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程成：非营利组织为何会走上理性化道路？

非营利部门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成主体为一系列自愿形成的、不进行利润分配的组织，涵盖了募捐（基金会等）、会员服务（合作社、工会、行会）、社会公益及服务（扶贫、养老机构）和地方自组织（社区、草根团体）等正式或非正式的（合法）领域。在过去几十年中，非营利和志愿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形成了所谓的“结社革命”，这一趋势被该领域的研究权威Salamon（1994）称为最出人意料的社会现象；带着罗曼蒂克式的乐观情绪，全球对此类组织的礼赞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

在不少拥趸眼里，作为健全社会的重要推动者，非营利部门发挥着四种功能：提供必需物品和服务、鼓励公民参与、强化公民信念以及培育社会企业家等。从理论上说，这一领域不仅是个体实现远离国家和家庭束缚的“自由”空间，也是尔虞我诈的商业社会中人们自我表达和扶持弱者的重要平台。

不过，一部分立足经验分析的研究者很快意识到，二战以来，各国非营利部门的成长事实上是建立在第一和第二部门的支持之上的（尤其是政府的资金扶持）。上述情况的一个直接结果是非营利部门呈现出向另外两个社会部门靠近的趋势：官僚化和市场化。前者突出表现为非营利组织在处理事务和对外交流方面渐趋正式和僵化，重视流程和程序的规范，以及成为政府完成特定政策目标的工具；后者则表现为注重产品推广、绩效考评以及模仿各类企业管理手段（如投入—成本计算）。上述两大进程意味着组织越来越像商业机构，非营利组织正逐步变得企业化（businesslike）或者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理性化一直是新制度主义（也称“新制度理论”）的重要研究课题，它构成了我们认识和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符码。有学者指出，非营利部门的理性化是现代文化及其代表性力量塑造的产物。他们强调，非营利组织的理性化、专业化和商业化/市场化是相互关联但又有所不同的概念：

●理性化涉及组织结构和运作的标准化和系统化，如通过规章制度而确立的正式化；

●专业化（也可译为“职业化”）是指组织使用专职人员来维持日常运作和任务执行；

●商业化/市场化涉及组织参与市场竞争，使用各类市场活动（如交易等）方式来获取资源。

研究者们观察到，非营利组织正在被引向强调正式管理层级、重视效能和注重标准化的道路，非营利部门特有的价值表达和公益倡导功能正被“边缘化”。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在报告中指出，新型的非营利组织更加注重企业家精神和营利活动，其核心是要招聘更多的专职人员以促进就业或获得更大的公共服务市场份额，这使得公益和志愿组织的会员越来越隔绝于组织。

时至今日，上述情况不仅没有改变，还以非常迅猛的方式席卷全球非营利部门。随着不同社会部门间的相互融合，在政府购买服务、跨部门战略联盟等实践的推动下，为了从政府、基金会、企业等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充足资源以应对日趋激烈的竞争，非营利组织越来越向工具化和专门化方面发展，不少传统的公益和志愿组织正逐步向商业和企业组织的特征靠拢。特别地，整合了公益逻辑和商业逻辑的社会企业等“混合组织”概念的兴起，导致保持“业余主义”（Amateurism）逻辑的非营利组织面临的处境日益恶化。

在上述过程中，强调市场和企业的运作理念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佳工具和方案的管理主义逻辑的驱动力量尤为关键。在“全球社会”（World Society）的大背景下，作为全球范围内各类标准化模式的接受者，中国非营利组织在发展自身时，往往会将西方现阶段流行的发展模式和实践标准作为“标杆”来借鉴和模仿，并且不加辨别地予以实施，这可能会导致本身发展就“先天不足”的中国非营利组织在成长过程中出现“后天失调”，使得公益和志愿组织本该发挥的积极作用为理性化的规则和程序的“形式主义”所吞没。例如，现有研究表明，非营利组织的理性化（具体表现为采纳企业式的组织架构和运作规则），一方面起到了确保组织资金有效供应或者提高组织效能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组织面临“使命转移”等问题。

更重要的是，理性化或专业化取向与非营利组织志愿使命间的深层次紧张关系，不仅会在微观层次导致组织内在认同一致性的破坏，而且有可能在宏观层面导致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问题和合法性危机，使得非营利组织的长远发展更加难以为继，Skocpol（1998）曾提出所谓的“没有社员的社团”，就是重要例子。

可见，全球范围内非营利组织在过去几十年里的急速扩张，导致传统意义上具有志愿精神但充斥着自由散漫气息的非营利部门，逐步变成了一个强调正式规章制度、重视正规管理流程的领域，即整体趋向理性化。新制度主义学者强调，非营利部门的理性化突出表现为理论理性，借助科学理论论证，对非营利组织的基本目标（实质理性）进行重构和替代，并据此将非营利组织建构为“手段—目的”明确的以形式理性为主导的机构。

参考以往文献，我们将非营利组织理性化定义为：将正式角色和规则整合在一起，从而将非营利组织建构为具有清晰认同的“行动者”的一系列过程和状况。具体来说， 理性化意味着组织人员设置的“专门化”、结构安排的“科学化”和实践模式的“规范化”，在本质上体现为“正式化”，也即Meyer和Rowan（1977）曾论及的“正式组织结构”的具体表现。

全球性的同构压力的存在促使研究者重视这些“正式结构”的存在状况。现有研究已在宏观（世界体系或社会）和中观（场域）层次考察了理性化兴起的关键性要素及其机制，也有一些研究从微观层次（非营利组织自身因素）进行了考察，但上述研究就整体而言忽视了跨层次分析的重要性，也忽略了各类内外部要素之于理性化进程的制约和促进作用。更为重要的，这些研究与新制度主义晚近的理论演进并未形成对话，这导致其徘徊在主流理论的边缘。

综上可知，从理论上论述理性化的基本内涵，并探究其与管理主义逻辑及其他社会力量和因素间的关联，对中国非营利组织研究而言十分重要。本书将在系统论述理性化研究与新制度理论文献主线的基础上，结合制度逻辑视角与“制度与网络”思路，构建一个关于中国非营利组织理性化的分析框架，从而较为全面地阐释管理主义逻辑对组织理性化的影响。进一步地，在新的文化情境下考察理性化，不仅有助于对以往研究结论的普适性进行检验，而且其本身也构成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性工作。具体来说，本书的核心内容是要回答：

●问题1：中国非营利组织在多大程度上采纳了理性化理念和模式？

●问题2：非营利组织理性化与其领导人企业经历以及组织外部商业联系间存在着何种关联？

●问题3：从制度逻辑视角看，上述关联的具体作用边界是什么？

●总问题：文化或制度性力量（管理主义逻辑）在中国非营利组织理性化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围绕以上研究问题，研究者实施了四个实证子研究。首先，借助探索性案例分析，比较了非营利组织采取不同理性化措施的制度性成因；其次，利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探讨了制度因素与其他因素间的条件组合对非营利组织理性化的影响；第三，采用访谈和调研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对前两部分的发现作了整体意义的检验；最后，通过验证性案例研究，从动态演进的角度分析了非营利组织在不同阶段的理性化特征。

研究结果显示：（1）非营利组织领导者从业经历与组织运作模式有着显著关联，扮演了跨越社会部门边界的制度行动者，在组织发展过程中促成其理性化，即领导人在企业或专业组织的工作经历，是组织理性化的重要根源（“铭刻机制”）；（2）非营利组织往往能在交流中从企业处获取各类知识、信息和技能，并在互动中向习得“最佳管理实践”，这会促进组织运作的理性化，进一步地，组织（管理者）外部商业网络构成了各类管理话语、思想和实践进入组织的潜在渠道（“合法性机制”）；（3）作为管理主义逻辑的承载者，领导人因其企业背景，会从两个角度推进组织理性化：一是直接促成组织理念和战略的理性化，二是推动或强化组织（特别是管理层）与市场主体的联系，从而促成趋同的规范性压力，特别地，这两个机制在现实中存在着前后关系；（4）促成理性化的制度载体（因素）并不仅仅是外生给定的，而是能够在非营利组织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内生地演化出来的。

这表明，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理性化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理解为是全球系统内管理主义逻辑扩散的组成部分，是全球范围内文化理性化的一个折射；不过，即便作为全球规则接受者，中国非营利部门仍然有着自身独有的表现和特征。中国非营利组织采取理性化措施并非提高自身效率或者应对竞争的产物，而是私营部门和非营利部门间的互动情境（人员流动与相互沟通）所塑造的组织领导者文化信念使然。

上述发现的政策启示是：

（1）政策制定者要重视对新兴理性化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及时在法律或规范层面确认和规范，促进非营利组织的专业化和正规化发展。一般认为，在法律条款相对规范的环境中，如果组织使命相对明确和直接，非营利组织的确可以通过理性化和商业化，发挥更大的社会功能（Weisbrod，1991），无论是对非营利组织、还是整个社会而言，运用得当的商业化和理性化策略有助于非营利组织扩大资源来源，并发挥出合宜的社会功能。但就目前看，社会企业、公益众筹、商业化和专业化等相关的时髦术语此起彼伏，却缺乏必要的评判标准和准绳。因此，对政策制定者、研究者以及实践人士而言，一方面要理顺国内外制度标杆、模板的潜在意义和局限，并引导其制定出更为实质和长远的组织发展策略，从而确保各个组织得以在理性化战略上有所选择；另一方面则必须要以开放的心态和善意的政策所示来引导新兴理性化机构社会创新方面的积极功能，即充分认识到理性化趋势的不可避免。

（2）要加大对（特别是新兴的）志愿性和公益性组织的支持，而非过分强调组织的正式性。由于众多非营利组织管理理论兴起并占据社会舆论的主导权，正式、专业和能力等理性话语正在成为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基本共识。在这个时候，社会大众参与公益和志愿的可能性将会极度下降，业余性质的志愿者越来越被边缘化（Skocpol，1999），可见，专业和商业型非营利组织与机构出现后，志愿和业余个体面临逐步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政策制定者要在实践和立法层面充分警惕上述风险，避免某些目标模糊的非营利机构因为理性化而产生丧失公共性的现象，重视培育那些可以塑造公共美德和公益慈善品质的组织。

最后，本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项目“商业导向视角下领导人代际变更与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71804046）资助，在此特别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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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宋程成，浙江大学管理学博士，芝加哥大学访问学生。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经管学部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中国非营利评论》编委。

主要研究领域为非营利组织的跨部门协同、社会经济与社会创业。读博和工作期间，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和Nonprofit Management & Leadership 等领域内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相关研究成果旨在阐释和论述中国非营利部门的转型历程和方向。其中，与导师合作的代表作《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问题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曾入选国内非营利组织研究领域引用最多10篇论文；2019年最新发表的论文“The Advancing of Management”: Cross-sector Agents and Rationalization of Nonprofits in Eastern China（Nonprofit Management & Leadership 2019第4期）, 首次向英文世界介绍了中国非营利组织理性化的基本情况以及形成机理。

《理性化之路》

宋程成 著

ISBN：978-7-301-30931-5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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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营利组织为何越来越像商业机构

其战略选择、运作模式如何变化、调整 」

本书依据新制度主义理论，结合一线调研数据、非营利组织领导人及工作人员访谈材料，对非营利组织完善组织结构和改进运作实践提出了建议，包括目标选择、环境策略、人事安排等。

文章首发于： 弎公理

图片：Akhila Katuri｜编辑：邱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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