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 | 公益创投对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影响研究

公益创投对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影响研究

文献来源：刘志阳，李斌，赵陈芳. 公益创投对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影响研究[J]. 东南学术,2020(3): 143-153. 后台发送“2020050202”，即可下载本文。

摘要：

使命偏离是社会企业成长过程中重要的管理命题之一，现有研究忽视了公益创投这一重要因素的潜在 影响。利用2017年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企业调查数据,对公益创投影响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引入公益创投的社会企业更不可能发生使命偏离，这一结果本质上是由公益创投的定制化投资、管理支持和影响力测量等导致的；公益创投是通过降低社会创业者的逐利倾向和增加社会企业治理完备性来抑制使命偏离。未来应着力健全公益创投抑制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运行机制，出台促进公益创投发展的相关法律和产业政策，以此有效推动社会企业健康发展。

▋ 一、引言

社会企业被认为是消除贫困、促进社会转型和包容性增长的有力工具。但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和财务目标存在潜在的竞争性，社会企业对财务目标的过度关注可能会威胁到他们对完成社会使命的承诺,导致这些组织发生使命漂移，即放弃社会目标,转而关注寻求利润的活动。使命漂移一旦发生，可能导致内部紧张局势以及缺乏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最终危及社会企业的生存。已有社会企业使命漂移原因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企业内部对利润的追求导致了使命漂移的发生。社会企业对利润的过分追求会导致其将注意力转移到商业活动中去,从而忽视社会目标。例如，社会企业可能会将目标逐渐转向付费客户，忽视缺乏资源和支付能力的受益人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企业就很难继续保持其混合性质，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企业会转向商业形式并远离其社会使命；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冲突导致了使命漂移的发生，社会企业面临着两类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当关注财务目标而非社会目标的利益相关者占据主导时，社会企业就可能发生使命漂移。社会企业在通过商业手段来实现社会使命的过程中必然要同时吸纳这两方面的利益相关者，从而会引发内部的目标冲突，在利益相关者冲突下，许多社会企业难以维持社会使命。

对于如何防止使命漂移，已有研究指出社会企业可以通过组织设计、人力资源管理以及会计工具等战略和管理工具，在提高效率和竞争力的同时保持社会使命。已有研究很少关注公益创投这一社会企业主要融资来源对防止使命漂移的重要影响。公益创投借鉴风险投资方式对社会企业进行投资和管理，与风险投资相比，公益创投有着更高的参与性。公益创投的进入必然会影响社会企业的目标和注意力分配。使命偏离是社会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绩效突出但社会效益并不理想的状况,从治理角度看，若使命偏离能及时被发现并进行适度调整,则可能避免使命漂移的发生。

为深化对社会企业使命漂移的理解，本研究从公益创投进入视角，采用2017年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企业专项调查数据，考察公益创投进入对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影响。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公益创投进入是否能抑制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发生？逐利倾向和治理完备性是否对公益创投进入与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关系起到中介效应，即公益创投进入是否通过降低社会创业者逐利倾向和提高社会企业治理完备性来抑制社会企业使命偏离？

▋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公益创投进入与社会企业使命偏离

研究公益创投进入与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影响,首先要理解公益创投的本质特征。公益创投和公益慈善、商业创投紧密相关，形成了自身的特性。Letts等首次从传统公益中区分出公益创投,并且提出了公益创投相比于传统公益的五个特征：即公益创投需考虑投资风险性，应具有明确的业绩目标和评价方式，与被投资者建立更加长期和深度的伙伴关系，能帮助被投 资者获取持续投资，具有明确的退出战略。本文参照Hehenberger等的研究，从定制化投资、管理支持和社会影响力测量与管理三个角度分析公益创投进入对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影响。

首先，公益创投的投资机制选择主要是建立在被投资者的有效需求之上，具有定制化投资特色，商业创投主要是建立在投资者的偏好之上的。已有研究指出商业资本的进入可能会为社会企业带来使命偏离风险，因为商业投资者的投资是以获取投资收益为首要目标的，这会导致社会企业面临支付商业债务或商业资本投资回报的压力，从而将注意力更多的转移到追求经济利润活动上去，其社会使命很可能被忽视。公益创投的投资目标是帮助社会企业扩大社会影响力，实现社会使命。因而，公益创投进入社会企业,在缓解社会企业资金约束的同时并不会给其带来很大的盈余压力，能够保证社会企业将自身注意力集中于社会目标实现上，从而 防止发生使命偏离。

其次，与传统商业创投一样，公益创投能够为社会企业提供战略咨询、公司治理、财务预算、运营管理和网络构建等一系列管理支持，公益创投与被投资的社会企业之间往往会建立起一种管家关系,而这种管家角色会促使他们参与到被投资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去，并会在必要的时候实施矫正措施。因而，当社会企业产生使命偏离风险时，公益创投者往往能够进行干预并矫正，从而避免使命偏离的发生。

最后,公益创投对社会影响力的测量和管理能够监督和约束社会企业行为。公益创投者往往把解决的社会问题大小、范围以及影响到的人群规模作为测量社会企业社会影响力的标准。并且公益创投者高度重视测量结果，要求被投资的社会企业对达成一致的结果负责，并将社会影响力测量结果看作是衡量和评估双方关系的核心。社会企业发生使命偏离必然导致社会影响力难以实现，如果公益创投机构认为社会企业没有提供社会价值，他们可以撤销财务支持，公益创投退出的威胁也会抑制社会企业发生使命偏离。此外，使命偏离也会损害社会企业声誉，危及社会企业的未来融资。

综上，提出假设1：获得公益创投的社会企业更不可能发生使命偏离。

（二）公益创投进入影响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机制

社会企业的决策者需要将其注意力同时分配在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上。当决策者将主要注意力分配在经济目标上时,社会企业使命偏离就发生了。因此,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本质是社会企业内部注意力分配的偏离。

根据Ocasio的观点,组织注意力具有三个原则。第一，注意力焦点原则，决策者会在任何对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选择性处理，这种重点关注促进了对所关注问题和解决方案的认知与行动，同时也抑制了对不关注的问题的投入。第二，注意力情境原则，表明决策者关注什么、做什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特定情境，这种情境注意力直接塑造了决策者行为，决策者会根据情况改变他们的注意力，而注意力和行为的一致性更多依赖于情境特征，而非个体特征。第三，注意力的结构分布原则,决策者对其所处特定情境的认识以及应对策略取决于企业的规则、资源和社会关系等结构性因素。如何在特定活动、沟通和程序中对问题、解决方案和决策者的注意力进行分布或配置，体现的是组织结构和个体认知相互作用对注意力 的塑造效果。

因此，根据组织注意力的原则，本研究提出公益创投进入影响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两个机制：逐利倾向和治理完备性。首先，根据注意力焦点原则，公益创投的进入会改变社会企业决策者的关注焦点，降低了其对盈利活动的关注。其次,根据注意力的结构分布原则，公益创投的进入会影响社会企业的治理结构，通过帮助社会企业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来对决策者注意力的分配进行约束和塑造。

1. 逐利倾向的中介效应

组织注意力受到决策者个体认知的影响，这种认知来自于个人特征、价值观和动机等因素。已有研究认为组织管理者的价值观均介于由两极为利己主义(self-interested)和利他主义(other - regarding)所组成的连续体之中。利己主义价值观反映了对获取财富、权力和成就的渴望；而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则关注于为社会或他人带来最大利益。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视角，本研究认为社会创业者的逐利倾向作为一种利己主义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会通过注意力聚焦原则影响组织对经济利益的关注,从而导致社会企业发生使命偏离。社会创业者的逐利倾向越强烈，说明其对财务收入越看重，从经营社会企业中获得经济利益的期望越高。公益创投进入能够有效降低社会创业者的逐利倾向，这主要体现在公益创投对社会创业者的监管和约束方面。一方面与传统风险投资一样，公益创投机构也会对被投资社会企业进行监管和约束，以保证投资收益的获取。另一方面，公益创投者具有明确的社会使命和社会影响力评价要求，公益创投的进入也会强化社会企业决策者对社会目标的认知。因此，公益创投的进入会降低社会创业者的逐利倾向，促使社会创业者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在社会使命实现上，从而抑制了社会企业发生使命偏离。

综上，提出假设2：公益创投通过降低逐利倾向来防止社会企业发生使命偏离。

2.治理完备性的中介效应

社会企业治理是维护社会使命，抑制使命偏离的重要方法。社会企业可以通过治理结构设计来改变其社会目标实现与财务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Wry&Zhao也指出组织的正规化有助于降低社会企业社会使命与经济目标的冲突。

治理完备性对抑制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提高治理完备性有助于解决社会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企业倾向通过完善其治理机制以控制代理方的自主性，社会企业管理者很容易优先考虑商业指标，而忽视社会使命。二是提高治理完备性有助于平衡多重利益相关者目标。为了让管理者在多重利益相关者环境 中承担责任并避免使命偏离，治理的一项关键任务就是对多样化且有时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 适当的协调和优先排序。在完善的组织治理结构下,社会企业能够通过组织机构的约束、配合 和协调来实现多重利益相关者目标的平衡。

资金来源是任何公司或机构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之一，资金来源对公司资本结构的贡献越大，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控制就越大。Maretich和Emerson指出，由于投资者在董事会占有席位，因此选择正确的投资者是社会企业在成长阶段保持其使命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公益创投作为社会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在解决社会企业外部融资问题的同时，与传统商业创投一样，也会为社会企业提供公司治理等投后增值服务。因此，公益创投的进入也必然对完善社会企业的治理结构具有重要作用。

综上，提出假设3：公益创投通过提高治理结构完备性来防止社会企业发生使命偏离。

▋ 三、数据和研究方法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7年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企业专项调查。对于调查样本范围的确定，遵循前人的研究，采取较为广泛的定义方法，将社会企业定义为运用商业化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通过问卷中的两个标准：机构章程或制度文件中有明确的社会使命以及商业化运作的内容，对参加调研的组织是否属于社会企业进行了严格筛选，但不限制组织的法律注册形式。问卷调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同时采取线上线下发放问卷的形式，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渠道进行发放和收集：一是通过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向团中央公益创投大赛/志愿项目大赛的参赛者负责人发放调查问卷；二是联合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国内首家民间社会企业认证执行机构），对通过其社会企业认证的组织进行调查；三是通过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举办的“全国社会创业家评选”活动，向参与的社会创业者发放调查问卷。整个调查共发放了 350份问卷，回收28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45份。进一步根据研究设计, 剔除缺失变量样本以及2017年首次获得公益创投的样本后，最终研究的样本包含了212家社会企业，样本分布情况见表1。

（二）变量定义

所涉及的变量定义和设计见表2所示。

1.因变量：使命偏离，将经济绩效高于调研样本中位数水平而社会绩效低于调研样本中位数水平的企业定义为发生了使命偏离的企业，即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是一个二值变量。对于社会绩效的测量,采取将生活环境改善、家庭地位提高、社区地位提高和自信心提高这四个0~1变量加总的方法来测量。对于经济绩效的测量，使用5级李克特量表测量销售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和市场份额增长率。

2.自变量：公益创投进入，社会企业获得过公益创投投资，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考虑到公益创投进入社会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剔除了那些在2017年首次获得公益创投的样本。

3.中介变量：（1）逐利倾向。逐利倾向表明了社会创业者对财务回报的渴望程度，因此选择将社会创业者的分红意愿作为逐利倾向的代理变量。根据问题“贵机构在实际运营中如有利润，您觉得将多少比例利润用于分红会比较合适?”，将答案不应该分红赋值为0，分红比例为10%以下、35%以下、50%以下、65%以下分别赋值为1~4，分红比例不限制赋值为5。（2） 治理完备性，用社会企业内股东会、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顾问委员会等机构的设立情况来 测量治理完备性。按照设立机构的数量赋值1 组织机构设立的越多，表明治理越完备。

4.控制变量：现有研究发现，社会创业者和社会企业的其他一些特征也会影响社会企业的使命偏离。因此，我们控制了社会创业者和社会企业特征，社会创业者特征包括创业者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从业经历,其中，社会创业者的从业经历划分为社会部门0社会组织、基金会、事业单位等）从业经历和商业部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从业经历。因此，我们控制了 社会创业者和社会企业特征，若社会创业者具有商业部门从业经历，赋值为1，否则为0。在社会企业层面上，控制了企业年限、规模和类型，其中，企业规模用员工数来测量，企业类型则分为分离型社会企业和整合型社会企业，根据企业的受益对象与产品或服务的顾客是否一致来 划分，一致为整合型社会企业，赋值为1，不一致为分离型社会企业，赋值为0。

（三）分析方法与模型

由于因变量使命偏离是二值变量，采用Probit回归方法来检验公益创投进入对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影响。对于治理完备性、逐利倾向中介效应的检验，借鉴温忠麟提出的检验程序进行检验。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Pearson相关系数见表3和表4所示:在所有212家样本社会企业中，发生使命偏离的企业占样本总数的26.4%，有公益创投进入的社会企业比例达到 24.5% ；社会企业平均注册年限在3年左右，规模偏小，企业员工规模平均在10-30左右。社会创业者以男性居多，占到了60..8%，平均年龄处于40岁左右;有57.5%的社会创业者具有商业部门从业经历，社会创业者教育程度多为大学。

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来看，公益创投进入与社会企业使命偏离显著负相关，中介变量治理完备性也与社会企业使命偏离显著负相关，中介变量逐利倾向则与社会企业使命偏离显著正相关。公益创投进入与社会企业治理完备性显著正相关，与社会企业逐利倾向显著负相关。

（二）回归结果分析

1.公益创投进入对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影响

为了检验假设，我们以社会企业使命偏离Mdeviation为因变量，首先控制了社会创业者和社会企业特征变量,回归结果见表5模型1。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创业者性别与社会企业使命偏离有显著正向关系（P < 0. 1）,说明相比于女性，男性社会创业者的社会企业更可能发生使命偏离。社会创业者从业经历与社会企业使命偏离具有显著负向关系0P<0.1）,说明具有商业部门从业经历的社会创业者所创办的社会企业发生使命偏离的可能性要更低，这可能是因为具有商业部门从业经历的社会创业者能够更好地通过商业模式设计等手段来平衡经济和社会目标。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公益创投进入的变量，结果显示，公益创投进入与社会企业使命偏离显著负相关(P <0. 05),因此，假设1得到了支持。

2. 逐利倾向对公益创投进入与社会企业使命偏离间关系的中介作用

从表5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知，公益创投进入对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示可以继续进入第二步检验。从表5模型3.1可以得知，公益创投进入对中介变量逐利倾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p<0.05)。从模型4中可以看出，逐利倾向对社会企业使命偏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0.01),说明公益创投进入对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影响有部分是通过降低逐利倾向来实现的。同时模型4显示，公益创投进入与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回归系数显著, 说明逐利倾向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a = ( -0.588 x0. 145)/ (-0.465 -0.588 x0. 145) =15.49%。因此，假设 2 得到了支持。

3. 治理完备性对公益创投进入与社会企业使命偏离间关系的中介作用

从表5模型3. 2可以得知，公益创投进入对中介变量治理完备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P<0. 01)"从模型5中可以看出，治理完备性对社会企业使命偏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p<0. 05)，说明公益创投进入对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影响有部分是通过提高治理完备性来实现的。同时模型5所示，公益创投进入与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治理完备性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a =(0.566 x(-0.157))/( -0.484 + 0.566 x(-0.157)) =15.28%。因此，假设 3 得到了支持。

▋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2017年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企业专项调查，研究了公益创投进入对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影响，并探讨了社会企业逐利倾向和治理完备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公益创投进入能够抑制社会企业使命偏离。作为一种兼具慈善捐赠与风险投资特征的新型资本形态，公益创投的定制化投资、组织支持和影响力评估与管理等特征，决定了其能够促使社会企业更多地关注社会目标而不发生偏离。(2)公益创投进入通过降低社会创业者逐利倾向来抑制使命偏离。公益创投进入能够对社会创业者起到监督和约束作用，公益创投的外部力量干预也增强了社会创业者的社会使命认知，从而降低了逐利倾向。(3)公益创投进入通过提高组织治理完备性来抑制使命偏离。公益创投作为社会企业的一种重要资本来源，会深入参与到社会企业的治理中去，并通过完善社会企业的治理结构来解决委托代理冲突和多重利益相关者冲突问题，从而保持社会企业使命不发生偏离。

使命偏离是社会企业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公益创投对于抑制社会企业使命偏离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未来应该通过完善配套政策法规和运行机制等措施提升公益创投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更有效推动社会企业的健康发展。具体而言，首先，政府可考虑出台税收、利率、人才等公益创投产业促进政策，鼓励部分已有慈善基金、创投基金转型为公益创投；其次，公益创投机构要努力完善自身运行机制，建立更加专业化的“筹资、投资、管理和退出机制”，为社会企业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约束机制、管理服务和能力支持”；最后，要推动建立完善的公益创投生态体系，探索建立从社会天使、公益创投到影响力投资的完整公益创投生态，促进公益资本市场发展。推动设立社会天使或集合社会天使基金，支持设立公益创投“母基金”，仿照创业板与科创板形式，在有条件的资本市场探索设立社会企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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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文研究成果：

[2]刘志阳,李斌,赵陈芳. 公益创投对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影响研究[J]. 东南学术, 2020(03)

[3]刘志阳,邱振宇,王思婧.社会创业的经济学分析和转型比较——基于乡村振兴的实践[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03)   

[6]刘志阳,徐祖辉,何晓斌.中国企业家佛教信仰、组织学习和新创企业绩效[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41(06) 

[10]陈和午,李斌,刘志阳.农户创业、村庄社会地位与农户幸福感——基于中国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8(10):57-65.

[14]刘志阳,庄欣荷.社会创业定量研究:文献述评与研究框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8,30(02)  

[15]谢家平,刘鲁浩,梁玲,刘志阳.经济与社会双重目标约束下农业社会企业的决策机制及实现路径——注意力基础观的视角[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7,29(06)   

[16]刘志阳,李斌.乡村振兴视野下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模式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2) 

[20]刘志阳,邱舒敏.公益创业投资的发展与运行:欧洲实践及中国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02)

编辑：丁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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