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 张家康：1968年，"走资派"儿子居然当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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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张家康，文史作者。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 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了诸多文章。

原题

我是逍遥派

作者： 张家康

那是一段远逝的岁月，每每忆及，总有不堪回首的痛感。凡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无不是从那段岁月中走过来，无不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我总有种冲动，要把那段岁月的经历和感受写出来，以应鲁老夫子的话：为了忘却的纪念。

横着扫

我是1966年初中毕业，毕业考是在5月，只考语文、几何、代数、俄语，免考物理、化学等。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革”突起。7月，上面又传来《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当年起，高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一切已在学生的思想深处激起了躁动的浪花。县委正是此时向我们学校派出了工作组。

我所就读的学校，在当时可是我们县的“最高学府”，县委为表示重视特意派出以夏副县长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驻校的第一天就召开了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夏副县长讲了许多许多，大多由于年代久远，早已忘去，唯有他铿锵有力的两句话，至今都在耳边回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能横着扫，不能直着扫。

会后，根据工作组的部署，各个班级要成立战斗小组。小组成员由左派学生组成，什么是左派？当时的标准就是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我的家庭出身是手工业，依《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划分，手工业等同于中农，那只能算中派。小手工业者就不一样，等同于下中农。我就报了个小手工业者的家庭出身，算是混进了左派队伍，进了战斗小组。参加战斗小组的同学多少有些得意，而没有参加战斗小组的同学，特别是那些出身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同学只能三缄其口，分外谨慎了。

战斗小组成立后，就要投入战斗了。晚上，战斗小组戴着红袖标，在学校巡逻。遇有老师家深夜还亮着灯，一个个吆喝起来，老师立刻就关了灯。久被老师管束的我们，似乎体验到一种解放的感觉，心里美滋滋。学校已经停课，我们已经毕业考了，白天无所事事，就搜肠刮肚地写大字报。一个初中生，毕竟太稚嫩，能写出什么样的大字报？可写不写就是个政治态度了，谁敢不写？东抄西摘，空话大话，算是完成了一张大字报。

我们初三的语文黄老师可算是第一个挨整的了，平心而论，他的课讲的很生动，批改学生的作文非常认真。有篇作文满篇几乎都是语录，看不到学生自己的东西。他在上面划了一道道红杠杠，并且用红笔写了“文不对题”。这下闯了大祸，运动一开始便被撂倒，成了全校运动的对象。他因此而一直爬不起来，直至文革结束。

高中的同学比我们“革命”的多了，高二学生带头在学校抄了老师的家。俄语老师鲁仁侯和语文老师张福泽夫妇，是从北京下放的教师。鲁老师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赴法勤工俭学生，与中央的许多老革命都是同学。高二的学生什么也没抄到，只是抄到了张老师的一张穿旗袍的照片，少见多怪的山城的学生们，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是被批判的对象。学生斗老师开始了，尤其是语文、历史和政治课的老师，往往成为被批判的首选对象。

学生斗学生也开始了，互相写大字报。学生又有什么可写呢？只有东扯西拉，拼拼凑凑，把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上纲上线。最初，写大字报只是用旧报纸，后来旧报纸不够用才用上白纸。读书上课的桌椅板凳，被堆在了四周。一排排整齐的铁丝上挂着一张挨一张的大字报，密不透风，令人窒息。

学校的这种被后来文件所称的“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持续了一个月，工作组撤出就结束了。据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繁昌县志》：1966年“6月，县委派工作组进驻县直单位和各中学。开展‘文化大革命’，7月下旬撤销工作组。‘文化大革命’初期，机关、学校有200多名干部、职工、教师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牛鬼蛇神’。”这里所说的200多名，指的是被工作组定性的批判对象，自然不包括学生斗学生的数字。

学校团体操

造反了

工作组撤出后，学校成立了两大学生造反组织，一是驱虎豹革命造反队，一是追穷寇革命造反队。最初的造反组织都称队，后来觉得不过瘾，才改称革命造反司令部，有的干脆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我们当时毕竟还是少年，哪有什么成熟的政治思想，只觉得没有了学校和老师的管束，不做作业，不上课，开心，自由，解放了！心里特别的爽。

我和同学王英培相商，报名参加驱虎豹造反队，可没想到受到了冷遇。心里好不痛快。我们又去报名参加追穷寇造反队，看到的仍然是冷面孔，爱理不理的撂了一句：研究研究。我们还需要你们研究吗？你们能成立造反组织，难不成我们不能成立。由追穷寇退出后，我们就商量自己成立一个造反队。第二天，我们就成立了丛中笑革命造反队，取自毛泽东诗词“她在丛中笑”。这是当时成立革命造反组织的时髦。

回想起来，那少年造反真如同儿戏。说是一个造反队，其实也就我们两个人，公章揣兜里，队旗压枕下。后来我们的队伍又陆陆续续进了几个，没多日又陆陆续续退出了，或去了驱虎豹，或去了追穷寇，丛中笑还是只有我们俩。

不久，大中小学校都开始大串联，我们也准备各自的行程，王英培去了另一个串联队，走的是和我不一样的路线，我们自此别后就再也没有见面了，丛中笑早就不存在了。串联的最初形式是徒步，美之名曰学习红军走长征路，可当徒步到芜湖鸠江饭店串联学生接待站时，情况发生逆转，来这里的学生都在商量着乘车乘船串联的事情。我们也回校丢了背包开了介绍信，坐上开往上海的火车。火车上到处是人，连行李架上都躺着人。我们几个人无处立足，只得蜷缩在厕所里。

火车到了南京，列车员被拥挤着，一步也挪不动，车厢门打不开，可站台上的学生却一个劲地敲打着车厢的门和窗，叫着，喊着，怒吼着，依然无济于事。只听“嘭”的一声，车窗被砸开了一个大洞，站台上的人一个个从破碎的车窗爬了进来，他们从人头和肩膀上被传送到车厢，好不容易被楔进人丛里。他们一个个优越感十足，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大名鼎鼎的北京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的哥们。

我们到达上海的时间特别好记，正是上海安亭事件发生时，大约是11月10日左右。学生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在市郊的控江三村，吃住行全免费。我们这些来自小集镇的孩子们，第一次出远门就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真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已经摸不到北了。好在路在嘴边，反正坐车也不花钱，坐错了站，再坐回来就是了。

到上海后，串联队就散了伙。白天，我独自一人常去南京路和上海外滩。路上行走的都是戴着红袖标的学生，南来北往，京腔粤调，用人山人海比喻是一点也不为过。人好像不是在行走，而是随着人潮在流淌。外滩的那些高大的建筑物上铺天盖地的贴满了大字报。短的，一二百字，长的，洋洋洒洒，万字以上。内容奇葩罕闻，危言耸听。更有整张纸写着并用红笔圈划的“炮轰”“火烧”“油煎”“打倒”等惊悚标语，直逼你眼球。

最让人眼花缭乱的是，从高层建筑物上纷纷扬扬，飘洒而下的花花绿绿的传单。我向也在捡拾地上传单的一位外地同学说：“这不就是电影《青春之歌》吗？”他望着我，愣了一会笑了。

此时，中央已在劝阻外地串联的学生，通知说暂停乘坐火车、轮船串联。我在上海也待腻了，没出息，又想家，准备打道回府了。回家后才知道，串联并没有停止，很多胆大的同学还是跑了很多地方。

当年的学生娃

青阳泪

回家待了一段时间，于1967年元旦后又回到了学校。没有几天的下午，好像是驱虎豹的一位同学站在学校的大门口，手中扬着一张纸条，声嘶力竭地喊着：“血案！血案！青阳红卫兵被围困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青阳事件，据黄山书社1992年12月版《青阳县志》：

1967年“1月21日，杨田、朱备农民造反组织与蓉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发生冲突。安徽大学‘八二七’造反队部分来青学生电邀附近市县10余万群众来蓉城‘支援’，砸抄机关，打伤、扣押百余名干部和农民，粮食业、商业、饮食服务业损失最大。时称‘1、21’事件。”

学校的大门口已经聚集了许多学生，一个个被煽动的怒气冲冲，捋袖揎拳，喧嚷着要去青阳支援受迫害的战友。青阳在九华山的脚下，离我们这里有85公里，没有运输工具怎么去呀？那时县城汽车站是定时班车，城内没有公共汽车，没有出租车，更甭说私家车了。没有办法，只有拦截过往的车辆。

坐上拦截的客车，驶上了往青阳的公路，只见公路上一辆连一辆的车，车上都飘着各班门派造反组织的红旗。行程很艰难，不时因前面传来的莫名的坏消息而停留，走走停停，一直到傍晚才到了青阳。出发时被血案撺掇的心急火燎，仓仓促促，只马马虎虎地吃了早餐，一直到晚上都是腹中空空，真所谓“壮者不耐饥，饥火烧其肠。”

饥肠辘辘的我们下了车后，什么也不管不问，就去找吃的了。昏暗的路灯下，我找了一家又一家的饭店，饭店了除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外，一点吃的东西也没有了。我又去了百货店，以为可以找些饼干、麻饼之类的充充饥，可是货架上已是空空如也。我们来晚了，先我们而来的人早已搜刮一空。不大的青阳城，一下子涌入这么多的人，且又是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有限的食物怎能经得起如此乌泱泱人群的消受。

饿极了的人就像没头的苍蝇，四处扑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单位的食堂，大锅里有满满的一锅水豆腐。食堂里站的都是人，你一碗我一碗，片刻之间，水豆腐罄尽，铁锅见了底。

天亮了，青阳这个多难的小山城的面貌也呈现出来了，石板路，马头墙，一间一间的店铺，紧紧相连，和大多数的江南山城几乎别无二致。不大的青阳城的大街小巷上，从1月21日下午开始，行走的都是来这里的外地人，叽叽喳喳，熙熙攘攘，每个人的脸色都是那么的凝重，似乎来这里真的要完成什么使命。

大约上午8时左右，拥挤的马路突然让出了一条道，一辆大货车有意缓缓的开了过来，车上的高音喇叭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着，敞篷车厢上站着一个被两个壮实的青年反剪着手的中年人，胸前挂着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克东！”啊，他就是王克东，这一年他只有35岁，是安徽省委重点培养的接班人，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怎么就……

王克东出生于1932年，是江苏建湖人。1948年，初中毕业后就参加革命，任华中新华日报社译电员。后来随军南下，任《合肥日报》《安庆报》报务员。1949年12月，加入共产党。次年3月，调至安庆地委工作。1952年7月，调往潜山县工作，先后任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1961年3月，调任青阳县委书记。青阳事件后的1968年3月，因身心交瘁，诱发心脏病而去世，年仅36岁。

我一边看着车上被喷气式的王克东，一边呆呆的想着时，旁边站在家门口马路牙上刷牙的一个中年居民，情不自禁地嘟嘟嚷嚷着，似有不理解的语句嘣出口，立刻被人发现，嘶喊道：这里有一个王克东的保皇派！车子戛然而停，从车厢上跳下几个如狼似虎的人，如老鹰捉小鸡似的冲向这个人。他分辩着，可又能分辩什么呢？他当场被扒光了上衣，押上了车厢，同样被反剪着手，同王克东站在一起，称之为陪斗，被游街示众。

这一幕情景是我亲眼所见，当时就感到特别的揪心，泪水已湿润了眼眶，我只能强忍着。几十年过去了，所有的一切都雨打风吹去。可唯独这一记忆永远的定格在我的心中，成为抹不去的痛。

逍遥派

在青阳只待了两天便回来了，学校的学生造反组织就打起了派仗，互相以高音喇叭对骂。教室已不成教室，墙壁被打通，课桌课椅被架成了堡垒，全是电影《地道战》《地雷战》的做派。住校生几乎都已回了家，食堂早已不开伙，母亲又一再地催逼我回家。想想，没人带我玩，无事可做，回吧，回家做个清清闲闲的逍遥派吧！

回到家主要是帮助母亲做做家务事，父亲是个只有20多个人的棉织厂的负责人，老人家一生一世也就扑腾在这个小厂上，家里百事不管。母亲也是这个厂的织布工人，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家里的吃喝拉撒，一生就是个劳作的命。家里有个读小学一年级的弟弟。我的回来会给母亲减轻不少负担。我们吃的都是长江水，家里没有劳动力的就只能买水吃。我从13岁就开始挑水，大约一个星期去长江挑一次水，来回4趟4桶水，足有6公里。

父亲一生是个没有房产的无产者，从我记事起就已经搬了足有5次家。此时我们住在镇东的木器社的一间5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比邻而居的还有两家铁匠。三家共用一间厨房，母亲有意让我跟他们的妻子学习做饭。我也乐意，她们也很热心。我学的认真，对她们很尊重，姐姐长姐姐短，就这样学会了做饭。每天除了早餐是母亲做，中晚餐都是我做。这逍遥派的“烹饪”经历，填补了我生活中的空虚，而更重要的是这提前做的功课，却为我后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积累了实际的经验。

你想逍遥，你能逍遥的起来吗？父亲这个小厂，那时已不叫厂而叫综合社，也成立了造反组织，矛头直指我的父亲，不大的厂子里贴满了父亲的大字报，称父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倒不让父亲害怕，因为那时的“走资派”遍天下，他最害怕的是有人揭发他隐瞒了历史问题。父亲怎么会有历史问题呢？记得“四清”运动时，父亲给我们讲过苦难的家史。父亲14岁时由家乡肥东县长临河张宝二村来江南学徒。老板是本家，父亲听话，人也聪明，又能吃苦。民国时代混得最好时也就是个朝奉，朝奉就是店员，这哪里能算是历史问题呢？

父亲自此郁郁寡欢，回家便独自一人闷闷的坐着，一肚子的心事。每每这个时候，母亲便会去宽慰父亲，两人窃窃私语，声音很低，似乎真的有什么秘密。我也有意无意的去偷听，几十年过去了，这些私语略作整理，并询问了我的堂兄，沉淀了几十年的秘密，总算露出些端倪。

三大战役后，国统区经济衰退，所有小老百姓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父亲通过三叔的在芜湖任国军军官的内弟，找了一份在国军作文书之类的差事，也就一年的时间，为的是多牟点薪水以养家糊口。大概就是这个时候，父亲也被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后来两人又商量去台湾，因家口之累而作罢。这些事在当年都不是什么事，后来那就是事了，更何况是几十年后的史无前例，那就是天大的事了，这怎能不让他惶惶不可终日。

母亲让我时时刻刻的看着父亲，怕他一时想不开……两年前的“四清"运动时，我们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就因为所谓历史问题而上了吊；一个小商店的经理就因为要将他的成分由工商业提升到地主兼工商业，一时吓的投了井。前车之鉴，母亲当然害怕了。好在那时姐姐也在家，我们两轮流着看守父亲，观察他的言行举止，怕他有什么意外。

入伍后的我

当兵去

在家一年多了，回乡同学也有许多活动，可我这个人不大被人待见，我也不愿受人裹挟指使，一直游移于“组织”之外，有点天马行空的味道。家务事做完后，我喜欢一个人上街溜达。

一天，走到街道大队门口，只见墙上贴着一张征兵的通知，我看完后，一点也不犹豫，立刻去报了名。母亲知道后和我大吵，老人还是旧观念：“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

体检合格后，带兵的干部和街道干部得知母亲的态度，特意来我家做母亲的工作。母亲是个聪明人，知道儿子的坚决态度，拦也拦不了，但她却对他们抱怨说：“我家老头子还没解放，走资派的儿子怎么能当兵？”带兵的干部一再说：“不急，会解放的。”

1968年3月23日，我们这批新兵坐上绿皮火车驶往海滨城市青岛，自此开始我人生的新征程。到部队不久，父亲来信告之他已解放了。10月24日，我的同学们就开始陆陆续续地下乡插队。

第二年，当兵和前一年大不一样，无需作任何动员工作，凡符合条件的都挤破了头要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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