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正辉，男，1944-194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从师周作人和许世瑛，后考入北京大学建筑工程系，1950年毕业。退休前担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全国建筑水处理研讨会理事长、北京土建学会建筑给排水委员会理事长、北京医院污水处理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给排水委员会名誉委员等职。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医院污水处理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原题
我与吴晗和定陵
作者：萧正辉
吴晗在学校演讲
吴晗是“文化大革命”以《海瑞罢官》首先被开刀祭旗的冤魂，他被内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三家村”冤案中，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亦先后蒙冤。由于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在《关於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中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随后这把烈火就烧到“彭、刘、郑、万” （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和万里）身上。很快又烧到“彭、罗、陆、杨”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身上。大火越烧越烈，又烧到最高领导人“刘、邓、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身上。在此期间，吴晗被当时的官方媒体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地反党反社会主义首要分子。从发难的那一天起，就确定了吴晗已处于必死无疑的绝境。但是，以翦伯赞为代表的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公开申明： “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文汇报》在几天之内就收到为吴晗辩解的信函3000多封，但是最后那些为吴晗遭受诬陷而抱不平的成千上万的人都受到惨酷的迫害。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与吴晗有过几次交往，在1947、1957、1967三个有代表性的历史阶段，我与吴晗由初识到熟识，直到他逝世前夕。
1947年秋末，正是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逐渐高涨的时候，我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并兼任《知识与生活》杂志社的编辑，受总编、民盟人士郭根（笔名焦尾琴）的委派去找吴晗组稿。那时我知道吴晗是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明史研究专家、爱国的民主主义斗士，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为人性格爽朗、平易近人、爱憎分明、坦荡无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晗个子不高、微胖、那张圆圆的脸永远带着微笑。此后，《知识与生活》杂志社的同事、朝阳大学的学生蔡某被吴晗介绍到共产党的江南游击队，从此我知道吴晗不但是一位民主斗士，并且与共产党有着组织上的关系。这是我与吴晗的初识。1950年夏末，我由北京大学工学院毕业。那时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很少，学生毕业以后由政府统一分配工作。当年秋北京应届毕业生在辅仁大学礼堂参加动员大会。会上周恩来总理和萧华分别做了动员报告。记得周恩来在题为《你们的工作在哪里？》报告中说：“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是我国宝贵的财富，希望大家到新的工作岗位以后，努力工作，改造世界观，很好地为人民服务。”随后，宣布分配名单。我们建筑工程系共有1 0名同学毕业，两名分配到中央机关、两名留校、两名分配到内蒙古、两名自找工作，我和一位女同学分配到北京市。而代表北京市接受中央分配大学生的就是副市长吴晗。
新政协筹备会期间的吴晗（左2）
在西长安街市政府礼堂召开的欢迎会，也由吴晗主持。同学们在欢迎会上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因为吴晗既是政府官员，又是学校师长，都是一家人感到分外亲切。北京市政府宣布分配名单，我被分配到北京市公逆产清管局。在中午的餐会上，正巧吴晗和我在一个餐桌上，他正要拿筷子吃饭，看见了对面的我，惊奇地喊：“萧……”但他却没有叫出我的名字来。1951年秋，我当时在北京市公逆产清管局工程科工作，负责主持景山东街聂荣臻市长宿舍和宣武门里头发胡同甲一号吴晗宿舍的翻修和加装暖气工程。吴晗当时和北京市另外一位副市长张友渔合住在一个院子里。宿舍共两进，是典型的四合院。前院驻扎一排解放军，负责保卫及一般事务工作。第一进为张友渔宿舍，两明一暗的房间里空荡荡地没有什么陈设，只在床上铺有简单的卧具，桌子上放着茶壶、茶碗，好像是旅馆和饭店。第二进是吴晗的宿舍，床上床下都是刚刚搬进来的书箱，有的已经打开，但均未上架。他的夫人袁震尚未搬来，屋子里面的十分凌乱，和张友渔的宿舍相比整整是明显的对照。吴晗故居内景
工程进行中，我每周总得来两三次，解决工程中出现的问题。每次差不多都能见到吴晗和张友渔。见到吴晗时他总是笑着和我打招呼，询问我的工作情况。吴晗和张友渔都是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中山装，由于刚进初秋，天气不冷不熟，他们便坐在院子里和我聊天，两个人都非常和蔼、平易近人。我们从古到今、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吴晗是那样安祥、稳健、博学，那么爱憎分明。似乎他对什么都有自己的看法，是非观念十分清楚，总爱对事务做出结论，给我莫大的教益。聂荣臻的宿舍修完了以后，他让范秘书给我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吴晗宿舍工程完了以后，由于我的工作与吴晗所主管的文化教育无关，所以便很少联系了。吴晗在解放以后，受中共中央委托与钱俊瑞共同接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随后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l 949年11月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市文教委员会主任。北京解放前夕，吴晗曾试图说服他的恩师胡适留在国内。胡适却要吴晗跟着去美国。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得分道扬镖。胡适后来对人说：“可惜吴晗走错了路。”1957年春，吴晗参加了共产党，但他始终并没有脱离学术研究工作。从1949年11月到1966年6月，吴晗忠心耿耿地为北京市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并尽可能地与文化教育界人士取得密切联系。1950年代后期，吴晗利用公余之暇参加历史界开展的“道德继承论”的讨论。提出了“无论是对封建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都可以批判地吸收，使之起本质的变化，从而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生产服务。”这一精辟的论断仍然是我们今天需要遵守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道德的标准可以遵循了。
1953年，我调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工作。1957年秋，突然接到吴晗给我打来电话，他说：“十三陵已经发掘了定陵，但是打开玄宫以后，陵内后墙面到宫顶没完没了地向下滴水，同时后宫顶和墙面上还有石片落下来，人们担心这座在地下埋了三百多年的宫殿会不会要塌裂。”他让我抓紧去看看。我请他找北京市建筑设计下达任务。据说是定陵打开的第三天，我们便在院总工程师的领导下奔赴定陵。吴晗和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主任、定陵博物馆筹建组组长朱欣陶亲自接待。朱欣陶60岁左右，个子不高，有点秃顶，一副学者姿态，对明史，尤其对万历朝的历史包括正史和野史都十分熟悉。我们一见面他便像讲故事一样，没完没了地讲述万历朝前前后后所发生的大小事情。吴晗则是有根有据地根据明正史介绍一事一物，他不愧是一位明史专家，他在介绍定陵以前却首先介绍起朱元璋和燕王朱棣的文化、政治、经济和历史。两个人都十分兴奋，显然带有成功发掘定陵的喜悦。据说，朱元璋的子孙后代当时已有十万多人散居各地，而朱欣陶就是朱元璋的后代。由于他们两人希望我们这些工程技术人员重视定陵，重视定陵中的朱翊钧一生所做所为，一事一物，以便把这些资料包括历史事实、宫庭生活、文化遗迹，反映到未来的定陵博物馆的设计中去，所以他们都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吴晗说：“明朝共16帝，除朱元璋葬南京、皇孙朱允炆被朱棣推翻后不知所终、景泰帝朱祁钰葬于北京西郊金山外，其余十三帝均葬於十三陵天寿山附近。我们发掘定陵是解剖麻雀，最终的目的是发掘长陵。”吴晗接着说：定陵于万历12年10月动工，万历18年完工，总计耗银8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两年的收入。朱翊钧在位48年，时间最长，但从万历17年至48年的31年中，不上朝、不祭天、不拜祖，就连大臣的奏章都不批阅，埋下明王朝必亡的祸根。他昏庸无道，酒、色、财、气四病俱全。他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怒必杀人。以至到他将要死亡的时候，内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边关异族不断入侵。而宫庭内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国本之争使大臣们怨声载道。人云：“明亡亡于神宗。”我们边说边走很快便进入地宫。朱欣陶介绍了定陵于1956年5月开始发掘，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工作人员历经艰辛，最终找到了金刚墙，利用自己制造的拐钉打开了自来石。朱欣陶指着那两扇汉白玉大门说：“这个汉白玉大门上有纵横各九排凸出的石门钉，九是自然数的最大值，在封建时代皇帝为至尊，只有他才能使用这个数字。由于每扇大门重达四吨，为了便于开启，工匠把门的厚度做了改造，把靠门轴的部分加厚，铺首部分减薄，把重心移到门轴上来。最使人惊叹的是门上边的那个横楣，通体用紫铜铸造，总重三吨，这个大门开启时，金石摩擦发出低沉宏大的声音，久久在地宫内嗡嗡回荡，动人心魄。”吴晗这时指着玄宫内的墙面上的水说；“就是这些水不断地由屋顶和墙面流下来，不知道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地面上这些石片是由上面落下来的，是否会使玄宫塌陷?”吴晗明确地要求建筑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解决四个问题，越快越好。一、定陵是我国有计划发掘的第一座地下宫殿，不论对建筑或文物都必须加以保护，宫内滴水或下落石片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否会使地宫塌陷?如何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和发展?
二、要就地建立“定陵博物馆”，根据人流要求对地宫适当修整，要输入新鲜空气和保证参观人员的安全。
三、要在玄宫外棱恩殿两侧修建展厅，展览地宫重要文物。由於这些展品都是无价之宝，必须十分注意安全，并相应设置必要的报警安全设施。
四、要解决定陵工作和参观人员的食水问题。
我们当即对地宫滴水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是由于地宫内湿度过大，表面结露所造成的。墙面落下石片是由于宫内温、湿度变化所造成的，都不会对地宫安全造成威胁。吴晗和朱欣陶听后十分高兴。吴晗这时指着地宫地面上布满的已经腐朽的木板说：“朱翊钧死的时候明王朝的国事、家事、宫中事以及佛门事千头万绪，万历48年，半年之内连接死亡两帝—后。即四月孝端皇后薨逝，七月朱翊钧驾崩，九月新皇朱常洛病死。发葬帝后都是国家大事，但六个月内要葬二帝一后，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因此，连最起码的礼仪也顾不过来，棺椁入玄宫为保护地面铺设的木板清除工作也就无法实行了。”这与明史和大量资料的记载是相吻合的。很多资料记载着那个迷惑朱翊钧达38年之久的郑贵妃，在朱常洛即位以后，制造了挺击、红丸、移宫三案，遗患无穷，给大臣们收拾残局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虽然万历遗诏册封郑贵妃为皇后，但大臣们认为她是祸国殃民的妖孽，万历已死，后边的事就不能由他了。郑贵妃最终比万历晚十年死去，葬于东井。这时我们已进入玄宫正殿，宝床上放着三具硕大无比的棺椁，中间的最大，左边的稍小，都没有破损的迹象。右边的则表面已经腐朽，棺椁右帮已经散落。吴晗指着这三具棺椁说：“中间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左边是万历的元配孝端皇后。右边是孝靖皇后。”从正史可以知道，孝靖王氏原来是皇恭妃，死于万历39年，时年45岁。因为她当时只是一个皇贵妃，且长期受到冷遇，死时只能葬在东井平岗。她的儿子做了皇帝以后，决定把他的生母追封为皇太后，并要从东井挖出来与朱翊钧合葬定陵，但未想到朱常洛只做了廿九天皇帝便死去，因此这件事便由他的孙子朱由校（即天启帝）来完成。这口棺椁已经在地下埋了十年，质量又较差，因此孝靖皇后的棺椁比起万历和孝端的棺椁显然损坏得比较严重。朱欣陶这时手托着一个头骨说：“我对孝靖皇后大不敬。”我们看到这具头骨虽已无肌肤，但仍附有乌黑的头发，发上还插着各种金玉宝饰。朱欣陶说：“孝靖皇后原来是一个宫女，有一天朱翊钧到慈宁宫向母亲慈圣皇太后请安，正赶上皇太后不在，却看到一个亭亭玉立、楚楚动人的宫女向他走来请安献茶，王氏端庄秀丽，18岁的朱翊钧一看便动了邪念，这个至尊无上的皇帝欲火中烧，拉过来便私而幸之。事毕，穿起衣带便走出慈宁宫，此时宫女王氏只有16岁。“由于王氏是母亲宫里的宫女，朱翊钧总觉得这件事不太光彩，却想不到王氏竟暗结珠胎，几个月后体态发生了变化，被慈圣皇太后看出，她回忆起自己做宫女时同样遭此命运生下了朱翊钧，因此对王氏十分同情。更加以朱翊钧已将20岁，尚无子嗣，现在居然有了抱龙孙的希望，因此十分高兴。在一次酒宴上，皇太后向朱翊钧问及此事，朱翊钧竟矢口否认，太后震怒，让太监把‘内起居’取来，并让他自己查看，万历无奈，只好承认下来。“王氏于万历10年册封为恭妃。同年8月果然生了儿子朱常洛。但由于此时万历已迷恋上了能说会道、专搞阴谋诡计的郑贵妃，此后恭妃未再受宠，便不被人所重视，一生历尽苦难，郁郁不得志，于万历39年逝世，时年46岁。孝靖皇后的棺椁上放着她被册封的谥宝，为木质，送葬人为朱常洛，实际只做了二十九天皇帝的朱常洛此时已经逝世了。谥宝应以金或玉制成，但此时国事家事的纷扰已完全无法顾及了。”吴晗指着宝床下面的20多箱殉葬品珠宝玉器和一堆木俑说：“这些都是殉葬品，都是无价之宝，我们很快便要进行清理，这些珍宝一定会帮助我们对明朝历史有更详细的了解，从而对几百年一直争论不休的疑案做出正确的判断。木俑原来都是完整的，但打开地宫以后有的很快便粉碎了。”朱欣陶接着说：“中国的殉葬制度封建时代颇为普遍，皇帝死后将奴隶或俘掳杀死殉葬，但殉葬人员不能与皇帝合葬在地宫，而葬在陵外。据说朱元璋殉葬的宫女达46人，一般是‘赐红帛自尽’，即上吊自杀。殉葬人员在盛装打扮之后，参加为他们准备的丰盛的宴席，被带到指定的殿堂内，殉葬人员站在凳子上，将头伸进预先栓好的红帛套中，随后太监将凳子踢倒，一个年轻的生命便告别人世了。“据说明朝有一个皇帝下令选妃，朝鲜一个高官的女儿被选中，由她的乳母陪伴送往皇宫，途中却听到皇帝驾崩的消息，她们本想折返回家，押解官员却逼迫他们到皇宫报到。那时全国正准备给皇帝举行隆重葬礼。他们到达皇宫的第三天，却被通知她已被列为殉葬人员。当她站在凳子上两手抓着红帛套并要将头伸进去的时候，呼叫乳姆说：‘娘！吾去了！娘！吾去了！’惨不忍睹，连站在旁边的太监也黯然泪下。吴晗说：“明史有明确的记载，从英宗即那个被北方的乜先掳走8年的朱祁镇开始，废掉活人殉葬，改用木俑代替。”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宝床下的殉葬品木箱和木俑零乱不堪，甚至抬箱的木杠和绳索都未拿走，地面上还散落着珠子的颗粒，据说那是送葬宫女在送葬完毕争先跑出地宫互相拥挤时掉落的。地面上平铺的木板虽已腐朽，但仍然按原样摆放着，朱欣陶说：“这些珠子颗粒都是宫女衣服上的饰物，在地宫封闭以前，虽然点亮了‘长明灯’，但是在这样庞大的地宫里，灯光如豆，这些饰物便是宫女们争先恐后．互相拥挤掉落下来的。”吴晗听了也只是一笑，未置可否。明朝末年两帝一后的葬礼是由明朝末年那个混蛋皇帝，朱常洛的儿子朱由校主持的，那时他刚刚16岁，登基后年号天启。在位七年死时只有23岁，他一生宠信宦官魏忠贤和乳姆客氏，依靠东厂锦衣卫（即为特务组织）大兴冤狱，组成“阉党”卖官鬻爵、渔肉乡民、为所欲为，很多忠臣死在魏忠贤的手中。明王朝在遭受万历朝毁灭性的蹂躏之后，又接着遇到这样一个昏庸帝王，朝纲败坏无遗。朱由校死后，继承王位的五弟朱由检即明思宗再有天大的本事，也己回天无术，明王朝的灭亡和清王朝的兴起已经是注定了。吴晗边走边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诚哉斯言。可是吴晗并没有从他熟悉的明史和定陵中找到任何借鉴。他忠心可悯，他在此后不久历史界开展的道德继承问题的大讨论中，跳入漩涡，迷醉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出了“道德批判继承论”。并且根据这一观点的趋使，陆续写出了《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文天祥的骨气》《民族英雄于谦》等，歌颂古代的清官忠臣。吴晗一生酷爱明史，他对定陵的开掘和定陵博物馆的建立灌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他曾说： “十三陵的建筑是中国古代人民非凡的智慧与才能的结晶，是一种文明与文化的创造。”也许是命中注定，吴晗未能逃脱历史这面镜子给人们的启示，他最后的家破人亡。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吴晗便被停止了工作，1966年春失去了人身自由，被揪到各处连续批斗，并逐渐经受更惨酷的迫害。1967年秋，文化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北京市委彻底改换了领导班子，旧市委的上上下下，全部人马一个也不留地被撵到市委党校。彭、刘、郑、万早已靠边站，主管基建的市委办公厅主任项子明也不再露面，基建组长赵毓秀则被定为历史反革命，逮捕后作为要犯监禁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文革批斗中的吴晗
一天我到市委党校办事，满院贴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两个组织在无休止地打派仗，行政班组都乱了套，根本找不到办公房间，最后找到市委行政处的石炳崑和史好问。史好问见到我后满面愁容地诉苦说： “真是莫明其妙，我们从上到下都被撵到这里来，一个也没有留下。”正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门来，手中拿着一把扫帚，看样子想要打扫卫生。我惊奇地意识到那是吴晗，我赶紧走过去想和他打招呼，但那时的吴晗骨瘦如柴，满脸胡须，穿着一身破旧的灰色布中山装，我站在他的前面轻轻喊道：“吴先生！”他听我叫吴先生的声音，惊奇地抬起头来，看到我那含着眼泪的面孔，颇露惊奇、悲痛、凄凉而又无可奈何的神色，转过身去一声不响地走了。我又追上去想要和他说句话，但被史好问叫了回来，我意识到吴晗的处境。我久久地凝视着吴晗走去的方向，一直到他那穿着破旧的灰中山装，手中拿着扫帚、迈着蹒跚脚步的背影被大字报所淹没。此后，形势越来越严峻，今天揪这一小撮，明天揪那一小撮，越揪越大，越揪越多。比较起来吴晗只是地雷的一根引线，用完便无用了。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0日死于狱中。吴晗爱妻袁震于1968年4月被送入”劳改队”，实行群众监督专政。就在吴晗逝世前七个月的1969年3月17日，袁震被批准回家治病，当天夜里病情突然加重，在医院把她视作敌人的情况下，没有进行任何抢救，于3月18日凌晨逝世。1975年他们的女儿小彦被捕入狱，1976年9月23日离四人帮垮台只有13天，23岁的小彦不堪虐待服毒自杀了。此后，我再没有听到官方报导有关吴晗的任何消息。1992年我回清华大学参加同班同学的聚会，在校园里突然见到“晗亭”庄严地竖立在美丽的清华园。我走上前去抚摸晗亭坚如钢铁的圆柱，吴晗那平易近人、坦荡无畏、永远带着微笑的面庞历历在目，悲痛、怜悯、崇敬百感交集涌上心头。不知不觉地祷念：“吴晗万岁！吴晗永垂不朽！”此时我己泪流满面，久久不愿离去。文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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