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张家康，文史作者。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诸多文章。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
“八· 一三”淞沪战役爆发，日军飞机轰炸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战局吃紧，国事繁乱。国民党有意释放一批政治犯。陈独秀就是在 “八· 一三”后十日被释放的。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难，陈独秀义无返顾，全身心地投入全民抗战的斗争之中。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一腔热忱，却换来荒谬绝伦的人身诽谤。他恼怒至极，百思不得其解。
出狱后的陈独秀与夫人潘兰珍
陈独秀终于走出牢房，获得自由。消息传出，立即引起震动。《大公报》在当日的《短评》中说：“我们欢迎这位老斗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此时，有托派分子请他回上海重整托派组织，他郑重相告，如此教条的宗派组织，是一点出路也没有。又有人劝他去香港，他立即表示，既然“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在抗战区。”他在出狱后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现在的抗战运动，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 1937年9月9日，陈独秀乘船离开南京来到武汉。到了武汉后，他立即投入全民抗战的宣传工作。据相关资料记载，他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先后到过武昌中华大学、武昌艺专、汉口市立女中、汉口青年会和武汉大学发表抗战演讲。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斗士，风采不减当年，每到一地，都受到热情的欢迎。《大公报》对此有一段纪实而又精彩的文字：“大门外站着两个黑衣警察，执着枪，阻止一片黑压压的群众进门。……台上和台下，到处都有人在密密地聚集着，连风也难透过。……群众的狂热使他微微有点兴奋，枯干的面色泛着红。他老了，头顶秃了半个，发已斑白，留着短须。……倔强的风骨随时表露着，一件灰袍子，失去了光的皮鞋，依然是寒士风度。” 他的这些演讲，大力阐释抗日战争的性质和意义，指出现在已“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尖锐阶段”，“除甘心做汉奸”外，全国人民都应投入抗日战争。他特别提到，在全民抗战期间要改革政治机构，使人民享有政治自由和改良人民生活等。这些见解在许多地方恰与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共同之处。托派内部对于抗日战争存有严重的意见分歧。一些狂躁的托派分子机械地套用列宁“上次帝国主义间大战的理论，”对抗战采取失败主义，企图乘机推翻政府，来一次所谓革命。陈独秀对此严词驳斥，十分肯定地表态：“此次中国抗日战争，我们不能看做南京政府和东京政府的战争，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援助抗日战争。” 陈独秀的抗战言论，自然引起他们的反感。上海托派临委书记刘家良气急败坏地说：“这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是没有希望了。与他决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陈独秀长期与年轻的托派有着意见分歧和冲突。两年前，他还在狱中时，就因为提倡联合抗日，而受到围攻，甚至被他们开除出托派。他是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出狱后，他很快便会晤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他说：“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包惠僧回忆，陈独秀曾亲口对他说，自己已“不是托派，想发表声明。”类似的话，他和很多人说过。11月21日，他在给另一位重要的托派分子陈其昌的信中，正式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显而易见，他已经自动地退出了托派。
陈独秀（左）和彭述之在上海，彭后来成为中国托派领袖
陈独秀出狱后发表的抗战言论，很快便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1937年11月20日，延安《解放》发表署名文章《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文章表示颇为友善的态度：“庆幸”陈独秀恢复了自由，希望他“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文章尽管依然用尖刻的语句谴责托派，批评陈独秀，但是，毕竟将陈独秀另当别论，认为陈独秀的抗战言论，“与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的主张已大有差别。” 也是在此期间，周恩来在武汉接待陈独秀的朋友罗汉时说：“所谓中国托派，事实上亦很复杂。……我可以大约将其分为四派，一派是赞成抗日的，你和独秀属之。”并表示，“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 当陈独秀由南京启程往武汉时，罗汉却由武汉来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罗汉是中共早期党员，后又转变为托派，1932年又脱离托派。他曾为营救昔日的托派难友，得到过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李克农的帮助。“如此友谊和热忱”使他十分感动。所以，国难当头，有意为“联合抗日”尽一份力。罗汉向叶剑英、博古重提旧事，即“一·二八”事件时，陈独秀等提出的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建议。叶、博二人听罢极为欣喜，告诉罗汉，他们将立即电告中共中央。同时，又嘱咐罗汉去趟延安，与中央负责同志面谈。可是，由于大雨滂沱，山洪阻路。罗汉到西安就再也不能前行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受到了林伯渠、王若飞的热情接待。大革命时期，林、王都曾与陈独秀共过事，对陈独秀重回同一战线，内心十分高兴。林伯渠希望罗汉耐心劝说，并说：“陈独秀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王若飞还表示，如果不是工作繁忙，极愿意与罗汉南下会晤陈独秀。在延安，中共中央很快便知晓陈独秀的态度和意向。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托派毕竟不是苏联的托派，可以与陈独秀等形成某种合作的关系，以期一致抗日。9月10日，张闻天、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电林伯渠《关于对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请告罗汉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系，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
就在罗汉去西安时，陈独秀已在南京与博古、叶剑英有所接触。罗汉由西安回到南京，博古对罗汉说，据他观察，“独秀的意见，很少有和托洛茨基相同之点，故近来中央刊物上已不把托陈并为一派”。他还嘱咐可“口头传达”张闻天、毛泽东的三条。博古本打算去武汉与陈独秀会晤，但又考虑到自己党龄浅，要想谈出成绩和圆满些，“最好候恩来南下后”。罗汉将西安之行及张、毛三条作了介绍后，陈独秀即亲笔写了一封信，并制定出七条纲领，让罗汉回南京后转交给博古、叶剑英。这样的互动和接触，已经显现出良性发展的趋势。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等由莫斯科回到延安。王明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有此显赫身份，中共中央自然尤为重视。这天，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几乎全都到机场迎接。毛泽东发表了“饮水思源”的欢迎词，他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王明一点也不谦逊，干脆炫耀说，自己是共产国际派回来，是斯大林同志派回来的。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是满意的。王明的派遣回国，是为了加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监督。共产国际虽然已经实际承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是，对于毛泽东所强调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斯大林还是放心不下。苏联政府尤其是斯大林，关注的是国民党的所谓正面战场，而不大在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他们一直担心独立自主的原则，会惹怒蒋介石，造成中日战场拖不住日本，从而分散苏联在西面战线对付希特勒的兵力，以至使苏联陷于两面受敌的局面。王明的使命便是督促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服从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当时的苏联国内，正在重拳出击所谓“托洛茨基匪帮”，王明、康生在苏联时，便是“镇反肃托”的骨干分子。透视这样的政治背景，我们便不难理解，回国后的王明何以扮演着两面人的角色，一方面，他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已是右的不能再右；而另一方面，他却蛮横地将陈独秀拒之门外，甚至武断地诬称陈独秀等为托派汉奸，不仅是左的不能再左，简直是一副凶神恶煞的霸道相。中央政治局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陈独秀等加入统一战线的问题。王明借题发挥，严词批评中央对陈独秀的三条。他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甚至声色俱厉地指斥陈独秀为“汉奸”“托匪”和“杀人犯”。会上有人指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还是有区别的，况且，说陈独秀是托派汉奸，证据何在呢？王明听罢不以为然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对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这还了得。如果此事让斯大林知道，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为了唬人，他还在会上喋喋不休地介绍苏联肃清托派斗争的情况。他说：任何共产党员，无论他有多么大的功绩，只要他有反党倾向，就可能成为叛党叛国分子。清算这些叛徒，使共产党净化，斯大林正是在这点上发展了列宁主义。他强调说：苏共党内有大量的托派和反党分子，难道我们党内就太平无事吗？我们党内也必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因此，我们决不是与陈独秀恢复合作，而是加紧反托派。王明是带着尚方宝剑来到延安，他的背后站着斯大林的巨大身影。他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中央政治局的决策，因此，陈独秀的回归统一战线也就自然而然地流产了。王明对自己的恶行，终生都未忏悔，以至将到黄泉路边时，还不无得意地说：“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的代表罗汉达成协议，因此，毛泽东允许托陈集团的成员全部恢复党籍（由于我已回到延安，‘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 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几天，王明的《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便在《解放》发表。他在文章中危言耸听地说：日寇侦探机关，“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王明吹影镂尘、向壁虚构，硬是给陈独秀等戴上日本间谍的罪名，其用心是险恶歹毒的。此时，《解放》发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关于“右派与托派同盟”叛国案的判决书》，宣称布哈林、李可夫等是“德国间谍”、“日本间谍”，“每年获25万金马克”。于是，康生紧步后尘，如法炮制，在《解放》第一卷第29、30期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全文一万六千字，其中诬陷陈独秀的文字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康生紧紧追随王明，为了罗织陈独秀通敌的证据，竟然采用小说家言的手法，大胆想象，妄生臆测，凭空制造出惊天骇世的冤案。如此弥天大谎，当然是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康生在同一篇文章中说：“日寇每月津贴托洛茨基匪徒张慕陶五万元，”任务是“破坏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破绽终于出现，以陈独秀的声望，与无名之辈张慕陶相比，日寇收买的价值竟有霄壤之别。陈独秀仅三百，而张慕陶却五万。康生瞒心昧己，欺天害人，已是荒诞无稽，不经之谈。文章所说“共同合作的谈判”，既无谈判日期，又无谈判地点，而用心最为狡猾的是端出个唐有壬，查此公早在二年前就已经死了，人既然死了，死无对证，谎言的编造就更带有随意性，也就更能达到无中生有的险恶目的。文章在编造所谓“共同合作的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请注意这句话是用了引号，也就是说这句话是经日方签订的协议文本的内容。几乎地球人都知道，日本的一些政府要员至今都不承认“日本侵略中国”。那就奇了怪了，七十年前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怎么可能使用“侵略”如此刺激的词汇。陈独秀是托派汉奸的罪名一当传出，立即在社会公众中激起反响，产生种种疑团。这样一个民族情感极浓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以每月三百元的贱价，将自己出卖于亡国灭种的日本帝国主义，而使自己成为千古罪人呢？1938年3月15日，傅汝霖、段锡朋、高一涵等九人联名给武汉《大公报》发去《公开信》，仗义执言为陈独秀声辩。《大公报》最先登载九人《公开信》全文：“大公报台鉴：中国共产党内部理论之争辩，彼此各一是非，党外人士自无过问之必要；唯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已，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之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
特此函请贵报发表为荷，并颂撰安。
傅汝霖、段锡朋、高一涵、陶希圣、王星拱、周佛海、梁寒操、张西曼、林庚白”
紧接着，《武汉日报》《扫荡报》及一些刊物也相继发表九人《公开信》。九人中除王星拱是武汉大学校长外，其余八人都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任职，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名人。他们中只有王星拱、高一涵与陈独秀交往密切，其他人与陈独秀都是泛泛之交，但是，他们深知陈独秀的个性和人品，因此才为道义和责任的驱使，主动为陈独秀声辩。张西曼在《公开信》发表后，专门给《新华日报》写信说：“我为什么敢负责为独秀先生辩护呢？就是因为在他出狱后，作过数度的访问。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和对我所创中苏文化协会伟大使命以及中苏两友邦联合肃清东方海盗的热烈期望中，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信中还说：国难当前，凡是爱国志士，都应相互谅解，痛定思痛，“万不能稍存意气，重蹈以往覆辙，骨肉相残，殃民祸国。” 九人《公开信》激起社会反响，很多人对王明、康生提出质疑。有人在《抗战向导》上发表《九个人拆穿了一副西洋镜》，文章说，康生的造谣文章可笑可耻之至，所谓三百元津贴纯是无稽之谈，“因为陈先生在中国的地位很高，朋友很多，随便卖点文章或由朋友送点钱来，就能度日，何用敌人的‘津贴’来生活呢？‘三百元津贴’出卖了自己的人格和性命，陈先生身为学者和政治家，以五十余岁的高龄，饱经世故，会有这样愚蠢吗？” 九人《公开信》发表后，王明、康生装聋作哑，没有拿出任何相应的证据回应《公开信》。王明利用把持长江局、领导《新华日报》的机会，于3月17日发表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强词夺理地提出，陈独秀是否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并一再要挟陈独秀“公开声明”和“公开宣言”。第二天，他就写了《致〈新华日报〉公开信》，他知道《新华日报》未必发表，于是，又给《扫荡报》寄去一个副本。果不出所料，《新华日报》没有发表。19日《武汉日报》和20日《扫荡报》全文发表了这封信。信中说：“我在去年九月出狱之后，曾和剑英、博古谈过一次话。到武昌后，必武也来看过我一次，从未议及我是否汉奸的问题。并且据罗汉说，他们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
近阅贵报及汉口出版之《群众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报》，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顷见本月贵报短评，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评可以看出，你们所关心的，并非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而是陈独秀能否参加反对托派运动的问题。……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汉奸行为，而事实便会消灭。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决不应该如你们所说：‘陈独秀是否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除开真实的证据而外，声明不声明，并不能消灭或成立事实呵！况且现在并非无政府时代，任何人发现汉奸，只应该向政府提出证据，由政府依法办理。在政府机关未判定是否汉奸以前，任何私人无权决定他们为汉奸，更不容人人相互妄指他人为汉奸，以为政治斗争的宣传手段。”
陈独秀的信件发表后，新华日报社发表了《关于陈独秀来信》，指出：陈独秀“直至今天还是托派思想的俘虏，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不愿意坚决的反对托派汉奸的行动，也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民把陈独秀和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陈独秀不愿再耗神费时于笔墨官司之中，在致何之瑜的信中说：“我在社会上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只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此无他也。” 1938年7月，他离开武汉来到重庆，后又定居江津，开始其生命路途的最后驿站。蒋介石为挑拨他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派胡宗南、戴笠前来拜访。他们拿出傅汝霖、段锡朋等人为陈独秀辩护的文章剪报，交与陈独秀说：“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老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他接过剪报，绕过国共关系的敏感问题，态度平和地说：“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 陈独秀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最终都没有诉诸法律，对簿公堂，究其原因，难道真如他所说：“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抑或有别的难言的隐情。但是，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在全民抗战的民族大局前，孰轻孰重，他把握的非常准确。搁置个人的荣辱声誉，全力以赴地奔走抗日救国，这正是陈独秀，正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博大胸怀和拳拳的赤子之心。“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句，最能真切地表达出谣诼的可恶可怕。其实，很多人包括中共高层都十分清楚，所谓“托派汉奸”乃是最大的阴谋和骗局。但是，在整个共产国际的反对托派的权威语境下，托派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众矢之的，共产国际的每个支部、每个党员都必须也只能无保留地站在反托的立场上，正是因为这般森严和庄重，王明才说，陈独秀即便不是托派汉奸，也要说成托派汉奸。王明是亦步亦趋，所以才能步步高升。 很多托派分子也知道是王明从中作梗，阻止他们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回忆起叶剑英为营救狱中的他而奔走时，十分感动。他认为：“中共党员对于托派关系，亦非一致敌对。”“只有极少数如陈绍禹（即王明，作者注）一派才把反托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本。”反对托派是国际共运的重要的政治内容，在这种形势下，“托派汉奸”的说法被一直沿袭了几十年，也就不是件奇怪的事情。1951年8月，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中，选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其注释30，仍沿用王明等强加于陈独秀的不实之词：“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叛徒相结合，于一九二九年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小组织，散布国民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类的反革命宣传，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 跨迈四十年的风风雨雨，1991年2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重新修订《毛泽东选集》，在同样的注释中，其内容已作了重大修改： “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的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请注意，新注释已删去旧注释中的“叛徒”、“于一九二九年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小组织”等关键性的文字表述，而更重要的是将一大段“托派汉奸”的诬陷性的语句，全然删除。《论持久战》的注释9，又增加了这样的文字表述内容： “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见金。”陈独秀所坚信的“公道在人心”、“社会自有公评”，在经历半个世纪多的风雨冲刷洗涤后，终于得到公正的回应。由“托派汉奸”到“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王明等强加于陈独秀等的罪名，已一概删除。这是迄今为止对陈独秀等最具权威的政治界定。原载《文史精华》2003年2期
《世纪风采》2006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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