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丨操风琴：14亿人要一起发，人口红利今安在？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操风琴，新闻工作者，出生于安徽小镇，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伊拉克战争期间曾任驻中东记者。军人后代。

原题

14亿人要一起发！

作者：操风琴

原载作者公号有风来无声

我在中东工作时，对中东乱局、尤其是巴以冲突忧心忡忡：打打停停几十年了，何时是个头啊？

外国新闻同行调侃说，要想解决巴以冲突，有个不用流血的好办法，以时间换空间——

阿拉伯人生育率高，每家生的的子女能编成一个班，而以色列人的生育积极性普遍不高。这样再等上个几十上百年，以色列的人口越来越少，阿拉伯人口越来越多，以色列“国将不国”，哪里还会发生战争？

原来，这就叫人口红利呀。

01

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自我记事起，听到最多的，就是“计划生育”这个词，直到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另一个词：人口红利。

中国的“计划生育”，并不是指家庭和夫妇有计划地生育，其实就是“只准生一个”的代名词，就好比以前的“超生罚款”，后来改叫“征收社会抚养费”……

以我家来讲，我本还应有一个弟弟的。

七十年代中后期，母亲带我们姐弟三人随军到河南。那时地方上的计划生育口号还是“三个刚刚好”，但军队里里计生政策已先行一步，不允许生第三胎了。对“计划外”生育的军官，政工干部直接找谈话：你是要“帽子”，还是要儿子？

在军令如山倒、以服从为天职的军队，无疑，几乎所有人都选择要“帽子”。

记得有一天，母亲去医院了。我隐约听大人说，母亲是去做流产，流产的，是个男胎。

如果母亲当时生下那个孩子，我这个弟弟应有四十岁出头了，现在正是中国紧缺的劳动力人口的一分子。谁能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母亲后来常讲：幸亏随军晚，赶在随军前生了你们姐弟三个。当时为什么没有早随军呢？之前我父亲所在的20军驻扎在杭州，在富饶繁华的人间天堂，下级军官想解决家属的随军问题，并不容易。

所以一直拖了好几年，父亲随20军换防到贫困的河南，才解决这个问题。

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否则，我现在的弟弟，可能也被“计划”掉了。

我们母子四人

而我父亲的战友，有的就没这么幸运了。

也是在七十年代后期，父亲一名战友夫妇已生了三个女儿，妻子又怀孕了，夫妻俩一直想把孩子生下来。但在严厉的纪律之下，还是被迫引了产。

妻子在手术台上看到了死去的胎儿，是个男胎，当时神智就错乱了，后来随丈夫转业到安庆后，大脑一直都不太正常，路上看到小男孩就发痴。

如果这位母亲还健在，应是八十岁左右，是队伍日益庞大的老龄化银发族的一员了。她若多个年富力强的孩子来养老，该多好哇。

02

1978年，我们全家随父亲转业回到家乡安徽，地方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这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了。

母亲单位有名男职工，叫项庆生，爱人叫方四平，是乡镇医院的护士，这对年轻的双职工夫妇生了个女儿，取名项曼丽，还不到一岁，专门请了个小保姆带。

夫妇俩租的房子与我家紧邻，夏天的晚上，大家一起在屋外纳凉，项曼丽的爸爸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独生子，政府每个月给5元的独生子女费，如果是独生女，则给6元。一年下来，就是72元，领到十八岁，就是1296元！这笔钱，他们夫妇一分钱都不会花，存下来给女儿做丰厚的嫁妆！

年少的我，在一旁听呆了：这是多大的一笔巨款呀。带小曼丽的农村小保姆，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块钱。

我和这对年轻父母，当时做梦也不会想到，1296元的巨款，几十年后，在年年递增的通货膨胀之下，已缩水到只能在饭店请一次客了。

而直到今天，大多数省份的独生子女费，似乎还是每月5元或6元。以致于很多父母，忘了或者懒得去领。

03

尽管有私下抵触，但当时大多数公职人员（按我奶奶的话说，就是每月拿薪水的人）都很朴实、听话，响应政府的号召：只生一个好。

我家所在的小镇上，供销社当时是好单位，各项工作自然也要走在前面。

一名女职工，1974年左右生了头胎女儿，完全可以趁政策还比较宽松，再生一个娃。但她与几名女同事联名向单位写了决心书，表示坚决只生一胎，主动做了绝育手术，成为计划生育先进个人。

三十年后，已到天命之年的这名女职工，独生女儿因病去世，留下一个四岁的外孙女。夫妇俩的痛不欲生，可想而知。

后来这对失独老人，从再婚的女婿处要到了外孙女的监护权，重新做一次父母，一把屎一把尿，又把外孙女养大。

时间能冲淡人生的一切悲伤，现在，这对老夫妇慢慢走出了丧女之痛，常去县城的公园，和许多老人一起唱黄梅戏，消磨晚年时光。

如果时光能倒流，我相信，这对老人，肯定愿意再生一个孩子。

独生子女家庭，犹如赤手空拳走钢丝，万一失独，就是跌下万丈深渊。如果家中有第二个孩子，就算跌下深渊，会多一条保险带系着，多一张安全网托着。

当然，城里人，也会想出种种办法偷生二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要想正大光明地生二胎，就走后门给孩子搞个虚假医学证明，证明孩子智力残疾，或者身体残疾。这在北方地区比较多。

南方管得严，公职人员也能想出五花八门的办法。我家乡的一名公务员，把下岗的妻子送到乡下，偷偷生了个二胎，孩子的户口上在自己务农的弟弟夫妇名下。

现在这孩子现在二十多岁了，但可能终生只能喊父亲“大伯”。否则“大伯”的铁饭碗就得丢。对违反计生政策的公职人员的的处理，是可以追溯的。

计划生育，有时还被个别心术不正的人用作害人的毒箭。皖北的阜阳，宣传系统一女官员，多年前眼红同事要提拔，向纪委诬告这名同事超生。后来虽经组织调查还了此人清白，但提拔还是受到影响，推迟了一两年。

04

而在多子多福思想根深蒂固的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难度大得太多！

我刚参加工作时，老家在河南的一名领导，在办公室总是接到老家亲戚的电话，说因为超生，家里的牛被计生干部牵走了，房子也危险，计生干部马上要上房扒瓦。能否请我这位领导对县长或者乡长说个情，把牛牵回来，房子别拆了。

我的领导接到这些电话，头皮发麻，但还是硬着头皮找家乡的官员说情。

如果家里没有关系，农村超生游击队的标准动作，就是“出去躲”。只要能把儿子生下来，牛可以不要，房子也可以不要。

家乡一名农村妇女，生了两个女儿又怀孕了，从家中被拉去引产，她挣脱计生人员的胳膊，跑到婆婆面前跪下，哭着对婆婆说：我对不起你家，没能生个儿子！

对我讲述这事的计生干部说：当时，她自己也流泪了。可这是硬性政策呀，他们也没有办法。

 以现在的眼光看，农民这种朴实的思维很符合社会学和经济学原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才是所有经济要素中，最最根本的驱动力。

农民，才是最早理解“人口红利”的人，比起一些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他们早就从生活中琢磨出了这个道理。

我家乡的一名老板，早年为了“躲”，大隐隐于市，在安庆市里的居民区租房，生下了三个孩子。

老板太太对我说：当时，那些城里人，看到我带着三个孩子，不屑地议论：看看，农村人，素质低，就只知道生孩子！现在倒过来了，他们可羡慕我了，这三个孩子，就是我们夫妇一生最大的财富！

可不是嘛，城里人，如果单位好，退休工资拿得多，或者子女孝顺，晚年可能还马马虎虎；如果是城市的底层工薪者，或者下岗内退，只有一个子女，晚年生活之艰难，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了。

我年少时，读到过高层一名官员对国家计生委主任讲的话，大意是：“我们在这头拼命发展经济，你们那头（指计生委）一定要把笼子（指人口）扎紧！否则我们白费劲了，经济发展得再好，给人口一平均，人均又在全球垫底了。”

那时，我觉得这话讲得很有道理。可年长一点后，我做了个纵向比较：六十多年前，三年“困难”时期，，那时中国只有五六亿人，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甚至饿死呢？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人口始终没有低于10亿，现在则是14亿多，按说应该比六十年前更穷困、吃穿更紧张、住房更困难。可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已一跃而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朝鲜油画中的当代中国

人口大大增长了，为什么创造的财富反而增加了、人们的生活反而富裕了呢？

前总理温相最近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说：“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我为此呐喊过、奋斗过。”

四十年来，正是制度解放的红利，让亿万中国人焕发了无穷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摆脱了贫困和贫穷。

人口红利的本质，是制度的红利，是对人道和人本的尊重。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是141178万人。

期待它的谐音，能早日实现：14亿人要一起发！

人口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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