游”，欢歌笑语踏上归程。
星期一早晨刚到学校，就把我们去拣红薯的事向同学们“显摆”一番，沒想到又有几个人也要加入我们的行列，而且有人还知道哪儿有红薯地、哪儿有枣树。这样一來我们的队伍不但壮大了，而且“根椐地”也多了好几处。只是红薯收获期就那么几天，所以我们的“郊游”也就随之结束了。
那是一个十分美妙且充满乐趣的少年时代，然而，伴随它的还有忧伤、困惑和无奈。天真无邪的同学和玩伴们，所演绎的那些古灵精怪的“恶作剧”，似乎违背了他们的年龄，在他们心灵深处留下一抹记忆。这记忆已逐渐淡化，渐渐远去。尽管如此，想要忘掉它，却总也挥之不去！
相信，现在不会有这种困惑了！
作者2012年在南京中山陵
王世浩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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