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 孙立哲：大梦初醒，世界翻覆，想念史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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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孙立哲，生于1951年，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赴陕西延川插队知青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外科器官移植硕士学位；1982年春赴澳洲国立大学医学院留学；1982年秋天考入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先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纽约大学斯腾商学院、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的医学、法律、金融、管理和MBA等多学科学位。

原题

想念史铁生

作者 | 孙立哲

我和史铁生是清华附中初中同学。同是1951年出生，他1月4日出生，属虎。我11月11日出生，属兔，比铁生差不多小一岁。

我们共同经历了1966开始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初中毕业后，我们于1969年1月13日一起去陕北延安插队，住在延川县清平川的关家庄。他教我针灸给老乡治病。1971年9月，铁生腰疼加重，回北京治病，后来下身瘫痪。我留在乡下继续当“赤脚医生”。

1977年，我患肝坏死，住在铁生家养病一年多，朝夕相处，相依为命。1978年，我作为“四人帮流毒”被拉回延安接受批判，铁生亲自替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摇着轮椅四处求人援救。最后与作家柳青、画家靳之林、知青杨志群、王立德、邵明路、刘亚岸等上书胡耀邦等领导，递交陕北老乡的“万人折”陈情书，把我“捞”回北京。我继续和他一起住在雍和宫26号小平房里，直到1979年考上首都医科大学外科研究生。

随后，他促成我与吴北玲的恋爱，我们终于1981年结婚。我和北玲分别于1981和1982年出国留学。1991年，北玲因晚期癌症，肝、骨等处等发生转移，从美国回京住在中日友好医院，最终脊柱病理性骨折，下身瘫痪。铁生联系方舒等文学艺术界朋友寻医问药找气功大师等设法挽救。

北玲于1992年去世后，我正式回国开办公司，铁生帮我给新公司起名字。1997年，我和刘瑞虎带铁生夫妇及几个老同学到美国游玩，开一辆大型房车从洛杉矶到纽约横跨美国十几个州。回国之后，铁生肾功能即告全面衰竭，1998年开始每周三次血液透析。

这些年经常约三、五好友找铁生聚会聊天，大多是陕北“插友”和同学、发小。上次见面是2010年秋天，带延安“老插”纪子英和女儿杨霁一起去，并外出吃饭。杨霁在十年前上中学时读了《我与地坛》，一直盼望能与铁生见面，愿望终于满足。铁生送给她一本《务虚笔记》。

铁生在小说《务虚笔记》中描写小时候见过的一个大房子。进去看，阶厅壁廊走得曲折，随手推开一扇扇门，装饰与气象各异，给人印象迥然不同。门后藏着阴差阳错的机缘巧合。

不止一次，我面对着铁生，有时也对着我的爱人，暗自想：你是谁？从哪里来？我以前并不认识你，怎么就成了好朋友？怎么就成了夫妻？……路走得多了，人走得老了，心走得累了，思想慢慢生出感悟，答案逐渐变得明朗。人生就是被这些命定的偶然连接成路途，路途上景象万千，路途中遭遇别的人生；路途前歧路如麻，交织成个人命运的奇妙与独特，演绎出幸运与悲剧、苦难与精彩。

巧合就是命运。

命运为我和史铁生在同一天推开清华附中的校门，学校注册表格在这一天把我们的身份从小学生定义成初中生。人生际遇从此为我们展开了四十多年的相识、相知、友情与交融。我以为，朋友泛指人生路途中的同行者，说到底是指某种关系，是孤独的我面对社会生存必然建立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也许有四种境界：相识是相互观察，你是你，我是我，心中还藏着恐惧，存着戒备；相知是指打破盔甲，袒露内心，在动机和价值观上达到相互认同、相互包容；友情是我在困境和苦难中无处可逃，你抢过身来拉住我大声说：别怕，还有我呢；交融是你定义了我的存在，你成了我的一部分，或者说你流在我的血液里。有时候，我心里明明想着你，念叨的却尽是我自己的事情。

初识史铁生。

清华附中，顾名思义，是为方便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子弟就近入学设立的一所中学，建在清华校内，原名成志中学，历史追溯至1915年。学生曾经全部走读。上午，同学们下了课，三五成群结队回家，吃了饭眯个午觉，再走回教室修下午的课，不用急，一准儿赶得上。高手们算得精准，常常踩着铃声走进教室。

清华园离北京市中心的前门或西单牌楼有几十里路。五六十年代交通不便，进一趟城要先走土路到郊区汽车站，等半小时坐上一趟公共汽车，和马车三轮车自行车一起把狭窄的柏油马路拧成麻花，到北太平庄或平安里车站换车，无论怎么运气，也得两个来小时才能到城里。因此，虽然听说城里有历史悠久更传承洋派的名牌中学，对于我们这些偏安清华一隅的小学生们却是可闻而不可及，可羡却无法体验。名震北京的男四中、师大女附中等名校如清华荷花池中的莲花，香远溢清，只可远观焉。比如，我在“小升初”报考学校时，第一志愿是清华附中，第二和第三志愿分别是北大附中和人大附中，离家不远，都在郊区海淀。

史铁生是城里王大人胡同小学千里挑一的顶尖学生，三道杠的大队长袖标在臂膀上戴了好几年。这骄人的成绩既培育和巩固着铁生的自尊心，也鼓舞着父母对儿子的期望。他家住城里北新桥附近，汽车电车四通八达，可以选择的城里中学名校很多，为什么第一志愿报考了清华附中呢？这也许要从清华附中六十年代正经历着的巨变说起。

1960年，清华附中在清华北墙外约半里路的一大片稻田上盖起了新楼房，在原有的初中基础上建立了高中部，校舍搬到了大学校门外。六层的教学主楼撑着一身钢筋混凝土骨骼，按苏式超高举架设计建造，在周边大片农田映衬下，显得高大威武，像是羊群中闯进了一头大象，逼得众目仰视。

主楼宽大的门庭前伸展出来一个标准的运动场，细细碎石铺成的外周跑道上，画着白色分隔线，两侧有跳高和跳远用的沙坑，可以开展所有的田径运动，也可以踢全场足球。穿过大操场是一座四层的学生宿舍楼，位于主楼正门左前方。宿舍楼西、南两侧，分别是两组篮球场和排球场。在“又红又专”的办学思想引领下，清华大学派来了万邦儒先生担任附中校长。万校长锐意实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招生面向全北京，一时声名鹊起。

六十年代，越来越多市内学生报考清华附中，录取分数线扶摇直上，其势头之猛已经盖过101中学，比肩男四中。后来又通过考试在高二年级设立了两个清华大学预科班。把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的优选生源与毕业分配的去向串成“一条龙”供应链，在人们的想象空间里打通了一条成为“红色工程师”的绿色通道。

史铁生家与清华有缘分。

铁生在奶奶家长大。奶奶带着铁生的父亲和两个弟兄三家人合住一个四合院——北京草厂胡同39号，三世同堂。铁生的大爷史耀增，1951年1月份从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全家庆贺；史铁生正好在这个月出生，双喜临门。孩子们吃、住、玩儿、念书等都在一起。堂兄妹之间，按一家人实行大排行，铁生是父母所生老大，大排行老三。铁生的父亲史耀琛排行老二，没考上清华，上了北京农业大学林学系，毕业后曾去东北，辗转回京。铁生母亲在北京林学院工作。林学院和清华隔一条马路，对面的清华大学里收藏着父母的梦。

清华大学建在北京郊区一个老王府中，教工寓所、教学楼宇和学生宿舍都被围墙圈起，有如一座小城，人称“清华园”。里面不仅有修表铺、理发店、公共浴室、食堂和合作社商店等全套生活设施，还有古趣盎然的亭台楼阁。例如大学领导中枢设在“工字厅”，这是一座木质结构的王爷府邸，坐北朝南两进大院加上厢房院，组成“工”字形。二进院正房是贵宾接待室，两侧是校长的办公室，北面窗下是一汪清湖，合称为“水木清华”。

我和铁生的生长环境不同。

我出生在清华大学新林院一座洋式的小别墅里，该别墅原是为美国派来的教授建造的，美国教授走了以后，每栋一分为二，住进两个中国教授家庭。父亲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母亲在建筑系当排课的职员。我家在1961年搬进一座新盖的五层大楼，17公寓，加上同时建成的15公寓和16公寓，合称“教授楼”。两居室或三居室内大多住着教授，也有少量大学中层干部。同楼邻居里有好几个清华附中同学，男生除了同年级的莫京和方胜，还有高年级的陈小悦和低年级的张铁良、庞沄等，后来一起在陕北插队。

我长在清华园内，能当清华的导游，吹牛有底气。自从学会走路开始，知了、蜗牛、马蜂窝、蜻蜓和玩伴们引领我趟过几乎每一条大路小道、每一片草丛树林、每一个操场运动场和每一池河湖水塘。跑电报、捉迷藏、玩打铑、扇洋画、看演出、下围棋、弹玻璃球、焊收音机，还有钓鱼滑冰游泳打球踢球打冰球，带走了我儿童和少年的几乎全部岁月。我中学以前很少出清华园，这园里沉淀了我的所有探索、发现、体验和记忆。墙外大世界，清华小天下，我上初中前的天地只有这么大。

史铁生分在初中64-3班。1964年8月29号是新生注册日，清华附中好不热闹。我与17公寓的同楼邻居莫京和方胜结伴，背个书包，骑自行车早早到了学校。“欢迎新同学”几个大字贴在主楼的红绸布横幅上，随风抖得热烈。扩音喇叭里放着进行曲。我不懂音乐，说不出曲名，只觉得心中也有一把小小号角，暗自配合着进行曲的节奏。胸中的好奇心呼之欲出。墙上贴着分班的名单，初中组一共二百人左右，分成四个班。清华子弟大约占了五分之一，熟悉的面孔一个个从墙上的名单中跳出来。我和邻居方胜分在64-4班。莫京分在64-3班，同班还有冯骧，清华子弟中有名的美女。平时狭路相逢，远远的一双大眼睛扫过来，我们几个勾肩搭背的男生赶紧松开手，指着天上说好像有飞机，你看树上的知了叫得怎么这么欢。那时我们区分男女界限，同龄的男女路上碰见几乎从来不打招呼不说话，女孩儿越是漂亮，这界限就越是划得分明。冯骧四年后，与史铁生等十几个同班同学到了延安清平川插队，后来与铁生同桌姚建的哥哥姚元结成了夫妻。巧上加巧，这是后话。

孙-立-凡，64-3班一个名字抓住我的眼球，与我的名字只差最后一个字。随后知道，孙立凡原名章立凡，从63级转下来，能文能画，是五十年代中国粮食部长章乃器的小公子。父亲民主救国，半世英名，1957年当了大右派，一夜之间变为“臭”名，儿子只好改姓为孙。章立凡后来成了史铁生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史铁生是住校生。学校专门组织排子车，到清华门外的公共汽车站接远道而来的住校生，这些新生大多来自北京城里，也有少数海外归侨。我们走读生忙着为住校生搬行李，送到宿舍楼里去。这宿舍楼平时有门房把守，外人和走读学生不准入内串门，今天是例外。大多数行李是那种用绳子捆成井字形的被褥包，让人联想起当年志愿军出征朝鲜的装束。打开背包，里面通常夹着两三件换洗内衣和袜子。大多数人还手提一个线绳编织的大网兜，里面装着脸盆、水杯还有牙膏，内容一目了然。

历时三年的全国性饥馑高潮刚刚退去，肚子里饿鬼的歌声依然余音袅袅，吃饱饭是每家人的头等大事。日用品和食品凭票供应，都缺。家长们用有限的工资在生活必需品的底线上权衡取舍。学生没有行李箱，也没有多余物品。从被子的花色上，我能大致猜出新同学的家庭沿革，比如，带黄绿色铺盖的一定有军人背景，大约占新生比例的五分之一左右。

史铁生住校的宿舍环境如何？我在注册日第一次造访宿舍楼，印象深刻，有些细节记忆犹新。这是一座四层的砖楼，第一至三层是男生宿舍，第四层是女生宿舍。一律筒子楼格局。楼层中间贯穿一条黑幽幽的甬道，两边各是一溜寝室，每间房里支着四个上下铺架子床，睡八个学生。室内中央吊下来一个白炽灯泡。没有地方放桌椅和其他家具，读书学习一律在教室或床上进行。

公共盥洗室在甬道中部，转进门，左右两个水门汀长方型浅水槽，用来放洗脸盆；两队自来水龙头一字展开，个个向前伸着脖子。对面是公共厕所，便池子翻卷出一股尿骚味。我想象学生体育课归来，齐整整站一排，恣意挥洒男孩子的霸道。男生楼层有一种特有的味道，是水汽蒸发着的汗腥味儿、胶皮鞋味儿，还有劣质的肥皂味儿。

上了三楼再向上望，见到通向四楼的半层转折处挂着“男生止步”的告示，上面显然是传说中的女生宿舍。心神游移之间，一群女生鱼贯下楼。脚步声卷下来阵阵好闻的香味，沁入心肺，分不出是香皂味儿、雪花膏味儿还是天然的体香。一阵说笑声，银铃一般甩在楼梯上，在我的好奇心上又洒下一把谜语。这楼里充满了活力、浪漫和未知。

史铁生在这宿舍楼里住了大约三个年头。

同学们的组成多样，背景复杂，学生中还有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孩子，首长秘书偶尔在假期和周末坐车接送他们。这些学生与其他学校的高干学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对政治敏感，1966年创建了全国第一支红卫兵，清华附中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沿阵地。

与红卫兵交往，参加政治运动，给了史铁生留下了一份深刻的体验。这是铁生观察道德冲突、理解人性本质，以及后来思考政治哲学的起点，铁生多次和我提到。铁生一直与红卫兵创始人中的阎阳生、张晓宾、卜大华等保持联系。老红卫兵张承志成了名作家。他们一起回望历史，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时代的潮起潮落，世事沧桑。

第一次听到史铁生名字是在开学不久的语文课上。教语文的董老师告诉我们，邻班史铁生在课堂上读了他的作文，写他小学一位老师，不但文笔好，而且朗读时声情并茂，全班听了一起感动。课后同学反响大，好评如潮。当时，语文教学方法之一是选出优秀的学生作文，让学生自己在课堂上读。学生在擂台上过招，既锻炼心理素质，又促进参与式教学，是清华附中精英式语文教学的一大特色。

语言是对世界的观察与描绘，它把感知到的世界，通过想象与联想连接成意义，打破认知的混沌和迷茫。认知是心灵的开端，是“我”的诞生。铁生早年把直接与间接的经验用丰富的语言形成结构，在中学先声夺人，引起回响。铁生有语言天赋，或者说语言能力表达了他的创造力天赋，而创造力是心灵能力。弗洛伊德在《超越唯乐原则》中分析天赋中的生本能情节，这强大的本能要求创造与更新，抗拒死亡。

董玉英老师从师范大学毕业不久，是我们的班主任，给64-3和64-4两个班教语文课。她严肃起来的时候，美丽的瓜子脸一绷，两只大眼睛眨得天真，眼角藏不住笑意，我们都不怕她。董老师的丈夫王玉田是音乐老师，在隔壁史铁生所在的64-3班当班主任。有了这层关系，两个班之间消息灵通。上音乐课，王老师指挥唱歌，一手弹钢琴，一手打拍子；头左右摆动，口型、眉毛和眼睛都和我们说话。现在想起来，眼前一座会动作的雕塑亮相。

王老师会作词会作曲，能拉、弹十几种乐器，是个音乐天才。进清华附中伊始，一口气组织成立了民乐队、交响乐队，还有话剧队、歌唱队和舞蹈队。自编自导一出大型歌舞剧，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有文艺特长的同学，每天下午最后一堂课难熬，手脚在胸中舞，乐曲在心里流。下课铃一响，学生们飞奔到各自的文艺活动室。萌动的青春无处安放，王老师像一块磁石。同学们在艺术中陶冶心灵，放飞创造力。

两位老师那时二十五岁上下，新婚不久。

史铁生的这两位老师是一对残疾人。残疾和死亡这两个词不仅仅是概念，它们以鲜活而残酷的面孔早早地走进史铁生的人生词典。董玉英老师患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跛行。王玉田老师有更深重的残疾，先天性心脏病，左右两个心室之间有多个孔洞，无法手术修补。在肺脏里充满了氧气的新鲜血，刚回到心脏就又和富含二氧化碳的静脉血混合，造成慢性缺氧；平时嘴唇泛着微微的紫色，只能慢慢走路，不能跑，不然就喘不上来气。

更惊人的消息在同学中不胫而走：阜外医院的专家判定王老师活不过三十岁！我们好像看见死神追赶着王老师，步步紧逼。王老师奋力捕捉身边流逝的每一分钟。为了造就和实现人生理想，他在和时间赛跑。与两位老师朝夕相处，设身处地，学生心里对他们充满敬重。王老师最后在学生们为他组织的专场音乐会舞台边倒下，史铁生那时正举着鲜花要献给他。几米的距离，死神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现身，分秒之间天人永隔，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铁生在纪念王老师的文字中写道：“我最终从事文学创作，肯定与我的班主任是个艺术家分不开，与他的夫人我的语文老师分不开。在我双腿瘫痪后，我常常想起我的老师是怎样对待疾病的。”

铁生还写道：“……恰似我们当年。纯洁、高尚、爱和奉献，是他的音乐永恒的主题；海浪、白帆、美和创造，是我们从小由他那儿得来的憧憬；祖国、责任、不屈和信心，是他留给我们永远的遗产。”“你们班的史铁生是哪个呀？”我抓住课间休息的时候小声问莫京。顺着他的眼神指引，我在楼道里看见了他。大约一米六的个头，身体修长，在初一年级组里显得相当高，据说上课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史铁生胸背微微向前倾，走路有点外八字；眼睛小，目光沉稳；圆而大的鼻头实实在在端坐在脸庞中央，威风八面；上唇两撇淡黑色的胡须给面孔增添了几分老成，举手投足之间透着稳重、潇洒和自信。长成这样的人，思想多复杂呀，语文当然好！我心里念叨着，对史铁生肃然起敬。

史铁生不但作文好，朗诵更有演员风范。一首《黄山松》诗歌被他朗读得抑扬顿挫，仿佛舒展出一幅画卷，一股神韵。同学们听得心弦颤动，如醉如痴；他在全年级有名。我从心里崇拜史铁生，联想起我们班的王贞平，文史大家王利器的公子，也是坐在最后排的高个子；两只大眼睛陷在脑门下，宛似两口深井，眼皮眨几下，嘴里就能吐出一篇作文。站起来朗诵，窗子玻璃跟着震响。

无线电做媒，我在第一学期正式认识了史铁生。开学以来，我焦急地盼望着老师通知无线电小组的集中活动时间。清华附中为新生开列了多个业余活动小组，每人根据自己的爱好选一个到两个。除了各种文艺、体育小组以外，还有无线电小组；我开学就报了名。

五十年代，清华大学电机系分出师资，成立无线电系。清华附中六十年代初设立业余无线电小组，开发学生的专业兴趣，培育后继人才。组装收音机，俗称玩儿无线电，是清华子弟中流行的时尚。我经常跟着哥哥到清华主楼后面翻查无线电系倒出来的垃圾，捡选可用的电容电阻。礼拜天早早进城到西四“丁字街”，等待工厂运来论斤称的废旧零件。哥哥经常一宿一宿地焊收音机，我也动手，实在熬不住了，搂着线路图歪倒睡着。

无线电是我的特长，是维护自尊的本钱。我想象着在活动小组里耐心地给别的同学讲解，从矿石、真空管、花生管一直讲到晶体二极管、三极管，从放大器讲到超外差式收音机原理。这小组里或许还有女生，让她们知道我聊起无线电来能上天入地，并不结巴。

一月一次的业余小组活动日终于到了。

我下了课，一步三个台阶窜上四楼。进了物理实验室，见里面只有老师一个人做准备。离开始时间还差半个钟头呢。宽阔的大教室摆着好几排试验台，桌上散放着各种零件和装着小变压器的胶木底盘，还有插着电的烙铁，空气中飘着熟悉的松香和焊油味道。这是我的天堂。

记得先进来的是高一的新生。“你在小组里想焊点儿什么？”我问他。我这个“焊”字相当于棋手对弈先请对方亮出“段”位，是在“丁字街”换零件的行话。如果是矿石收音机，那就还没入段。能做晶体管外差式调频收音机，就是高段。“我想用学校的示波器焊一个电视”，他回答得平和。我听得心发慌，好像一口吞进两个煮鸡蛋，噎得直揉肚子。

门口进来两个同学，前面的是莫京，后面进来的竟然是史铁生！

莫京向我正式介绍，这是我们班史铁生，功课特好。你也喜欢无线电？我脱口问道。铁生慢声回答说，试着装过几个收音机，随便看看，学习学习。史铁生也爱好无线电！我始料未及。莫京是无线电高手，话匣子打开。史铁生插话不多，偶然问几个问题让我惊异。比如他问，把高频放大管的栅极用可变电阻微调短路控制高频放大器的自激振荡，是不是比使用负反馈电路更简单有效？

聊到音频电路时，铁生说推挽式放大方式像是合唱团里高、低音部互相配合，不但输出功率大，音域也能加宽。听史铁生的问题，我想，天下怎么会有这种多面手？会朗诵，会作文，还这么懂无线电！我原以为玩儿无线电是清华子弟的专利，高手云集，现在突然觉得清华的天地真小。

观察着史铁生，回顾上中学以来的见闻，再审视自己，我觉得自己像是井里一只张着嘴看天的大蛤蟆。

一来二往的熟悉了以后，我知道了铁生更喜欢无线电或者美术，根本没打算报名参加朗诵组或其他的文艺表演组。他想上清华大学，读理工科。假如没有后来这么大的人生曲折，我想象他会成为一个建筑设计家，或者物理学教授，或者工程师。虽然他的作文好，我敢打保票，史铁生绝不会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不过，命运专指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人生的迷途。命运历来不相信预测，也不兑现保票。

我和史铁生不在一个班，却交了朋友，缘分真是个奇妙的东西，老天爷的安排。

清华附中以班为中心形成集体。我所在的64-4班和史铁生所在的64-3班虽是隔壁，却很少一起活动，即便一起活动也带有竞争性质，比如体育比赛，比如数学竞赛。我们和自己的班集体共呼吸，同荣辱。除了先前的熟人，陌生同学之间深交朋友的几率几乎是零，这种现象到文革后才改变。这是当今在社交网络中打破时空局限，聊友遍天下的年轻人所难以想象的。这缘分在1969年去延安下乡时起了关键作用。

我们坐大卡车到了延安以后，按班级分配插队落户的村子。我不知为什么，被同班女生“开除了”，说我是赖皮，不让我进64-4班所在的生产队。学习委员邢仪向我宣布的时候，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下农村修地球都被开除，难道让我当外星人？史铁生出手相救，说服64-3班的十几个男女同学接纳了我。我随后带着一个比铁生小三岁的“拖油瓶”李子壮——清华大学“黑帮”李传信的大儿子，挤进了史铁生、曹博、钟兴华的窑洞，睡在一个炕上，一起喝了几年清平湾的水。

史铁生对清华园充满好奇。我带着他走小路探访过园中名胜。比如“断碑”。

1926年，日军侵入中国内河，遭冯玉祥部队袭击后，英、美、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引发学生强烈抗议。总理卫队向示威学生开枪，打死了清华学生韦杰三。清华师生悲愤难平，从圆明园废墟中移来一个大理石圆柱，树立在“水木清华”北山坡秀木丛中，用以纪念遇难的清华学生。石柱底座坚实，柱身挺拔上耸，突然被拦腰截断。栋梁之材，横遭腰斩，凹凸糙切的断口上好像还淌着青春的血。

铁生望着这用生命写成的象形文字，流连忘返。他惊叹清华学子的创意，体悟宁折不弯的壮士情怀，扼腕之情无以言表。

比如“荒岛”。这是被美丽的荷花池团团围住的一座孤岛，长着密密的参天老树，多年的落叶无人打扫，铺成天然地毯。举目四望，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就在眼前，我们轻轻走进画里，时间在静谧中停止。

史铁生二十一岁惨遭“腰斩”，下肢瘫痪，在生命哲学上进入“荒岛”扶轮问路，难道冥冥中有上帝启示？

铁生上中学期间是圆明园中常客。去散步聊天，去读书思考。

圆明园占地三百五十公顷，与清华附中隔一条马路。这个曾经敛聚世间珍稀无数的皇家园林式建筑群，荒凉，颓敝，杂草丛生。随手捡起一块碎石交给文物研究者，说不定能考察出云南或福建的原生籍贯。一条小河从西向东贯穿其间，曲曲折折，不同季节的水量和流速各有特点。

我是个抓鱼迷。在1961年搬到清华西门内的公寓楼以来，与圆明园的这条河结下不解之缘。我经常和住在成府镇的几个工人子弟来这里钓鱼、网鱼、淘河。“淘河”，也称为淘鱼，是选一段狭窄河床，把上、下游用泥土堆成水坝，形成一个小水潭，用容器把水舀干，竭泽而渔。

星期天早上，偷走母亲的高腰雨靴出门，顺手抄走一个小脸盆，差不多半下午时候，水利工程大功告成。小鱼在浅水中翻跳，泥鳅把淤泥钻出气孔。傍晚，这些可怜的小生物变成马连草上一串串“鲫瓜子”，还有小手指长的“川丁儿”和开过膛的泥鳅。晚上，铁炉里的蜂窝煤舔出火苗，铁锅里的小鱼和姜片在白汤中上下翻滚；香味儿经常引来邻居陈小悦家一只瘿瘦的老猫，卧在饭桌下，喵喵的叫声和我们的肠鸣一起奏响。这是不受“副食本”或“肉票”定量限制的蛋白质，对于正在蔓延的水肿病疗效一流。

开学不久的一堂历史课别开生面。

晴朗的秋日。清华附中的学生得天独厚，老师特意利用上课时间，安排我们凭吊一百多年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遗址，为了给停滞与空洞的历史课支起新架构，输入新内涵。老师领着初一学生，整队横过清华附中西门外的马路，走大约一百米的乡村土路，向左转，上一条从乱石和蔓生的灌木丛中挤出的小道。路径曲折，树叶过滤后的艳阳把队伍排出层次。纷乱的脚踏在被旧日风雨和泥泞揉搓过的脚印上，路上一簇簇踩不死的皮筋草，纠缠着同学们的脚步，陪伴我们走进历史深处。

史铁生第一次见到圆明园的“西洋楼”遗骸：历史露出可怖的獠牙，残存的欧式门庭和高大的罗马柱兀立在嶙峋杂陈的碎石堆中，像是荒野中被群狮撕扯分食之后遗弃的羚羊骨架，血肉尽失，几根断裂的肋骨无奈地指向天穹。

我们三五成群地爬了上去，观看和抚摸大理石上精雕细刻的艺术纹理，石面吮尽万千工匠血汗。老师讲解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成群的清兵受命抵抗，用大刀和长矛杀入洋枪洋炮的硝烟，以父母养育的血肉之躯迎接钢铁铸成的子弹，血流成河。无数鲜活的生命瞬间化作千古孤魂。慈禧太后惜命自保，仓惶西逃，一路车辇散落、威风扫地。老臣跳入福海，尽忠城邦。圆明园凝聚中华建筑与文化辉煌，见证侵略者的骄狂和当权者的柔弱。

圆明园，自1860年英法联军浩劫，辉煌不再，遭人遗忘更忍受百年孤寂。圆明园和地坛是北京当年两座最大的废园，它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模样和方式融入史铁生的世界观，它们曾倾听人世间最蓬勃的一片心语。历史教科书被王者承包，是英雄和胜者的赞歌，选择性偏见充斥其间，一旦写成即成局限，进入时代价值观的樊笼。

真实的历史是丰富多元的个性人生，用生命和血泪铺成。历史中充满了仇恨和破坏，映衬出爱和美的稀缺与可贵。

史铁生后来在写作中追问历史的本真。

难道人类的美好创造仅仅是为了少数人的骄奢享乐？仅仅是为了给英雄写意权力与欲望提供一方画板？那些奉命抵御外国侵略者、保卫京城成群倒下的士兵哪里去了？生命的意义和人性的祈盼在燃烧了两天两夜的圆明园烈火中是否化为永远的虚无？战争中即便得胜，又怎么样？“一将成名万骨枯”。

铁生在《病隙碎笔》中借用赵子龙枪下的死鬼遥想历史中死去的兵丁们：“某一无名死者，曾有着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期待，曾有着怎样的家，其家人是在怎样的时刻得知了他的死讯，……好像这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在某一天消失，就是为了给他的亲人留下一个永远的牵挂，就是为了在一部中国名著中留下一行字……当然，他不必非得是名人，是个普通人足够。但一个普通人的心流，并非普遍情感就可以概括，倘那样概括，他就仍只是一个王命难违的士兵，一个名将的活靶，一部名著里的道具，其独具的心流便永远还是沉默。”

在铁生眼里，历史不是那些编年表里枯燥的数据抽象，普通人是史诗的主角。被省略的人性在铁生笔下东山再起，回归故里。史铁生讲起甘少诚未完成的创意：“用青铜铸造一千个古代士兵的首级，陈于荒野，面向苍天。我因此常想象那样的场面。我因此能看见那些神情各异的容颜。我因此能够听见他们的诉说—一千种无人知晓的心流在天地间浪涌风驰。”

1966年5月29日，就是在圆明园的乱石中，一群清华附中学生草创了红卫兵组织。呼啦啦的一面大旗，红艳艳的一片片袖章，清华附中学生独领风骚，带动起了全国的造反热潮。红卫兵6月份第一张大字报中写道：“……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同学们仿佛一夜之间大梦初醒。世界翻覆，我们走出历史，我们创造历史，我们就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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