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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丨谢咸玉：旅途中邂逅的三个女人
谢咸玉，安徽马鞍山人；下过乡；后在国有上市公司担任中层；自2005年，先后在股份公司、民企做职业经理人。爱好文学，有多篇作品，散见于多家纸媒和网络微刊。
原题
旅途纪事，
三个女人的故事
作者：谢咸玉
一九八七年秋末，我结束了在广州华南工学院的进修，踏上返程的列车。
最后一个进车厢的女人，手拿车票，推着拉杆箱，并不急着找座。她倾身探头，仍向窗外的月台四处张望，像是寻觅找人，做最后的道别。列车开动了，女人这才往车厢里找座，又沿座找回来，落座在我对面靠过道的座位。女人抬头望一眼已经塞得满满的行李架，将她占着过道的行李箱再贴近自己。
我起身将行李架上自己的行李整理了一下，将一个小旅行包从行李架上移至座位底下，挤出空挡安放了女人的行李箱。女人甚是感激。
火车出了韶关站，女人换到了我对面靠窗的座位。
女人约莫三十岁左右年纪，浓黑的头发在脑后梳成一根粗短的独辫子，上身浅灰色的列宁装，缝着双排扣子。女人面庞白皙，很美，很文艺。女人发现我在看她，朝我莞尔一笑。
出差？
女人摇摇头，说，找人，找我的老师。
找到了？
女人再次摇摇头。像是被触到隐痛，女人禁不住涌出眼泪，将头转向车窗外。
列车员正在车厢挨座送开水，我帮忙将她的水杯递过去，加满水。
须臾，她拿起水杯，浅浅地喝了一口水，或是出于感激，或是信任，她给我讲了她和她老师的故事。
她是温州人，在安徽芜湖一家百货商场租赁柜台卖眼镜。
一次回老家同学聚会，听一个在广州做生意的同学说，他在广州一家快餐店碰见了李老师。得知这个消息，她将租赁柜台的生意托付老乡照管，只身前往广州，去找李老师。
她上初一时，李老师作为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员，被安排担任她们班主任老师。
她们班是年级的老大难。李老师接手后，重新选举班干部。她因为学习成绩好，被推选担任新的班长。
落选班长的母亲（当时的街道居委会主任、一个副局长的遗孀）找到学校，径直闯进教室，责问正在上课的李老师：
革命干部的后代难道不如一个罪犯的子女？（她的父亲当时正蒙冤入狱）
李老师好半天才弄明白来人是谁，为何事。
李老师不想在全班学生面前与她辩解，安排前座的女同学领她先去教研室，等他下课。来人不依不饶。
校长闻讯赶来，将来人请到校长室。
校长找到李老师，提出暂缓调整班干，被李老师拒绝了。
不久，学校的围墙上发现反动标语，学校紧急安排各班级突击听写，收集学生笔迹。她被指笔迹疑似，作为重点怀疑对象被传唤至保卫科审讯。
急于破案的保卫科长对她说，只要老实交待，就放你回家。
保卫科长从抽屉拿出一把乌黑的手枪，重重地掼在桌上，说，胆敢耍滑头，你自己想象后果。
李老师得知她承认写了反标，赶去看她。
她被关在楼梯间储藏室改造的临时羁押室。老师透过小窗户，递给她两个事先夹了咸菜的馒头，叮嘱她，一定要说实话。
一周后，“反标”的案子破了，原来是一群孩子的恶作剧所为。
约莫半年后，李老师收到海外岳父的来信，要他们全家移民继承遗产。
李老师与妻子分居两地，住在学校单身宿舍。这天放学后，她去李老师宿舍道别。
她真不舍得李老师走。见了李老师，一时说不出话，眼泪先流出来了。李老师轻拍她的肩膀，安慰她不要难过，他会回来看望她们。临别，李老师特别叮嘱她，遇事一定要相信自己，更要相信一切都会慢慢改变的。
李老师送她出门，她最后望一眼李老师，一时百感交集，她突然转身，紧紧拥抱着李老师。
她拥抱李老师，被路过的几个学生看到，报告了校长。
李老师被禁止办理移民签证，前前后后被审查了一个多月。
李老师和他的妻女终于办妥了全部的移民手续，前往香港，等候岳父来接他们。
岳父见到他们，说他不慎遇窃，余钱只够买三个人的机票。岳父提出他自己留下等家里汇来钱再走，让李老师一家三口先走。
李老师坚持由他留下等候家里的汇款。
三个多月过去了，李老师等到的是杳无音讯，并从此与岳父一家失去了联系。
李老师不愿相信，但事实确是，岳父遇窃是个幌子，岳父不欢迎他，或者说，不欢迎他这个曾被大陆作为强奸嫌疑犯审查过的女婿。
李老师将他的境况写信告诉他最好的工友，这事后来传到学校。
她闻讯后，知道是她害了李老师，内心满是罪过。她找到李老师的工友，向他索取李老师的地址，决定瞒着家人去找他。
李老师寄的信没有地址。
她按同学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广州那家快餐店。
她在快餐店守候了几天，一直没有见到李老师。
情急之下，她找到快餐店老板，说明原委，提出无偿在他的快餐店做几天服务员。老板答应了，并主动为她提供食宿。
半个多月过去了，她依然未见到李老师的身影。她必须回去了。她答应被托付的老乡一周内赶回去，她早就逾期了。
直至踏上列车的前一刻，她都还一直心存侥幸，期望着在她离开广州的最后一刻，会在大街上，公交车上，候车大厅，抑或车站月台上，突然邂逅李老师。
我和她都在江西鹰潭站转车。她到芜湖，在我前一站下车。
她说回去和老公商量，将眼镜生意转到广州去，就在那家快餐店附近。她一定要找到李老师。
次年三月，我到芜湖出差，专门去芜湖百货商场看望她。没有见到她，我向女营业员打听，女营业员打量了我一下，说，她去广州了。
一九九一年春天，我前往云南昆明参加一个全国性的行业订货会。
在飞往昆明的飞机上，邻座靠舷窗坐着一个姑娘。飞机起飞时，姑娘拉下舷窗的遮阳板，仰头闭目，不敢看外面。
途中闲聊，姑娘说她的母亲是上海知青，她自称是“孽债”。
她从小由上海的外公、外婆领养大。十岁转回云南读书时，母亲已被招工进了昆明的工厂。
她与母亲天生有一种水火不容的隔膜。面对母亲，她不愿喊妈妈。母亲也好像从来就把她当外人。她常为此陷入困惑，心想，这一切可能皆缘于自己是一个“孽债”吧。
她很小的时候就渴望独立，十六岁报考纺织厂被怀疑是童工而遭拒绝，她毅然选择南下广州。她历经数年风风雨雨，现在给一个澳门老板做“文秘”。
她好几年没有回家了。她也曾努力试图改善与母亲的关系，均告失败。期间，有一次回昆明，又与母亲发生争吵，大年三十的晚上，她匆匆塞了几件衣物，拖着拉杆箱，踏着万家灯火，在阖家团圆的鞭炮声中四处寻觅投宿。
此次回昆明，她预先托朋友帮她在昆明联系租一间房住几天。一是寻求日后回昆明发展的途径，二是看看她寄养在朋友家一条心爱的狗。
姑娘看上去不算漂亮，虽然精细化妆，仍无法掩饰长期夜生活在她脸上沉积的灰暗。姑娘坦然述说，在广州、深圳有相当多的“女文秘”，实际是在客串老板情人的角色。说那是一种活法，也是一种无奈。
她说她曾不止一次想到过死，只是在选择何种死法时，她一次次犹豫了。触电、割脉都令她未死而先恐惧。
漂泊在外，她最怕过年。
有一年回上海看望外公、外婆，临近除夕的前两天，她谎称公司有急事，匆匆离开外婆家。
她并没有离开上海。眼见外公、外婆和舅舅一家数口蜗居一室，她愈来愈感到自己特别多余。除夕晚上，她在上海的一个宾馆里，给她在上海的每一个亲人打电话，祝他们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心想事成。
唯有外婆半天不愿放下电话，一个劲地问她在什么地方。她说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她说她已经二十好几了，不再有十七、八岁离家时的任性和无虑。她面临被迫选择归宿。找一个老板，把一生托付给金钱，游戏人生，可惜她长得并不漂亮，没有资本，未必会有这样的机遇。嫁给一个普通人，靠算计过日子，又是她极不情愿的。
姑娘再次仰头闭目，陷入长久的沉默。
抵达昆明机场，姑娘还在等候取行李。我们分手了。
赴昆明的公务完成后，我慕名前往昆明的民族村风景区游览。
忽然，在游览的人群里，我发现飞机上邻座的姑娘，正挽着一个已不年轻的男人，边走边拘谨地说笑。
我赶忙避开，不愿姑娘看到我，彼此陷入尴尬。
我至今猜不透他们是父女关系还是雇佣关系。
一九九八年盛夏，我带队赴重庆綦江一家大三线厂培训。返程时，我乘坐重庆开往南京的“岷山”号游轮。
游轮停靠在三峡腹心的巫山码头，等候前往游玩巫山小山峡的游客回归后启航。
在船首的甲板上，一个说不准年龄的农村妇女，捧着一个细长玻璃瓶充当的水杯，神情焦躁，不时地朝码头远处张望。
在和她的闲聊中得知，她来自距离重庆万县还需要坐一整天长途汽车的大山里。
她说她今年三十岁，我很是吃惊。大山里长年的艰辛劳作，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实在大很多。她因为家里干旱，庄稼收成不好，这次是随新近回村的几个姑娘结伴去南京打工。
她有三个孩子，大的四岁，小的不满两岁。
我奇怪为何要生这么多孩子，她说，生的都是女孩，必须要生个男孩。我问，当地计划生育部门不管吗？她说咋不管，就是罚款。有的人家连续生了几个女孩，为了生个男孩，一家人长年累月省吃俭用，拼命攒钱预备罚款。
我问，你丢下家里的孩子外出打工挣钱，也是为生一个男孩预备罚款吗？这是她本不愿示人的心思，沉默半天，不置可否地说，她的小女儿快满两岁了，因为超生罚款欠下的债才刚刚还完。她也知道越生越穷，可在她们那个大山里，多少年沿袭的遗风，没有男孩比贫穷更可怕。
我问，为何不让男人出来打工，她说，男人在外开销大，又抽烟又喝酒，有时还乱花钱。她见我很快明白了她说的乱花钱的事，脸红了，低头呷着白开水。
游轮过长江三峡，所有的人都涌向甲板，贪婪地观赏着即将不复存在的大自然的奇观。大山里来的她，峡谷见的多了，不再感到新奇。别人观景的时候，她独自倚在船头甲板一隅，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和她的娃差不多大的女孩，以至把那个小女孩看的有些胆怯起来，直往她母亲身后躲。
游轮再次停靠一个风景点。
乘客大多涌向风景点游玩去了，剩下少数的游客也都离船，在码头边转悠。
码头不远处聚着一堆人，我凑上前看热闹。地上铺一张报纸，报纸上扣着两只拳头大小的黑瓷碗，一个黑脸黑衣服的男人与几个显然是“媒子”的人，在煞有介事地玩下注押宝赌博。
也在一旁围观的她，死盯着摆摊人操作，见有人很容易就赢了钱，她确定自己也能赢钱。她退出围观的圈子，到一个僻静处在身上翻找什么。
等我明白她是要掏钱下注，欲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眨眼功夫，她输了五十元钱。
她发现被骗了，要他们还钱，那伙人快速收起瓷碗，卷起报纸四散跑了，她拼命追那伙人。
我后悔没早提醒她。
还在跟她闲聊的时候，知道她是第一次出远门，曾想到提醒她，外面的世界很复杂。可又怕我的提醒会引起第一次出远门的她生出莫名的恐慌，真遇事反而没了主张，就作罢了。
她哭着回到船上。
游轮后续停靠的风景点，再没见她下船。
我先她在芜湖港下船。下船前，我悄悄往她手里塞了50元钱。
到了检票口，我回望，看到她挤在舱门口，双手握紧钱，朝码头出口方向呆立着。
现在想来，经历上当受骗，对她或许不全是坏事。现实会逼着她明白，外面的世界如她们大山里沿袭的遗风同样可怕。
2020.6.17.
九十年代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