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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钟浔如：从赤脚老师到大学讲堂
钟浔如，1949年出生，江西南昌人。1968年南昌二中高中毕业。同年11月，下放在进贤县白圩公社石巷大队。1978年参加高考，被江西抚州师专录取。毕业后一直在教学第一线。2007年在抚州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退休。
我的教师情缘
小时候虽然有过当老师的想法，但那只是出于小孩子的好奇，没想到我真的当了一辈子的老师，而且是从小学一直教到了大学。
1968年11月，我下放到进贤县白圩公社石巷大队。我们那个大队位置偏僻，和临川交界，下放在一起的还有两个二中的初中女生。可能是我妹妹和我下放在一起的原因，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大队，因此和班上其他同学少有来往。
刚到农村的那几年，可能是因为年轻，头脑简单，并不觉得有多苦，凡是农村妇女能干的活我基本上都会干，什么拔秧、割禾、锄地、担肥，特别是双抢的时候，能挑一担满满的谷子在田埂上飞跑，现在想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
平静地过了两年，知青中开始有动静了，我们村的两个初中女生，一个招工走了，一个转到新建县去了之后被推荐到江西医学院读书去了，我妹妹也擅自跑回了南昌，村里，只剩下我和几个上海知青了。
一天，村小学的校长找到我，说学校缺一个老师，经大队研究决定，让我去担任赤脚老师。所谓赤脚老师，就是学校开学了在学校上课，寒暑假仍回生产队里劳动；每天记7个工分（这是当年妇女的最高分）。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让我很矛盾：答应不答应呢？如果答应，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回不了城了？还是拒绝吧，可是眼前一点也看不到回城的希望啊？最终我还是决定走一步看一步，答应了下来。
在学校里我就像万精油一样，语文、数学、政治、音乐，什么都教。后来学校办了初中，我又教起了初中的数学和化学（这无形中也为我以后参加高考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刚当老师那会儿，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更不知道什么教学方法，听了其他老师几节课，就登上讲台给小学生上课了。
说实在的，我们省城里来的，尤其是我们扎扎实实读了四年中学的二中的学生，谁不会说普通话呢？谁又不懂汉语拼音、字词文法等语文基本知识呢？所以第一堂课上下来，无论是学生的反应还是我自己的感觉都非常好，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后来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教法上，摸索教学规律，分析教材的重点难点，研究一个个知识点的教学方法。
我前面讲了，我教过很多学科，每次接受一门新课程，我都从头开始，研究教材，探索教学方法。我的勤勉没有白搭，业务提高很快，教学也卓有成效，不久就得到了学校领导和学生家长的肯定，在教学这块阵地上立住了脚跟。
那几年，我们学校的师资力量特强，除了两个赤脚老师外还有两个公办老师，此外还有当时下放在我们村的工学院、省农校的老师，以及省农业厅的下放干部。他们的学历都很高，教学也相当有水平，并且深得学校、家长及大队干部的赞赏。
后来村里出了好几个大学生，都是那时在我们学校上的小学和初中，村民一致认为，那是因为他们在我们学校学习时基础打得好。后来下放干部都回城了，学校师资弱了，村里几年都没有出过大学生。
那个年代，每年暑假的“双抢”之后，所有的老师都要到公社去办学习班：学习政治、业务，交流教学经验，总结一年来全公社各个学校的教学情况，表彰先进。学习班结束时赤脚老师还要进行考试。记得好几次我的考试成绩都是全公社第一名。可见当时赤脚老师的整体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有些人小学都还没毕业就当老师了，农村教育缺人哪！。
在当赤脚老师的八年期间，我有过好几次推荐上学的机会，可是都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没走成。有一次公社点名推荐我去，最终还是因为家庭问题，上学的指标被我们大队干部的亲戚撬走了。我只能干瞪眼，从此我对上大学也彻底死心了：就在农村扎根吧，别人能活我也能活。
1974年，我结婚了，丈夫是公社中学的公办教师，抚州人。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是没有编制的，但如果家里还有一个人是有正式工作的，以后也不至于活得太惨。就这样我把自己嫁了。
1977年，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那一年高考恢复了！由于消息闭塞，孩子又刚出生，我没有赶上趟。第二年春季的一天，我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孩子在校园里溜达（那一年我已经调到公社中学担任民办教师），看到食堂旁边的墙报栏上面贴着1978年高考通知，还附了几张1977年高考的试卷。我凑上前一看，几道地理题目很简单：在地图上填出江西省及周围省份和省会的名称；写出七大洲的名称；还有我国的几大煤田等等。都是我们在中学学习过的地理常识。语文题目也容易：写一篇记叙文。
我心动了！想，这题目对我来说不难啊，我可以试试啊。我抱着孩子跑回家里，跟家里人说了我的想法。家里人听了都支持我去试试。
那年的高考时间是7月20日至22日，距离高考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我赶快到县教育局搞复习资料，资料很快就有了，可是时间很难挤。白天我要正常上课，还要照看两个小孩，只有等晚上孩子们都睡了，我才能复习功课。
可是白天累了一天，晚上看一会儿书，瞌睡就来了。我总是先睡觉，凌晨再起来复习。那年我快三十了，对于学习来说年纪是大了，常常是拿起书来什么都知道，放下书就都忘了。那些日子真难熬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也可能是老天爷眷顾我吧，我终于被江西师范抚州分院中文系（后改名为抚州师专，现在和东华理工合并了）录取了。虽不是什么名牌大学，但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作者当年在大学门口与同学合影，左二为作者钟浔如
从1968年下放到1978年考上大学，整整十年哪！其中经历了多少磨难，受了多少委屈，饱含了多少酸甜苦辣啊！现在好了，我终于可以做一个有正式编制的、名副其实的老师了，两个女儿的户口也可以解决了！我真的感谢邓小平恢复了高考政策，让我们这些知青能赶上高考的末班车。
毕业后，我分配在进贤一中教初中语文。五年后，因为家里的原因，调到了我的母校抚州师专。这中间有一次去税务局工作的机会，但我拒绝了，我还是喜欢当老师，我觉得我只适合当老师，尽管别人都说我傻。最后我在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退休，我在这个单位工作的时间最长，教了十几年的医古文。
回想我这一生，一辈子都在做老师，虽然不能说桃李满天下，但每逢教师节或春节，学生的几个电话问候，学生聚会时邀请我去参加，共叙师生之情，这就够了，这老师我觉得当得无怨无悔。
作者钟浔如和她的两个女儿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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