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张家康，文史作者。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 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了诸多文章。
1918年8月15日，青年毛泽东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事，由长沙乘火车来到北京。他没有去法国，而选择留在北京。10月，经恩师杨昌济介绍，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书记。一直以来，关于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任职多说是图书馆助理员，这似已成定论。据1920年《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北大没有图书馆助理员这一职位名称。毛泽东在1919年4月28日《致七、八舅父母的信》中，仅说“甥在北京大学担任职员”，并没说是助理员。其实，书记一职，自古有之。《新唐书·高适传》“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左骁卫兵曹参军，掌书记。”顾名思义，“书”指书信和文牍，“记”指记录和登记，故“书记”是指从事公文抄写的人员。后泛指在机关团体中任抄写登记的工作人员为书记。此书记非现在意义上的书记。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从事的正是这一工作。直至次年3月，因母亲病重而离职归湘。在北大图书馆的半年时光，他读了很多的书刊，接触了很多的人和事，这个过程和印象，一直深植于他的记忆之中，成为他一生中极为珍贵的经历。1913年春，毛泽东被湖南第四师范录取，师范学校为五年制。次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入第一师范。第四师范是春季开学，而第一师范是秋季开学，毛泽东重读了半年预科，到1918年暑期毕业，他实际成为读了五年半的师范生。在这所学校里，对他影响致深的教员有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王季范、方维夏等，其中尤以杨昌济的影响最大。杨先生对这位农家子弟尤感兴趣，当日日记中写道：“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杨先生期望不可谓不高，希望毛泽东像曾国藩、梁启超一样出类拔萃、大才槃槃。仅比毛泽东长四岁的黎锦熙和毛泽东来往密切，相交于师友之间，在读过毛泽东的日记后，他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剧烈动荡的社会呼唤“大造”之才，而毛泽东也正以极大的责任心，关注着变幻的政治风云。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来，一师学生编印《明耻篇》小册子，毛泽东在封面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还在挽学友的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
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那种对民族危难的沉重忧患，那种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情怀抱负，已是溢于字里行间。更令人称奇的是，他在给肖子升的信中就警告：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尤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后来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果然应验了这一防患未然的预言。正是由于杨先生的介绍和推荐，《新青年》给他开启了另一扇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陈独秀所说：“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对他的感触极深，循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他在努力地探索，为此阅读了许多哲学和伦理学的著作，而兴趣最大的是伦理学，他认为，“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之所以如此认识，是因为他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而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一生酷爱游泳的毛泽东，不仅能在江河湖海中“胜似闲庭信步”，而且对改造中国与世界，充满着“舍我其谁”的自信和“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的意志。他一生之所以能最后成功，一师所奠定的自信心和意志力，是最为根本的基础。他常对人说，好男儿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名为“毛奇”，以历史上普鲁士的一名很有学问的将领毛奇相比喻。在一师的人物竟选活动中，毛泽东在三十四名当选者中，得票最高，而在德、智、体三方面都有得票者，惟有毛泽东一人。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何叔衡、肖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这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肖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学会成立不久，肖子升去了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1920年冬，由毛泽东撰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说：“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肖子升“颇加删削”的条文，恰是毛泽东所提激烈的政治主张。一激烈一温和，这是两位好友最终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其实，毛泽东此时的思想信仰仍未确定，就是他所说“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1918年6月下旬，新民学会召开会议，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该尽力进行，推举蔡和森等“专负进行之责”。蔡和森到了北京后，给毛泽东来了一封信，十分同意毛泽东的新民学会的方针意见，信中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表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三年内真的做到了这一点，新民学会会员大多成了中共早期党员，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重任。杨昌济此前已在北大哲学系任教，赴法勤工俭学的信息就是他传递回家乡的，并让一师的学生们积极准备赴法留学。这时的湖南政局混乱，政权更迭频繁，教育已经摧残殆尽，学生已至无学可求的境地。勤工俭学便是一条新的出路。蔡和森在北京忙碌之际，常去杨先生处。6月30日，蔡和森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北大校长蔡元培“正谋网罗海内人才”。“吾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兄事”当指毛泽东正在长沙筹划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吾三人”是指毛泽东、蔡和森和肖子升。他们都是杨昌济最看重的学生。杨昌济希望毛泽东先“入北京大学”，以造学业和事业的“可大可久之基”。在全国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湖南是报名最多的省份。毛泽东担心大量人才外流，造成基础教育薄弱，所以，他在致同学罗学瓒的信中说，同人已没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后路空虚，非计之得”。认为罗学瓒从事教育工作最适宜，不如留下从事教育。在安排给患病母亲开一药方后，毛泽东于8月15日离开长沙前往北京，途中因铁路被大水冲断，延至19日到达北京。到了北京后，毛泽东忙碌着奔波着，几经联系，才落实好勤工俭学的事宜。大多青年因出国补习法语，陆陆续续进了预备班，没有进预备班的也考入北大预科。杨先生希望毛泽东最好能在北大继续读书，可他却没有报考预科，其间不乏经济的原因，亦不排除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相关。这里还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教育部规定，中等师范生毕业后，必须先工作几年后，才能报考大学。现今这一愿望已然落空，他便作另外的努力，据毛泽东的好友肖子升回忆，由于“蔡（元培）校长帮忙的缘故，”图书馆长“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干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轻便工作”。他说：“毛泽东对蔡孑民校长一直非常感激。写给他的每封信都以‘蔡夫子大人’开头。他认为自己是蔡校长的学生，永远对蔡校长表示尊敬。1938年，蔡孑民先生隐居九龙，在他逝世前十二月左右，我常到他家促膝而谈。有几次我们谈起毛泽东。以蔡先生的高龄，自然他不能记住一切。蔡先生还能记得毛泽东给他写信，但想不起毛泽东的音容笑貌了。”毛泽东最初住在杨先生家，其他会员分住在湖南会馆。由于分散居住，联系起来十分不便。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肖子升、罗章龙等八人搬到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八个人挤住在一间小屋里，白天还好，一到晚上，大家挤在一个炕上，挤得几乎都透不过气。如果实在熬不住要翻身，必须要先同两旁的人招呼，否则，你根本翻不过来。毛泽东是带着抱负和求知欲来到北京，在他的眼中，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他说：“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中，毛泽东当属最窘困者之一。肖子升说：“毛泽东几乎一无所有，虽然路费（往法国）已减少到一百大洋，但这对他仍是无法解决的大数目，而且他自己知道，无人能借这笔钱给他。”毛泽东自己也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有了这份图书馆书记的工作，“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这固定的经济收入，对他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由此奠定了他在北京的生活，故而分外珍惜，怎会像有的文章所说的那样，不切实际地与“那时北大的名教授的工资高者三百元”相比，而“感到屈辱”呢?他因工作关系，阅读各种新出版的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他的顶头上司李大钊对他的影响最为直接。可有文章说：“1918年，张申府曾是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关于张是否是代理馆长一事，还有另外的说法），正是临时工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又说：毛泽东“用那种龙飞凤舞、潦草的，并没有多少根基的草体字书写图书卡片，显然是很不合适的。”因此，受到代理馆长张申府的训斥，毛泽东“恨声不绝”，“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1957年，张申府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当然都与当年给毛‘受气’有关。”张申府是否北大图书馆代理馆长，就是这位作者也以为“还有另外的说法”。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已经说的十分明白，他说：“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肖子升对这件事的叙述，就更为详尽。他说，他们原打算让毛泽东去做教室清洁员，因为，那样可以在工作之余，免费旁听。后来，是蔡元培改变了毛泽东的工作，他说：“蔡校长是位可敬的人，立即了解了我们的困难。他有个更好的主意：与其做个教室清洁员，不如安排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因此他写了张条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毛泽东为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工作，请将他安排在图书馆中，……’蔡校长没有指出毛泽东是由长沙来的，是‘青年领袖’。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干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轻便工作。”1924至1926年间，肖子升与李大钊曾在一次会面中旧事重提，“我们谈到过毛泽东，有一次李大钊说：‘我叫毛泽东作清洁工作，完全是遵守蔡校长的指示。我并不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希望你能原谅我。”当事人毛泽东和肖子升的回忆，都已经表明毛泽东的顶头上司是李大钊，而并非是张申府。说到毛泽东用草书填写图书卡片，那更是站不住脚，稍有书法知识的人都知道，草书写起来是笔画连绵，飞鸟惊蛇，小小的图书卡片怎么也不能以草书填写，这是常识。十分珍惜这一工作的毛泽东，怎么可能冒着丢“饭碗”的风险，而任意在上面用草书填写，况且也无法书写。毛泽东的草书是中老年后才入佳境，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写得一手工整隽秀的楷书，他在一师时所作的读书眉批，他给表兄文咏昌的还书便条，便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毛泽东的工作问题落实了，他再也不用为生活发愁了，专心于工作之外，对学业和人生的思索仍在追寻之中。他和新民学会在京会员，曾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分别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所谈多是学术和人生问题，对他们很有启迪。“五四”前后，西方的各种主义如潮涌来。毛泽东在众多的主义中，苦苦寻找着救国之路。他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毛泽东在北大时，和邵飘萍、梁漱溟、周作人都有过一段交往。听过邵飘萍、梁漱溟的课，交往的时间颇长。因讨教新村主义而拜访过周作人，可谓一面之缘。然而，无论交往的长短，毛泽东都没有忘记他们。在谈起北大往事时，他曾深情地说：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种的人。”1918年，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京报》和新闻编译社，并在北大讲授新闻学。当时，北大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毛泽东是会员之一，邵飘萍常到学会讲课，传授办报的业务知识。毛泽东除了课堂听邵先生讲课外，还常去邵先生家讨教，据邵飘萍夫人回忆：“那时，毛主席是北大职员，平易近人，到我家里来，很有礼貌，叫飘萍为先生，叫俺邵师娘。”后来，毛泽东回长沙创办《湘江评论》，邵飘萍所传授的知识，给了他不少的帮助。毛泽东也因《湘江评论》而声名鹊起，登上中国革命的舞台。毛泽东对邵飘萍的半年授课之恩，一直怀念在心。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杀害。毛泽东知道后，十分惋惜。1949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文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他对这段短暂的师生关系，极为珍惜，就是到了晚年，他仍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毛泽东虽然没有上北大，但他是新闻学会和哲学会会员，由此而旁听了邵飘萍和梁漱溟的课。他和梁漱溟是同龄人，只是在月份上，梁漱溟长三个月。梁漱溟与杨昌济同在哲学系任教，经常来杨家，多次为梁漱溟开门的都是毛泽东，他们开始有交往而熟悉起来。1938年，梁漱溟为积极奔走全民抗战，来到延安。他单独与毛泽东进行八次谈话，其中两次彻夜长谈，使梁漱溟对共产党，对毛泽东本人有了深刻的印象。在后来的国共两党斗争中，梁漱溟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一直站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边，支持反蒋反国民党的斗争。全国解放后，他们之间的往来仍如常密切。问题出在1953年9月的政协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扩大会上，在有关农民问题的发言中，梁漱溟的一句“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惹恼了毛泽东。两人在会上斗起了口角，在一片批评谴责声中，梁漱溟非但不认错，反而顶撞说：“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他们之间的关系彻底崩溃。梁漱溟并没因此而受到任何处罚，只是再也没有来往。1986年，梁漱溟旧事重提，检讨自己“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他对毛泽东一直钦佩，就是到了晚年，在接受外国学者采访时，仍然说：“毛主席这个人呢，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毛泽东来北大之前，作为湖南一师的学生，曾信奉过新村主义。到北大后，他理应去拜访中国新村主义的最积极的鼓吹者周作人，可却疏于这方面的记载。他们之间的直接接触发生在1920年4月7日，周作人的当天日记：“毛泽东君来访。”此前，周作人已经办起所谓新村支部，并在《新青年》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1918年春，毛泽东邀了几个朋友，从事半耕半读，虽然收效不大，可他仍很向往。1919年12月，毛泽东率湖南驱逐张敬尧请愿团来到北京。他的日程安排的满满的，不是起草驱张的文稿，就是往驻京的各大报馆送驱张的文电，再不就是往各大衙门请愿。往八道湾拜访周作人的事，一直拖到次年4月7日。他和周作人相会具体谈了什么，看来已成为永远的迷，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那就是都会谈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新村主义。后来，毛泽东奔走革命，其声名已如日中天。周作人有意也罢，无意也罢，这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北平，周作人沦为文化汉奸。在此期间，他也不是一件好事没做，他就曾尽力保护过好友李大钊的儿女们。在护送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儿子李炎华离开北平前往延安时，周作人特意告诉李星华：“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并服刑。1949年1月，他被保释出狱后一直住在上海。新中国建立后，他日夜思念回到北京，便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发出后便在深深的期待着。他对朋友说：“南北通车了，我已经发出一书信给毛润之先生，毛先生在北大当图书馆馆员时见过面。有一次，他来八道湾看鲁迅，鲁迅不在家，同我谈了一会。我去信问他能不能让我回北京，还不知道给不给回音。”周恩来接信后，立即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罢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不久，周作人得到可以回北京的消息，他高兴地告诉友人：“回音果然来了，是毛先生请周恩来写给我的，允许我回家。”回京后，周作人重新住入八道湾。在周扬、冯雪峰的安排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买下他的全部译稿，每月支付二百元，这在当时应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待书稿全部出版后，稿费再重新结算。周作人自然清楚这一切得益于毛泽东，原想给毛泽东去一信，可“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迟迟的就一直没有去信。毛泽东零距离地接触陈独秀，当然是在北大。他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1920年6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上海，他特意拜访陈独秀，他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们后来道不同，但是毛泽东就个人情感上，一直没有忘记陈独秀。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获释出狱，并重提合作抗战的事情。中共中央立即以张闻天、毛泽东的名义作出“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其精神实质是要陈独秀等承认托派的错误，即可重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恰在此时，王明回到延安，极力阻止这一工作的进行。王明直至晚年对此还沾沾自喜地说：“由于我已回到延安，陈独秀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毛泽东没有忘记自己的引路人，1942年3月30日，也就是陈独秀逝世前两个月，他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三年后，毛泽东再论陈独秀，他说：陈独秀虽然“有些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在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就是在这次紧张的会议上，毛泽东再提陈独秀，他说：“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显而易见，毛泽东为此仍在深深的自责之中。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之一，自己却没有出国，这其中的理由当然如他和斯诺所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据毛泽东致周世钊信说，他曾为此讨教胡适、黎锦熙，“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毛泽东虚心好学，奉胡适为“楷模”，胡适又待人热情，好为人师，而且他们又年龄相仿，他们之间定有一段亦师亦友的交往。1920年5月8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合影。左7为毛泽东毛泽东回到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这引起了胡适的注意，而毛泽东所写《民众的大联合》，更让胡适拍手叫好，他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称赞《民众的大联合》，“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称赞《湘江评论》说：“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曾和几个新民学会会员拜访胡适，并留下一封信。回到长沙后，毛泽东还给胡适寄份明信片说：“将来湖南有多点借重先生之处”。在此之前，毛泽东经过上海时，曾给胡适去信一封。1921年9月，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51年5月17日，胡适在阅读胡华所著《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史》中关于湖南自修大学的内容后，于当日日记中写道：“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〇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在胡适的眼中，毛泽东就是他的学生。抗战胜利后，他致书毛泽东，希望“中共领袖诸公……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胡适太天真了，中国共产党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所创立的军队，所开辟的根据地，怎么能拱手让于他人，而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体制，又怎么能容忍中共作为“第二大政党”存在呢？如此不合时宜的话语，真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北大任职的陈独秀与胡适（右）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总想利用工作关系，多结交几个大学生，可事与愿违，毛泽东对斯诺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这件事当然使毛泽东刻骨铭心，他所说“不把我当人看待”，当有言过其实之处，不过有一点却是事实，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北大学生，“他们大多数”也免不了轻视劳动者的毛病，这些“天之骄子”怎能俯身与图书馆助理员，一个月只有八块大洋的下等人，“交谈政治和文化”呢？况且，所讲又是难以听懂的“南方土话”。这之后，天各一方，急景流年，北大学生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年那个讲“南方土话”的图书馆书记，二十多年后，竟会在西北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1945年7月1日，抗战胜利在即，傅斯年作为六名国民参政员之一乘飞机访问延安。毛泽东单独安排时间，与傅斯年彻夜长谈。同当年北大相比，时间和场景都有了转换，可毛泽东依然不失他乡遇故知的情怀和礼贤学人的雅量。谈话中，自然谈到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谈到傅斯年等“五四运动”风云人物。听到谈及自己，傅斯年谦逊地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第二天也就是7月5日，毛泽东给傅斯年写了封信，上写道：“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这便是章碣的《焚书坑》，毛泽东以条幅书写，赠与傅斯年。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为什么给傅斯年书写《焚书坑》，时下有着很多解。笔者以为毛泽东之所以书写这首唐诗，是针对傅斯年所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而抒发，毛泽东以“刘项原来不读书”回应，其间含有自谦自况之意，即与傅相比，不是读书太多的知识分子，抑或有别的什么寓意，已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北大燕园新图书馆，与毛泽东任职的北大图书馆关联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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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兄弟失和为哪般
张家康：1968年，
"走资派"儿子居然当了兵
张家康：小城繁昌，山水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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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