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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丨孙毅安:白山黑水,那年那月那些事

孙毅安 新三届 2021-06-29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孙毅安,1963年生,西安人。1981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5年分配到西影文学部任责编。1987年开始剧本创作,著有电影剧本14部,电视剧本5部近200集。现为西影集团高管、国家一级编剧。


原题

白山黑水,

那年那月那些事





作者:孙毅安




01


1993年,我30岁。那一年,儿子刚刚来到了人间。上一年跟随国测一大队深入西藏体验生活,回来后写了一个电影剧本,结果遭到了西影和宣传部的双重枪毙。

西影否定的原因是成本太高。根据我的剧本,要完成此片需要五百万拍摄成本,这是西影不能接受的。我倒是不怪西影,想想张艺谋拍《红高粱》,吴天明拍《老井》也不过只花了一百五六十万,你一个小毛孩子菜鸟编剧,居然写了个要花五百万的剧本,反了你了,咋不能得上天呢。

宣传部枪毙我的理由就比较那个了。我在剧本里,虽然写出了测绘队员的英雄事迹和无私奉献,但也写出了他们的困惑,愤懑以及苦恼。更有甚者,我还写了测绘队员家庭生活的艰难和不幸。

这是宣传部不能接受的,让你去弘扬主旋律,你倒好,花了很大的篇幅诉苦,剧本立意消极低沉,用今天时髦的话说,一点都不“正能量”。脑袋进水了啊你?

于是,挨了两枪的我彻底歇菜了。这个春天我没有再写剧本,在家抱儿子。

夏天来了,有一天和妻子一起回娘家。记得那是一个周日——那时还没有双休日,只有周日。在岳父家吃了午饭,又睡了午觉,起来后坐在阳台上消磨时光。随手拿起一本《十月》翻看。

我岳父当时是省文化厅副厅长,家里有很多送来的各类期刊,都堆在阳台上——我猜送都是白送,他基本没工夫看,这本《十月》大概率也是如此。

我舒舒服服靠在躺椅上,翻开目录,有一个中篇小说的名字吸引了我——《步入辉煌》。

这篇小说,是写东北抗日英雄杨靖宇最后殉国的日子里发生的事。随意读着,谁知道读进去了,不仅读进去了,而且读的泪流满面。

读完最后一行字,已是黄昏时分,落日夕阳照在省政府47号院对面的楼上,一片金黄。这个黄昏很安静,很温馨,可是在沉浸于故事中的我眼里,却是血色黄昏。

吃晚饭时我对岳父说:这篇小说写的真好。岳父说,好你就拿走。饭后我对妻子说,你回家看儿子去吧,我要回单位。妻子说周日回单位干啥?有事啊?我说没事,我要写剧本。

那时我儿子才五个月大,放在我父母家,由老人和妻子共同照料。我骑着摩托把妻子送回去,然后带着那本《十月》杂志,风驰电掣跑回西影。在路上,我停下来买了一条烟。

我回到位于西影厂最南端的创作楼,走进文学部我的办公室,坐下摊开稿纸,开始写剧本。



那时候,我在文学部是宿办合一,办公室我一个人办公一个人住。当晚我几乎写到天亮,迷迷糊糊睡了两个小时,起来下楼,在对面招待所食堂吃了早餐,又在大会议室开了一个小时的例会,回到办公室,接着写。

两天半的时间里,我一共睡了七八个小时,抽了整整一条烟。到星期三早晨,马建安敲我门时,我把厚厚一叠稿纸交给他说:你看看吧。然后倒头就睡。

中午,小马咚咚咚敲我的门。他激动地看着我说:这狗日的剧本,写的太好了。真他妈好。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说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一部中篇小说,我改编的。说着话,我把《十月》递给小马:你看看这个。

小马看完后,愁眉苦脸又来找我:哥们你也太猛了,这小说版权在谁手里你还不知道呢,就黑着头把剧本写出来了,万一作者已经卖了改编权,你这不瞎子点灯白费蜡吗?

他这一说提醒了我。对啊,我特么就顾着感动黑着头写剧本了,版权还没着落呢,写个什么大头鬼?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版权就成了要命的事。我和小马向当时的文学部主任张子良做了汇报,然后上财务科领了备用金,哥俩奔北京去了。

为什么去北京?因为《十月》杂志社编辑部在北京沙滩北街,离求是杂志社不远。这篇小说的责任编辑叫杨某厚,时过二十八年,到现在我实在记不准名字了,索性就叫他杨老师吧。

杨老师热情洋溢地接待了我,不仅愿意帮我联系作者辛实,而且还请我和小马吃了顿饭,印象中就在北池子大街口一家回民餐厅,因为小马是穆斯林嘛。

北京之行结果很圆满。回到西影,我就给远在东北吉林梅河地区的小说作者,也就是辛实老师打电话。那时候长途电话不好打,好不容易接通了梅河文化馆,找到了辛实,我就说了我的来意,希望他能来一趟西安,就小说电影改编权转让事宜,大家坐下来谈一谈。

辛实老师爽快地答应了,没过几天,他就来到了西安,住进西影招待所。那时候,正是夏末秋初。



我和辛实进行了艰苦的谈判。他是一个年约五十的中年人,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很有福相。辛实老师在文化馆工作,平时写些地方戏曲,二人转啥的,《步入辉煌》是他这辈子第一部中篇小说,而且刊登在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的《十月》上,并且被电影厂看中要拍电影。这一系列的幸运接踵而来,就像天上掉馅饼,估计把辛实老师给砸晕乎了,有些蒙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最大的顾虑,是不知道他的小说版权到底能卖多少钱,怕卖少了吃亏上当。可是他又不了解行情,于是想当然开出了两万块的天价。

为什么说两万块是天价呢?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是一百五十多块,两万块相当于我十一年的工资还多。当时西影一部电影剧本的稿费是六千块,还要缴纳所得税。换句话说,我写四个剧本的稿费,才够他的版权费。

这当然是我无法接受的。可是辛实一口咬定这个价,不答应就拉倒。我还了一万块钱的价,他置之不理——两万一口价,不给就不卖。我看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这买卖没法做下去。于是小马说大家都冷静一下,买卖不成仁义在,辛老师不卖就不卖,大家还是要做朋友。这么着吧,我陪您到兵马俑转转,回来了您要是还不想卖,咱们就算了,我买车票送您回去。

从兵马俑游览回来,辛实老师还是坚持两万的版权费,没得商量。于是小马就给他买了次日下午两点的火车票。这事儿眼看着要黄了。

但是,我还想做最后的努力。那时我因为之前写剧本拍广告,攒了一万块钱。于是我把所有存款取出来,装在一个袋子里,骑着摩托到西影招待所,给辛实老师送行。

我和小马坐在招待所辛实老师的房间里,做最后一轮谈判。我说辛老师,不是我不肯答应你的出价,是因为我确实没有钱。就算我给您一万块,西影通过了我根据您小说改编的剧本,我也只有六千块稿费好拿,缴了税还剩不到五千块。换句话说,如果您坚持要两万,那我就要赔一万五千多块,我写四个剧本才能挣两万块,您想想,我怎么能答应?

辛实透过眼镜片盯着我,他听进去了。



我说:跟您说个实话吧,我特别喜欢您的小说。非常希望咱们能合作。我全部存款只有八千块钱。

说着话,我把钱从包里拿出来,一叠一叠放在桌上。那时候,没有五十元的大钞,一百元更是没见过。最大面值也就十块。所以一千块就是厚厚的一摞。

为什么我要说自己只有八千块?因为我要给自己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不能一口气说死了。再说我家里真的只有这一万块,儿子还在襁褓中,保不齐会有急用钱的事儿。我得预留两千块垫底,心里才踏实。

就这样,我一边说着,一边把八千块钱一叠一叠拿出来,摞在茶几上。这个时候我发现辛实老师眼睛亮了,他的眼镜片里闪烁着之前没有的光芒,直直盯着钱看。口头说八千一万,两万五万都是没意义的,摆在桌上的现金才有意义。那会让人真真切切地以为是真金白银。

从辛实老师的目光里,我看到了急切的渴望。显而易见,他已经觉得那一摞钱是自己的了。

我继续说道:您要是同意呢,这八千块钱就是您的,小说版权归我。您要是不愿意呢……说着,我把摆得整整齐齐的钱又拿起来往包里装。

辛实老师抬起手:你等一下。

他被这八千白花花的雪花银打垮了。讨论多少多少钱是一回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真金白银放在眼前又是另一回事。在他的潜意识里,这八千块已经是他的了,如今我要是收起来拿走,那简直让他太难受了。

八千就八千。辛实老师说:我是长辈,理应让一步。就这么着吧。

于是大功告成。我和辛实老师签了版权转让合同,各人得了各人想要的,皆大欢喜。

然后我就在西影碰了一鼻子灰。

当马建安兴兴头头把剧本打印好,装订整齐送到厂务会时,领导们对剧本大加称赞,厂里请生办(生产办公室)的制片做了预算,结果是拍摄资金需要300万。

西影又不干了。哪里有这么多钱?你怎么老是写花大钱的剧本?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我的剧本又被束之高阁。这回不是政治导向问题,是囊中羞涩的问题。不拍我就拿不到稿费,于是情况就是这样——我辛辛苦苦写了一个好剧本,然后损失了八千块。

我认命了,谁让我那么喜欢这个小说呢,谁让我自己手贱先斩后奏呢?谁让我爱屋及乌,以至于肥水流了外人田呢?

是我的错。我的,我的。我认了。将剧本塞进抽屉,我不再好高骛远,该干嘛干嘛去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东方不亮西方亮。没过几个月,广电部搞了一个电影剧本有奖征文活动,也是第一届夏衍电影文学剧本奖的评选活动。小马觉得是个机会。他自作主张,死马当作活马医,瞒着我偷偷把剧本寄给了评委会办公室。

雨滴打在香火上,巧了。也不知道我怎么就有如此大的狗屎运,《步入辉煌》居然获得广电部这次全国电影剧本征文暨夏衍电影剧本文学奖唯一的一个一等奖。

我被请到了北京参加领奖仪式,当时的电影局局长滕进贤先生当面夸奖我:小孙,一代英豪!这个极度夸张的表述,腾局长在很多场合反复当众说。陈荒煤老人还专门接见了我,鼓励我深入生活,创作更多的好剧本。颁奖过程被央视记者录像,上了新闻联播。唉呀妈呀,这事儿闹得。

这些都是浮云,关键是广电部奖励了我三万块人民币,现金,刚发行的红灿灿的五十块一张新币,俗称”五十零”,整整六大摞,归我了。想想那是我十七年的工资,不由得心花怒放,我孙老五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呐。

今儿我们老百姓啊,真啊真高兴。喜刷刷,喜刷刷,喜刷刷。



还有更让人高兴的,电影局放下话来,哪个制作单位拍摄《步入辉煌》,局里就资助100万元。

这下可算捅了马蜂窝。珠江电影制片厂黄总来找我,已经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腾文骥导演也来找我,还有几个电影制片厂也向我伸出橄榄枝,剧本《步入辉煌》的稿费被他们炒到十万块——反正电影局给100万,怎么都是赚的。

我还没动心呢,西影厂长李旭东急眼了:小孙,剧本谁也不能给!你是西影人,要爱厂如家。这戏西影拍了,厂里正在盖宿舍楼,我奖励你一套房子!

他不是单独对我说,他是在全厂中层干部大会上这样表态的。于是我回绝了包括腾文骥在内的一众买主,把剧本交给了西影。

厂里请了著名导演颜学恕来执导。颜导对我说:你的剧本虽说不错,可是你是单凭小说改编的,你怎么也得到东北去体验体验生活吧,回来再好好改改剧本。

颜导说得没错,那年月大家还把电影当艺术看待呢,时兴下基层体验生活。于是,我和小马又领了备用金,踌躇满志奔吉林去了。

我们要到杨靖宇当年浴血奋战的白山黑水间,去探求历史真实。



02


我和马建安到了北京,聆听电影局滕局长的当面教诲,然后休整了一天,就坐上了从北京开往吉林省会长春的火车。到了长春,又马不停蹄地换乘汽车,在冰天雪地中赶到了梅河。

之所以挑冬天来,是特意安排的,夏天东北到处都是庄稼,山上也林木茂密,没法体会抗联战士的艰辛。而冬天就不一样,起码能感受到相同的生存环境。

体验生活,我们是认真的。

当晚住宿在梅河口宾馆。那是一栋新建的大楼,大堂里有巨大的落地窗,窗外阴风怒号,白雪飘飘。辛实老师来欢迎我们,一起吃了饭。饭后我和马建安坐在大堂的沙发上聊天。

宾馆二楼是餐厅,对外营业的,能隐约听到猜拳行令的声音。用膳完毕的客人走出电梯,大多都是摇摇晃晃,步履蹒跚。我对小马说,我到外面站一会儿。小马说干嘛?站一会儿是什么意思?

我说,今天气温零下29度。我想在露天站一会儿,看看我能坚持多久。我就在落地窗外,你能看见我。要是你看到我不行了,就把我拉回来或者背回来,随你。

小马说:你该吃药了。

当时我穿着一件棉外套,里面有件毛衣。下面穿毛裤套着牛仔裤,足蹬军用战斗靴。

一切准备停当,我走到宾馆门外,站在雪地里。

风呼呼地吹,夹杂着大片大片的雪花。站了一会儿,我开始感觉到冷,四肢冰凉,然后就觉得自己身体在发热,尤其是上半身躯体部分,很温暖很舒适。又过了一会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再醒来,是在宾馆的沙发上躺着,周围除了小马,还有一群人在围观。我问他:我站了多久?小马回答:39分钟,然后你就倒了。

那时我才知道,人快要冻僵时,感觉到的不是冷,是热。身上暖乎乎的,所以冻死的人应该不会有什么痛苦。



第二天雪过天晴,当地书记到宾馆请我们吃早餐。书记姓李,是本地人。

我们到宾馆餐厅包间的时候,因为书记还没有来,我俩就坐着说话。餐厅很大,是那种可以招待十几个人的大包间,转盘餐桌上琳琅满目。我数了一下,一共十九道菜。这时,辛实老师还有另外一位也姓李的纪念馆长进来了,大家介绍一番,落座说些闲话。

李书记来了。他的皮靴在走廊里咯咯作响。听到服务员脆铃一样的寒暄声,辛实老师、李馆长起身出门迎接。

李书记个头不高,两道剑眉让我想起剿匪小分队团政委少剑波。他众星捧月一般走进来,肩膀一抖,大衣被身后等待的女服务员眼疾手快稳稳接住。这个戏剧化的动作,让我想起老电影里国民党军官的夸张做派。

辛实老师向李书记介绍了我们俩,彼此热情握手道了欢迎,宾主坐下吃早饭。

女服务员拿来一瓶白酒,给李书记倒了满满一玻璃杯。大清早起来喝白酒,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女服务员端着白酒走过来,我和小马赶忙推辞。我的推辞是徒劳的,小马亮出穆斯林身份,逃过一难。

那顿早餐,印象最深的是炒林蛙,淡蓝色的肉,很好吃。人参煨鸡汤也好喝。

林蛙也叫树蛙,是当地大力发展的农业推广项目。它个头大,是普通青蛙的三倍,喜欢生活在树林间水洼里,故称林蛙。李书记热情地我们吃菜喝酒,并且对我们到这里体验生活大加赞赏。他不大谈具体事情,只说有事找办公室主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饭后,李书记走了,说八点有个会。我和辛实老师,李馆长接着聊天,我注意到李馆长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那玻璃杯子一杯三两。好家伙,还没到八点,李馆长六两白酒下肚了。

那天上午,主要是到梅河抗联纪念馆参观。李馆长已经安排妥当了,等我们到了馆里,一个高个子健壮的女讲解员在恭候。她带有东北大碴子味儿的普通话挺好听,反正我爱听。



纪念馆分两部分。展厅和资料室。展厅有前言,图片,实物,展板,宣传材料等。与一般纪念馆并无二致。可是资料室就不一样了,有很多当时抗联战士的信件,会议记录,还有很多解放后亲历者的回忆材料。更有意思的是,这里保存着当年满洲国日本住屯军讨伐队司令官一木正雄少将的日记,另外还有他的照片。

一木正雄蓄着小平头,鹰眼鹞鼻,下巴刀刻斧凿,很有男子气概,几乎可以称得上英俊。他精通中文,毛笔字就等于是书法作品,写得那叫一个漂亮。

一木正雄的日记放在玻璃罩着的柜子里,我们得到李馆长特许,可以打开玻璃罩,拿出来翻看。其中有一段话令我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

”呜呼!今日,宿敌杨靖宇射杀。皇恩浩荡,否极泰来,时运济我,岂不快哉。

然余拔剑四顾,煌煌天地间再无对手,不觉泪下。杨精忠报国,威武贫贱淡然度之,其心可敬。余数載与之周旋,百战不胜,身心俱疲。

今杨殉国,余再无对手,心亦戚戚也,是为记。”

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于杨靖宇的高度尊敬,不禁让我惊诧。这和我以前所知道的日本鬼子大相径庭,简直不是一个品种。日本人也敬重杨靖宇?这不科学啊。



在参与抗日战争的中共高级将领中,我独敬重杨靖宇。非但是敬重,而且崇拜。他才是中国人的脊梁,是这个民族不屈的象征。若将杨靖宇与岳飞,文天祥,张自忠等历代民族英雄相比,他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光彩独异。

他是被组织派到东北抗日的,那时候,抗日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抗日激励民众的民族情感,扩大武装,在对日作战中逐渐控制东三省,填补国民党势力因张学良东北军的撤退而出现的权利真空——这个任务,远远比抗日要来得重要。

当时,为了这个政治目的派到东北的党员不仅仅只有杨靖宇,还有赵尚志(抗联第三军军长),周保中(抗联第五军军长),大名鼎鼎的赵一曼也在其中。在他们带领下,东北抗联风生水起,抵抗运动遍及东三省。后日本住屯军加大围剿力度,赵尚志战死,赵一曼被俘后遭受严刑拷打,她坚贞不屈,慷慨就义。而周保中则带着部下由南满而北满,经黑河地区越境退回苏联阿穆尔州,组建中国旅,在1945年夏天,随苏联红军返回东北。

然而杨靖宇和他们不同。强烈的民族情感控制了他的行为,从一开始,他把工作的重点就放在了对日作战上。因此,他得到了民众的拥戴,也引起了日本驻屯军的重视——他们视杨靖宇为头号敌人。在军事打击不能得逞的前提下,日军又用高官厚禄引诱杨靖宇,许诺只要他放下武器投降,就封他做满洲国陆军大元帅。

杨靖宇根本不为所动,他将东三省松散的抗日队伍组织起来,成立抗日联军,建立了共产党的绝对控制权。一次次对日军发起攻击。一木正雄在数年间,与杨靖宇持续交锋,一木屡战屡胜,杨靖宇则屡败屡战。一木由陆军少佐一路晋升到少将,而杨靖宇从十万抗联打日本,到最后伤亡惨重,只剩自己孤身一人,却不听从组织让他撤退到苏联的命令,依然留在吉林坚持战斗。

在日军诱使杨的得力助手程斌叛变后,熟悉抗联活动规律的程斌为日军效力,抗联蒙受了巨大损失。很多人插枪回家放弃了战斗,但是杨靖宇却坚持下去了。到了最危难的时候,很多抗联领导者都从南满跑到了北满甚至去了苏联躲避日军的讨伐,比如周保中,而杨靖宇却决意留在原地继续打游击。

那时,他已经决定为国赴死了。在他最后的七个日夜里,只有两个警卫员还跟着他。其中一个问他:咱们不是要投降,只是到北满或苏联暂时躲避一下风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干嘛死心眼儿呢。杨靖宇回答:我走了,民众就彻底失望了,那日本人就更猖狂了。我要死给中国人看!让他们知道中国有血性男儿。我也要死给日本人看!区区弹丸小国,断无亡我中华之理!

他遣散了警卫员,自己在林海雪原与日军周旋。在三道濛江,农民赵崇喜打柴碰见七天没有吃东西的杨靖宇,劝他投降。杨靖宇说:老乡,都降了日本人,中国不就亡了吗?他给了赵崇喜一些银元,央告他为自己买点食物,他实在太饿了,虚弱到几乎站不起来。



赵崇喜最终经不起赏金的诱惑,出卖了杨靖宇。日军讨伐队将杨将军团团围困,他躲在三道濛江岸边窝棚里,无法冲出重围。在他死前,闻讯赶来的一木正雄,与杨靖宇有一场令人无法忘怀的对话。

一木:杨将军,你已经为国尽力了。请投降吧。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

杨靖宇:我能打到今天,就没想过投降日本人。

一木:我敬仰你的人品,十分敬佩你。此刻你被包围了,无法逃出去。为什么要做无谓的牺牲?你的死又有什么意义?

杨靖宇:我的死,就是要告诉你们,三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小日本,断无亡我中华之理!

一木正雄:我无法放你走,必须履行军人的职责。你若固执己见,今天必死无疑。这太愚蠢了。

杨靖宇:你眼里的愚蠢,正是我的光荣。今日得以血溅山河,幸甚!

言毕,他持双枪而出,与日军对射,痛饮七弹,壮烈殉国。

一木正雄命令讨伐队全体官兵,列队向杨靖宇的遗体行军礼,鸣枪三巡致敬。

一木始终没有搞明白,天寒地冻,一个人七天没有吃东西,他凭借什么在坚持战斗?日本军医解剖了杨靖宇的胃部,只找到了树皮和棉花——在最后的日子里,杨靖宇是靠着啃树皮,吃棉袄里的棉花维持生命的。

一木正雄被对手深深折服了。于是,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如上的文字。

杨靖宇是一位英雄。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可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人少有的。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什么党派的人。在他的心中,祖国高于一切。他的勇敢亦无人能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要面对死神,却坦然面对。

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与其说是一位勇敢无畏的军人,不如说是一位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人。他把自己的生命演绎成一场悲剧,展示给所有中国人看,期冀唤醒他们,与强悍的敌人战斗,以恢复华夏的荣光。

他不是视死如归。他是在追逐死亡。从勇士身躯流出的殷殷鲜血,将化作路标,引领无数的后人前赴后继,将头颅和热血,撒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在抗联纪念馆里,那些带血的物件,那些触目惊心的文字,那些色彩斑驳的老照片,共同构成一曲昂扬的旋律,在我的心中奏响。睹物思人,遥想当年,不禁热泪盈眶。

杨靖宇将军,如今山河无恙,你可以含笑九泉了。你的英灵将化作星辰,和数千年来的先烈们一起,永远照耀这片苦难而光荣的大地。

纪念馆里的一张照片,令我印象深刻。照片上身中七弹的杨靖宇躺在一块木板上,敌人把木板扶起来,兴高采烈地围拢在杨将军的遗体旁,拍照留念。我以为那些都是日本人,可是李馆长告诉我,那张照片上,除了有两个日本兵外,其余都是讨伐队里的中国人,而且他们参与了对杨靖宇的围攻,并且——这是最不可思议的地方,这几个中国人解放后都活得好好的,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瞠目结舌。李馆长无奈地笑笑说:历史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在吉林的实地考察,第一次打破了我对于日本人的既有认知。在这之前,我所理解的日本人,都是焼杀抢掠无恶不作,而且都面目可憎。如今在梅河抗联纪念馆,拨开历史的灰尘,我看见一个与以往不尽相同的日本人。精明能干,坚韧不拔,同时又善解人意。我问自己:假如日本人都像我们之前描述的那样猥琐卑贱,笨头笨脑,那为什么抗战打了八年,而且艰苦卓绝?假如敌人很愚蠢很无能,那我们呢?

在梅河,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测试。下班时分,街上充斥着匆匆赶路回家吃晚饭的行人。我拦住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知道杨靖宇吗?

很多行人茫然地看着我:不认识这人,哪个单位的?干嘛的?

也有知道的,不过很少。大多数人都窘迫地看着我:你再找别人打听打听吧。

我沉默无语,站在街头。我无法告诉每一个人,杨靖宇是谁,做了什么。但是我的心隐隐感觉到痛楚,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是痛定思痛后的痛。

怎么都忘了呢,还是从来就不知道?

夜晚来临了。华灯初上。我和小马吃完饭从酒店走出,在寒冷的街道上散步。你别太较真了,小马说。这个民族清醒的人总是少数。不仅这个民族,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是由精英引领的,所以如果街上的民众不知道杨靖宇,那也不值得你大惊小怪。

然而我始终不能释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假如我们遗忘,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街上时不时有倒骑驴过来过去。所谓”倒骑驴”,就是平板三轮车车头在后面,蹬车的人反方向骑车。

很多倒骑驴上有男人仰面躺着。开始我以为是尸体,着实吓了一跳。后来发现,躺在倒骑驴车板上的男人,只不过喝醉了酒在睡觉。原来,梅河地区冬天喝醉酒的人很多,有些人喝多了摔倒,就在雪地里睡着了,往往会被冻死。所以政府组织了一批倒骑驴,每天晚上专门在街上收容醉鬼,以免他们冻死。这个工作,俗话叫“拾粪”。



03


我们到了三道濛江,实地考察杨靖宇将军战死的历史,努力探寻真相。

三道濛江是原民国蒙江县的一个乡。蒙江县在1946年,为纪念杨靖宇将军,更名为靖宇县。这里有很多当年的亲历者,以及抗联的老战士。光阴荏苒,他们都已经年逾古稀,垂垂老矣。

出乎意料地,当我们面对面采访那些老人时,他们所说的话,令人难以置信,大吃一惊。

原来,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底层百姓经常受人欺负。有权有势的人,倚仗权势可以为所欲为,欺男霸女。日本人来了,驻屯军在每个乡都委派了治安官,县里还有巡回法庭。谁要是觉得自己受了欺负,就可以去向治安官喊冤。简单明了的事儿,治安官就处理了。如果事情比较复杂,一时半会说不清楚,治安官就会请巡回法庭来判案。

因为是在殖民地判案,日本法官有强烈的优越感,自觉高人一等,也就不把当地权贵当回事。审理案件不向权,不向钱,也不看人下菜。不管是什么人,违法了就依照条例处罚。这样一来,豪强恶霸优势尽失,都得夹起尾巴做人,也不敢随意欺负百姓了。



日本人带来了技术,修建水利工程,教百姓种水稻,因此土地农产品产量大增。虽然日本人开矿山是为了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可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当矿工收入比从前高很多,可以养家糊口。所以抵触情绪并不大。日本从本土派遣了大量的失地或者没有土地的农民组成开拓团,到东北耕种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很多原先不曾开发的土地得到了合理开发,土地增量相当可观。

在工业方面,由于东北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日本多年向欧美学习的生产管理技术和理论,在东三省有了用武之地,他们迅速开采矿山,建立工厂,把东北变成了工农业并举的粮仓和军工厂,变成支持日本发动战争的战略大本营。相应地,东北民众因此快速进入现代社会,不仅就业充分,而且人均收入是关内国统区的若干倍。满洲国的富庶,吸引了关内大量民众从国统区投奔日统区,形成第二次”闯关东”。

 东北在1949年后,为什么会成为新中国的工业基地?按理说应该是上海和长三角地区才对,但是因为日据时期东北工业的飞速发展,远远把长三角上海甩在后面。



日本人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骨子里歧视中国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三省成为日本的大后方,也是支撑战争的重要基地。由于实行了战时经济,规定中国人不得随意买卖大米——因为大米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普通中国人如果家里吃大米饭而大米没有正当的来源,就被视为经济犯罪,要抓去做苦力,严重的被处决也是常有的事情。不管怎样,在东北中国人是亡国奴,被歧视并不奇怪。

 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管它谁的国,能吃饱穿暖过舒心日子就行。由于日本人的怀柔政策,加上社会经济明显的变化,很多国人的抗日意志被瓦解,更愿意回家安分守己过日子。因此,自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牺牲以后,东北基本上全境插枪,再没有成规模的抵抗活动。而周保中等人躲在苏联,也没有再回到东北坚持抗战。

在这里,我没有结论给大家,我只能说我采访到的基本事实。

杨靖宇将军有一个重要的部下叫程斌,也有人说叫邢斌。梅河人”邢,程”说不清楚,姑且就以程斌代称吧。

最初程斌是杨的警卫员,随着抗联队伍的扩大,程斌因为足智多谋,骁勇善战,在战斗中迅速成长脱颖而出,成为独当一面的领军人物,也是杨靖宇的得力助手。

在一次战斗中,程斌负伤被俘,一木正雄非常重视,下令严加拷问,一定要问出杨靖宇的下落。



程斌是条硬汉子。面对鬼子的严刑拷打,他毫不畏惧,嬉笑怒骂泰然自若,自始至终没有吐露出一星半点有价值的情报。一木亲自来审问,程斌一口老痰吐过去:要杀要剐随便,让老子当狗,没门!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一木下令,找了几个花容月貌的艺伎陪伺程斌。这哥们也是绝,来者不拒。艺伎晚上来一个睡一个,来两个睡一双,尽享齐人之福。早晨起来裤子一提就翻脸不认人,一问三不知,横竖就是不招。

宪兵队认为,程斌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于是打算砍程斌的脑袋。

一木不同意。他笑着对宪兵队长说:人都有弱点,程斌也不例外。他是抓获杨靖宇的关键人物,绝对不能杀。

一木派人到程斌的家乡调查研究,发现程斌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对守寡多年的母亲特别孝顺。一木说这就好办了。他派人把老太太接进城,和程斌住在同一个大院子里,并且亲自安排母子相见。

程斌见到母亲,跪下啪啪啪嗑了三个响头,爬起来对母亲说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既然以身许国,就没法顾念您老人家。从今天开始,你我母子再无瓜葛,您就当我死了!

他又转身看着一木:别以为我程斌会儿女情长。这老太太你随便处置,枪打刀砍都由着你。我要是眨巴一下眼睛,就是孬种。

一木说你误会了。你我皆为人子,将心比心,我怎么会为难一个老太太?我是军人,又不是屠夫。请令堂大人来,是想让你们母子团聚,你不要多心啦。

程斌不吃这一套。他视母亲为路人,不管不问。一木也不在意,每有闲暇,就来陪着老太太聊天,执晚辈之礼,极为恭敬。日子久了,老太太就对一木有了好感,与他相谈甚欢。一木经常晚上来造访,亲自端热水为老太太泡脚,时令水果点心不断,带老太太逛街看戏,比亲儿子还贴心。

程斌忍不住了,跑过去对母亲说:他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您别上了鬼子的当。老太太说:啥上当不上当的,我一个老太太他能骗我什么?照我说,一木这人挺好。你不待见妈,也不许别人待见,这什么道理?

程斌有苦说不出。晚上一木公务之暇,与老太太谈天说地甚是欢喜。程斌看着母亲房子里灯火通明欢声笑语,气就不打一处来。

破罐子破摔。程斌索性跑到院子大门口,愣头愣脑往外冲。卫兵拦住他,程斌挥拳就打。他寻思着把小鬼子打毛了,兴许会一枪崩了自个儿,一了百了省事儿。谁知卫兵早得了一木正雄的命令,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任凭程斌怎么折腾都不为所动,要打要骂请随意,想出去那是万万不能,没门。

程斌闹了几回,自己也没劲了,闷在屋里难受。慢慢地,母亲过来和他说话,他也不再板着个臭脸。

突然有一天,一木来了,将老太太和程斌送上汽车。当天娘儿俩就到了新京火车站,他又安排母子坐进了贵宾车厢。程斌问:这又是整哪一出?一木说:令堂大人腿肿了多年,我请医生看了,说是静脉曲张。这个病,新京治不好,所以我送她到日本做手术。你好歹也是亲生儿子,陪母亲去日本看病,也是人之常情吧?

程斌无话可说。

火车从新京出发,到大连下车又上了轮船,漂洋过海到了横须贺港口,早有人恭候多时了。程斌母子汽车换火车,火车换汽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沿途游览岛国风光。日本的富庶和强大,程斌都看在眼里。



到了东京,一木已经把一切安排妥当。老太太被送进陆军医院,由日本最好的专家主刀做了腿部静脉切除手术。

母亲治疗期间,程斌和一木进行了严肃的谈话。

程斌说无论你为我母亲做什么,我都不会当汉奸。一木回答:我从来没打算让你当汉奸。我只是希望你能做正确的事。程斌说我不会卖国求荣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一木说那得看何为国了,百姓能衣食无忧的地方,就是国。良禽择木而栖,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自己说说,东三省好还是满洲国好?程斌就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说:反正那是我的家,不能让日本人占着。一木笑着反问:土地谁能占着?人总是要死的,能吃好喝好活好,谁占着又有什么关系?再说了,东北原来也不是你的,是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的。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如今满洲国和日本帝国携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对两国都有利,你为什么要反抗皇军呢。

再一次,程斌无话可说。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年一度的流火节要到了。按照传统和惯例,在皇宫外广场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届时不仅有提灯游行,歌舞表演,还会燃放烟花。天皇夫妇会在庆祝快结束时走出皇宫与民同乐。当然,这个民不是寻常百姓,而是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

一木央告军部做了特别安排,给程斌在庆祝现场安排了一个重要位置。

那一晚,火树银花不夜天,欢声笑语舞翩翩。当璀璨夺目的烟花在天空绽放时,人们发出惊呼——天皇出现在皇宫门口。

这是程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近距离看到天皇。他心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感和自豪感。

第二天,程斌主动联系一木,对他说:我想明白了,我要回满洲。

一木说:不必着急。等令堂完全康复了也不迟。



深秋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时,程斌的讨伐队特别行动队组建完成。当第一场雪开始在天空纷纷扬扬,关东驻屯军讨伐队出动了。

抗联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劲敌。讨伐队白天四处搜捕,抗日游击队只能撤退以避免损失。当夜晚来临,日军停止了追击,好不容易喘口气的抗联,又被程斌带领的特别行动队穷追不舍。于是白天一木的鬼子兵追,夜晚程斌的汉奸队追,杨靖宇和游击队疲于奔命。

因为程斌曾经是杨靖宇最信任的部下,他熟悉杨靖宇的策略和习惯。再加上他对游击队密营了如指掌,所以可以准确判断杨靖宇撤退的方向和位置,往往出其不意,在半路上截击,导致抗联损失惨重。

密营,是抗联冬天能够在冰天雪地中生存的重要基地。平时密营储存了大量的粮食和药品弹药,游击队扎营时,能及时得到补充,大大提高了生存几率。可是遍布各地的密营程斌都知道具体位置,他带着特别行动队逐一破坏,掠走弹药烧毁粮食,让游击队陷入弹尽粮绝的窘迫之中。

杨靖宇屡战屡败,队伍越打越少。部下心灰意冷士气低落,很多人或投降日军,或开了小差。然而他依然坚持战斗,带领着最坚定的战士,在白山黑水之间,演绎着悲壮的爱国传奇。他至死都没有想到,背叛出卖他的人,竟然是程斌。

之后发生的事,不必再说了。

请尊重历史。真的不要矮化日本人,也不要想当然地认为鬼子都是蠢货笨蛋。历史虚无主义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抗战那么多年,也无法解释神州华夏汉奸何其多。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背叛祖国,心甘情愿去当汉奸。当我们看到那艰苦卓绝的年代,汉奸如过江之鲫,请仔细想想:这是为什么?

假如我们不能实事求是,研究历史寻找真相,当有一天战争再次来临(当然我希望永远不会发生),这片历经沧桑饱受劫难而又令人无比热爱的土地上,还会有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的汉奸出现,带给我深爱的民族更大的灾难。

告别最后一位受访者,我和马建安漫步在江边。时值隆冬,冰面被积雪覆盖,天地之间白茫茫。远处群山矗立,风在林间低鸣,呜呜咽咽,像一曲哀歌。

我们俩就这么站着,沉默着,无话可说。

良久,小马走到我身边说:真他妈操蛋。

我转过身,看着小马那张英俊而愁苦的脸。半晌才开口说话。

我说:是啊,真他妈操蛋。



04


我们到了长白山区,继续采访——这里已经是林区了。公路两边的树也就碗口粗。我有些纳闷;这不都深山老林吗?怎么树看起来没长几年,感觉不是原始森林。

辛实老师哈哈笑了;原始森林?你也太天真了。原始森林砍伐完,再种上树,叫次生林。次生林长大砍了再种上树,叫再生林。你现在看见的,就是再生林。

我恍然大悟,原来从爷爷砍到孙子了,难怪树那么小。

林场的名字我忘记了。这里唯一正经的工作就是砍树,运树,长年累月破坏着森林环境。这几年封山育林不让伐树了,整个林场一副衰败的样子。无论是建筑,车辆,还是路人的服饰,神态,看起来都透露着窘迫的意味。然而和工人们接触,言语之间,不仅流露出无奈和不服气,还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自我感觉良好。可能还是因为自己是工人阶级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比农民强老多了。

而且我对于采访林场那些前抗联战士兴趣越来越小。他们是退休多年的老职工,估计平时没什么人跟他们唠嗑,这话匣子,打开就关不住,那叫一个滔滔不绝。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说的瞎话比真话多。这就很耽误功夫了。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在夸大自己当年在抗联的作用。比如说,一提到杨靖宇,都说认识而且相当熟悉。我是知道杨将军的大致活动轨迹的,听他们一说时间和地点,就能判断出他们与杨靖宇的抗日活动没有交集,根本不可能认识。

还有啊,他们聊起来,自己都成了英雄了。在这些人的嘴里,那杀鬼子比杀鸡还容易,每个被采访者都杀了不老少鬼子,以一当十稀松平常。经常令我怀疑到底是采访呢,还是听评书呢。不过我也没办法反驳或者戳穿,只能听着。反正五十多年过去,鬼子被打跑了再也不会回来,死无对证。再说了,要是我说太狠了老人脸上挂不住,他们的儿子兴许就能揍我。



采访那几天,老是听到隆隆的爆炸声,冷不丁吓人一跳。这一天刚好看到一片旧房子在拆迁,房子推倒了,地基使用炸药在爆破。干活的工人说,这地方以前是小鬼子林场监工的住宅,修的特别结实,地基都是钢筋水泥建的,当时的标准就是房子用一百年不能有毛病。

他妈的小鬼子占俺们东北,还想住几辈子呢,想得美!工人说着,恨恨吐了一口痰。

林场采访没什么收获,大酒喝的挺有收获,除了第一天我们是自己在镇上小饭馆吃饭,剩下的不是当地干部请客,就是被采访老人硬拉扯着在家吃饭,而且基本顿顿饺子。

东北林场冬天包饺子,那叫一个豪迈。家里要包饺子就买头猪杀了,然后大葱白菜红萝卜,和几袋面粉开始可劲整。包好的饺子就端出去放屋外,一会儿就冻瓷实了。几乎每家院子都有一个小木屋,饺子就堆木屋里,要吃的时候,撮一簸箕回来煮就得了。整整一个冬天,饺子都保鲜,跟放冰箱冷冻室一样。

喝酒都是脱了鞋上炕,在小炕桌上喝。各种脚味儿混合在一起,有时候就感觉比较酸爽。酒是小卖铺买来的散白干,一块钱一斤。规格高就喝大泉眼,一块八一瓶,一晚上整好几瓶。

林场爷们酒量不咋滴,喝一会儿就歇菜了,梗着脖子说车轱辘话,歪一边打呼噜去了。林场嫂子厉害,老说大兄弟你看俺们家掌柜的没量,这丢人现眼的。来来来,嫂子不会喝,今儿豁出去陪你喝几盅。

 真人不露相,这不会喝的嫂子,往往就把我喝趴下了。嫂子们不仅酒量好,还抽烟。不是纸烟,是长长管子带铜烟锅的那种。吧唧吧唧抽起来烟雾缭绕。

小马惨了,他不抽烟不喝酒,而且不能吃饺子。因为他是穆斯林,猪肉绝对不能吃。所以林场的诸多家宴,小马能吃的东西不多。但是小马很敦厚,也很有耐心,随便填饱肚子后,就陪坐着看我们喝大酒吹牛逼。    

林场老人们还特别关心政治,喝着喝着就开始聊中南海里的事。不仅他们热爱政治,我发现辛实老师也特别热爱,经常喝着酒,他就和当地干部咬耳朵,说高层的人事变动,而且这里面有什么玄机,他都知道。要不怎么一脸神秘,手放嘴边凑对方脸上说悄悄话呢。

那时我根本不关心政治,总觉得国家大事有领导人操心,关我屁事。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的我还是太年轻。有道是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来关心你。

从林场回到梅河,李书记又召见了我们,他召集有关部门,开了一个大型座谈会,座谈会的内容已经忘了,只记得我和小马被拍了照片,上了当地报纸。



我们还住在梅河宾馆。一天,门口看停车场的大爷拦住我和小马:“采访抗日的就你们俩啊?”

我回答:“是的。”

“那东北军抗日算数不?”大爷问道。

我说:“当然也算数啦,只要是打鬼子,不管是什么身份,都是英雄。”

于是大爷给我讲了他小时候看到的事。当地有个东北军军官,叫王风阁。“9.18事变”后,他坚持抗日,带着一支队伍和鬼子打游击战。王风阁勇敢作战,而且足智多谋,搞得鬼子很头疼。

有一次,王风阁被鬼子追击,跑到了一座孤山上。这座山地势险要,鬼子攻不上来,王将军也下不去,双方就这样僵持不下。鬼子劝降,王将军当然不肯。于是鬼子把他的母亲和弟弟抓了带到山前,威胁说假如不投降,就杀死这娘儿俩。

王风阁一枪打死了弟弟,然后对日本人喊话说:“我打死亲兄弟,就是告诉你们,王风阁和日本人不共戴天!母亲是生我养我的人,我下不了手,你们要杀要剐随便。”

鬼子打死了他的母亲,又围困了很多天,却拿王风阁没辙,只能灰溜溜撤走。

大约一年后,鬼子抓住了王风阁,逼他投降。王风阁破口大骂,宁死不屈。鬼子恼羞成怒,威胁说要杀死他的老婆孩子。王风阁还是不投降。

 行刑那天,鬼子在王风阁面前挖了两个坑,然后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带过来,当着他的面杀死了他妻子。王风阁不为所动,鬼子又杀死了他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当时,很多民众被鬼子用枪逼着来观看行刑。现场哭声一片。王风阁眼看妻儿受戮,处变不惊大义凛然,慷慨就义。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看门大爷给我和小马讲这段历史时,泪流满面。“那年我七岁,我亲眼看见的!”

他说着,泣不成声。

满门忠烈啊。王风阁后来被国民政府追授中将军衔。1994年我去台湾策划合作拍戏,在台北忠烈祠查到了王风阁将军的有关记载。牌位上方有他的戎装照片,下方记述寥寥数言,却字字泣血。

面对英烈,我不由自主跪下了。为了这片黑土地,有多少人抛了头颅,撒了热血。真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啊。真希望今天的孩子,能知道这段历史,发愤图强,让吾土吾民再也不受欺凌。



回到西安后,根据采访的素材,也结合导演颜学恕的要求,我对剧本进行了修改。然而很多东西,我没有办法写进去。尽管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写出真实的历史,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如果那样的话,这部电影就别想拍了。我只能使出浑身解数,尽量把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装进去——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我们都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人。无论背负有多重,也要坚持跳下去。

又一个冬天来临。剧组出发到吉林,我没有去。一方面,我的工作完成了。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再去面对那些逝去的人,那些不能忘的事。

影片公映后,引起巨大反响。而且获得了华表奖和“五个一”工程奖。我成了一炮而红的幸运儿,在西影的年轻编剧中脱颖而出。

我也受到了官方的青睐和重视。几乎在每一个讨论总结文艺工作的公开场合,我都被点名表扬,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秦兄大会小会都说:“毅安同志写的《步入辉煌》,很辉煌!”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有关部门领导想拍马屁吧,请中宣部某领导看了电影《步入辉煌》,谁知领导看完,怒不可遏大发雷霆:“这拍的什么电影?什么导向?杨靖宇居然被日军追着打。为什么不拍杨靖宇十万抗联打日本?步入辉煌,一点都不辉煌!这样的电影,居然还获奖了?岂有此理!”

这下拍马屁拍痔疮上了。幸亏奖已经得了无法收回,不然等领导表了态,想要得奖,我看悬。

省里有关部门领导的态度,也180度大转弯。记得那年在宝鸡市召开全省促进文艺创作研讨会。秦副部长在讲话时侃侃而谈:“有些作品,导向问题很重要,呃,很重要。比如说电影《步入辉煌》,选取素材角度有些问题,表现手法过于自然主义,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步入辉煌,我看,一点都不辉煌!”

当时,我在台下前排就座。秦副部长抬头看见我,有些尴尬:“哈哈,毅安同志也在场,哈哈。有些创作问题,我们可以探讨嘛。”

我双手抱肘坐着,我明白秦部长的苦衷,他也是不得已。于是很诚恳地说:“秦部长,这没啥讨论的。你说辉煌,它就辉煌;你说不辉煌。它就不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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