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丨陶洛诵：我认识的遇罗锦及那个时代

作者简历

作者摄于1976年

陶洛诵，1947年出生，初中就读北京女12中（原贝满女中），高中就读师大女附中。“文革”中坐过几年牢，在河北白洋淀当过知青。现为澳洲知名华裔女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生之舞》等。定居悉尼。

原题

罗锦、雪竹和我

作者：陶洛诵

1978年1月，群众自发聚集在广场纪念碑下悼念遇罗克。李晓斌 摄

01

1978年，才到香港三个月的邢泓远和温晖先生来我家。温先生是香港《争鸣》杂志的主编兼社长，邢泓远以一篇“文化革命与思想解放”的文章考上该杂志社记者。《争鸣》当时被认为是左派杂志，他们频繁地往来于香港与内地。有一次，邢泓远向我约稿，写篇关于遇罗克的文章。

小弟弟遇罗勉说：“你要不要见见罗锦，她也正在写文章。” 

我认识罗文时，罗锦在北京良乡劳改农场。我认识罗锦时，罗文在东北监狱服刑。

罗克、罗锦、罗文三人，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做为一个有幸的目击者，我有责任记录下我所了解的鳞爪。

遇罗克和妹妹遇罗锦

1966年8月，红色恐怖由北京始，漫延到全国。罗锦、罗文、罗勉三姐弟到处张贴哥哥罗克写的反对“血统论”的文章《出身论》。罗文告诉我，晚上，他们在一个用红漆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的电线杆子上贴上油印的”出身论“一文，第二天去看，文章旁边用钢笔写满了“坚决支持这张革命的小字报”。 

罗锦是在去广州的路上被学校的革命群众抓回来的，说她要越境叛国，加上反动日记，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被判两年劳动教养。      

1967年，我曾在遇见到过一个戴黑边眼镜的中等个子的二十多岁文雅年轻人，罗文告诉我，他是罗锦的男朋友，叫李立凡。

罗锦多才多艺，她生于1946年3月31日，1963年毕业于女十二中初中，看哥哥罗克考大学屡试不第，放弃上高中，直接进了中专学习玩具专业。她自学拉小提琴，爱画画，罗文拿她的自画像给我看，自我又倔强的个性隐约可见。 

遇伯母听罗勉要带我去见罗锦，嘱咐我说：“洛诵，罗锦的脾气和别人不一样，说翻脸就翻脸，别因为她影响了咱们的关系。”我说：“不会的，伯母，您放心。”    

遇罗克全家福

 一个晚上，罗勉和我骑着自行车来到朝阳门外三里屯一栋灰楼下，把车锁好爬上三楼，罗勉敲门。开门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他是罗锦的第二任丈夫蔡忠培。看是罗勉，他热情地说：“罗勉，进来。”罗勉带我进门，介绍道：“这是洛诵。”

“洛诵来啦！”一个女人热情的声音，好像我是她多年的老朋友。这就是罗锦了，她高高的个子，挺拔，苗条。短头发。黄黄的脸色略有些浮肿，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眉毛，不大不小的眼睛，没有鼻梁的鼻子，没有线条的嘴，呈现出她全部经历的苦难与沧桑。这和罗文曾给我看的她的水彩自画像，相距甚远。

 “姐。”我叫了一声。

   “快坐，快坐！”忠培和罗锦招呼着。 

第一次的接触给我留下几个不可磨灭的镜头。她对写作无穷的热忱，她蹲在五屉柜前，飕地拉开最下格的抽屉，扭头对我说：“你看，我都写了一抽屉了。”主要写她自己。

遇罗克全家照，1963年

她没有跟我谈关于罗克的事情，她热衷于讲边姨的故事。1950年代罗文父母曾离过一次婚，遇伯父与边姨再婚。（边姨是罗锦给起的假名）她大谈为了寻求帮助第一次去见边姨。边姨正在对着镜子绞头发，见她先一楞，继而马上把披着的毛衣递给她：“帮我摘头发。”一下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蔡忠培在一旁笑着说：“罗锦和洛诵全没这两下子。”

“出去！忠培、罗勉，你们俩给我出去！”罗锦突然一声吼叫，吓大家一跳。她直立着身子，脸转向里边，手指着门外。

罗勉说：“你这个人太不可理喻了！”

忠培结结巴巴地说：“罗锦，你......”

他们俩一边抗议一边往外走。 

剩下我如坐针毡，她依旧谈笑风生。她说父母离婚前，就请边姨到家里来一趟。

 罗锦兴奋地说：“这在小说里，这三个人的心理是这样的。我妈想让她别拆这个家。边姨是想来看看我们家的情况，嘴里说大姐，我不能做这种事情。我爸是想让我妈看看，你哪儿比得上人家？“ 

遇罗锦

北京的春天依旧寒冷，我告辞出来，看见罗勉和忠培在楼前的路灯下微笑着聊天。忠培看见罗锦赶快跑到她身边，我和罗勉骑上车，听见罗锦在后面近乎歇斯底里地高喊：“谁都别想沾英雄的光！”她的喊声在夜空下回荡。罗勉说：“她这个人就是把自己的想象当成真的说出来。” 

我用一夜的时间，根据自身经历与罗勉提供的材料写出了“人权斗士遇罗克”一文。罗勉告诉我，罗克被行刑后，公安局通知父母去取罗克的遺物，所有的警察都伸着脖子看两位老人，看他们会不会疯。当父母看到送给罗克的一件崭新的白背心叠得好好的没穿时，父亲忍不住瘫坐在地上大哭，母亲强忍悲痛说：“你要哭回家哭，别在这儿哭！” 

《争鸣》杂志把我的文章题目改为“一个被枪决的有为青年”，用周麟的名字发表。并发表了罗勉给我的遇罗克日记摘抄。温晖先生在文章里写道：“文化大革命只出了遇罗克一个人。”言下之意其他人不过都是奉命造反而已。 

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克的平反问题也被提到议事日程，罗文被从东北监狱提前释放。《光明日报》准备发表有关罗克的文章，先找到罗锦。罗锦对《中学文革报》的事一无所知，她当时在劳改农场服刑。她组织大家到我家开会。 

我心里还在生罗文的气，对她说不让罗文来。开会时，罗克高中最好的朋友郝志也来了，我以主人的身份招呼大家。罗锦说我：“瞧你那琼玛样！”（写《李自成》的作家姚雪垠的助手说我像秋瑾，他后来因给《争鸣》提供材料以泄密罪被判五年徒刑。） 

罗锦把我们的文章交给《光明日报》，转告我们说，牟志京和洛诵写的最好。不久，记者王晨到我的工作单位人行地安门分理处，通过党支部找我。我见到了这位刚刚毕业的研究生，未来的副国级官员。 

1980年7月21日和22日连续两天，王晨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在国内第一篇报道遇罗克的文章，题目为《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牟志京对这篇两万多字的文章的评价是：“王晨处处充满了叹息。”

02

昨天在微信公号“新三届”上看见一篇文章，说右派平反后不补发工资，这让我想起遇伯父的事情。反右时，遇伯父、遇伯母被双双打成右派，遇伯父被水电部开除公职送到劳改农场劳改。

 赵京兴的同班同学冬冬，他爸原来是北京旧市委的，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他妈妈是第二外国语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文革中差点儿被活埋）爸妈参加革命时是在北京搞学运的地下工作者。

1978年，冬冬的爸爸被任命为北京市右派摘帽办公室主任。并在魏家胡同给他们一座大红门的宅院。离我家不远。冬冬当时在北航读研究生，他到我家来找赵京兴。我当时和赵京兴已经分居。他经常来我家，说可以在我这儿看到各路英豪。      

我对遇伯母说了冬冬爸爸，问管不管遇伯父的事情？遇伯母说：“正管呐！“我就告诉冬冬，冬冬就“天天回去和爸爸吵架”，让爸爸给遇伯父落实政策。

很快，遇伯父的右派帽子被摘，并补发了工资。 

遇罗锦与弟弟罗文、罗勉，1970年

有一天，有两个陌生的女孩来我家找我，其中一个说在十四条朋友家见过我一面。自我介绍她们是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在读学生。见过我一面的那个说她叫乔雪竹，同来的叫格非。我和乔雪竹就这样认识了。 

乔雪竹希望我介绍她认识遇罗锦，我就安排她俩在我家见面。她俩一见面就吵起来了，因为严家其知道遇罗克的事迹后，为他的故事起了个题目叫“冬天的童话”。罗锦已经用这个题目开写了。待乔雪竹走了以后，罗锦说：“她找咱们就是为了弄点儿写作材料。”我对罗锦说：“乔雪竹说陶洛诵是不战自败，遇罗锦是屡战屡败。”罗锦说：“就冲这句话，就该和她成为朋友。” 

乔雪竹希望认识马德升，我介绍德升给她，德升爱上了她。雪竹已婚，对方是个教授的儿子，雪竹当时也准备离婚，但新的爱恋对象是一个认识已久的高干子弟。

罗锦叫我“傻老妹”，她不至一次地说我：“就凭你那公主脾气......”如何如何。比如她说：“洛诵，像你这样带着孩子住在家里，这在我妈妈是不可能的。”我心想：“这算什么？赵京兴还在我家住过多少年，如果他不搞外遇，现在还住这儿呢。”从小，全家拿我当宝贝，我觉得一切都是自然应该的。       

乔雪竹认为我不成熟，还写了一篇“该成熟就要成熟”。

陶洛诵在银行工作时

03

乔雪竹原是北京矿业学院附中老高一的学生。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家庭，文革中去了东北的兵团。她是一个特别要强的女孩，曾有人让我描述她的长相，我想起法国作家小仲马的作品《茶花女》里的一句话“她把削瘦变成了一种俏丽。”此人（名叫高飞，遇罗锦的朋友，当时五十多岁。他对我妈妈说，他是我家熟人高一涵的孙子）听了觉得不过瘾。雪竹四方脸，颧骨很高，单眼皮，不大不小的眼睛很有神。正直，聪明有性格，说话带有南方口音。

在罗锦和雪竹面前，我只有当听众的角色，她们俩都太有思想，太能说了。我觉得她最惨的是在东北的兵团拼命干农活以致于累得吐血。 

雪竹告诉我，她飞快地割麦子，不甘落人后，忽然觉得一股热烘烘的东西从胸腔涌出，她想：“坏了！坏了！”一股鲜血从嘴里喷出......

这些惨痛的经历，使她写出了电影剧本《十六号病房》。 

作家乔雪竹

雪竹给我的信里，说我总是那么豪迈，她自己则总是在忧郁中。但现实里，她却洋溢着乐观，喜欢开玩笑。她在我家见到冬冬，就问冬冬：“爱陶洛诵吗？”冬冬这位理工男，未来的澳洲大学核物理学博士后，飞机燃料专家抬头看了我一眼，低下头说：“不敢说爱。”

雪竹就让冬冬帮她抄小说稿。这件事让赵京兴知道了，说：“不太合适吧！冬冬是研究生哎，让人家抄小说稿？” 

雪竹带同班同学侯露来我家玩。侯露是安徽人，有着南方女孩的白净、精致、漂亮。（我对安徽人总是情有独钟）侯露善舞，我小弟弟陶淮是国际政治学院78届的大学生，侯露邀请我小弟弟跳舞，他俩就在门洞里跳起来。侯露舞姿奔放妖娆，我和雪竹大饱眼福。 

陶洛诵在银行工作时

我也经常去中央戏剧学院找雪竹玩，认识她们班一些女孩，其中一个叫张谆的最漂亮，是一名军人大学生。后来嫁给一个法国人，去了法国。 

祖国的春天照耀着每一个家庭，1978年，我们家族有三个清华大学学生，一个北航，一个中央美院。1980年，我和我两个大弟弟，还有二弟妹柳燕都带薪上电大。

1980年代国家做的准备，有了二十年后祖国的经济腾飞。

陶洛诵在银行工作时

04

在我家，罗锦跟我谈到性生活问题。她在《一个冬天的童话》一文里对此有大段描写，写她为了全家能在北大荒落户，被迫嫁给志国（化名），新婚之夜，志国跟她行周公之礼，嘴里念念有词：“金针刺破桃花蕊，不敢高声暗皱眉。”

只此一次，回来她天天带剪子睡觉，不让志国碰她，共三年。  

 罗锦哭着对我说：“洛诵，我以前只有那么一次，现在天天有，你信吗？”我也大哭，“姐，我信，我信！” 

我搀着罗锦姐的胳膊送她到张自忠路乘车回家，她说本来对爱情的最高幻想只是拥抱和接吻，这与我的精神世界不谋而合。罗锦对我们这一代没受过正规的性教育大加鞭挞。更何况我们在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被推进“文革”的火坑。 

罗锦两次结婚都是为了户口，一次为了全家从北京落户北大荒插标卖自己，第二次是为了从北大荒回北京。 

遇罗锦在《一个冬天的童话》里书写她家庭在“文革”中悲惨遭遇，更多的篇幅是写她被迫卖身的灵与肉的创伤。她的不甘，她像外国名著中的名女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搞婚外情。 

遇罗锦报告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

《一个冬天的童话》的发表造成极大轰动，获得极大成功。它让中国女性审视自己的社会处境和婚姻状况，是对女性觉醒的一次深刻启蒙。 

遇罗锦意犹未尽，紧接着提出与第二任丈夫蔡忠培离婚，理由是蔡是好人不是爱人，她和他之间没有爱情。赵振开（北岛）当时在《新观察》杂志当编辑，对我说：“是我们的杂志为她离婚展开讨论，让她在全国出了大名。” 

她的离婚案的确比她的小说更广为人知，也给她带来更多的骂名。 

法庭为她的离婚案件举办公开辩论。朋友里最难做的一种人是和要离婚的双方都是朋友。罗锦在我面前的哭泣和诉说让我了解她在婚姻中没有幸福感，而忠培在法庭上举着罗锦给他绣的饭盒袋证明罗锦爱他。

罗锦告诉我，法庭上有一个熟悉的声音：“我说两句。”罗锦回头一看是前夫志国。她想：“这两个不得意的丈夫。”

法院判决准许他们离婚。痛苦的忠培跑到我家来，述说他爱罗锦的衷肠。他说罗锦特别会过日子，“一毛钱买的小鱼做成干爆鱼，非常好吃。我没有本事让媳妇过上好日子。”又称赞罗锦的大气，把他为她做的呢子大衣留给他和前妻的女儿。

忠培是名电工，当时在为修建主席纪念堂工作。

05      

历经磨难的罗锦，终于找到她今生的挚爱吴范军先生。

罗锦邀请我参加了她的婚礼。

遇罗锦和吴范军

1980年代，遇罗锦和吴范军在北京留影

2020.8.30 

作者提供本号分享，部分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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