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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丨周佛海:建党脱党反共叛国的政治投机者

新三届 2021-04-24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文史天地 Author 文史天地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张家康,文史作者。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在全国报刊上发表诸多文章。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


原题
建党脱党
反共叛国的周佛海



作者:张家康


                                               

这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投机善变,蝇营狗苟的政治野心家。他曾参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不过一年的时间,他就脱离中共,并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成为蒋介石的亲信,而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丧失人格和气节,叛国投敌,另立伪政府。他就是国人不齿的汉奸卖国贼——周佛海。


深以将来的大政治家或革命领袖自命

青年周佛海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政治性月刊《东方杂志》是他时常阅读的刊物,他对世界和中国政局尤为关注。他虽在湘西山区的沅陵县立中学读书,心却早飞向外面的世界,甚至萌发拜相入阁的野心。他回忆:“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起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 

1918年秋,他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不久,巴黎和会召开,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诸多国际问题,中国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他特别羡慕那些活跃在会议上的外交家,向往着有朝一日,也像他们一样折冲樽俎,游说于各国。后来,他在阅读苏俄革命史时,又为十月革命的磅礴气势所倾倒,更神迷于领袖人物的形象,向往着有朝一日,能成为像列宁、托洛茨基那样叱咤风云,底定乾坤的伟人。

他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中,谈到这样一件事:1920年暑假,来上海《时事新报》馆拜访张东荪。在报馆等候时,一位编辑向人介绍他时,称他为“做文章的”。听到这句话,他当时便一脸的不高兴。他说:“我当时抱负不凡,深以将来的大政治家或革命领袖自命,如今却被人叫做‘做文章的’,把我当成一个单纯的文人,因此感到一种轻视。文人,自然有文人的价值或重要,但是,我当时却志不在此。”  

他在东京除完成学业外,最大兴趣就是阅读介绍苏俄革命的书籍和杂志。他边读边记边思考,竟然整理成一篇文章。他将文章投寄到上海《救国日报》。稿件投出后,就料定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没想到很快便发表,并博得一片好评。这不仅是喜悦,更是鞭策、激励,从此以后,他笔耕不辍,发表了很多文章。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以更迅速的方式在中国传播,同时也带动各种报刊的出现,这其中就有《解放与改造》《建设》等。这些杂志的领军人物便是介绍和鼓吹社会主义的张东荪与戴季陶。当时的日本,社会主义也正盛行,不过品牌不一,有基尔特的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也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他阅读了各类介绍社会主义的著作,更倾向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但也不排斥其他社会主义。

他年纪不大,却是《解放与改造》的老作者。主要文章有:《中国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性质》《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等。他还翻译出版和发表了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论文《社会主义劳动组合》《工行社会主义之国家观》,以及两本社会主义的小册子:《社会问题概况》和美国人希尔葵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等。

这些文章积极评价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现实,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就是俄国克伦斯基政府的颠覆,共产党——原名多数派——得志的那一天。也就是为20世纪的世界革命,开一个先例的那一天。再说一句:就是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实现的那一天。”

针对为被推翻的旧政权鸣冤叫屈,他批驳道:“试问要把一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一百多年的根底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推翻,另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强制,是不是能行?等到资本主义的社会既倒,社会主义社会新建,基础未固,反对丛生的时候,没有强制,是不是能维持?”因此,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缺的。”而中国的出路,则就要“照着共产主义的原理”。

他在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圈子中晓有名气,《解放与改造》的主编张东荪就比较欣赏他,而陈独秀也通过阅读他的文章,知道有这么一个热心干社会主义的青年。此时,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等通过李大钊,在上海找到陈独秀,就建立苏俄似的政党,达成共识。陈独秀在网罗建党人员时,想到了他,并通过张东荪约见周佛海。他回忆:“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去访仲甫(即陈独秀,作者注)。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吴庭斯基(通译维经斯基,作者注)在座。吴庭斯基当时讲话的大意是:‘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的革命。’他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这天的谈话,除张东荪不赞成外,陈独秀、沈雁冰和周佛海都是赞成组织一个类似苏俄那样的政党,至于明确叫“中国共产党”,那是紧接其后的事情了。在后来的几次组党活动中,他都参与其中,只是由于开学在即,才打点行装东渡日本,中止了上海发起组的工作。


1921年夏,他接到上海的来信,让他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一大”。据他说,中共“一大”选他为副委员长,在委员长陈独秀未到上海期间,由他代理委员长。这是个迷案,因为,在所有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中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得到佐证,那就是在中共“一大”上,他是个活跃分子。

同是中共“一大”代表的张国焘说:“日本留学生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跃的青年,那种湖南土气似乎早已消失殆尽,看来风流潇洒,倒像是一个老上海。他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谈得头头是道,对大会的筹备工作也是积极参加。”在起草党纲时,包括陈独秀及各位代表的意见,也都要“交由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共同审查。” 

建党12罗汉


找不到职业饭都没有吃,哪里能革命

回到日本鹿儿岛后,周佛海从理想的云端,跌入现实的尘世。学业的负担,报考京都帝国大学的准备,已忙得他如牛重负,精疲力竭,哪里还顾得上与中共的组织联系。此时,他不仅与中共脱离关系,而且转变的非常快,开始排斥和反对马克思主义。他在此之后发表的文章中,已从马克思主义跳到三民主义,甚至抱定一个信念:只有三民主义才可以救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一年前,他之所以赞成组织共产党,并成为活跃分子,其中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政治的野心”。这就是他所说的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两年来看的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有为俄国革命所激刺,认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第二,就是个人的政治动机”。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冠冕堂皇,第二个原因倒是内心的真谛。

回到日本,他就害怕了。日本警视厅对中国留学生特别防范,他在中国的所有活动,日本警视厅几乎都记录在案,当然也就上了黑名单,因此,无形中他总感觉警察凶险的目光在监视着自己。老师和同学也劝告他,不能再进行共产党的活动,要不然,随时都有可能被校方开除学籍。他开始学乖了,再也不抛头露面,而是整日待在图书馆,连午饭吃的都是带去的干粮。他静下心来,“老老实实用功”,以为将来的出路担忧,他说:“没有考进学校,非常忧虑;学校快毕业,却又非常恐慌。没有进学校,不能领官费,饭都没有吃,哪里能读书?毕业离开学校了,官费不能再领了;如果找不到职业,饭都没有吃!哪里能革命?哪怕你志气比天高,哪怕你野心比海大,不能生活,什么都是空的。志气不能充饥,野心不能御寒!咳,生活,生活,这两个字,古往今来,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我当时有两个打算:第一,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学的教授。因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很出风头。陈仲甫(陈独秀),李守常(李大钊)也都是那里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地位既可以号召,也有相当的虚荣。但是惟其如此,北大教授,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既多,而当时北大学阀的门,又关得相当的紧,哪里能够如意?第二,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看见很多留日同学,在那里任编辑,薪水最多的,每月是150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满意足了。但是谈何容易!商务的编辑,虽然没有北大教授那样困难,但是也不容易到手。”   


就在他犯愁的时候,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的戴季陶给他来了一封信,约他去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每月薪水大洋200元。这可真是喜从天降,原本指望薪水“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满意足了”,如今不仅薪水高出预期的许多,而且又是个十分体面的工作,这怎能不让他为之心动,归心似箭。

他撂了正在准备的毕业论文答辩,立即启程回国,于5月到了广州。正当他暗暗庆幸十分圆满地解决毕业后的职业问题时,又一件喜事找上门来。广东大学校长邹鲁聘请他兼任教授,月薪240元。归国后的一帆风顺,使他十分感慨,他说:“我由学校一出来,就得到了这样的地位和工作环境,实在是始料所不及。”  

戴季陶、邹鲁是改变他人生命运的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拔和启用,他不可能以最快的速度,由校门而入就业门,且是当时很多青年为之羡慕眼馋的工作。戴、邹二人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就此而惟命是从,成为他们忠实的追随者。

国民党“一大”后,国共实行党内合作,围绕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斗争一直没有停止。早在1919年,他在《中国阶级斗争》一文中,就曾否认阶级斗争在中国的存在和必要。现在更是紧跟戴、邹两人,反对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甚至要中共放弃阶级斗争。他曾这样对鲍罗廷说:“共产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现在并不需要农民对于地主,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共产党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以全力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  

说的这样绝对,走的如此遥远,他真的忘却了自己的身份,而且,他的很多活动都是违反纪律,违背信仰的非组织行为,中共及时发现了他的错误,并伸出援手予以帮助。周恩来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严守组织纪律,不能再作有损党的事情,他断然拒绝了。1924年9月,中共通过决议,将他开除出党。


鼓吹确定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心理论

周佛海被开除出党后,立即公开站到共产党的对立面。1925年4月,他在广东大学创办《社会评论周刊》,在谈到办刊目的时,就毫不讳言是“反对共产党”。他积极呼应刚刚出笼的戴季陶主义,散布马克思主义不能救中国,宣称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是惟一的救国主义,并说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物质的乃至精神的,都不具备条件,因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他不仅在理论上制造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舆论,而且也事实参与了“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分裂活动。“西山会议派”另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他被任命为宣传部部长,虽“因种种关系,没有正式就职”,但是,在西山会议派总部却常见他的身影。

他因此而声名狼藉,当他由日本回国,正踌躇满志地来到武昌商业大学履任经济学教授时,却受到了左派人士的反对。他说:刚到武昌,“匿名信纷至沓来,约有20余封,大致都说武昌首义之区,决不容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存在,如果我不即刻离开武汉,便以铁血相见”。这个“铁血相见”,令他吃惊令他害怕,总算掐着手指过日子,好不容易捱到暑假,便乘机灰头土脸地溜之大吉,来到上海。

他拿着戴季陶的亲笔信,找到蒋介石,自此便投入蒋的反共阵营。1928年1月,第一次下野后的蒋介石又东山再起,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直随侍左右,同进同退的他,被蒋介石指派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还在蒋介石下野时,他便奉其旨意在上海创办《新生命》月刊。他既是主编又是主要撰稿人,发表了很多文章,这些文章被整理成《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此书曾三版,销售40000余册,流布之广,为之甚矣。

他把自己装扮成孙中山的卫道者,三民主义的理论权威,继续兜售拥蒋反共的理论,站在蒋、汪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反共反工农运动立场,污蔑说:“自从武汉党部和政府,被共产党劫持之后,党的中心,突然失坠。直到现在,没有事实上能够统一指导全党的中心。”他认为“国民革命”要继续下去,首先就要打破民众运动为共产党所“把持”的局面,而在国民党的当务之急,理论上就是要“确定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心理论”。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还说过这样的话:“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周佛海在攻击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时,毕竟还不敢明目张胆,因为,孙中山逝世也就三年,国共反目也就一年。他不去直接攻击这一理论,而是说:社会主义“流派既多,其所理想的社会,又各不相同”,所以,要搞清“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确实是一个“很不易简单概况(括)答复的问题”。


他接着说,“民生主义”就含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所不同的是,马克思要以阶级斗争的手段实现,而在中国却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手段,去推翻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统治,去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

他说:“中国国民党的民权主义,自然是近世民主主义的一种主义,而且是近世民主主义中最进步最完全的一种主义。”它是“主张国内一切平民,在政治上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乃是主张一切人民,在经济上都是平等的地位”。他说的如此天花乱坠,“权利”“地位”和“平等”确实很有诱惑力,而他恰恰抽掉了最基础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内容,以此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冲淡中共领导的改变整个经济制度的土地革命,这才是他所鼓吹的真正用意。

他在《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中作了一篇长长的《自序》,其中就毫无隐讳地谈到这本小册子的本意所在,他说:“16年(1927年)1月,奉蒋介石先生之命,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兼政治部主任。时共产党恽某(指恽代英,笔者注)为政治总教官,政治教官中,亦不少共产党徒。我以为三民主义一课,如果听共产党徒讲授,难免其曲解和恶意的批判。所以虽身兼数职,事务繁难,然而尚力兼政治教官,讲授三民主义。因此,就草拟了讲授大纲。这便是本书的拟稿。”  

他说,马克思主义是“舶来主义”,在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上,都有着一定的差异性。我们不能“生吞活剥或削足适履的盲从舶来的主义”。他说,任何时代,地方和社会发生的问题,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即便发生的问题一样,它也有其特殊性,用适用于一个时代、地方和社会的主义,去指导包罗万象的时代、地方和社会的问题,显然是不明智的,苏俄革命的胜利,只不过说明,“列宁的共产主义,最大限度,也不过适用于俄国。”  

他说,在同一时间空间,如果有二种不同的主义,必然的后果是,二种主义互相斗争、拼杀,结局是你死我活。所以,“在一定时间,一定地方,只能拿一种内容一定,性质一定的主义去解决。”如果勉强尝试两种主义,那么,“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两种主义中的一种,排出别一种,自己去解决要解决的问题。”

这“两种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他惟怕别人不解其苦心,索性直白地说:“在中国这个地方,在现在这个时代,除却三民主义之外,就不应见异思迁的信仰别种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此路不通”。 

他跟随蒋介石鞍前马后,为其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摇唇鼓舌,制造舆论。蒋介石当然也体谅他忠心可嘉,才把他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政治总教官,提拔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第二次北伐时,他作为蒋的文胆之一,随军行动。在后来的中原大战时,他一直在蒋的身旁,为其出谋划策,起草文牍。蒋介石对中共领导的红军进行三次围剿时,他因反共有功,被提升为南昌“剿共”行营主任。在国民党“四大”上,他因是蒋的心腹,且反戈一击,反共有功,而当选为中央委员。


由低调、和平运动到叛国投敌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中国已进入全面抗战的历史时期。当日军侵占河北廊坊时,蒋介石便明确指出:“大战刻已开始,和平绝望。”蒋介石还发表谈话,提出今后的对日方针:“为捍卫国家奋斗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决无妥协与屈服之理。”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蒋介石亲信的周佛海却持悲观失败的态度。他说:“朝野上下的调子,没有不高唱入云的。但是调子唱得很高的人,除了头脑简单的糊涂虫以外,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依他的逻辑,明知不能为而为之,定是居心叵测,“共产党、桂系及一切失意分子”“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  

当然,中日一当开战,必定是弱国对强国的战争。他恰恰在这一点上,尽量夸大敌人的强势和我们的弱势,忽视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多方面的综合原因,以至说中国胜利的希望是“空中楼阁”,是“镜花水月的幻想。”他知道自己是微乎其微的少数,便开始和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经常聚谈,“研究如何在适当的情形之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的关系”。相对全面抗战的“高调”,他们相当自得地将这个小团体称之为“低调俱乐部”。

他虽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室副主任,竟背地里为所谓“和平运动”兴风作浪。他无视日本扶植“满洲国”的铁的事实,无视日本对华北及长江下游地区的狂妄野心,无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新形势,片面建言单方面与日本交涉,并为此拟订种种方案。蒋介石审视全国的形势,没有实施他的方案。

他自被中共开除出党后,就发誓与中共为敌。抗战兴起后,反目成仇的国共两党又走到一起,这令他十分惶恐,他说:“中俄互不侵犯协定成立了,蒋先生容共的谈话发表了”,这些他“所不愿意的现象,继续不断发生了。”面对全民抗战的形势,他无可奈何,只得在口头上过过嘴瘾,攻击共产党是“唯恐天下不乱”,是“以抗日为倒蒋的工具”,企图求得蒋介石的支持。正是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没有听从他的意见,这使他非常失望。
     
蒋介石曾让周佛海主动与汪精卫接触,这使他与汪精卫的来往,有了十分难得的机会。在交谈中,他们的思想是那么的投契,意见是那么的统一。他们都主张在对日关系上,中国只能与日本为友,不能为敌。在国共关系上,反对停止“剿共”而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汪精卫利用身兼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参议会主席的机会,竭力推行所谓“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周佛海积极投身其中,成为“和平运动”的中坚人物。


1938年1月,他在汪精卫的支持下,与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成立“文艺研究会”,其宗旨仍不离对内反共,对日主和。在指望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事的幻想落空后,他由低调、主和走入了更加危险的地步,秘密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策划,以建立一个暗中与日本联络的机关。他甚至与汪精卫背着蒋介石派高宗武去日本,谋求“和平、妥协”。蒋介石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恼怒,并且命令停止付给其每月8000元的经费。蒋介石不给经费,周佛海便从主管的宣传经费中拨付,可见他对“和平运动”的死心塌地。

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开始微妙的变化,由“和平运动”的态度分野,他终由拥蒋变为反蒋。当高宗武从日本带回“希望汪先生出马”的信息,一向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汪精卫为之动心,而周佛海更是铁了心,要将“和平运动”进行到底。他积极鼓励汪精卫对日本的信息作出回应。汪精卫这才派梅思平去香港与日本交涉。汪精卫是个领袖欲很强的人,而梅思平辗转香港、上海,与日本谈判的成果就是,日本同意由汪精卫出面联合云南、四川及广东将领,撇开蒋介石,另立一“政府”,以实现中日“和平” 

1938年11月3日,日本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这个声明中有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在华驻军、承认“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的特殊区域”等灭亡中国的条件,而这些正是作为汪精卫另立“政府”的前提,汪精卫虽急欲当领袖,但面对如此苛刻野蛮的条件,也开始犹豫不决了。深谙汪精卫处事风格的周佛海,非但没有劝阻,反而采取以退为进的激将办法,据《周佛海日记》,他料定汪精卫“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定计划也。”他与梅思平商量,“以冷淡出之,听其自然,不出任何意见。”

汪精卫果然不出所料,答应日方的条件,“决定照此复电。”在汪精卫叛国的歧路上,汪精卫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周佛海的外在的条件,确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确确实实地不辱“和平运动”的“参谋长”的角色。

汪精卫经周佛海的劝说,同意出逃重庆,另立傀儡政权。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为名,乘机离开重庆,他也自知这将是条背负叛国投敌之名的不归之路,在日记也称是“冒险一行”,是“政治生命断绝之时”,“默念前途茫茫,国运、己运,均难逆料是吉是凶也。”19日下午,他偕汪精卫夫妇等由昆明飞抵越南河内,自此成为叛国投敌的汉奸卖国贼。他的这种罪恶的选择,也不为其妻所接受,一再予以劝告。可他却一意孤行,坚持一条道走到黑,并致信其妻说:“我意既决,我心甚安,望勿为一时毁誉所刺激。”   

他在汪伪傀儡政府中任过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是汪精卫的股肱之臣,犯下许多不可绕怒的罪行。抗战胜利,他理所当然地被逮捕。1946年11月,他被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后又减刑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9日,病逝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总算结束其罪孽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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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史天地》2011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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