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解密中美建交谈判：台湾问题如何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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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丨解密中美建交谈判：台湾问题如何达成共识

孟红新三届 2019-06-16

原题

解密中美建交谈判:

台湾问题如何达成共识

作者：孟红

转载《党史纵览》2012年（2）

　　卡特任美国总统时期，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在台湾问题上“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中美建交的障碍得以排除。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了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过程中，卡特总统向邓小平发出了正式访问美国的邀请。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美。他是第一位正式访美的中国领导人。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对发展中美两国关系起到了良好和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从此开始全面走上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道路。

布热津斯基和卡特总统

布热津斯基的访华，预示着一度陷于停顿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重新驶入快车道

　　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中美双方开始就建交展开谈判，但由于各种因素的阻碍，谈判一直没能取得重大进展。1977年，卡特入主白宫，就任第39任美国总统。上任伊始，他并没有将中美关系正常化摆上紧迫的议事日程。当时卡特政府分为两派：一派以国务卿万斯为首，主张把对苏关系放在首位，对华关系从属对苏关系；另一派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首，主张联华制苏，认为尽早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国有利。

卡特上任第一年，基本上采纳了万斯的主张，热衷于同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卡特列出的15条需加处理的重要事项中，中美关系并不在其内。卡特犹豫不决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怕刺激苏联，影响苏美关系；二是担心遭到国内反华亲台势力的反对；三是当时他向国会提出的巴拿马运河条约尚待批准，不愿分散精力；四是与上述三项有关的内部两派争论，尚无定论。

而到了1978年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美苏会谈僵持不下，双方矛盾加剧。1978年4月，巴拿马运河条约在美国国会通过，卡特不再有后顾之忧，在对华政策上逐渐向布热津斯基一派靠拢。

　　这个时候，恰逢中国开始把工作的中心转移到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上来，迫切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

1977年8月，万斯访问北京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对抗苏联，也为了实现在任期内彻底改变美中隔阂局面的愿望，卡特于1978年4月决定派布热津斯基访华，表明他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图。这样，久拖不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出现了转机。

　　卡特亲自修改了布热津斯基起草的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提纲，并指示布热津斯基，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概念，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符合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

　　布热津斯基一行10人于5月20日中午到达北京。当晚，时任外交部部长黄华举行欢迎晚宴，他在祝酒时说：“布热津斯基博士长期从事国际政治活动和研究工作，我们将乐于借他这次来访的机会，了解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同他交换意见。”

布热津斯基致答词。他说，美国在对待中美关系上抱有三个信念：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对世界和平极为重要和有益；一个安全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强大、自信和参与全球事务的美国对中国有利。他进而明白地说：美国总统希望同强大的中国有友好的关系，决心同你们一道克服按照《上海公报》实现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所遇到的障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经拿定了主意。

　　晚宴之后，双方立刻开始会谈，布热津斯基说：“我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因为卡特总统和我都相信，美国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相似的长远的战略眼光。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反对全球和地区霸权主义方面有共同的立场。因此，我们要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不是一种暂时的策略，而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目标基础之上的。”

　　听了布热津斯基的发言，黄华没有多谈，表示将在明天的会见中详细答复。

　　5月21日，中方安排布热津斯基先后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和故宫。在布热津斯基参观故宫的时候，黄华已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决定亲自会见美国代表。

1978年5月21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下午4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布热津斯基，双方谈了两个小时，这是布热津斯基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美方参加会议的有布热津斯基的助手奥克森伯格和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中方在座的有黄华、新任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和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

　　邓小平首先讲话：“布热津斯基博士，旅途辛苦了。”

　　布热津斯基的回答别具一格：“我感到振奋。”后来他说，这句话准确地表达了他当时的情绪。

　　寒暄几句后，邓小平言归正传：“中国方面总是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一样。”

　　布热津斯基回答：“军人说话直率，美国人也有说话直率的名声，我希望你没有发现美国人或美国有什么不好理解。”接着，他告诉邓小平，美国方面准备就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开始“积极的会谈”。

　　邓小平的答复很谨慎：“现在的问题仍旧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决心，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他接着问：“为了实现正常化，你认为应该做到什么呢？”

　　布热津斯基作了长篇答复，表示将信守《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的事这条原则。但他又说，美国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要解决，即使实现了美中关系正常化，“我们对台湾的安全义务还要继续下去”。

　　布热津斯基的这番话基本上阐明了美方对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的态度，也指出了日后谈判中将会遇到的困难，表明症结还是台湾问题。邓小平果断地表示接受布热津斯基的建议。他说：“我盼望着卡特总统下决心的那一天。”

　　随后，邓小平表述了中方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他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不正常化，性质不同。在经济领域或其他方面，相互受影响。谈到正常化问题，我们观点很明确，3个条件：断交、撤军、废约。这3个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一个主权问题。日本方式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最低方式。所谓日本方式，就是在正常化的条件下，我们同意日本同台湾之间商业、人员继续往来。自《上海公报》发表以来已经5年多了，这个问题差不多讨论了5年多。我们多次明确阐述了我们的立场。要中国承诺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说不行。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是中国自己的事。你们表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你们可以说你们的话，但作为条件不行。”

　　邓小平的语言犀利，直指问题实质。

　　布热津斯基感到会谈的整个趋势是积极的，事后他说：“邓个子小，气魄大，立即使我折服。他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引导客人来到了北海琼岛北端的仿膳饭庄，共进晚宴。这时的气氛轻松多了，邓小平不时用筷子为布热津斯基夹菜。邓小平在祝酒时暗示自己愿意在恰当的时候到美国访问，他意味深长地说，自己作为高级领导人只有3年时间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强调美中关系进展有某种迫切性。显然，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产生了良好印象。当布热津斯基说希望有一天在华盛顿的家中回请他一次，以答谢这次宴请时，邓小平微笑着接受了他的邀请。

华国锋同布热津斯基一行合影

　　5月22日上午，布热津斯基一行游览了万里长城。下午5时5分到7时25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会见了布热津斯基。会见中，华国锋阐述了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布热津斯基事后说，主人在谈话中引用了这两天来布热津斯基先后与黄华、邓小平会谈的内容，说明他是了解情况，早有准备的。

　　当晚，布热津斯基设答谢晚宴，黄华外长出席。布热津斯基祝酒时特别提到，在会谈中有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的共同看法超过了我们的不同点。我们都反对别人谋求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世界的努力。我们都相信，通过警惕和力量，用你们的话来说，可以推迟战争；用我们的话来说，可以避免战争。黄华在祝酒时称赞了布热津斯基的访华之行，他说：“布热津斯基博士这次访问，对双方来说，都是有益的。”

　　值得注意的是，5月22日这天，邓小平虽然没有再次会见布热津斯基，但是他在与意大利交通海运部长维·科隆博会谈的时候谈到了中美关系。邓小平说，中美两国贸易方面、人员往来方面还是要发展的。我们明白地告诉他们，关系正常化与不正常化不同。我们不排除美国愿意给我们而我们也需要的先进技术。但是，在同等条件下，我们优先考虑同我们关系正常化的国家。

　　次日，布热津斯基离开北京，转道日本回国。布热津斯基这次访华留了一个尾巴，他奉卡特之命提出，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候要保留一项限制性条款，即按照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文字规定，缔约的任何一方将停止该条约一事通知对方一年以后，该条约才失效。因此，美中关系正常化后，该条约仍在一年内有效，美国也会继续向台湾出售军火。值得注意的是，布热津斯基在这次北京会谈时淡化了售台武器问题，没有将它作为重要问题提出，这为随后确定中美关系正常化时间表埋下了一个障碍。

1978年7月5日，中美建交谈判在北京正式开始

黄华和伍德科克在北京、柴泽民和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的谈判同步展开，双方互不退让，一度停滞不前

　　布热津斯基结束访华后不久，1978年7月，中美互派代表在北京和华盛顿开始建交谈判。

　　美方谈判代表是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长黄华。黄华1976年11月接任外交部长，在长期的外交事务中，他工作谨慎，在对外交往和谈判中以字斟句酌、滴水不漏著称。他的英语娴熟，但在正式谈判中很少用英语，总是将对方的意思以英、中两种语言各听一遍，这样在回答时便更加从容。

　　7月5日，黄华和伍德科克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中美政府间的第一次建交秘密谈判。

伍德科克向黄华递交了美方关于进行中美建交谈判的议程：

　　一、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存在的性质；二、正常化时美方的声明；三、正常化之后美台间的商务关系；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格式。

　　对于美方建议的4项议程，黄华在7月1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时指出：美方应先就中方提出的建交三条件和建交联合公报作出响应，提出具体意见。会谈的参加者柴泽民回忆说：“这两次谈判完全是前哨战，中美双方相互摸底，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8月5日，作为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与夫人李友峰启程前往美国赴任。他一到华盛顿就与布热津斯基取得了联系，开始就中美建交进行一系列外交谈判。

　　8月17日，柴泽民和布热津斯基的第一次会谈在华盛顿进行。

　　在这次会谈中，布热津斯基提出，有无可能就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美中两国首脑会谈，柴泽民婉转地说，过去几位美国领导人已经访问了中国，因此中国在这方面欠了一些什么，中国领导人访美问题已经可以提到议程上来了。但是华国锋不久前已经访问了欧洲。言下之意，这回该轮到邓小平了。

　　布热津斯基对柴泽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个具有熟练谈判技巧的人，“他总是拿出一个小本子，照本宣读他的正式发言，然后加以阐述。经过较长时间的判断，我可以说，他不仅忠实地向中国反映了我的观点，而且相当有准备地敦促一些问题的调停和调整。没有他的持久努力，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在12月初实现那种突破”。

　　在卡特总统的当年日记里,他这样记录了中美建交前自己承受的巨大压力：“伍德科克(后出任美国首任驻华大使)和国务卿万斯来到白宫，我告诉他们要与中国正式建交的决定。伍德科克一周以后就要去北京，我对他说，与中国建交是可行的，我要向所有美国人民说明这一点，并愿为这一决定承担所有政治责任。”

　　中美领导人就建交问题进行的一系列谈判是秘密进行的。出于保密考虑,卡特避开了国会，甚至都没有让国务院插手，所有的信息都直接从白宫发往中国。他在1978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国务卿万斯起誓要保守秘密。我决定不让国务院知道谈判细节，免得国会和公众知道以后会提出强烈反对……大部分发给邓小平的建议和答复都是我和布热津斯基亲自起草，从白宫直接发给他的。”

美方确实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过去遇到如此重要的谈判，美方总要从国内派人来主持会谈或坐镇会谈，但这次除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外，其主要助手芮效俭副主任和翻译等都是清一色的联络处官员。事实上，会谈安排在北京举行，就是为了躲过人们的耳目。在华盛顿也只有卡特、万斯、布热津斯基等组成的五人决策小组知道。事后，芮效俭曾说，美国有人责难卡特为何不及时通报国会，其实“秘密外交”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如果当时国会参与进来，建交协议将完全告吹，中美关系就得改写。

　　在谈判中，美方的另一个策略是：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美国政府深知，中美关系正常化最难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如果一开始就谈此事，会谈将立即陷入僵局。因此，在美方提出的四项议程中，头三项较易达成协议，美台关系的性质只能是非官方的；关于美方声明，邓小平已告美方“可以各说各的”，美台商务关系也非难事。这样进行下去，美方以为较易取得进展。

　　同时，美方还提出了要保持三个渠道接触，以保证会谈气氛。布热津斯基这一时期三天两头找中国驻美联络处代主任韩叙交换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强调对苏强硬政策，以取得中方好感。同时，对于中美间需交涉的麻烦事，全由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找韩叙解决，使伍德科克和黄华免受此类事情的干扰，专心进行建交谈判。

　　中方从美方上述做法中，看出美方确有谈判诚意，但是否在关键问题上让步，还难以断定。因此，对美方注重保密和排除干扰的方针没有异议，但对其不肯一下子把底牌全部亮出的做法则不以为然。中方的对策是可以根据你的议程谈，但在原则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使对方无隙可乘，在策略上则掌握斗争的时机与分寸，有一定灵活性。具体来说，既然美方要“先易后难”，每次只谈一个问题，中方则强调一定要美方同意中方三个条件，即：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与台湾当局断交并全部撤走美国在台驻军和设施，以及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等基本立场，先让美方亮出底牌，再作全面判断和答复。

　　由于双方针锋相对，会谈进展甚慢。伍德科克虽然不赞成拖下去，但无法扭转美方高层的决定，只能根据白宫发来的指示念稿子，谈判陷入了僵局。

从1978年7月5日到12月4日，谈判共进行了六次，难题一个个破解

就台湾问题最终达成妥协，建交公报得以出台

　　到了1978年9月19日，卡特总统开始感到拖不下去，要加快谈判速度。他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表示，双方需要抓住时机，加快进度。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对柴泽民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按照美国国内政治现实，中美关系要取得决定性进展，当年12月前后是一个特殊机遇，否则国会明年初开会时，会先讨论美苏核条约等问题，中美关系将被推到1979年秋后，时机不当，可能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变数。

　　对此，邓小平于11月2日作出指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说也要加快。”

　中方参加谈判者早已感到谈判进展太慢，见到邓小平指示后如释重负，立即根据领导要求修改对美谈判方针，把先摸清美方底牌改为“从促进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加速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出发，早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对我方是有利的……应在坚持我方原则立场的前提下，争取谈判取得圆满结果”。这一报告很快上报中央获得批准。中方据此精神向美方提交了建交公报草案。

　　与此同时，中方参加谈判者私下都在议论能否提高谈判级别，以解决外交部向中央请示汇报的周转时间问题。正巧伍德科克要求会见邓小平，外交部立即建议接受其请求。12月13日，邓小平会见了伍德科克，直接与他就建交联合公报方案交换意见。美方提出了修改过的草案，基本满足了中方要求，邓小平当场拍板同意。14日，双方又商定邓小平应邀于1979年1月末访美的事宜。

　　在关键时刻，邓小平亲自参与谈判，使中美建交谈判得以在数日内一锤定音。1978年12月16日，建交公报发表，这大大超出各方预计，使反对者措手不及。

　　事实上，中美双方如何在售台武器问题上达成妥协成为建交的最关键问题。卡特在1978年9月和12月的两篇日记里这样记录了台湾问题上的进展：“今天我见了柴泽民，他向我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我和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布热津斯基一直讨论到深夜，我们让伍德科克与中方加快进度，尽快敲定建交公报文本的措辞，尽早宣布建交决定……中方也发来了他们的文本，我立马转给身在中东的万斯，让他迅速作出回应……我还和国防部长哈罗德仔细研究了有关对台军售和撤军等的措辞……一切进展很顺利。”

　　中美双方最后达成的协议如下：第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只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第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第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

　　1978年12月14日，卡特在日记中写道：“就在我和邓小平的笔下，两国关系走入了一个崭新时代。”

197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号外

　　中美正式建交之日，就是美台“断交”之时。12月29日，台湾最后一任驻美“大使”沈剑虹离开了华盛顿。1月1日，台湾驻美“大使馆”正式关闭。4月，美国从台湾撤走军队。1980年1月1日，美国废除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两国敲定了建交的所有细节之后，卡特政府决定立即将此决定通报苏联及欧洲盟友。

　　“我半夜给蒋经国打了电话，告诉了他美方的决定，又分别和福特、尼克松通话，和尼克松聊了很久……”卡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2月27日，我收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来信，苏联对中国非常不满，几近抓狂。他几乎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我们不要向中国出售防御性武器。我决定先放一放，过几天再给他回复。”“我们的目的是要与中国和苏联都建立友好关系，帮助他们弥合分歧。”

　　日记中还记录了卡特对布热津斯基开的一个小玩笑：“我告诉布热津斯基中方取消了建交的决定，他差点当场晕倒，我赶紧告诉他我是开玩笑的。”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中美接近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大约用了近10年的时间。在这10年的时间里，双方经过改善、徘徊、建交的三个发展阶段，最终使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中美关系从此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对世界格局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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