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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张铁明：海南兵团的那些日子，苦海尽边是艳阳
作者简历
张铁明，广东揭西人，1953年生，海南老知青，华南师大78级，广东当代民办教育管理研究院首任院长，教授；创办《广东民办教育》报并任总编；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政府教育政策和法律咨询专家，曾任广东省民办教育地方立法起草小组组长。
原题
作者：张铁明
距1970年到海南兵团8年的知青时代，是我及其他伙伴们青涩与成长的一段刻骨铭心的共同记忆。
我一定要下乡去海南兵团！
1970年的夏天，这个决心下得如此的清晰，还是跟我二哥争来的。对上山下乡，文革又受压的父亲是不敢吭气，但母亲是不给我们去的。因为先是高二废学、不到21岁的大哥，1968年已经下乡大北山，这才过两年，初中待业些年21岁的二哥又要离去。长大一个走一个，刀割父母的心肝肉。“一定要去一个，还是我走！”不到17岁的我对父母和二哥说。“你还小啊！”母亲泪流不停地说。
那时，二哥在居委是特积极的骨干，几乎每天的民兵巡夜、莲花山开荒……“自带饭包”干的各种义务工已经好多年，是曾为筑水坝搬运石角被大石块滚下剜了一块腿肉，后来9.15大水灾中救人、灾后帮扶邻居的“先进人物”。正因为此，二哥终于有了一个被照顾到建筑工地做“小工”，每天挣1.06元的的资格，而且传说很快可以成为编制内“学徒”（三年，每月生活费13元），今后就可以分担父母家庭之忧了。如果他走了，1.06元的机会和“学徒”名额，并不可能转给我，我后面还有两个弟弟，一家生活可就亏大了！我是还小，但下乡后努力的时间将更充分。这就是我最终说服家里的理由。
其实，我最实在的理由，还是据说到了兵团每天能有大米饭吃饱的诱惑，也脱离了无休止地做自带饭包的义务工、做小民兵巡夜只挣3两粮票和一角四分钱的争“积极”的折磨……自然，真挚地实践“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的誓言，也是一个崇高理由。
就这样，我与几个同班同学一起到了居委会做了奔赴兵团的报名。其实，上山下乡去与不去，那时是不由得你的。当时居委会政策动员的基本原则是，一家里不管此前有或没有下乡的，只要是有两个以上的学校毕业生，无论初高中、无论男女、无论在待业或已经在做临时工，都只能留一个在父母身边。
我五兄弟，老大已上了革命老区大北山林场，当时老三我和老二，一定要走一个；我走后，也因为老二已经政府安排当学徒，不几年，老四也还是要插队乡村。你想不去，政府（知青办）、居委会工作人员对入围对象分片包干，会天天来车轮战式地动员甚至于胁迫，办法多得很。平民百姓谁家没一点把柄或软肋呢？
据不完全统计，不计全县各街镇1968-1976年在本地农场和农村插队或在其它地方的知青，从1969年4月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单在1969-1971年3年期间，仅仅几万人口的小小县城的河婆镇单赴海南兵团在册记录的就有近千人。
那个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是个大机器，个人都仅仅是其中一个小小螺丝钉；青春只是奉献的理由，青春可以被别人任意挥霍，但却不是属于自己的。也因此，上山下乡实质上是没有多少知识的全国1700万少男少女，被迫离开城镇的一次次的“青春大逃亡”，逃离家乡故土、逃离悲戚父母，逃离少年无知；对于朝政而言，则是对造反派、保皇派或中间派“红卫兵”的一次次大放逐或边区发配。
（本号略）
11月14日，我怀揣姑妈和二哥分别塞给的两张5元钱，提着父亲向朋友要来的脱漆的旅行黄木匣，与大多十四五岁、十六七岁没有多少知识的200多“知识青年”，在嘹亮的歌声中离开家乡而去。无论在汽车上，还是在海轮上，我们都用不断地唱着革命歌曲，以压抑着莫名剧烈的心悸和对人生前途的慌乱。
从汕头到海口的大海二千多里航程中，大家第一次看见大海，但不仅没见好风景，还让青春再次经受折腾——阴沉雾海中惨遇七八级海浪扑舱。在船底的四等、五等大通舱的我们苦涩如吞黄连，呕吐如肠肚滚泻，连胆水都掏尽出来了，不少行李铺盖也被大海浪扑的湿漉漉的。虽然这暂时压止了我们的狂热歌声，但随着下船登岸、分配到五六个团各自集合上车，才又见悲愁的离别。分到六师四团的43人坐两辆解放牌车。随着看不到边的连绵青山和人烟远离，嘶哑的歌声与失望的哭声终于开始混合起伏。泪水中的脑海里，离家时自己母亲远远躲开，凄然满眼，泪水婆娑的忧郁的眼神，从此再也挥之不去。
到了六师四团教导队，集训7天吃了些米饭猪肉垫肚，尔后，我和张尤和、蔡美和、温俊南、张类军、刘伟平、张新民、张新绍、陈云九人，就被分到了工程连与两个班长组成新打石班，以专门为建筑工程备石料。从此，我这个“瘦拐脚”（家乡话意为象“没肉的老拐又长又细”，“老拐”即青蛙），每天学着师傅那样，每天在毫无遮挡的石头山上，烈日下，与人轮流抡起12磅大铁锤，砸向打炮眼的钢钎，一个炮眼至少打一两小时。血泡叠血泡的手掌用纱布缠着穿上纱手套，不小心被锤子砸伤手是常有的事；背心草帽懒得穿戴，人人晒得黝黑乌亮，雨水一来根本不能在青春与天合造的皮袍停留，成了工程连队最黑、最苦的一群人。
打石班也是最危险的工种，一天下来，一排炮眼打好，要按不同长短的导火索，小心循序装引线雷管填炸药，随后全部撤离远处，让一个人用香烟点火。点炮是个胆大心细的技术活，对炮点，要记得准，点得着，不漏点，跑得快。最怕出现哑炮，因为有哑炮就很危险，如需排除哑炮可能要死人。老班长点过最多30多个炮眼，我也曾经一次点过20多个；其他九名老乡知青皆或多或少。那时，大家都不知道“死”字是怎样写的，甚至把点炮当放烟花，自嘲“放烟花班”。
当然，不到半年，我们在酷热的太阳和雨水下，用自己的泪水和汗水，就把嫩生生的巴掌硬磨出手茧层层叠叠的铁掌，人已是被“再教育”得黑皮丹心、技术纯精、铁血虎胆。
一群还没发育长大的孩子，不是不会哭，只是在崇高祭旗下，眼泪只能流在风雨萧索的茅棚屋下的木架床漂睡着了的梦里！
下乡好些年后，才深刻理解了毛泽东说的“上山下乡很有必要”，就是让造反打倒了“走资派”的高中“红卫兵”和我等起围观作用的“红小兵”都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文化革命中，除了起到大面积就业安置作用外，最紧要的是让这些“红卫兵”造反派远离城市政治中心、以安心务农接受“再教育”分而化之、分而治之，劳其筋骨，磨其棱角，流放青春灵魂的一种战略远见。
打石班第一个任务就是支援六连打石为连队建房子备料，被安排挤在一间房打地铺，好在每人有一件塑料布铺在草席下。过了好几天，有人早上无意一掀开，塑料布下一片水珠。惊得我们马上先上山砍木棍子，在房里打桩搭床架，拉来木板铺上，才算是放心了（风湿病、腰肌劳损、肝炎是当时兵团三大职业病）。
每天有米饭吃饱，再也不是诱惑，因为活太重，没油水，还是老吃不饱。那时，工程连和武装连一样，每人每月都是45斤米，其他连队只有40斤。我们每顿6两8两的在连队伙房打白饭也还是总不见饱。六连是个老连队，种了不少木薯。海南木薯好，没有毒，一烧煮熟就能吃，油盐都省了，很香。但我们还没试吃过。有一天晚上实在饿得慌，有人提议：去拔几根来煮了吃？大家一片赞成，瞒过班长悄悄做了“偷”木薯和生火煮水的分工。
几个人乘黑夜上山，只见黑黢黢的山上，木薯杆如美人飘飞秀发摇曳不停，象在招手勾引着我们。到了山上，我虽负责望风却也“做贼心虚”惊怕得很，催大家急匆匆拔了十条八条的就往回走。但还是被发现了，远远见六连队那边已有好几个火把夹着吵杂声包抄过来，吓得大家抄近道狂奔回去，却正好在茅草小伙房给抓了个现行。
六连种木薯也是作为战士的粮食补充。我们显然是侵食了他们肚里的额外口粮。1968年就来六连的广州知青就像一群保卫集体财产的“刘文学”， 个个正气凛然、气势汹汹包围了我们，要抓要捆的。眼看两个不同地方、不同连队的知青剑拔弓张。好在六连长来到及时，对广州知青说：他们也是来支援我连队建设的，大家都是战友，人家干活重，肚子饿，我们送都应该送给他们吃！一句话，消除了紧张气氛，也终于让我们到海南后第一次吃了木薯。当时那个香呦！
但由此，六连的大人小孩见打石班的人，眼神就很异样。那是1971年五一节前，六连杀了猪……那时的生活一勺青菜送饭算很好的，半年没菜，只好半勺萝卜干或酱油水送饭、盐稀饭是很正常的。每个人盼的就是一年才几次的节日快点来，自己连队能杀猪加菜。果然，第二天要放假，下午放工早了些。就见六连老少兴高采烈“故意”连缀成排似的，涌向伙房；孩子或扯着大人的衣衫满心期待，或雀跃欢呼，举盆敲碗。我们都知道没戏，谁都不敢去打饭自讨没趣，只好默默地，郁闷，或躺着、坐着，我干脆无趣地倚靠房门直勾勾地盯着那些欢庆的人们，闻着久违的又久久不散去的肉香，咽着口水，就像即将要出击的饿狼。
终于，随着提着生肉的家属、端着饭盆的知青散去，一知青伙夫摇摇晃晃，浑身牵带着诱人的一溜肉香味过来我们住房，我们都觉得这个总不给多打点饭的人，肯定是来挑衅或嘲弄我们的，所以谁也没挪动。但只见他轻轻托着我的下巴说：都不吃了？？现在我宣布，连长决定，给你们每人一瓷盆猪红……我还没反应过来，只听到谁一声大喊：“六连长万岁！”一房子人瞬间就全冲向伙房去了。
那晚我一而再，再而三，打了三盆半斤饭，就着那一盆有点肉味的猪红，就着一点点馋的满足，就着内心流动的泪水与不尽委屈，恨不得把世界全吞碎！
在家时番薯是吃的常客，也难有饱餐；来了兵团虽白米饭成为吃的常客，但没油腥一样填不饱。能狠狠地吃一顿肉，就是那时的最现实的幸福；而想象的与家人一起的幸福生活，终于成为了每个知青当年的一个“虚幻传说”。
以亿万人的热血和屈辱祭奠起的史无前例的“文革”，难道就是让人们过这样的日子吗？
1971年的1月8日，星期六，大家大脑中对过元旦时的一点猪肉味道还留恋绵绵，正在憧憬19天后过春节可能的美味以及同乡相聚的祥和欢乐呢。这是我们离开团部被分散下到5个连队的第39天。
那天的海南炎热不减，白煌煌太阳晃挂在无云的天上烤灸着岛国山峦。已经被广阔天地锤炼的黝黑的打石班战士，临傍晚背扛着血色斜阳，回到住地。突然六连值班室来人说：“七连来电话叫你们！”我一下子高兴起来冲了出去，因为一起来四团的知青，有4男4女8个人去了七连，离我们所在的六连抄小路也最近，翻过一条山沟就到。谁知道一接电话，传过来的是带哭的声音：“庄X清死啦！”我震惊，愕然无语，但电话那头比我还小的男知青已经嚎哭开了。
在家乡，庄X清是我同一个居民组的女孩子，大我一岁，肤白清秀，羞涩寡言，刚踏进18岁美好年华。她在的七连是较新的连队，每天的主要工作是砍伐森林（砍岜）、火烧树木、开梯田、挖坑穴种橡胶树……艰苦万分。不像去到老连队5、8、9连的同伴，工作是四五点起床披着露水割橡胶。庄X清是7日请病假，但晚饭时就没回茅屋，到晚9点钟同伴焦急报告连队领导，全连人员打火把漫山遍野呐喊搜寻未果。同时也摇电话向周围的和有一起来的同伴各连队，以及团部、车站询问，我们打石班当晚不在工程连，不知消息。到第二天上午七连再次扩大范围四周搜山，终于在离七连后山六七里远的山林里，找到已经在树杈上吊死亡的她。
我痛苦地把这次噩耗告诉正准备去伙房打饭的打石班同伴，当场就有好几个先是流泪满面、继而放声大哭。这就是所谓的“兔死狐悲”吧。这对于我几个才16岁左右没长大的下乡少年，打击尤其沉重。大家一晚沉默无语，有的用被子蒙头偷哭，也许都在掂量着自己的今后渺茫命运，绝望情绪在空荡荡房子中弥漫难驱。
我一夜无眠。是什么让她如此决绝？出家门时还是一个没长大的瘦瘦女孩，一个怎样的绝望，让她如此决绝地用自己刚刚起步的青春年华作为祭品？一个怎样的念头，让常惊缩胆小的她，在暮色黑暗中独自穿过了六七里地的茂密山林走向了人生终点？一个怎样的决心，让如此柔弱的她，用还缠着的血色纱布的手掌，毅然把自己的美丽灵魂吊挂在了远离家乡几千里的天涯海角？才离家55天，情窦未开的她在18岁的一个血色黄昏中幻灭，这是怎样的一首令每个人凄然寒呛的悲歌？！
终于劳累倒下了！
由于初中时跳高扭伤了腰，在家吃“苦楝树皮熬水掺白酒”单方一年，下乡前似乎好了。到六师四团工程连后，每天抡锤打钎十小时，不到半年，一下子受伤“腰肌劳损”了，每坐只能20分钟左右，一天中多数时间只能躺着，晚上一翻身就痛得再睡不着。六师驻扎在海南腹地屯昌，四团又是在屯昌县的腹地中，工程连更是在四团范围的中心山沟里，离团部医院一般都要走两个小时，而且腰痛还不能坐车。“就这样完蛋了？”才刚17岁半，我怎么愿意？大水灾“死”过一次的了，我怎么能！
多亏了工程连钱德甫连长的夫人李秀英原就是个正规部队的医生，擅长针灸，前不久才随丈夫到连队医务室任医生。我也没有可选择的，无知也无畏，勇敢地把“死马当作活马医”——每天晚上都由她精心给我腰部两侧用10厘米长的银针刺穴位，来回一刺几拧，麻痛难忍，半小时下来疼得一头汗；另外她还在我头后颈骨深刺一根15厘米长的埋针，三五天才扭拧取出后再刺入，如此周而复始，竟然没吃什么药，一个月后可以长坐，小痛能睡；后来几个月，在她悉心医治和连队干部、班长及大家的关心照料下，此疾不但痊愈，而且不再复发，50年一直到现在。
在受伤医治期间，特别是稍微能挺起腰后，我也没有闲着，主动帮着连队文书抄写大批判文章上墙报、黑板报，政治学习读文件、报纸，在“早请示”后蒙蒙亮的晨曦下和“晚汇报”后昏暗的电灯光下，积极教大家唱革命歌曲或革命样板戏曲等。那时侯，多单纯，啥都抢着干，就知道真诚地努力表现，争当革命的“螺丝钉”，向老军工学习，去展现知青风貌。
感恩神针医生李秀英，她是我出走到几千里之外孤悬海岛的陌生社会碰上的第一个贵人！非常庆幸的是，我在兵团8年的“遇见”多是像李秀英医生那样的好人。当时年届中壮年的军工及其家人们的忠厚善良，就是这青春黑暗中一缕缕人性的温暖光亮，照明了我孤独时光中的步履，使得自己在痛苦煎熬的日子里学着冷静地去锤炼坚强、勇于自凿成长。
1971年6月，我意外地被工程连推荐参加全团知青学习毛著先进表彰大会。印象最深的是，不是荣誉，而是自己的无知，以及两三天里给我大大提高了“抢”饭的技术水平。
开会住在南坤镇团招待所，第一天报到的下午所有代表都要填一张表，如姓名、籍贯，还有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或“工人、贫农”成份之类。看到出生年月日这一栏时，我大胆地问一个北京知青，填“老历”还是“新历”？他似乎没听明白，很奇怪并轻蔑地看着我问“什么老历？你什么时候出生都不知道？”然后就不理我了。我也迷糊，因为自小偶尔曾在家“独享”一个熟鸡蛋过生日，却一直只知道妈妈说的“老历”，并不知道新历日期。最后，也不再好意思问人，就把到团教导队后的第一次放假与张继辉、陈云、黄梅枝、许良芬一起到南坤照相馆照相留念的11月20日记做生日，一直到今天。
填出生年月日的无知感，一点都没影响我的特别快乐——开先进会议最让人高兴的是，顿顿有大勺猪肉或牛肉吃。当晚一开始我还是挺斯文的，装满一盆饭菜自顾自地吃，但吃完想再加饭菜时，发现已经没有了，而同时看见多数人，特别是男知青早都进入第二盆饭菜的津津有味的慢程序了。晚上与同一房的知青谈起“没吃过瘾”，他才教我要吃得过瘾，如何在汤桶里“捞干”，如何第一盆饭一定不要装得太满，而且要吃得快，到第二盆就一定要装得满满地，并才慢慢品赏。
还好，一点就明，后来的几天，真的吃得很过瘾！而且这次吃饭的“技巧”提高，也就决定了我此后8年里每逢“生产大会战”或集体过节聚餐放开吃饭时再也没有留下遗憾。人就是在食、在生存，但要接近“幸福传说”，原来也是需要有很多生存技巧的呢。
6月底“大会战”的一天，我工程连指导员潘开富叫我到他的茅草房办公室，说要给我一个艰巨的光荣任务——要我去代课当老师！因为本连队小学的海口女知青教师怀孕快临盆需请假回城。我一听大脑“轰”地一声，一点都不敢相信这话，“当老师？我自己都还没长大，肚子也没多少墨水啊！” 实际上，我确实只是1967年7月小学毕业，到下乡前也仅仅是在揭西县河婆中学的大闹“文化革命”“深挖洞”备战和上街宣传毛泽东思想中混过去的的初中三年。
特别是，“文革”中看到当教师的悲惨遭遇，肯定没让我产生过对教师的职业向往。那时候崇尚的是解放军、军装和英雄，我也曾在小学毕业前偷偷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俊祥”，（以解放军舍己救人烈士刘英俊、蔡永祥为榜样；后来觉得资格不够没用上）也因此有了奋勇争先上山下乡到兵团的行为。不过在一刹那间，我联想起了曾小试教鞭的经历：“文革”开始后没有老师上课，还是小小少年的我，竟被指定为小学高年级本班学生上课的“领队”，小学生教小学生，担负起本班组织领教语文、数学、唱歌、体育等工作。也由此，我的汉字拼音认知水平和识简谱学唱歌水平，得到了特别的提升。也许正是我刚到工程连就敢主动而淡定地教全连战士唱革命歌曲的行为，让领导和战友看上了我的潜在的教师素质？
由于在兵团中教师职位就是要解决老工人孩子教育的迫切问题，也还没有被人鄙视的现象；加上知青“劳动改造”的异常艰辛工作，迫使我面对身边现实，不管是否滥竽充数，是窃喜地接受了组织交给的这一重要的政治任务。
说是“工程连小学”，其实就是两间茅草房教室、两块黑板，课桌和椅都是木板钉死在木棍固定泥地板上的，教室外挂着一个破锄头当上下课敲钟用，11名1~4年级的学生分成两个班，每个教室两个年级，一共就我一个教师，还要囊括四个年级的语文、数学、思想品德、体育、唱歌、图画、劳动等，要备课所有的15本教材20多个课程，每周6天，每天7节，共42节课；教师一节课里轮流给每个年级学生上课讲10分钟，其余三个年级在30分钟里，或前或后都布置做作业；在同一节课里，如是哪个年级上新课，则常会用半个小时教学，同班另一个年级以及另一个班两个年级，则必须事先布置足够的作业，以避免学生在课堂上混战。这就是“复式班”教学，是一个“全能”教师必须有的“功夫”！
“艰巨的光荣任务”的责任感和组织的信任，让我这个初中毕业时加入共青团的团员，在1971年学校快要放暑假前一个月，交接了这个“孩子王”的紧迫工作。但上课的第一天，就是我17岁半经历的第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育动乱”：
那天，我怀着为人师表的“庄严”，用小铁锤敲响了破锄头——上课铃，先在一二年级班布置好作业，马上到了隔壁三四年级班准备讲课。一入教室，只见6个比我矮不了多少的男女学生全部坐在了课桌上“欢迎”着我。这个“下马威”一下子让我始料不及，看着他们坐在课桌上架着二郎腿得意的样子，也看到了门口一二年级学生勾头幸灾乐祸张望的表情，我一脸狼狈也许早已被学生预料到！
当我第三次大声喝令大家从课桌下来后，女学生开始害怕而溜下坐在凳子上，但是4个三四年级男生却岿然不动。我这时也知道最高大、仅少我半个头的连指导员的孩子是个“刺头”，他横着脸斜着眼看我，可能正在心想：“哼！我爸就是最大的官，管着你呢，看你敢怎么样？！”我毕竟是个“大哥哥”，一刹间我愤怒了！我迅速旋转到他的后面一下子把他抱下，随之狠狠地接连不断就对他的屁股一阵猛揍。我也不知道，自己那抡过12磅大铁锤八个月的手掌到底有多大的力气，反正挨揍者嚎啕大哭，其他孩子一边赶快滚下桌子坐好，一边吓得大喊“打人啦，老师打人啦！”
连队伙房工、病休在家的人、托儿所的阿姨、医务室的医生和病人，都站在了各自的门口勾头向教室这边张望。我不管不顾，在竹扫帚上折了一支执在手上当教鞭，命令全体学生集中一个教室坐好，放开挨揍的孩子，并且勒令不许再哭。在战战兢兢顺服了的学生面前，我开始的训话其实也是战战兢兢的！尽管我当时心里也一闪念：“怕啥？打石班干出来的人，最多不还回到打石班！”但是，毕竟自己也还是个没有经验、没有见识的大孩子，忐忑之下，还是觉得没有完成好党的“艰巨的光荣任务”。
当然，晚上还是自觉地到了指导员家里“家访”，准备向组织好好“检讨”，谁知宽厚的指导员夫妇不仅当面狠狠训斥了孩子，没有批评我，倒还鼓励我说：“这些孩子早就应该收拾收拾了，你来了正好管管，让他们多认点字读点书”。从此，学生“王”既归顺，学校也就宁静了。
就这样，从1971年6月工程连小学代课一不小心“混进”教师队伍，此后我开始了转战22连小学、27连小学，到1976年7月底调到中坤一中，1978年10月考到大学，一直不断的近50年教育生涯。而在广州生产建设兵团六师四团工程连的290天9个半月，竟成了我渡人渡己人生中的第一梭方舟，“老师”，竟然成了社会对我饱含情意、激励和尊敬的一生称号。
1971年8月下旬，经团政治部教育科组织的短期培训，进入教师正式编制试用，8月底调离工程队到了22连这个有三个教师配编、集中了22、23、24三个连队的40多个孩子、5个年级的小学。该小学四周全是茂密树林，是地处三个连队中间的专建起的茅草房，一排三间教室一间办公室，都是竹片门，面靠着23、24连通往22连（营部）的公路，过车不多，公路和对面开辟的一块比篮球场小点的空地作为运动场地；每个连队的孩子上学都要翻山过坎走半个小时。
这是离团部最遥远、偏于一隅的小学。一年级最多人单独一个班，二四年级一个班，三五年级一个班。另外两个教师一个为北京知青、一个广州女知青。当了老师，属于干部编制。这初步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教书生活，给了我强烈的信心和上进斗志。曾在荒蛮地作诗抒情寄志下乡两周年：
联想
1972.11.14
离故奔琼心怀志，
挥锤习笔两年余；
大锤砸尽辛酸苦，
小笔绘出天与地；
壮志未酬气莫止，
终点不达紧奔驰；
智者千习为一考，
愚夫万虑求一时。
教师的工作让我密切了与三个连队干部、老工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我这个来自小县城的知青，很快就与这些连队的北京、广州、海口、杭州、汕头、潮阳、湛江等地的知青熟络起来，学北京话不离口，着衣也就周正了许多，迫切的自学不断加压，慢慢地“文化”起来了；关键是在这个“文化圈”中来自各地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形势的“小道消息”很多，瞬时，面前的世界变大了，心也大了，对自己和社会的思考也更深入了。艰苦生活没能消磨去我们的意志，虽然迷惘，但信念与幻想常在，希望就在。有字为证：
种子的幻想
1973.5.26
我是一颗种子
当我还在母亲的花苞里
孕育的时候
我就幻想着如松似柏成栋梁，
当我成熟时
又盼望东风把我带到肥沃的土地上。
哪天，终于来到
风，天生的撒种能手
不知为什么却异常愚狂，
带我飘呀飘
跨洋过海来到了深山高岭的黄土岗，
炎热的太阳，乏瘦的土壤，
使我这刚出胚胎的毛种不能好好成长。
虽然如此
我还是满怀期望：
来了及时雨一场
快快滋润我发芽破土
使人们发现我已经长在这黄土岗，
并愿他们大发慈悲
予培土、浇水、施肥
终而实现我的伟大成材幻想。
到如今
黄土岗杂草丛生，满目“琳琅”，
有人路过，也从来来不曾把我看望
偶尔看见，也说：
黄皮瘦弱，毫无用场。
听见这无情的叫责
我默默思量：
黄皮瘦弱，还不是你们没培养
翠绿野草，到底没啥大用
百丈栋梁来此区区小苗
决不至以出于翠绿青草，
为什么人们就看错想错
难道他们是蠢猪、瞎盲？
从此
我收回我在艰难环境下伸出的黄芽，
让这黄色土岗把我深深蕴藏。
我渴望
总有一天风调雨顺
而我一定能青翠参天、茁壮成长。
让那些瞎盲看看，
草——毕竟是废物
我——到底是栋梁！
不到20岁的我，内心是轻狂的，但也开始在孤寂无奈中疯地生长着！那时的“智者千习为一考”只是一个激励自己的比喻，未曾想一语成谶，6年后何止是千焦万虑，才考取大学离开海南的大山的？！
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林彪事件，这个消息着实让全国人民大吃一惊，从把他写进党章成为党的当然“接班人”才两年多，那时全国人民天天都在敬祝他“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呀，尤其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曾经的“上当”成为“革命造反派”知青们更是惊诧，人人在问：这是真的吗？
紧随着全国“批林整风”和对《571工程纪要》的公开批判，其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大家的内心。林彪事件相当于在中国的政治铁幕下象原子弹一样，炸开了一个大大的“天窗”，使知青中开始弥漫着一股“政治迷乱”的情绪，精神支柱似轰然倒塌，质疑、政治上幻灭感及悲观情绪无限扩散，使得保持了几年 “接受再教育”自觉热情的知青对前途，只能是悲催彷徨、忠心破碎、孤独绝望、无助无奈、颓废自贱和叛逆倾向。
那时，“早请示、晚汇报”没有了，“毛著”不天天读了，学毛著积极分子也不评了，“神”事实上已经被自己打倒了，但“威”还在。1972年底的一个周六晚上，在22连砖瓦房三人宿舍里，我及3个分别是北京、汕头的知青，弄来一张四方小桌，用两副扑克打对家“升级”，有的蹲在凳上，有的坐在床边。一时打“一张英明”、给上“两个天才”、来一个“三条光荣”、压一个“正确三拖二”“伟大四带一”……带上政治谐趣之语随嘴炮胡乱喷出。突然，“两条鬼打死你这个统帅！”只见我打对家的北京知青用力一拍桌子大喊了一句，大家刹时惊悚地看着他，他也意识到马上捂住嘴。要知道，那时“伟大的统帅”是谁？！在大家劳累了6天都睡了的安静晚上，这么高的声音给别人听到误会了密报上去就大麻烦了！我赶紧打开门向外张望了下，看看外边有没别人。
这时，屋里头死一样寂静，四人面面相觑。因为都知道就在前不久，17连有一个梅县老知青在几个人聊天时，对“林彪事件”就发表了“胜者为王败者贼”的议论，后被人举报后全团通报且在连队组织的“批林整风”大会上被狠斗。
“哎，这是什么？”寂静中终于有个人轻声说了下。只见他手指上捏着一片东西，是刚刚那一下用力拍桌子时从桌缝里跳出来的。大家细细一看，原来是一块一寸多长厚厚的人的脚底皮！刚刚大喊“打死统帅”的北京知青转过魂来说：“再打三盘两胜，输的把这脚底皮吃了！”也为了平复刚刚的不安心绪，大家默默地洗牌，接受了这个无趣提议继续玩。最后，我和北京知青输了，在另两个人的欢呼下，我俩也坦然地分了这块厚厚的不知何人何时留下的“坚韧人生”的硬脚底皮，丢进嘴，顽强地咬着、嚼着，咬着、嚼着。突然，我看到我那伙伴两眼泪水横流、凄然无语，大家也就默然低头相对。
忽然，“嗦”的一声，安静中一条大老鼠钻进了屋，大家稍微楞了一下，随之双眼发绿，不约而同地关门的关门、关窗的关窗，堵门缝、拿鞋板、持棍子，围剿起老鼠来了。也终于，一阵阵慌乱中，这一“误入歧途”的肥硕之鼠没能逃过它自取灭亡的命运，成了我们煮稀饭的夜宵主料，仨字：真美味！是啊，谁叫我们已经很久没肉吃了呢！
时间记下了当年荒唐中的迷惘：
南柯梦幻
1973.6.26
误闯朝雾之中
如坠沧海深浪，
举目渺渺茫茫
究竟何去何往，
苦捕一丝光亮
似见救星临降，
欢喜未尽雷声震
梦消醒见一片盲！
愁
1973.8.15
呆看镜水面
愁相浮眼前，
忽拂一寒风
镜皱脸纹添，
今日方少年
天逝催鬓变，
如待几寒暑，
镜中人岂见？！
这也或许就是一种青春觉醒后压抑的喧泄嘶喊？！
1974年9月~1976年7月，我调任27队小学，学校两个教师，不到二十个学生，1-5年级，但比之22队离场部近了些。那时，屯昌县是广东的学大寨先进的种甘蔗标兵县，1974年10月四团恢复转制为国营中坤农场后，则被纳进学大寨的轨道。我带学生上午上课，每天下午也像工人一样，与小学生一道学大寨，去开荒垒梯田、挖深沟、割草积肥，把深沟填满绿肥，大种甘蔗。确实，由于我们师生认真，常施肥浇水，种出的甘蔗又粗又长，就是不甜，全是咸的，连学生自己都不想吃。
知青下乡“接受再教育”，也结出了咸苦之果。如果说，1971年的“九.一三”到1973年，是知青的政治觉醒的精神磨难期的话，那么1974—1976三年，伴随着全国范围推荐上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暖流，知青“走后门”、当兵、病退、顶职、招工回城浪潮此起彼伏地出现，这一时期恰是知青经历的一个特别压抑或厌世的自我改造蜕变的觉悟升华期。我也是这条河流中涌动的一朵水花。有诗为证：
厌世
1975.10.8
两袖清风风不爽
身为少年年自望，
人逢得志恐日短
心有余郁厌世长，
在生二十历辛尽
岂怕今后少苦尝，
还望早日归宿愿
静观世人忧中亡。
无题
1975.11.22
看尽长江水
处处泛不平，
不做庸夫空怀志
岂肯哑口饮恨亡？
壮志化利箭
怒指怨恨天，
搅塌青天极舒远
山崩地裂天下平。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此后北京、广州及各地传来的小道消息很多，在敏感、苦闷的知青及其留城的同代人中，击起了很大的灵魂波动，并形成了一股默默的政治湍流。我和几个知青一直在悄悄商量准备请探亲假绕道去北京“看一看”的计划，也得到我远在甘肃兰州一大工厂的“发小”C同学的积极响应，因为他那个为战备而设的三线大工厂，也接纳了很多上海、北京等地的青年，小道消息灵通。也为此计划，我含着悲壮的泪水把自己6年来的日记本全部偷偷撕了烧去，记诗如下：
焚“志”
1976.1.18
几载有幸时，
何日无忧虑？
片片赤丹心，
缕缕青烟弥。
莫怪君情短，
只怨世意离。
冤火焚明志，
恨向苍天指。
廿年荡水激，
几时平我意？！
而且，此次准备去北京“看一看”的计划，事实上已经知道是“赴汤蹈火”，准备“视死如归”再死一次了：
杂词
1976.2.6
独恃文华清自高，
孤步自芳奈世何？
半瓶墨水染死水，
满腔赤血洒山河。
虽死无憾为自由，
偷生有福嫌耻多。
不信铅世能长固，
要知急浪始细波。
为此，我还是依照原计划3月请了探亲假。但是路到湖南衡阳已知其他人由于诸多原因，不能汇集，只好只身折返家乡揭西。北京之行未遂，但这期间北京发生了“四五事件”。我虽然不为原定谋动计划搁置庆幸，但也很清楚北京之行的严重后果。拖长的探亲假完后返海南，在广州我见到了“同谋”——兰州的“发小”C同学。其中心情五味杂陈，但笑声未消：
喜重逢
1976.5.1
南都喜逢同窗友，
旧谊新添奇志谋；
雄心荡激热血沸，
敢笑冰川不长久！
9月初毛泽东的逝世，追悼会上白花黑衣，全国人民撕心裂肺。但在知青里头，虽有更多的谈论，大家却似乎有着更多的冷静，当时有留诗为证：
乱词
1976.9.10
红运偏消静观乱，
黄程茫渺冷看世，
黑涌浪前炼豪英，
白花卉后藏华雄。
注：无韵乃曰“乱”也！
无韵诗中，藏头为“红黄黑白”，藏尾为“乱世英雄”。蕴意其中的是撑起身躯里的自信、长在心底里的善良，融在血液里的骨气和刻在生命里的刚强。
人生几十年，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每一个磨励都是一次机会，每一次心碎都是一次浴火重生，每一次思考都是一次激励共振，每一次苦难都是一次生命升华。
1976年7月我这个连队小学“全能”教师升调到“中坤农场一中”这个正规的学校任教，从教初一语文当班主任开始，后跳到教初三语文当副班主任。在一中，比之其他多数的老高中和少数大学毕业的知青，我文化水平最低但很认真，且能把语文课本的内容转化为生动的故事方式来教学。教过初一初二初三语文，当班主任。学生很喜欢我，他们说我“是一个很会说书”的老师。
而粉碎“四人帮”给国人带来了希望，原已死灰的心，开始在复原：
不死草
1976.10.25
翠绿顽草不死根
碾踏焚灭志难变，
但等春风归还日
新芽突出胜于前。
所以，一听说国家恢复高考，我和一中的大部分教师都欢呼雀跃！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稍纵即逝。回想起，在很多人想尽办法“走后门”、开假病证明办“病退”、顶职、嫁人回城潮开始后，我在1973年也曾经借探亲机会绕到贵阳市央求我的老革命堂叔，看是否能帮忙弄个只要能调离海南的工作；也成了“走资派”正不得势的他，还是跟他在广西桂林附近的兴安县农场的一个战友说了此事。当然，此事除了让我伸长了脖子盼望、度日如年以外，结果是没有的。想象下，从海南农场到广西农场都愿意，那是怎样的一种背道别离的情绪！更何况恢复高考是国家安排的一条光明正大的告别海南之路？！有诗寄心愿：
归宿
1978.2.2
离家九载有蹉跎，
混世八冬无能奈；
锤钎刀锄炮轰去，
书本纸笔墨索来；
启程短脉瞬纵逝，
回宿长歌转喉开；
祈祝春到花烂漫，
愿从金途施疏才。
当教师的7年，是我自学文化提升的7年，也是我励志奋进的7年，是灵魂心智脱胎换骨的7年。我是走运的，因为如果7年前工程连长、指导员没让我“混进”教师队伍，一个实际只有小学学历的我，是想都不可能想着去考大学的。
但是，机会总是只给有准备的人。我参加77级高考是以失败告终的，因为总成绩只及中专底线，特别是，我的数学科只考得到4分。
可想而知，我在来海南前受过的教育让我英语26个字母都顺不下来，数学一元一次方程不知是什么？更别说物理、化学的繁琐公式和数表了！虽然我选了考文科，但考数学少不了。高考全试卷无一道题能做，勉强做的两个计算题每道4分各只需要两个等号就能完成的，我也仅仅答了第一个等号的结果，各得两分罢了。
得知高考失败成绩后，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落寞无比；偏巧在整个一中的教师、整个农场似乎也竟然没有一个中考。这使大家除了得到一点点安慰外，就更加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互相学习，一起向第二次高考攀登！但是距离第二次78级高考却只有约6个月时间了，而且还要上班教书。
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在半年里，我先分配三个月时间全心下工夫学习数学，其余后三个月时间复习政治、语文、历史、地理等。好在一中教师里有不少老高中生可以请教，而且大家动员了自己家及各地知青之力采集高考复习资料，大家互通有无，互相讨论切磋、甚至于分析辩论。高二学生也一起复习备考。其他学生和领导也都很理解支持我们。
动力有多大，压力有多大；要取得多大的成功，就必须吃多少苦。在废寝忘食、没日没夜的前三个月里，我竟然把“文革”前老初中和高中6年的12本数学课本全都看懂看顺了，并做了大量练习题。后三个月对其它各学科也是通宵达旦、挑灯夜战，信念不止，一直到集中三天到屯昌中学考试，睡在教室地板上，躲在蚊帐中，每天夜里在昏暗的灯光中也没有停止过。
三天考试终于完成，一身疲软，感觉还好，但也知这已是一次最后的“挣扎”而忐忑不安。等待，成为了所有参加高考者的唯一心灵呼唤，是等命运的宣判，却是不知生或死的一场煎熬！
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分数，数学考了59.7分，文科合格40分，超过了19.7分，成为中坤农场参加高考的数学第二高分。也终于知道了入围分和各个大学的录取分。第一批录取的，一中竟然共有8人，其中包括一个应届高二学生。为了避免录取风险，我根据自己的任教经历，投报华南师范学院教育系。
终于，1978年10月7日，那天正带学生在一中坡地上收获花生，接到了华南师范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心头汹涌澎湃之余，一天也不愿多耽搁，终于在10月14日，在下乡仅差一个月就满八年的这天坐上轮船，离开了这片丢失了初恋和驿动的宝贵青春的“第二故乡”！当站在轮船头上，遥望着东北面越来越接近的地平线时，内心翻腾，想着幸福的“传说”将可以实现而不能自己：
飞越苦海
1978.10.14
阵阵疾风梳劲发，
座座狂澜击舟帮，
东眺重霾烟弥处，
苦海尽边是艳阳！
感谢中国的改革开放，庆幸我等77、78级大学生成为改革开放之初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政策的首批受益者，蜕变为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
（以上原载蔡传德主编《走进知青时代》，2015年10月出版,第229-243页。后来入编李朱全主编《知青在海南-史料选辑（第五卷 中部垦区知青讲述）》，南方出版社2017年12月版，第245-254页。此次有补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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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新民：认命当农民杨小村：我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经历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