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丨陶洛诵：拘留所认识一个写诗的“冬妮娅”

作者简历

陶洛诵，1947年出生，初中就读北京女12中（原贝满女中），高中就读师大女附中。“文革”中坐过几年牢，在河北白洋淀当过知青。现为澳洲知名华裔女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生之舞》等。定居悉尼。

原题

富家女邢泓远 

作者：陶洛诵

01

邢泓远家在北京东城礼士胡同的四合院，是我朋友里最气派的。美女袁援家在西城的四合院最新最玲珑漂亮。她们是自己房屋的主人。不像某些部长或文化名人住的四合院，那是国家配给的。

“文革”中，袁援家很神奇地完好无损，无人抢占，她爸爸袁大夫是著名的儿科专家，没有问题。袁援是个端庄安分的大家闺秀，也没给家里惹事儿。

邢泓远的爸爸是焦化厂总工程师，也没有问题。听邢泓远说，她爸见“文革”这架势很害怕，敢紧自动要求把工资减半，我问她原来多少？“三百五。”她说。

原国民党将军黄祥一家一直租住在她家外院南房，有围墙隔开。东房西房“文革”中被人强占，占东房的是一个户籍警察一家，占西房的是个工人一家。

邢家的祸，都是邢泓远给招来的。

02

我和邢泓远认识的介绍人，是北京西城公安分局拘留所。

1970年“一打三反”进拘留所以前，我们都互相知道对方的大名，可无缘相见。二月份，我随着赵京兴被当反革命抓进去，邢泓远已在里面关押了好几个月。她的案子属于北京东城公安分局，本应关押在东城分局拘留所，但东城关押的人太多了，就让她借住在西城了。

西城分局很快人满为患，四月份，不得不把囚犯们全部转移到西城刘海胡同学习班，在原址扩建更大更森严的拘留所。

邢泓远长得像后来大陆人人皆知的台湾歌星邓丽君。把邓丽君的艳丽换成书卷气，就是邢泓远了。她在班房屋里把被褥整成沙发状，有座有靠。每天吃两顿饭的窝头时，她必先在膝上铺一块大手绢。

她跟我说，她有一块劳力士手表，在学习班能放回家时偷偷地戴一戴。

在拘留所，她穿得很朴素。我进去时，春暖乍寒，我的上身穿的是天蓝色的中式高领琵琶扣外罩衣，下面穿的是雪花昵的黑裤子，脚上穿的是系带的五眼黑棉鞋。妈妈后来给我送来一件新做的深蓝色质地柔软又挺的大襟外罩衣，同室人都说好看，邢泓远还试穿了一下，说她也要做一件。我想起赵京兴的话：“一块破布裹在你身上也漂亮。”

我和邢泓远性格相反，我感性热情外向，和谁都能打成一片。她理性高冷内向，基本凡人不理。听陈庭月说她和平妮感情不错，平妮走后，她着实难过了好一阵。陈庭月用她这双老辣的眼睛在观察一切，她对我说：“我喜欢琢磨人。”

我和邢泓远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她选择从宽的道路，处处按照拘留所规定要求去做。我折进去以前，她因为遵守室规表现好，当上了女囚首领学习号，协助警察管理女室，传达队长的旨意。

我选择从严的道路。因为我发现对我根本就不存在一条从宽的道路。首先我真地不知道为什么被抓，一个像《水浒传》里胖大和尚鲁智深的提审员什么都不懂，字也不会写，只热衷于让我自己给自己捏造罪状。我那时候天天盼的就是批斗我，我好听听他们到底认为我犯了什么罪。

他们终于找到我的罪了，不认罪，不遵守室规，反改造。

他们不拿我到社会上去批斗，使用最阴毒的一招，让犯人整犯人。

几天之内，周队长既紧张又忙碌，挨个儿找女犯人谈话，女囚们激动不已。最后找的是陈庭月和邢泓远。晚上最后一次放茅，邢泓远趁天黑不被人看见，蹭过我身边，嘴唇不动地说了一句：“明天开始斗你，你做好准备吧！”

第二天清晨七点钟，雷打不动的天天学“毛选”都取消了，周队长和我那貌似鲁智深的宋提审员搬了两把椅子坐在女囚室门中央，写反动标语的年轻女犯杨志华尖起嗓门装腔作势地喊：“陶洛诵！到中间来！”她和邢泓远都是学习号。

（杨志华是个农场工人，很朴实。一进来时，她对大家说她被人强奸，只好住到那人家，又与婆婆不和，就写反动标语被抓进来。她原来对我很好，还主动给我梳小辫，被周队长看见了，说：“她在这里面比在外面还舒服，不许给她梳！”周队长欺骗杨志华，让她走从宽的道路，她就开始违背本心积极表演。结果这位被邢泓远称之为悲剧人物的杨志华万没想到的是，两个月后她就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比谁都惨。老孙队长还对我说：“出来都是老太太了！”）

我纹丝不动，置若罔闻。瘦高个子的杨志华迈着她四十号的大脚丫三步并两步地窜到我跟前，另一个女抢劫犯鞠心正又晃了过来。

（鞠心正也就二十多岁，苍白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她曾告诉我提审员问她抢了什么，她为了从宽，说抢了块手表，提审员问她什么样的手表，她说“跟您手上戴的一样！”）

这两个女犯人伸手拽我，我厉声道：“不许你们碰我！”两个女人被吓得一怔。

我庄严地站起来，走到屋子中间。屋子很静，针掉到地板都可以听见。

“低头！”杨志华怪吼。

我骄傲地挺直了腰身，昂起我高贵的头，像个女神。

杨志华和鞠心正抢步上前按我，我在学校虽然是运动健将，可也敌不过这两个女人，“我不向犯人低头！我不向犯人低头！“我大喊。

周队长说：“放开她！”

周队长冲邢泓远、杨志华一努嘴，示意这两个学习号出来。

邢泓远回到座位时，她声音里有些胜利的喜悦：“周队长说陶洛诵可以背对犯人向政府低头。”

我把身子转了一百八十度，仍不低头。

周队长说：“不让你向犯人低头，向政府低头嘛！”

“我没有罪，用不着低头！”我说。

呼啦一下，从门口进来事先埋伏好的五六个警察，一个叫大盛的长着一对贼溜溜金鱼眼睛的队长提着一根半尺宽长长的军绿色带子逼近我。

这是一种刑具，与传说中的老虎凳、灌辣椒水一样，名为“约束带”。

大盛队长转着火爆眼，咧着翻嘴唇，说话从嗓子眼憋声：“转过来。”凭什么？你给我上刑，还让我就范，我站定不动。五六个警察齐上阵，七手八脚把我胳膊拧到背后，两小臂冲上（那时候我瘦，要搁现在，这姿势对我是行不通了），用带子一道道勒，布条直嵌进我白白嫩嫩的肉里。我用文雅的声音大骂：“法西斯！法西斯！”

“她骂人是法西斯，好像她是个和平主义者。”邢泓远在一旁仿佛是冷嘲。

瘦高的杨志华晃着她卵大的脑袋，拿着她的袜子迈着她的大脚猫着腰上来，拍马屁：“用臭袜子把她的嘴堵上。”

韩队长厌恶地摆手让她躲一边去。

我被捆着站在大约三十平方米的囚室中央，面对着三面贴墙而坐的形形色色的女囚。背后是门，门外是一个大院子，隔墙是囚禁男犯人的地方。到了刘海胡同，我和赵京兴彻底失联。

“我们现在开始批斗陶洛诵在西城分局反改造的罪行！”杨志华得意地声音有些颤抖，这辈子也没出过这种风头。

一个叫马力文的黑铁塔般的壮实女人率先发言，她刚进来没几天，她说自己抱着孩子与警察起冲突，将了警察一军：“你敢把我铐起来？”警察立马把她铐起来抓进拘留所。

“她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一个女人为爱情活着，真不要脸！”她话音未落。

“要批判就批判，别搞人身攻击！”金铁柳急了！（关于金铁柳，请看我写的“一打三反，我们折进拘留所”）

她已经快释放了，斜靠着墙，看着这出闹剧，本显出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听姓马的女人这话，物伤其类，忍不住挺身反击。

小刘军坐在她身旁，随声附和：“别骂人！”

“抢劫犯”鞠心正发言：“她每天都咳嗽好几声，跟她的男朋友联络。”

看样子，这是周队长给她们的材料，这两个女人都是搬到刘海胡同才抓进来的。我咳嗽也是在二龙路的事。

还有一个被周队长特意安排坐在我身边衣衫褴褛的五十多岁的老女人发言，说我嫌她脏，嫌她穷。因为我帮她捉虱子。

我从不懂什么叫嫌人穷，我受的教育是“以穷为荣”，还是邢泓远后来在拘留所里对我进行再教育：“有钱不是什么坏事！”

我也从不怕苦嫌脏，我从上师大女附中高一开始，在一个“右派”出身的名叫梁立明的同学的领导下，每个星期六到崇文区清洁队掏茅房，和自己的骄娇二气作斗争，改造思想。

还有一个模样还过得去，满嘴黄板牙的女人说：“一不小心，就会被她拉过来。”

我想：“我拉你干什么？”

真正卖力气的就这么两三个，同室大部分都很喜欢我。有一个叫佟士敏的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是个小学教员，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过我，她每天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看我的脸。

我善良美丽热情有礼貌，尤其认识赵京兴后，我从不允许自己头脑里出现任何不良的念头，时时刻刻自觉“斗私批修”，一心为国为民寻求真理，今天怎么落得这种地步？

剩下的人仅仅是为了过场，应付差事，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明白事理的女犯知道这是杀鸡儆猴，不知哪天就轮到自己。

黑大胖子宋提审一看冷场，亲自上阵：“你为什么审讯时放毒？说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

不待我开口，邢泓远便接过去：“她提讯回来时就说，提审员什么都不懂，非说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

“费尔巴哈的确是唯物主义，马克思说的。”我给邢泓远找补一句，火上加油。

“你再说！！！”宋提审有些沉不住气了，是他在反马克思。

“就是唯物主义！”我又说了一遍。

周队长和宋提审起来去吃早点。杨志华、鞠心正、马力文看警察走了，顿时像泄气的皮球。

邢泓远来劲了，“你不是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思想改变只能改变他的存在，捆你就是改变你的存在。既然已经采取这样的手段对付你，为什么不敢承认与政府的敌我矛盾关系。”

我说：”我没犯罪。“

邢泓远：“是你没有意识，你的思想感情本身就是反政府的。”

我说：“思想感情不能构成一个人的罪名。”

（在此插一句，十七年后，我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一个姓邓的千万富翁夫妇家里当家庭教师，给他们讲述这段历史，邓先生说反政府算什么，我们天天在想着怎么对付政府。）

“还有，”邢泓远不依不饶，把平日我们的争论公开放到台面：“你不是认为统一是一种美吗？事实证明，冲突、斗争、不协调才是一种美。”

看来她认为我被捆着站着，她坐在那里跟我唇枪舌剑是一种美。

“难道为斗争而斗争，斗争不是为了达到统一吗？”我说。

韩队长伸进头来，看这两个书生气十足的女孩在争论他不懂的哲学。讪讪地说：“这叫以毒攻毒。” 

03

我绝食两天，警察还不给我松绑，女犯们放茅时，屋子里只有我和戴着前铐的黄春香。黄春香二十多岁，身材窈窕，黄黄的脸上有几粒青春痘，过耳的短发，是印尼华侨。她明显的精神病人，不停地用还悦耳的声音说：“你们算什么队长，没有队员，就去抓。”

她看我用嘴去叼陈庭月放在木板大通铺上的眼镜，就用她戴铐子的手拿起来放到我嘴里，我把一边本来碎成三瓣的玻璃镜片咬下来含入口中。

女犯们陆陆续续回来，陈庭月到处找：“我眼镜怎么没了！”

火爆眼大盛队长打开牢门：“吵吵什么？”

“报告队长，陈庭月的眼镜找不着了！”

大盛賊眼一轱辘，直接盯住我，我赶紧往下吞咽三片破玻璃，大盛窜过来，一把卡住我的脖子，玻璃片从我嘴里掉出来。

杨志华大声地啧啧称赞：“要不是盛队长，她小命就没了！”

事后邢泓远跟我说：“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分局最高领导钱军代表率领着几个警察来了，“陶洛诵，你出来！”

在离女室几十米的花台前，军代表问我：“为什么吞镜片？”

“我不是反革命！”

“自杀对不对？”

“不对。”

一个瘦瘦的提审员，“鲁智深“第一次提审我时他是陪审，趁势说：”你妈妈给你一封信，叫你好好改造！”

“信在哪儿？”我急切地问。

“给她松开。”钱军代表一声令下。还是那群捆我的警察蜂拥而上为我松绑。

麻木的两臂像不属于我自己，吧嗒一下垂下来，从短袖口以下胳膊变成青色，直到指尖佈满密密麻麻的深紫色血点，肿得比碗口粗。

妈妈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是她的笔迹，老式的秀丽笔体。

信被收回去。她了解我，知道我在里面好受不了。

警察认为他们赢了，我承认应该走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该户口转到农村人还留在城里。我认为我赢了，我始终没承认是反革命。

我心中有一丝遗憾，比起清末革命女侠秋瑾还是差着一截，她在被刑求后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

我抬头看看，夏天正午的太阳，火焰炽热成黑色。

04

第二天清晨，女牢的木门被粗暴打开，满脸横肉的周队长扔进三把笤帚，凶恶的小眼睛横扫全屋的老少女犯，“陶洛诵，邢泓远，金铁柳，出来！扫院子！”

三个最年轻最漂亮最有气质受过良好教育出身名门的女孩，从铺位上站起来，每人拣起一把笤帚，走出牢门。

 “精神贵族，精神贵族！”杨志华充满嫉妒地高叫着。 

院子很大，够我们扫一气的，清凉的晨风吹着我们，我的胳膊如果不肿胀，扫地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这扫地是惩罚，是我连累她俩，金铁柳是为了我们的爱情观不被亵渎，毫不犹豫公然挺身而出。邢泓远借着对我的揭发直接打了宋提审的脸，暴露他的无知，让他在全体女犯和在场的警察面前丢人。警察还看出来，邢泓远借着可以和我公开对话，把我的思想引到更背离真理部的纵深方向发展。心直口快的韩队长过些日子对我说：“你就是吃挂落的！”（指被牵连，其实不是）还说：“她（指邢泓远）可比你鬼多了！”

我们像三朵美丽的玫瑰，青春绽放在拘留所。

（若干年后，有人看了我的回忆录，给我写到：   “你与你的朋友，是我们这个社会中青春永驻的美女，你们的美不是面容，不是衣着，不是首饰，而是镣铐。你们的美穿越了时空。十二月党人妻子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跪下来亲吻她丈夫戴着的脚镣，是人世间最高贵的吻......让我穿越时空来亲吻你脚上的镣铐吧！”）

上完刑后，让我变得有些“炙手可热“，分局唯一的姓孙的女提审员让我和几个女囚擦玻璃。那几个女囚放着抹布不用，用手掌擦。

我被捆的时候，她在她的办公室一个人提审过我一次，她只跟我说了一句话：“陶洛诵，你是不是觉得透着你能耐啊？”她的不露声色，孤寡表情，地道的土北京腔儿，类似一句家常话让我忍不住笑了。没有第二句问话，我们相对无言待了十几分钟，她把我送回女室。

我刚折进拘留所的那天夜里，是她负责搜我的身，她没碰我，让我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上，她一边打哈欠一边问我：“你为什么进来？”我说：“不知道。”她说：“就你这样还好得了！”

还真让她说着了！我再没看过哪个女囚被上过约束带的刑罚。

食堂的大师傅也凑热闹，让我帮厨，我看见熟丸子，顺手拿了一个放入口中。

那个一口黄牙的女囚主动为我补衣服，她不知道从哪儿弄来块大白布，结结实实地缝到我上刑时穿的短袖绿色条纹凸起高高的尖领掐腰两边开叉的洋装上。（这件上衣是妈妈的一个印尼华侨学生徐美丽送给我的）

最大的胜利是我换了提审员，宋提审换下去，我被金铁柳的李提审接管。

金铁柳已经被“从宽”释放了。她告诉我要在月坛五万人大会上当场释放，要求她高呼“毛主席万岁！”她对我说：“可以培养感情。”

关于李提审，她说过：“上来先大谈俄罗斯史。”

李提审是被众女犯仰慕的一个中年男人，连邢泓远都笑着说：“一看外形就很浪漫。”

他中等个子，横宽，走起路来挺着胸甩着两条不太严重的罗圈腿，自信满满。黑头发不多，样式讲究，中间秃顶，黑色国字脸，单眼皮，眼睛不大。像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他只提审过我一次就从西城分局消失了。

是一个晚上，王大会儿（闻佳的提审员）陪审。我和李提隔一张黄色的办公桌坐着，王提站着。

果然如金铁柳所言，李提先把俄罗斯人贬了一通，说他们十五世纪还是野人。然后进入审讯。问我想什么呢？

我说：“我希望有一个理想的国家。”

他说：“跟谁？用什么手段达到目的？”

我一听，这比宋提还厉害，跟邢泓远东城提审员是一个路子。

邢泓远已经被迫承认是马列主义青年党妇联主席了。而那个党纯属虚构出来的。邢泓远是在厕所里对我说的：“只有让他们满意，从宽才能出去。”我说：“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我绝不会这么做！”泓远用鼻子“哼”一声，对我不屑。想了一下又说：“我也许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我脑子里飞快闪过和邢泓远对话这一幕。我对李提审说：“我只是看了小说《浮士德》，主人公追求一个理想的国家，我也产生同感而已。”

李提审看我跟他扯文学，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把你们送上断头台，你们还会美着呢！告诉你，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为了权！”

“他们为权斗，干嘛滥杀无辜！”我心想。

他看我无言以对，就跟王大会儿聊起来了，说自己有个药费还没报，王大会儿同情地说：“还不赶快报去！”李提审大度地说：“算了，不报了！”

他们俩聊了会儿想起我还在，李提审说：“回去想想，有什么要交待的，交给队长！”

我跟队长要了笔和纸，把在拘留所写的十四首情诗工工整整写出来，让队长转交李提审。

李提审不知是调哪去了？我被转给一个拘留所一个最年轻的、跟我年纪相仿的小周提审员了。

05

1972年7月1日，在被关押二十八个半月（833天半），小周提审员在西城公安分局门口接待室里把我还给妈妈。说：“特地挑这个日子，让你不忘党的恩情。”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你的问题就是审查审查，没什么事儿，不影响以后入团入党参军。”还极力嘱咐我说：“你一定要先回白洋淀一趟，哪怕只待五天再回来都行......“

一切都回到从前，我这班房算是白蹲了！

我回到白洋淀，在下地打鱼一百天后，被安排到邸庄学校当民办教师，教初中数学。不久，听在北京的二弟陶江告诉我，有个姓邢的女孩到我家找我。一开始，我想不出是谁，“难道是邢泓远？”

我急切地盼着学校放假，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她家，（地址是在拘留所互换的）真是是她哎！只是比以前胖了一大圈儿，原来是她在里面得了肺结核，警察怕她死在里面，以“遵守室规好”把她放了！她回家后接受激素治疗，变胖了！

“幸亏我们家有钱，不然我就死了！”她对我说。

我们俩以后密切交往六年，直到她1978年12月移民去香港。不过，三个月后她就折回北京，身份是《争鸣》杂志记者。

邢泓远的故事还很多，这篇先聊到这儿吧。

邢泓远让我在拘留所厕所里背下的她这首诗，大家看看怎么样？ 

当我们高举胜利的酒杯

当我们战后重逢促膝长谈

带着久经沙场的风尘仆仆

带着战火冲锋后的弥漫硝烟

我们要向更年轻的一代

讲述我们的故事

我相信

这些羽毛刚刚丰满的海燕

一定会羡慕我一生的坎坷

而鄙视那些路途的平坦

我愿意活着

像追赶暴风雨的海燕

我愿意死去

像刺破长空的闪电

我们生命的篇章

一定会载入史册

我等待着历史公正的审判 

 （2020.9.28）

1976年，陶洛诵摄于邢泓远家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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