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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丨杨小村：我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经历
原题
我在文革初期的
红卫兵经历
原编者按：上世纪六十年代，广州的华南师范学院附中“两高”（高干、高知）子弟云集，相当于北京的101中学。文革初，该校贴出了广州的第一张大字报。本文作者杨小村当年是该校高三学生，其父杨应彬，时为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文革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华师附中贴出了广东第一张文革大字报
1966年5月27日，也就是在我入党后3个月零24天。这天下午3时许，在学校饭堂旁的板报栏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学校的教育”，写大字报的是高三（2）班的李重明同学。大字报的内容也很简单明了，就是对学校制订的一些制度，比如规定在假期必须参加劳动，没有劳动就不能注册等有意见，说王屏山校长不深入实际等等。
李重明的父亲李立，曾是安源煤矿工人，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他原是中南局组织部部长，1965年调任贵州省委任书记处书记、省长。李重明放假回贵州没能及时赶回学校参加义务劳动，在高三上学期注册时曾被刁难过，因此他给学校领导贴张大字报，以此出口怨气而已。如果单单是这个样子，这张大字报就不会成为广州地区文革中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直至5天后的6月1日晚，被毛泽东誉为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大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才公开发表。
事实是在酝酿写这张大字报前，李重明和高三（1）和高三（2）班的几位军干子弟如：蔡晓彦（广东省公安总队第二政委蔡炳臣之子。蔡炳臣后调湖北省公安总队任政委，1965年取消公安军后，该部改称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即8201部队。蔡在1967年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中被打倒）、苏立功（广州军区二局政委之子）、桂林琪（南海舰队政委桂绍彬之女）、刘敏荔（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兴隆之女）等同学有过商议，他们在此前就已经在家中偷看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当前教育制度，提出不要把学生培养成“五分加绵羊”式的修正主义苗子等内部文件，相约去见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未果；于是翻越军区大院围墙直闯陶书记家，在得到陶铸亲口支持的承诺后，有步骤地放出一个试探性的信息来。
大字报贴出后，我被几位同学簇拥着前去观看。站在一旁的高二（4）班贫民出身的同学李八莫边看边骂，从激动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对这张大字报的愤慨。于是我作为刚刚才加入党组织的一名新兵，站在维护党的威信立场，对身旁的李八莫说：“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可以写张大字报批驳他嘛！”于是一个小时后，在第一张大字报旁，出现了第二张大字报，内容是指责李重明“眼里没有学校领导”、“别有用心”。
“一石激起千重浪”！这两张一正一反的大字报，像一颗炸弹把平静的校园炸得沸沸扬扬。当晚，学校掀起了大辩论，许多人彻夜未眠。有的同学还半夜到省委，请求派出工作队来领导运动。
第二天，全校自动停课，同学们在各自的班上，以这两张大字报为题，展开了空前的大辩论。辩论的主题主要有：这张大字报是否转移了当前对“三家村”的批判，是否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这样做是不是否认党的领导，华师附中是否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等。在大辩论的同时，大字报也在校园内满天飞。
面对混乱的局面，学校党总支于5月29日贴出了“校党支委给同学们的一封公开信”，表示“热烈诚恳地欢迎你们向学校提意见”。对前一段提出的意见给予肯定，表示“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校领导的这种表态，很快就被蔡晓彦等同学指责为是抹杀了学校敌我矛盾存在的可能性，认为校党总支的这张大字报“成为我校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黑线的挡箭牌”！这样，两派辩论的内容就从应不应当向学校提意见陡然上升为学校有无资产阶级黑线的敌我矛盾上来了。于是乎，一边是指责蔡同学等要“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一边是贴出“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大字报，表示要与阶级敌人决战到底的决心。
1966年6月3日（或4日），省委主管文教战线的区梦觉书记向附中派出了第一支工作队（这是全国最早派出的工作队和工作组），旨在将学校方兴未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纳入正轨。工作队队长陈鉴泉（时任省文教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副队长周宽（时任省委接待处长），一个是领过兵打过仗的师级干部，一个当过四会县的县委书记。他们进校之初，对领导附中的运动充满了信心。用周宽的话来说，“我领导过40万人的四会县，我就不相信领导不了千把人的附中！”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拨弄文革这面大旗的旗手是毛泽东，是他“运动”了全党，“运动”了全国。工作队一进附中没几天，就开始与部分学生产生了矛盾。6月下旬开始，以蔡晓彦等十一人为首的部分学生就提出了“撤销工作队，自己闹革命”等口号。围绕着要不要工作队，学生们分成了两大派。
毛泽东于1966年7月18日突然从武汉回到北京，在听取了各地有关工作组（工作队）的汇报后，他于25日召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在毛泽东的指令下，北京市委于29日召开了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先后讲话，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
由于有了北京的文革精神，华师附中反工作队之风也就陡然刮到了十二级，周宽曾被批斗得昏将过去，陈、周二人及工作队最终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
其实早在7月19日，蔡晓彦、李重明等十一人已就工作队问题写信给在中央工作的陶铸，反对工作队镇压学生运动。陶铸秘书张汉青于1966年8月2日在给十一人的回信中说：“陶铸同志明确指出，你们学校的工作队的作法是极为错误的，并将你们的来信批转给吴芝圃、赵紫阳、区梦觉等同志，请他们亲自处理。”反对工作队的同学看到这封回信，兴奋地在学校中高喊：“陶伯伯给我们复信啦！”“陶伯伯支持我们啦！”由此，更加造成了两派学生的对立。
广东最早的两个红卫兵组织
8月11日，从北京传来了由清华大学附中几位同学撰写的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全校学生受到莫大鼓舞。
2006年，香港德宝出版有限公司发行了宋柏林著的《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一书。看了这本《老红卫兵手记》，我才搞清楚，当时宋柏林参与了骆小海主笔的这三篇闻名于世的大字报，原标题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与三论也都一样。后来中央文革把它们刊载于同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时，标题分别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与此同时，“红卫兵”的称号也第一次传到华师附中。与红卫兵同时南下到达广州地区的还有著名的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中间儿骑墙——基本如此”。宋柏林（原名宋汉东）原为华师附中学生，与我同级。1965年因其父调动工作，他也随之转学到清华附中。宋柏林是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他有记日记的习惯，并坚持了四十多年，又因他的家庭在部队，没被抄过家，这些日记有幸被保存下来。这部《红卫兵兴衰录》可谓是研究红卫兵运动史的第一手材料，编注这本书的则是低我三届的华师附中同学余汝信。
在赞成还是反对血统论，保学校领导还是反学校领导，保工作队还是反工作队的基础上，再次把附中1600多名同学重新划分为两大派。那天晚上，同学们以球场舞台为擂台，两派针锋相对地展开舌战，欢呼声和叫骂声此起彼伏，这场辩论不分高下，但两个派别因观念的差异已经形成。
轮到高一级女生李利民（李尔重之女）上台发言，她支持血统论，激动地大声呼喊：“我们天生就是革命的！因为血管里流着的是革命父辈们沸腾的热血，身上有革命先辈们的钢筋铁骨，因此我们就是从里到外都红透了，红得发紫了！天塌下来我们都擎得住！”她的发言博得“血统论”支持者的热烈掌声。她同班的一位男生在台下大声道：“什么天塌下来擎得住！一担粪桶就把你压扁了！”反对血统论的这派学生于是哄堂大笑。李利民个子矮小，身体娇弱，下乡劳动时帮“三同户”挑大粪施肥，一担粪桶都挑不起来。她后来一生相当坎坷，这是后话。
我虽然出身革命家庭，但对血统论很反感。过去一直强调出身不由自己选择，但走什么样的道路，却可以选择。就是拿我们所熟悉的领袖们来说，像毛泽东、周恩来这些革命家的出身都不好，怎么能把出身作为衡量一个人革命还是不革命的分水岭呢？
经过这场大辩论，以蔡晓彦、李重明等11人为首支持血统论的学生紧锣密鼓地筹划成立红卫兵组织了。并于1966年8月11日，贴出了《附中红卫兵宣言》，宣称成立附中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后来改称为华师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这是广州地区的第一支红卫兵组织。同一天，同学们推举我，为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命名。我说“毛主席住在中南海，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就叫中南海红卫兵。同时，我们位于祖国的南海，我们红卫兵就叫华师附中南海红卫兵吧！”同学们一致赞成，于是第二个红卫兵组织——南海红卫兵也紧跟着成立了。
主义兵比较激进，行为也比较过火，差不多的校领导和老师都在他们打倒之列。南海红卫兵主张讲政策，在批判旧教育制度的同时强调实事求是，对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大都采取保护方式，不主张使用武力体罚老师。当时像王屏山校长、麦嘉祥教导主任虽然都被批斗了，南海红卫兵却专门派出同学守护在他们家里，防止对立派乱来。但麦嘉祥老师最终受不了打击和折磨，自杀身亡，成为华师附中文革浩劫中的第一位牺牲者。
南海红卫兵进驻华侨新村惊动了周总理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他还在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8日，毛泽东又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并提出了“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号召。随之而起的是汹涌澎湃的红卫兵运动。
既然是文化大革命，就要革掉那些属于封资修的文化，这样子就把红卫兵的注意力都吸引到社会上去了。于是长头发、漂亮的衣服，除了毛选之外的所有中外书籍，甚至文物，都成为红卫兵破除的对象。
那时许多女同学都主动将长发剪短，甚至干脆剪成男性短发。红卫兵在大街上可以随时随地剪女孩子的辫子。有的女生剪了头发，再加上穿了件旧军装，使人分不清是男是女。红卫兵也随意到人家家里去抄那些所谓“封资修”的东西。这时，华师附中也被同学们更名为广东省东方红学校。同学中一些带有封资修味道的名字，也被勒令或自觉地改掉。像苏忆美改为苏战英，黄国庆（十月十日出生）改为黄逆庭。一位叫贾圆圆的女生被人批判说像妓女陈圆圆的名字，不革命！于是她索性改名为“革命”。但和她的姓连起来，便成了“贾（假）革命”。还是被批斗了，真是荒唐至极，令人啼笑皆非。那时“忠东（忠于毛泽东）”、“东彪（毛泽东和林彪）”、“学青（学习江青）”、“红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卫红（保卫红色江山）”“学军（学习解放军）”等名字真是铺天盖地，有的还一直沿用至今。
为了扩大“破四旧”的战果和影响，我组织南海红卫兵到烈士陵园、南方大厦、黄花岗等地进行宣传。我们事先找了一些人到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请他们教我们扭秧歌、打腰鼓，及排练一些基本的舞蹈动作。我们则自编、自导了一批小节目，到街上演出。
那一天，我们南海红卫兵在黄花岗破四旧的行动还被当时广州地区的报纸作了报道，我们看到个个都沾沾自喜。
在大街上瞎折腾一阵子后，我想，广州市内封资修的东西最集中的地方，莫过于位于区庄附近的华侨新村了。那里住的都是归国华侨，封资修的东西肯定最多。于是我从南海红卫兵里拉了两三百人进驻华侨新村，把华侨新村围得个铁桶般牢固。
我们把这支队伍编为一个营，下设三个连，按部队建制，有组织有分工地集中破四旧。刘志修（陶铸外甥）、邢立安、吴华东和我分别担任营长、副营长、教导员、副教导员。
我们一进驻华侨新村，时任广州市侨办副主任的李伟阿姨（广东省军区陈德司令员的夫人）就赶过来了，她苦口婆心地给我们讲解党的华侨政策，并要求我们在破四旧中千万要把握分寸，不要伤害华侨及其眷属。李伟阿姨的提醒，使我们在华侨新村的两个多月的行动中受到约束，未给华侨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时我们逐家逐户检查封资修的东西，同时对抄出来的贵重物品，如现金、股票、黄金、首饰、手表、摩托车等都登记造册，然后派专人送到省政府大院集中保管。而且一再强调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任何人不得侵占。后来有一个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偷拿了几张珍贵邮票，我们发现后立即把他开除出红卫兵队伍。
由于当时中央有令，要趁红卫兵破四旧的机会，将“阶级敌人”（出身不好，或是擅自从外地迁入广州又赖着不走的人）设法赶回农村去。于是每天晚上，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就会向我们提供住在附近的一些人的名单和地址，并派上车拉着我们去抄家赶人。这种行动大部分是在深夜或下半夜进行。那时我才19岁，正是一个贪睡的年纪，但为了不耽误“革命”，我与营部几位领导商议，决定从抄没华侨的物品中借一块手表，以掌握时间，每人都写一张借条，用完后立即归还。
一天我回到家，父亲看见我手上怎么突然多了块手表，于是追问我，我把借表的原由向父亲说了。他严肃地说：“你们参加革命才几天，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就算是工作需要，也是不允许的。你回去跟你那几位头儿说，就说是我讲的，统统退回去！真有需要回家想办法去！”同时，他拿出一块带了十多年的旧表递给我，说：“这块罗马旧表是我从香港到十万大山打游击时，华南分局的交通员吴德中送给我的，旧是旧了点，但还能走，你先拿去戴吧。”我感激地戴上父亲这块旧表，回到营地传达了父亲的话，同伴们听后都挺受教育，于是把手表都交回去了。
有一天，李伟阿姨找到我说：“周总理十分关心华侨新村的情况。他实在没空，委托秘书过问，现在电话接通了，你来汇报情况。”我接过电话，详细地汇报了在华侨新村破四旧的做法。秘书听得很认真，问得也很仔细。末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总理十分关心这件事，因为那里面住的华侨，有很多是和我们党长期合作过的有功之臣，他们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甚至在建国后，对国家和人民都做出了贡献。希望你们一定要掌握好政策，四旧要破，但人一定不能伤害，像邓文钊、黄洁等，一定要保护好。”
当时我们几位红卫兵领导就住在邓文钊家。邓文钊是广东五华人，他从抗战开始，就同何香凝、宋庆龄等一起，为抗日战争捐钱捐物，四处奔波。解放战争中，他遵照中国共产党指示，又在香港复办《华商报》，任《华商报》社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摇旗呐喊。解放后，他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省华侨投资公司的副董事长，确实是一位爱国爱民的老华侨。原先我们把他赶到三楼住，并对他的行动有所限制，在总理秘书来电后，我们让他搬回二楼住，同时也取消了对他行动的限制。
但是，另一位爱国华侨副省长黄洁就没有这样好的待遇了。
当时，为了防止外校的一些红卫兵进入华侨新村捣乱，我们组织了巡逻队，特别是在晚上加强巡逻，防止发生意外。
有一天凌晨，八一中学的几个红卫兵趁巡逻空隙钻进黄洁家拍门。黄洁儿子是广钢工人，平时不在家住，他老伴身体不好，黄洁只好亲自开门。门一打开，几个凶神恶煞的红卫兵手执皮鞭，铁链就要打下去，黄洁本身患有心脏病，被这么一惊吓，心脏病顿时发作，当场倒地，那几个红卫兵见状立即如鸟兽散。等巡逻队闻讯赶来，联系救护车送到医院时，已回天无力了。黄洁去世后，受周恩来指示，《南方日报》还登载了他逝世的消息，文中盛赞他爱国爱乡之壮举。
就在这时，由北京多家红卫兵组织发起砸毁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行动，以此彻底否定旧民主主义革命。当知道这一消息后，我们也曾组织华南师院附中的南海红卫兵参加保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行动。这一行动虽引起双方激烈的辩论，但未发生其他过火行为。可是过后不久，七十二烈士墓中的自由女神像还是被一些过激的红卫兵组织砸毁了。
我向省委申请到上京的专列
我是在华侨新村得知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消息的。紧接着，他又在8月31日和9月15日再次检阅了红卫兵，还在中南海大门外接见革命群众。最高统帅对红卫兵的一系列“壮举”，使我们的优越感倍增，同时也萌发了上京的强烈愿望。在毛泽东接见完第三批红卫兵之后，我终于按捺不住了。
于是，我和区梦觉的女儿区惠风跑到省委，找到负责接待红卫兵工作的省委候补书记张根生。我对他说：“张叔叔，现在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能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我们也要去，您能否给我们批一列火车，我组织广州地区的红卫兵上京去！”张根生认得我们，也知道我在附中是位红卫兵的头儿，于是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批了一列专列，由我指挥。
回到华侨新村，我把这消息一传达，大伙儿高兴得直跳。于是，除了留下少部分红卫兵看守阵地外，大部分在华侨新村的红卫兵及在校的其他红卫兵都准备乘专列上京。我们严格地把队伍分成若干小队整齐地登上火车。在火车站上，也吸收了部分外校红卫兵上车。就这样，我们于9月下旬浩浩荡荡上京去了。
上京的心情是激动的。我对北京的向往和认知，是从四年前（1962年）父亲写的一篇散文《上京》中得来的。散文一开始就深情地发问：“你去过北京吗？”“没有？那你渴望上京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你上过北京啦？那你上京时的心情又是什么样子的？”
父亲从长安街走进天安门，看见广场上，东西长安街上像怒放春花的繁灯，异常灿烂，火树银花，五彩缤纷。与天幕上的繁星连在一起，分不清天上的是灯光还是地上的是星光。他把这些灯光和星光与革命的星火联系起来。1919年5月4日，从天安门广场，长安大街迈开了中国人民革命大军的步伐。经过三十年的英勇奋斗，革命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不是在别的地方，恰恰又是在天安门广场。1949年，飘起了象征全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父亲在散文结束时，铿锵有力地说：“对！条条道路通北京。上北京的道路就是走向胜利的道路。”
今天我也要上京了。我要沿着父辈们走过的这条上京之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继续下去，夺取世界革命的最终胜利！
到北京后，我们学校的红卫兵被安排住在中国人民大学。女生们有床铺睡觉，男生们则在运动馆内打地铺，下面垫一些麦秆，上面加一张褥子，睡起来倒也挺软和。那些天我们吃的是小米粥加窝窝头，许多同学是南方人，吃不惯，我倒吃得很香。白天我们到清华、北大等学校去看大字报，并随时抄摘大字报上的内容，晚上在一块开会，交流心得体会。
一天下午，我从外面回到住地，有同学告诉我，说学校广播找了你几次。于是我赶到学校保卫部，询问是什么人找我。保卫部的同志很热情，让我坐下像查户口似的，详细问了我的身世和家庭情况，特别注重地问我父亲的情况。我如实回答后，他们说，明天下午你再来这里。第二天下午我准时到达后，看见除了保卫部的人员外，还多了两位解放军干部。在进一步核实本人身份后，军人告诉我，你被选上红卫兵代表，国庆那天将参加观礼。
1966年9月30日下午，我在人大门口坐上一辆由军人驾驶的华沙轿车，在两名解放军干部的陪同下驶去。不一会儿来到了先农坛体育馆。在球场中间已经聚集了约二三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会场里熙熙攘攘，嘈杂得很。
我报到后，就分队分组。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要集合全国各个省市的红卫兵代表，确实不易。因此我们从下午一直等到傍晚都坐在体育馆球场的草地上。天色渐暗时，终于安排上车了，七八部大巴拉上我们，开出了先农坛。
由于我是第一次上京，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也不知道现在的位置，更不知道我将要去哪里？问车上领队的军人，他也不回答。汽车路过北海公园南门后突然向左拐进一座大门。“中南海！我们到中南海啦！”一位大概是北京的红卫兵在车厢里高喊起来。全车的红卫兵都欢呼起来，个个都把头往窗外伸，但在夜幕中什么也看不见。
车子在一栋办公大楼前停下来。红卫兵小将们蜂拥挤下车，军人们指挥着列好队向我们宣布：“这里是中南海，你们作为全国红卫兵的代表被毛主席邀请到这里作客。你们就住在这座大楼里，这是总理办公大楼。为了安排你们住得好，中南海的家属每家每户都拿出新的被褥给你们盖。这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你们不要乱跑，要遵守纪律……”
军人的话还没说完，身后就簇拥着走来了一批人。我定眼一看，是江青！她头戴呢子军帽，身着呢子军装，披一件呢子大衣，风风火火地走到队列前面。站在她身旁的是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他也一身戎装打扮。他说：“红卫兵小将们，江青同志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你们啦，下面请江青同志讲话。”掌声刚响起，江青就伸出双手反复做了一个往下压的动作，掌声随着她的指挥戛然停止。
江青走后，我们开饭了。原来我们这批红卫兵代表是准备参加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的。只是代表集中的时间太长，错过了时间，于是把国宴上的饭菜都搬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大楼门前的草地上。我们席地而坐，在草地上吃了一顿美味的国宴大餐！
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一大群红卫兵围着周荣鑫要他签名。我也挤进去，请他在我的《毛主席语录》首页签了名。又见一群红卫兵围着一位和我年纪、个头都差不多的红卫兵在谈论什么。我挤进去一打听，原来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江姐的儿子彭云。他比我大一岁，江姐牺牲时，他只有三岁。红卫兵听他讲述江姐的故事后都抢着要他签名，被他一一谢绝了。人群渐渐散去，我走到彭云跟前对他说：“我哥哥也是哈军工的，叫杨小斌。”他说：“我认识他。”于是很爽快地在我日记本的首页上写下了江姐临终前写给他的那句名言：“望踏着父母之足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并签上他的名字。
我回到宿舍立即写日记，急切地把有生以来的最大兴奋与激动记录下来。写完日记已快10点了，北方来的同学裹起棉被就呼呼大睡，南方人临睡前都要洗洗脚，擦擦身。于是我穿上拖鞋，拿了一个小脸盆和毛巾，出了宿舍门向走廊中间的洗漱室走去。
刚一出门，我就被身后的嘈杂声惊动了。我回头一看，只见大门被推开，前面是一队8341部队的战士，他们沿着走廊两侧迅速组织了一道人墙。一些记者手持照明灯和摄像机簇拥着一个很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是周总理！“周总理来啦！”我兴奋地欢呼起来，被欢呼声惊动的红卫兵都从床上爬起来往门外挤。但每间宿舍门口都被8341部队那些训练有素的战士们给把守住了。在整条长长的通道上，只有我一人。
我这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丢下脸盆和毛巾，三步两步跨冲到总理跟前。总理伸出他那只永远伸不直的右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一股热流顿时通遍全身。我边握住总理的手边喊：“总理好，总理好！”他亲切地问：“你从哪里来呀？”“我是广东来的！”“路上辛苦吗？”我说：“不辛苦。省里派了一部专列送我们来的。”“那样好！那样好！”
看着周恩来疲惫的身形，只有一双眼睛依然那样炯炯有神，他比我在四年前观看《五朵红云》歌剧见他时苍老多了。他在人民大会堂安排完国宴后有那么多事务，这么晚了还到红卫兵驻地，逐个房间来看望我们，多么好的总理啊！28年前，他和博古代表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接见了特支成员，那时父亲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两岁。周恩来看见又矮又小的父亲，风趣地叫他“小同志”，摸着我父亲的光头说“后生可畏”。会议结束后，总理握住我父亲的手时还说了句：“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后浪的后浪”也来了。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周总理，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周总理就匆匆地走了。
毛主席发现了我掉在地上的红卫兵小报
第二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七周年国庆日。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红卫兵游行，毛主席亲自检阅。
一早我们吃过早点就步行来到天安门城楼旁的中山公园。由于伟大领袖习惯夜间工作，早上起不了床。于是我们足足等了一个上午。中午时分，在用完午饭（每人一包点心）后，终于可以登上天安门城楼了。我们排着队从西面的石板阶梯鱼贯着拾级而上。
登上天安门城楼一看，哇！整个广场被无数的红旗、红花、红宝书（毛语录）装扮成为一个红色的海洋。广场南面，由十万名学生组成的一个大方阵，不时地变幻出最时髦的政治口号。广场东头已集合了雄壮的红卫兵游行队伍，排着整齐的方阵，准备迈入广场正中，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和检阅。“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像是要把天安门城楼震垮一样不停地响彻天际。
大约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红卫兵代表队伍中，不知是哪位高个子红卫兵高呼了一声：“毛主席来啦！”队伍立即像潮水般从西向东涌去。当兵的死死用身躯抵挡住，领队的大声喊：“大家不要挤！等会儿会安排你们从毛主席身前走过！”但红卫兵个个还是跳跃着，伸长了脖子争着去看伟大领袖。我一米六八的个头，在人群中是属于矮个子，啥也看不见。
大会很快开始了，林彪代表中央讲话，但他讲话的内容，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一句也听不见。他讲话后，红卫兵大游行就开始了。由于每一个方阵经过金水桥前面时总要多逗留，以便能瞻仰伟大领袖的龙颜，所以游行的速度被大大减慢。时为中央第四把手的陶铸用麦克风指挥着这支大军，他扯开嗓子大声呼喊：“请红卫兵小将们赶快往西走，往西走！”在当时“东风压倒西风”的强劲政治形势下，陶铸一个劲地呼喊着往西走，不知是不是一种预兆。在紧接下来的三个月后，他就被江青一伙戴上“中国最大保皇派”的帽子，彻底断送了政治生命，走向人生尽头最西面。
红卫兵代表走过领袖们的面前，接受最高统帅检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在此之前我们被一再告之，毛主席在前面三次接见红卫兵过程中，由于小将们太激动，把他那只厚实温暖的右手都握肿了。因此，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接见，希望大家不要和主席握手，不要送礼物，不要给主席戴袖章。
这时，毛泽东与以他为首的中央领导人都站到了台阶上，而我们则从台阶和城楼栏杆之间的走道上缓缓通过。我一边走，一边挥动着红宝书，一边观看台阶上的领袖们。从右面数过去，分别是郭沫若、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邓小平、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毛泽东、林彪、陶铸、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刘少奇的位置已经从第二把手下降了许多位，整个人萎靡不振、脸色灰青、面无表情地站立着。
我这时的全部热情和目光都停留在朝思暮想的“红太阳”身上。只见毛主席身着草绿色军装，衣领上和所有士兵一样，只有两块小红布。自从1965年取消军衔制后，全军从刚入伍的士兵到最高统帅，都一律只有这两块红布，如不自报职务，双方都不知道谁该向谁敬礼，谁该服从谁的指挥。
这时的毛泽东比五十年代要发胖很多。他昂着头、神采奕奕、目空一切地瞥了一眼站到右边隔了好几位的少奇“同志”……
毛主席看见我跳跃着正从他面前走过，右手拿起军帽向上扬了两下，把我煽忽得全身热血沸腾……
从天安门城楼下来后，我们被安排在两侧的观礼台上，继续观看杂乱无章的大游行。我对广雅中学的赵宏渊说：“咱们还是倒回天安门城楼下，看能否再多瞧瞧毛主席？”于是我俩溜出来窜到城楼下。这时游行队伍已经基本结束。天安门广场前负责摆字以及周围摆花的、扛旗的十万名红卫兵像潮水般涌向金水桥。他们整齐地、有节奏地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那撼天动地的声响几乎可以让金水桥下的河水倒流。
当我俩走到西面城楼下时，毛主席已经离开了。我预计他会到东面城楼上，扶着栏杆拿着军帽再次向下面的红卫兵挥手的，于是赶紧向城楼东面走去。正当我走到城楼正中的那座门洞时，我愣住了。只见伟大统帅在几位军人的搀扶下，竟然从门洞那头向我缓慢走来了。
这真是天赐良机、千载难逢！我一边高呼着“万岁”，一边向门洞内跑去，眼看还有两步就能和伟大领袖握上手了。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从毛泽东身后冲出一支高大的卫队来，把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冲得人仰马翻，四散而去。然后硬从城门到金水桥头筑成两道铁桶般的人墙来，让伟大统帅步履蹒跚地走向金水桥那端的沸腾人群中去。我这时被冲得晕头转向，等我清醒过来后，才发觉自己身处金水桥最高处，居然还是站在解放军战士手臂挽着手臂拉起来的保护圈之内！
站在身后的战士嘴里嘟嘟嚷嚷地说：“你赶快到我身后去！”但我知道他的手臂不能松脱，否则这座人墙立即会崩溃。我和他协商好，我站在原地不动，他也不赶我。这时，毛泽东正缓步向金水桥走来，只见周总理领着江青在卫队的簇拥下从城门跑来。周恩来一边跑一边喊：“主席，您慢点走！”
原来当游行结束后，周恩来正忙于布置晚上的庆祝活动。毛泽东突然心血来潮，在未通知中央警卫局，也未和总理打招呼的情况下，就让身边工作人员领着下了城楼，直奔向金水桥。等周总理回过头来一看，毛泽东不见了！一问，才知道他又耍脾气，单独去闯十几万红卫兵小将的“龙潭”去了。总理立即指示8341部队用最快速度筑起人墙，保护好伟大领袖。然后拽上江青从后赶来，并在上桥时追上了毛泽东。
毛泽东向金水桥的南端走去了。我站在桥中最高处，只能看见他们的背影。人群沸腾了，狂热的呼叫伴随着热泪洒满了金水桥头。红卫兵娃娃伸出幼稚的双手，从金水桥上望过去，比千手观音的手还多。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前面几排战士拼命用身躯抵挡，但面对汹涌的人群，他们也只能步步后退。我看见总理也伸出左边的胳膊，用力抵挡着。毛泽东一看势头不对，如果再坚持哪怕多一分钟，也可能会发生危险。于是在总理和江青的再三劝告下，毛泽东才决定撤退，坐上从门洞里开出来的几辆吉姆大轿车回中南海去了。
广场平静了，红卫兵娃娃们有些带着幸福，更多的是带着遗憾渐渐散去了。
当天晚上，伟大领袖重施故伎，不在城楼上看国庆烟火，而执意要到金水桥下与广场上千千万万个红卫兵娃娃们席地而坐，一同观看盛大烟花表演。当然，晚上这次行动由于事先有准备，中央警卫局作了严密保卫措施，与红卫兵同乐的活动显得井然有序。
看完烟花后，我们回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大楼又睡了一晚。第二天下午，总理在中南海北门对面的中央军委礼堂为我们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他竭尽全力地去理解和诠释伟大统帅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企图跟上毛泽东的步伐。报告内容由于当时的笔记本已经丢失，遗憾不能在此转述。
报告会结束后，总理领着除毛泽东、林彪等人之外的中央主要领导，和红卫兵代表们在军委礼堂对面的广场上合影留念。这圈长幅照片我依然保存着，虽然逝去的岁月已经久远，加上南方潮气很重，相片也早已斑驳陆离，但仍能分辨出周恩来、叶剑英、陶铸、陈毅、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十多位中央领导人以及穿着军装的我。
结束在中南海的三天生活后，我返回中国人民大学住地，红卫兵战友们饶有兴趣地听我详述入住中南海后的见闻。特别是听说我受到江青、总理和毛主席的接见，还和总理握了手，差点就和毛主席握了手的精彩经历后，大家都激动地一个个轮流和我紧紧握手。似乎握住我的手，就像是握住了周恩来、毛泽东的手一样。
留守华侨新村的红卫兵打死人了
10月上旬我回到广州，这才知道在我上京期间，留守在华侨新村的战友们打死了一个“地主婆”。
我们当时坚持不搞体罚、不打人、也不做羞辱华侨人身的事。红线女在那里也有一座别墅，但当时她没住那，而是住在东山培正路的另一栋别墅里。红线女被在那里抄家的红卫兵欺凌羞辱，剃了一个阴阳头。我上京后，一个被管制的“地主婆”不老实，被留守的初中红卫兵集体群殴致死。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一些红卫兵已被革命的激情锻造出缺乏人性的情感，一些人将无情当作革命的坚定性，将野蛮当成革命者的勇敢。在一些学校，有个别红卫兵已被扼杀了人性，回归到乱施暴行的兽性，他们肆意打死校长和教师。而这些人满怀“砸烂旧世界”的豪情，甚至认为打死一个“地主婆”还是一种“革命”的行动。文革后曾有专案组调查此事，但知道我当时有不在现场，也就没来找我询问。
抡起皮带保省委
在毛泽东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高潮过后，红卫兵简直把自己看作是革命的救世主，越敢造反越革命。那时最响亮的一句话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只是这个皇帝不姓毛，而姓刘而已。
在这一年的盛夏之际，在中央文革授意下，以北京中学红卫兵为首的大串连爆发了。他们乘着免费的火车，南征北战到处煽风点火、揭盖子。当时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一〇一中、北师大女附中等学校是干部子弟最集中的学校，其中尤以北京一〇一中学的红卫兵最为凶狠。
10月中下旬，以北京一〇一中学红卫兵为首的一批外地红卫兵窜到位于东湖公园旁的省委大院。省委候补书记张根生以红卫兵接待办负责人的身份与这批红卫兵多次交涉，但都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几次冲击省委办公大楼，还要亲自审讯赵ZY等省委领导人。不知是哪位领导人想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夷制夷的策略，于是派人到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把该校八一八红卫兵组织的一个头头邓北生请来了。
邓北生是邓发独子，邓发遇难时，北生只有两岁。
邓发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位传奇人物。我最早读到邓发的名字是美国作家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当时邓发安排接应斯诺去延安，路上，当邓发把名字告诉斯诺时，斯诺的脑袋像要炸开一样。他在漫记中写道：“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后来父亲在跟我谈到邓发时说，邓发在香港搞地下工作时，就常常在警察局门前开会。特务们盯梢他时，他带着那顶法兰西小帽，两手各抓一支酒瓶，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特务们知道邓发武功好，都不敢轻易下手，邓发往往能寻机脱身，化险为夷。
邓发是广东云浮人。在苏兆征的启发下，很小就参加革命。他参加过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1925年省港大罢工，1927年参加了广州武装起义。后来他在闽南领导游击战争，1931年来到瑞金中央苏区，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项英、顾作霖等八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长征途中，他出席过遵义会议，投了毛泽东一票。1937年邓发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期间，邓发从新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抗日战争胜利那年，邓发以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1946年初，邓发从国外回到重庆，4月8日，他与王若飞、秦邦宪（博古）、叶挺等乘美国一架运输机飞回延安，在山西省西北部黑茶山撞机坠毁，成为著名的四八烈士之一。
邓发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领导人，但由于太过忠直，又受到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他在任中央保卫局长时，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也错捕、错杀了许多人。在延安整风期间，许多人提出要清算他，致使他在中共七大上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有被选上。
两年前，在一次聚会上，我向北生大哥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父亲还活着，他的命运会是怎么样呢？”北生不假思索，直截了当地说：“肯定很惨！”“为什么？”“接父亲保卫局长班的是康生，康生的下场如此，我父亲还活着的话，比他更糟！”北生这样分析说。
……北生把我叫去，很严肃地对我说：“现在北京一〇一的红卫兵日夜在冲击省委机关，你立即回校组织人马来这里保卫省委。”我说：“没问题！保省委就是保爹。要造反也轮不到他们来反。”我立即回校组织了二三十人，其中包括省委书记区梦觉女儿区惠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汉兴女儿李小玲等人开进省委。
晚上，根据一〇一中学红卫兵点的名，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在五楼旁的小礼堂集中，准备接受审讯。小礼堂中间摆放了一条长桌，靠东面一排凳子上坐着的是省委第一书记赵ZY，书记处书记李坚真、区梦觉、林李明、尹林平，候补书记张根生、张云、李子元等人。靠西面的一排凳子上坐着五六名一〇一红卫兵的头儿，后面站着十多名手执武装带和短棍的男女红卫兵。我领着二十多名华师附中南海红卫兵则站立在省委大员们的身后，大家一字排开，气氛相当紧张。
“审讯”开始了。一个头儿站起来，向这些接受审讯的书记们大声吼道：“你们统统给我自报家庭出身！”我一听，没戏了，他们又是在搞血统论这套，心里反而踏实了。书记们你看我，我望你，相对而笑，个个都不说话。
头儿急了，指着坐在对面的老红军李坚真的鼻子问：“你是什么出身？”李大姐淡定地回答：“贫雇农。”头儿反应很快，马上回了一句：“那你是贫下中农的叛徒！”
“那你呢？”头儿又指向尹林平，他坚定地回答：“贫农！”
头儿转过脸去，对着第一书记赵ZY喝道：“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出身？”“赵ZY，富农出身。”“好哇！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头儿终于感到抓到稻草了。大概他没听清赵ZY用浓厚的河南话报出的姓名，头儿的嗓门提得更高了：“赵纸篓！你必须老实交代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赵ZY也不示弱，提高了声调反驳说：“我是赵ZY，不是赵纸篓！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对面一排红卫兵立即解开武装带，黄铜做的皮带扣在灯光下一闪一闪地泛着金光。他们要准备动手打人了！
我一看也迅速作出反应，大声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二十多人也立即解开武装带，做好随时应战的准备。对方一看，我们人数比他们多，加上在小礼堂外面还有邓北生组织的机关干部在策应，于是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这一晚，我们双方虽僵持良久，但北京一〇一中学红卫兵终于无所作为，领头的憋了半天才丢下一句话：“明天你们每个人都要交一个检查给我们！”
这伙人灰溜溜地撤离了，省委大员们终于免除了皮肉之苦。那天晚上一直搞到半夜，省委饭堂还煮了鸡蛋花糖水，蒸了馒头来犒劳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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