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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丨王新民：美国人首次航拍长城揭秘
王新民，祖籍河南怀庆府，1951年生人，南渡北归，东西体验，四海为家。文革前的老初三和文革后的新三届研究生， 1976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法学硕士学位。曾先后在海军服役、在国家部委工作多年，当过外交官，最后下海经商为中、外企业服务。出版有译著《大洋深处的秘密战争》《国防部长》和《美国陆军史》等。
原题
第一个航拍长城的外国人
纪念美国朋友克莱恩大夫
在我家的餐厅墙上，挂着4幅放大的彩色照片。一幅最大的是故宫的全景航拍彩照，那是我弟弟在1980年代初中期执行空军为全北京市范围的航拍任务时拍照的。另外3张是长城的航拍照片，摄影者是美国人泰德 . 克莱恩（Ted Cline）。
所谓航拍，就是从空中所做的拍摄。如今，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使用无人机或者由卫星进行的航拍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而在30年前，航拍要搭载的要么是热气球，要么是飞机。而允许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乘飞机进行航拍，而且是对长城进行的专题航拍，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美国人克莱恩在1990年10月对长城所做的航拍，据我所知是有史以来中国政府批准的唯一一例由外国人在中国搭载飞机进行的航怕。
那是1987年的一天，美国芝加哥市密执安大道120号办公楼第12层，从大玻璃窗往外望，绿色的格兰特公园和蓝色的密执安湖一览无遗。
上午10点左右，我办公室的电话响起，是传达室宋小姐的声音：“你来接待一位美国老头吧，他有事要谈。”还没等我问个明白，电话挂了。哎！这女娃从来都是这样。
于是我来到门口，只见一位白发老人笔挺的站着，在互致问候和自我介绍之后，我把他领进了一间会客室。坐下后，我问他：“Dr. Cline， 我能帮您做什么吗？”他高兴地说，“我非常需要您的帮助，实现我的一个愿望。”
原来，克莱恩先生是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不久前从外科医生的职业上退休。他说他当天是自己开小飞机从密执安湖的那一边密执安州的Traverse City专程飞过来的。他提着一个大纸袋，从里头拿出一幅带框的大照片给我看，那是一张密执安湖中一个小岛的航拍照片，说是他拍摄的，今天作为礼物送给我。接着，他开始叙述来由。
克莱恩1922年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父亲是在河南洛阳地区的一传教士，在1930年代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他们一家不得不离开了中国回到美国。中国是他儿时的记忆，因此他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参军成为美国海军的飞行员，参加了在太平洋战争中对日军的作战。二战结束后，美国的GI Bill（即二战后著名的安置退伍军人的《退伍军人法案》），使他和一大批退伍军人能够得到国家资助进入大学学习，他学的是医学，成为了一名外科手术医生。现在由于年龄大了，手抖，不再适合给病人开刀动手术了。
他有两个嗜好，一个是飞行，一个是摄影。多年前他买了个“奢侈的玩具”（luxurious toy），一架小飞机，退休后更是全心转入他所喜爱的飞行，开了自己的航拍公司，为有需要的客户提供航拍服务，并成为积极的环保运动成员，从空中观察密执安湖即大湖地区的湖滨污染情况，进行拍照，提供给环保组织和政府环保部门。
克莱恩大夫接着说，他自从1930年代离开中国后再也没有回去过，非常想回去看看他的出生地，同时希望中国政府批准他对长城做一次航拍，实现他这个终身愿望。
听他如此道来，我心里在想“您老今天来要我办什么事不行，去中国哪里不可，非要我协助你拿到上天进行航拍的批准？”面对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一个长者，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和愿望，但是我没有丝毫把握，觉得这个事情肯定办不成。可我又不愿意就此给他一句“办不了”打发他，让老人心凉。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国家，许多人都有小飞机，随时都可以上天做他们想干的任何事情，可他们不懂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于是，我请他回去后正式来一个函件，答应向中国政府报告，看看是否能够批准他的申请。
把客人送走后，我走进总领事办公室，把克莱恩大夫的事情做了汇报。总领事问我“你准备怎么办呢？这事恐怕不成啊。”我说：“等他正式来函后，我写个报告吧，估计此事会涉及好几个中央部门包括军队，我想试试看。”
1987年正是中美关系蜜月期，中美关系还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各种关系在全面发展，包括在军事上的某些合作。因此，我想试试。
报告发出后不久，北京答复了，大意是“航拍实属敏感，请予婉拒。”收到国内的批复，不出所料，我给克莱恩回了函，通报了中国政府的答复，并向他表示道歉。我想，此事就此可以结了。
此后，克莱恩时不时给我打来电话聊天，不再提去中国航拍的事， 他很高兴结交我这个中国朋友。他邀请我去他在密执安的家做客，我没好意思接受，借口工作太忙推脱，他就专门从Traverse City几次自驾飞机飞来芝加哥看我，我们成为了忘年交。
本文作者在美国
1989年夏天北京发生了那场政治动荡，随即，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国实施了“制裁”，停止了包括原来在军事上和中国的那些合作。顿时，中国与外界的关系和联系发生了突发的变化，我们在美国经历了中美关系的大起大落。本来已经兴起的外国人到中国旅游也一下停顿了，要知道，到1980年代末，外来投资还很少，中国的经济在出口上还非常有限，外汇收入的一个大头就是旅游。
1990年春夏中央下达了文件，并要求驻外使领馆积极开展工作推动外国人来中国旅游，推动外国来华投资。
看了文件，我开始琢磨，现在那么困难，如果批准克莱恩去中国航拍，不是可以既创收了外汇，也宣传了中国旅游吗？于是，我给在纽约的中国国际旅行社办事处的周主任通了电话，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配合，把此事办成。周主任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个好事，他愿意作为接待克莱恩访问中国的单位，一起把这个事办成。
于是，我给克莱恩拨通了电话，问他去中国航拍长城的想法有无改变，他说当然没有，不过此时他是半信半疑，因为我曾经告诉他的难度让他也觉得希望渺茫，我说我想为他再试试。我再次提笔写了报告，与时俱进，重复中央文件的精神，上报希望有关方面考虑并会签批准。
经过国内多家有关部门的协商，至少经过了外交部、文化部、总参、空军、北京军区、民航总局、国家旅游局和中国国际旅行总社的会签同意，此事终于在1990年的夏天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准。拿到批复文件，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此事竟然办成了！
当我给克莱恩打电话，告知他中国政府批准了他到中国航拍长城的决定。老爷子也没有想到，都过了快3年了，他以为没戏了的事竟然“起死回生”，高兴的在电话那头大声呼喊“太好了，太不可思议了，太伟大了，我的上帝！谢谢中国，谢谢您！”
根据批复文件，我可以和克莱恩先生商量安排细节了。根据批复，克莱恩此次去中国航拍，政府做了一些具体规定：外国人不能带自己的飞机在中国飞行；航拍所需飞机与北京军区空军协商由北空提供；航拍长城的路线局限于北京地区和河北临近北京地区的长城；航拍结束后所有胶片交给新华社的图片社冲洗；胶片冲洗好后送交北京军区作战部审查和批准放行；在北京的食宿和行程安排由国旅总社负责接待，等等。
克莱恩不了解北京的天气，我建议他最好安排在金秋的北京，天高气爽适合拍照。因此，经过一系列协调，克莱恩的北京行程安排在了10月份中国的国庆节假日之后。
1990年夏末，我在美国4年的任期期限将至，我决定在10月份回国。克莱恩知道后一定要我和夫人到密执安州他在湖滨的家度假，并说他们那里每年一度的“樱桃节”是去访问的最佳时节，他还要驾驶他的小飞机飞来芝加哥接我们。
经批准，并报备了美国国务院（那时双方对外交官离开所在城市25英里以外地区活动有一定限制，需提前报备），我和夫人以参加樱桃节的名义作为克莱恩夫妇的客人在8月份的一天飞往Traverse City。从安全考虑，总领事馆没有同意我们来往搭乘克莱恩的私人小飞机，谢绝了克莱恩的好意。
Traverse City盛产樱桃，当地举办“樱桃节”开展各种文化和商务活动，包括音乐会。我们住在克莱恩家里，他的夫人Jean Cline也是退休医生（妇产科），每天照顾我们起居。他们家就在湖边，后院紧挨着湖水，家里有个小码头小游艇。在后院湖边的参天大松树下，我们边喝着咖啡边聊长城、聊中国历史、聊北京。克莱恩说他正在阅读有关长城历史的书，北京地理与气象的资料，在做为长城拍照的功课。他说他到北京后想拜访研究长城的专家，我推荐了中国著名的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后来他们在北京见面了。
克莱恩邀请我们去机场看看他的小飞机，并请我们一起飞上蓝天看看密执安湖，我和夫人自然再高兴不过了。来到机场，一排小机库，我们三人一起把飞机从机库里推到了跑道，那架螺旋桨小飞机最多只能装下3人。爬上了飞机，克莱恩通过无线电报话机与机场塔台叽里咕噜说了一通，我们就飞上了天。这是我们有生第一次乘小飞机兜风，滋味自然美不可言。我们在美国开车到过许多州，到处都看到有小机场和小飞机，这次兜风让我们看到美国人开飞机上天竟是那么容易和简单，空管是非常宽松的。
在Traverse City访问的3天中，克莱恩夫妇带我们在当地到处走走， 参加“樱桃节”的各种活动，深入到美国人家庭，体验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参加音乐会、美国人的社交聚会，了解美国社会，这是一次终身难忘的旅行。
10月金秋的北京。克莱恩终于来到了北京，他前脚到，我们也离任回国回到了北京。
中国为克莱恩此次航拍提供了一架苏制米-8直升飞机，3名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克莱恩到北京后去了中方安排的空军机场，看了飞机并和飞行员见面，商量了航拍的具体飞行安排。苏制米-8直升飞机是中国当时最好的直升机了，克莱恩第一次见到苏联制造的飞机，解开了到北京之前到底中方会提供什么样的飞机供拍摄的疑惑。
克莱恩大夫在直升机上航拍长城（1990年10月）
根据商量好的批准拍摄的北京及河北临近的长城的走势，即八达岭、怀柔、司马台三个主要地段，从光线角度考虑，应克莱恩的要求，此次直升机飞行安排了三天，分别在早上，上午和下午傍晚三个时间段。每次飞行不少于1个小时。
米8直升机没有象美国直升机上开机舱门有专门的保护装置及安全带可以固定人员，克莱恩坐在门口拍摄，后面是和他一起来的美国人Bill用手紧紧拽着他的裤腰带，他才能完成三次飞行拍摄的，够危险的，亏得他是飞行员出生。Bill也是医生，和克莱恩是同学，陪同克莱恩来北京进行航拍的。
经过三次飞行拍摄，克莱恩非常满意飞行的效果和拍摄活动。航拍结束后，全部胶卷由国旅接待的小赵送到了新华社图片社冲洗，然后再由小赵送到北京军区。
航拍结束后，一身轻松的克莱恩提出希望去北京协和医院看看，那是他68年前出生的地方。协和医院的英文是Union Hospital，是当年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建立的最大的医院。那天去协和医院，我因为有事没有陪同他一起去查找他当年出生的档案。当我稍晚赶来协和和他碰面时，他已经出来在协和医院门口等我，然后我们一起围着协和医院即王府井走走，在首都医科大学的那个协和老建筑旁我们停留了很长时间。他显得非常兴奋，告诉我说协和医院还保存完好他当年的出生医档，尽管经历了战争年代，那些蓝色琉璃瓦的大屋顶建筑，已经历经了70多年的沧桑。晚上他请我们在他下榻的国际饭店用餐时，聊起了一些对北平和洛阳的记忆。
那是结束北京航拍长城之旅的最后一天，上午我到国际饭店为他送别。克莱恩告诉我第二天就要回美国了，但是胶片还没有通过审查取回来，有点着急。我立即给国旅的陪同小赵打电话问怎么回事。小赵说他已经去北京军区两次索取胶片，但是没有人接待他，他也着急，不知道是胶片有问题还是北京军区的人太忙没有时间检查。
克莱恩大夫拍摄的长城画卷
我说怎么不早说啊，我有一亲戚就在军区作战部任职副部长，我可以问一问。于是我给那位亲戚拨通了电话，他说立即过问一下。过了个把小时，回电话了。这位亲戚亲自看了所有的胶片，说有两张胶片中有长城边上一架飞机的照片，那是作为旅游项目摆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的一架退役米格军机，供旅游者拍照的，就扣下这两张胶片了，其它胶片让人下午来取回吧。就这样，在离京的前一天，卡莱恩拿到了胶片可以放心回国了。
古老的长城历经了风风雨雨、战争和人类的人为破坏。文革后的80、90年代，中国民间呼吁“抢救长城”，邓小平也专门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一场民间资助的修长征运动兴起。曾经随便拆拿长城墙古砖用来盖房子、搭猪圈的长城周边农村的人们开始把古砖送回，人民捐款，各地政府也投入一些资金修理长城。这是一场迟到的文明教育的运动，直到文革后，中国才开始重视和教育人民对文物和历史古迹的保护。
克莱恩大夫拍摄的长城画卷
1994年，北京举办了一次纪念邓小平“爱我中华，修我长城”（1984年9月1日）题字十周年的摄影展，我得知了消息，给克莱安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有兴趣送他拍摄的长城照片参展，他欣然应允寄来了3张放大彩照。我把照片送往了影展的主办单位。影展结束后我收到了主办单位的通知，说克莱恩的照片获得了二等奖，颁发了证书和1,200元人民币奖金。克莱恩回信谢谢影展主办单位给予的荣誉，他把奖金捐了，把那3张长城航拍照片送给我作为了留念，也就是今天我挂在家中餐厅的那3张。
1992年我带一北京的考察团访问美国威斯康星州的Marathon，我从酒店打电话给在密执安湖的对岸的克莱恩，他放下电话立马开飞机过来看我，晚上宴请我们全体中国人。1998年我在纽约州的长岛，他在波士顿为客户航拍结束后，要特地绕道飞来长岛看我，后来因为天气状况不好在飞行途中不得不降落到了另外一个机场，他从那个机场打来电话抱歉说天气不作美，他无法飞来长岛了。只要有机会，他总是这样想和我见面。
不记得是哪一天了，克莱恩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他非常悲伤，我问怎么啦？他说他收到当年接待他的北京国旅导游的一封信，告知为他开直升飞机航拍长城的苏米-8直升机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不幸飞机坠毁牺牲了，他十分难过。他说那位飞行员非常棒，航拍时他能感觉到他的飞行技术，一位飞了几十年的老飞行员，他相信是飞机机械太老化导致的。他给导游回了信，请他无论如何向那位飞行员的家人致哀。
克莱恩大夫拍摄的长城画卷
自1987年我和克莱恩见面认识以后，每年的圣诞节他和夫人都要给我寄来一张用他航拍的照片制作的贺卡，上面有他们签名和手写的“圣诞快乐！Jean and Ted”，他的名字总是放在夫人名字的后头。
2002年，克莱恩大夫病逝，享年80岁。夫人Jean继续用他的航拍照片每年作为圣诞卡寄给我和夫人，一直到2005年她病逝。
一个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把重返中国和航拍长城作为一生的夙愿，我帮他实现了他的愿望，我们是朋友！
（此文为纪念克莱恩博士航怕中国长城三十周年而作）
九十年代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